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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留美幼童中途撤回 仅有詹天佑等2人大学毕业

2014-8-11 09:25:17

来源:中新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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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自1872年(同治11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3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摘自:《晚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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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留美幼童中途撤回 仅有詹天佑等2人大学毕业

2014年8月11日 09:25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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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自1872年(同治11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3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摘自:《晚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