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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解放的日子·口述丨钱李仁: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

2014-5-25 10:52:38

来源:东方网 选稿:宋晓东

  钱李仁,1924年生,浙江嘉兴人。1939年12月在省立上海中学求学时参加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任上海中学党支部委员,1942年秋任党支部书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委书记、中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学联党组书记、上海市学委委员、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成员兼市学联党组书记。

    专题:记忆1949——纪念上海解放65周年

    口述:钱李仁 采访:曹力奋 方宁 整理:方宁

  上海解放前,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根据活动范围和性质,可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时段,1939年到1947年,从我在上海中学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学协,继而入党,做本校支部的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到后来进入学委所属的中学区委,通过联系中学党支部抓基层工作。第二时段,1947年至1948年,我调去上海学联党组,主要任务是根据全市学运的内外形势和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把党在当时对学生的号召和提出的行动口号,化为学生群众组织自己的号召和口号,并在一些重大的全市性的学运行动时起到直接的组织和指挥作用。第三时段,1948年至1949年,作为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围绕党对上海人民为迎接解放所提出的行动口号,向全市人民进行号召和动员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形成国统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并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

  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47年11月,我调到上海市学联党组任书记。这段时期,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从大局出发,联系实际来开展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抗议英军九龙暴行活动,另一件是“反美扶日”运动。

  1947年底,港英当局为扩建九龙机场,扩张侵略势力,要拆除九龙城中国居民的住房。中国居民要求国民党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特派员进行交涉。该办事处奉行国民党政府的奴才外交政策,对中国居民一再搪塞敷衍。港英当局遂于1948年1月5日,用暴力拆毁了机场周围中国居民的住房,造成流血事件,并使2000名居民无家可归。事件发生后,九龙同胞向国内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国民党政府为了掩饰自己的卖国投降的真相,并妄图转移国内人民反蒋反美的视线,装扮出一副爱国姿态,假惺惺地提出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策划一场“反英护权勘乱”大游行。针对这个动向,学联党组经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批准,决定利用“反英”的合法性,把抗议英军九龙暴行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到我们手中,充分发动群众,在运动过程中揭露国民党假反帝、真欺骗的阴谋,把斗争锋芒指向美蒋反动派。上海各学校积极响应,1948年1月17日,组织了25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到外滩英国领事馆进行示威,向英国领事递交抗议书后,进行爱国大游行;并抓住守卫英领事馆的国民党政府警员一度扣留我向英方提抗议的学生代表这一事件,及时传遍游行队伍,喊出了反对卖国外交、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等口号,达到了利用国民党的“反英护权”口号,开展群众斗争,把重点转移到反美反蒋的预期目标,取得了成功。

  1948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简称“反美扶日”)的大游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5日凌晨就以大批军警、马队、便衣特务包围了交大、复旦、同济、中华工商等主力院校,严密封锁校门与周围街道,禁止学生出入。他们对其他大、中学校学生,虽然也竭力阻挠,但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严密封锁手段,于是,仍有一大批大专学校和中学大约5000名学生冲破封锁阻挠、到达南京路外滩集合。他们面向包围着的军警,高唱“反美扶日”歌曲,散发传单。相持到下午3时,又开来大批军警马队,用插入分割的办法,把学生队伍分割成十几个人一堆的许多小块,准备实施强行解散,并开始个别殴打和抓捕学生。根据现场形势,在现场指挥的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同志决定,不和敌人硬拼,而是让学生分散离开外滩后,再自动集合到南京路上。这样,我们在南京路上又重新形成一支约500人的队伍,游行至西藏路大上海大戏院前举行集会。会后,有部分学生继续游行至静安寺后才分头安全返校。虽然游行队伍的规模已大为缩小,但还是把“反美扶日”的大旗飘扬在南京路上而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敌人的镇压手段扑空,避免了硬拼而可能带给学生的伤害。

  人民宣传队迎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上海地下党为广泛发动全市工人、学生、教师和广大市民,配合和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成立由上海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将工协、职协、学联、教协、文协等的党组都划给它领导。张本同志为书记,成员有唐守愚、沈涵和我,我同时还兼任学联党组书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约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参加的人民宣传队。

  人民保安队由沈涵同志负责,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活动,保护重要工厂、学校和机关,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并在解放军进城后为他们带路、做向导。维护了城市秩序,保全了人民生命财产,全市水、电、煤气供应正常,电话畅通,交通迅速恢复,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人民宣传队由我负责。主要工作是及时将党的各种号召、主张以及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等,向全市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并出版地下的《上海人民》报,印刷大量反对假和平、实现真和平的《八项条件》、《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宣传品,广为散发、张贴。同时还大量印刷《告上海人民书》、《告军警书》、《告国民党各机关及保甲人员书》、《致地方人士函》等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材料,并通过学联、工协、职协、教协等组织的发行网,广为寄发、张贴。我们还组织专人收集资料,收听新华社和国外电台的广播,收集中外文报刊上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编写成针对不同对象的宣传材料,并排印、发行,向人民群众广为宣传。这项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冒着极大的风险,我们有两位同志就在发行的过程中被抓并在解放前夕牺牲了。

  为了统一标记,我们大量印制了人民宣传队的袖章,并用大包装分发到各区,各个区再将它裁成小块分发给各宣传队员。人民宣传队总部还组织一些版画家和擅长绘画的学生绘制木刻画传单《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到、老百姓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人民宣传队队员也赶制了许多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的横幅、红旗、红花等,以便上海解放时及时张贴、悬挂。临近解放,文化战线各界也组织起宣传队,各工厂、学校排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和秧歌舞等,一解放就上街宣传演出。

  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的时候,人民宣传队员就把印制好的大幅标语和传单贴满了上海街头,并在市中心跑马厅(现上海人民广场)的钟楼上,升起了用整匹红绸制成的巨幅红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各一幅,在上海市区解放的同时就分别在大世界和新世界高高挂起。对全市人民起到了鼓舞、号召的作用。解放军进城后,人民宣传队员们开始公开活动,主动走上街头向上海市民进行宣传,还有的抬着早先秘密绘制的毛泽东巨幅画像,高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慰问、欢迎人民解放军,并配合解放军进城时维护社会秩序,欢庆上海解放。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人民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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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解放的日子·口述丨钱李仁: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

2014年5月25日 10:52 来源:东方网

  钱李仁,1924年生,浙江嘉兴人。1939年12月在省立上海中学求学时参加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任上海中学党支部委员,1942年秋任党支部书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委书记、中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学联党组书记、上海市学委委员、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成员兼市学联党组书记。

    专题:记忆1949——纪念上海解放65周年

    口述:钱李仁 采访:曹力奋 方宁 整理:方宁

  上海解放前,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根据活动范围和性质,可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时段,1939年到1947年,从我在上海中学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学协,继而入党,做本校支部的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到后来进入学委所属的中学区委,通过联系中学党支部抓基层工作。第二时段,1947年至1948年,我调去上海学联党组,主要任务是根据全市学运的内外形势和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把党在当时对学生的号召和提出的行动口号,化为学生群众组织自己的号召和口号,并在一些重大的全市性的学运行动时起到直接的组织和指挥作用。第三时段,1948年至1949年,作为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围绕党对上海人民为迎接解放所提出的行动口号,向全市人民进行号召和动员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形成国统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并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

  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47年11月,我调到上海市学联党组任书记。这段时期,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从大局出发,联系实际来开展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抗议英军九龙暴行活动,另一件是“反美扶日”运动。

  1947年底,港英当局为扩建九龙机场,扩张侵略势力,要拆除九龙城中国居民的住房。中国居民要求国民党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特派员进行交涉。该办事处奉行国民党政府的奴才外交政策,对中国居民一再搪塞敷衍。港英当局遂于1948年1月5日,用暴力拆毁了机场周围中国居民的住房,造成流血事件,并使2000名居民无家可归。事件发生后,九龙同胞向国内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国民党政府为了掩饰自己的卖国投降的真相,并妄图转移国内人民反蒋反美的视线,装扮出一副爱国姿态,假惺惺地提出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策划一场“反英护权勘乱”大游行。针对这个动向,学联党组经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批准,决定利用“反英”的合法性,把抗议英军九龙暴行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到我们手中,充分发动群众,在运动过程中揭露国民党假反帝、真欺骗的阴谋,把斗争锋芒指向美蒋反动派。上海各学校积极响应,1948年1月17日,组织了25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到外滩英国领事馆进行示威,向英国领事递交抗议书后,进行爱国大游行;并抓住守卫英领事馆的国民党政府警员一度扣留我向英方提抗议的学生代表这一事件,及时传遍游行队伍,喊出了反对卖国外交、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等口号,达到了利用国民党的“反英护权”口号,开展群众斗争,把重点转移到反美反蒋的预期目标,取得了成功。

  1948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简称“反美扶日”)的大游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5日凌晨就以大批军警、马队、便衣特务包围了交大、复旦、同济、中华工商等主力院校,严密封锁校门与周围街道,禁止学生出入。他们对其他大、中学校学生,虽然也竭力阻挠,但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严密封锁手段,于是,仍有一大批大专学校和中学大约5000名学生冲破封锁阻挠、到达南京路外滩集合。他们面向包围着的军警,高唱“反美扶日”歌曲,散发传单。相持到下午3时,又开来大批军警马队,用插入分割的办法,把学生队伍分割成十几个人一堆的许多小块,准备实施强行解散,并开始个别殴打和抓捕学生。根据现场形势,在现场指挥的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同志决定,不和敌人硬拼,而是让学生分散离开外滩后,再自动集合到南京路上。这样,我们在南京路上又重新形成一支约500人的队伍,游行至西藏路大上海大戏院前举行集会。会后,有部分学生继续游行至静安寺后才分头安全返校。虽然游行队伍的规模已大为缩小,但还是把“反美扶日”的大旗飘扬在南京路上而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敌人的镇压手段扑空,避免了硬拼而可能带给学生的伤害。

  人民宣传队迎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上海地下党为广泛发动全市工人、学生、教师和广大市民,配合和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成立由上海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将工协、职协、学联、教协、文协等的党组都划给它领导。张本同志为书记,成员有唐守愚、沈涵和我,我同时还兼任学联党组书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约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参加的人民宣传队。

  人民保安队由沈涵同志负责,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活动,保护重要工厂、学校和机关,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并在解放军进城后为他们带路、做向导。维护了城市秩序,保全了人民生命财产,全市水、电、煤气供应正常,电话畅通,交通迅速恢复,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人民宣传队由我负责。主要工作是及时将党的各种号召、主张以及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等,向全市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并出版地下的《上海人民》报,印刷大量反对假和平、实现真和平的《八项条件》、《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宣传品,广为散发、张贴。同时还大量印刷《告上海人民书》、《告军警书》、《告国民党各机关及保甲人员书》、《致地方人士函》等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材料,并通过学联、工协、职协、教协等组织的发行网,广为寄发、张贴。我们还组织专人收集资料,收听新华社和国外电台的广播,收集中外文报刊上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编写成针对不同对象的宣传材料,并排印、发行,向人民群众广为宣传。这项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冒着极大的风险,我们有两位同志就在发行的过程中被抓并在解放前夕牺牲了。

  为了统一标记,我们大量印制了人民宣传队的袖章,并用大包装分发到各区,各个区再将它裁成小块分发给各宣传队员。人民宣传队总部还组织一些版画家和擅长绘画的学生绘制木刻画传单《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到、老百姓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人民宣传队队员也赶制了许多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的横幅、红旗、红花等,以便上海解放时及时张贴、悬挂。临近解放,文化战线各界也组织起宣传队,各工厂、学校排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和秧歌舞等,一解放就上街宣传演出。

  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的时候,人民宣传队员就把印制好的大幅标语和传单贴满了上海街头,并在市中心跑马厅(现上海人民广场)的钟楼上,升起了用整匹红绸制成的巨幅红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各一幅,在上海市区解放的同时就分别在大世界和新世界高高挂起。对全市人民起到了鼓舞、号召的作用。解放军进城后,人民宣传队员们开始公开活动,主动走上街头向上海市民进行宣传,还有的抬着早先秘密绘制的毛泽东巨幅画像,高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慰问、欢迎人民解放军,并配合解放军进城时维护社会秩序,欢庆上海解放。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人民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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