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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

2013年12月24日 13:57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 作者:夏燕月 选稿: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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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资料图)

    链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专题

    20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国忧民的毛泽东,曾投笔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五年半“修学储能”岁月。他受湘学士风和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影响,崇尚“实学”,注重实践,多次游学考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关心劳苦大众,目睹工人们如嗷嗷待哺的求学情景,决心办好工人夜校。他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他立志探求救国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心系社会、苦学砺志的远大抱负,伴随着毛泽东的整个青年时代。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实现理想抱负的关键一步。此举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经受五四大潮洗礼,引导新民学会发生质的飞跃

  1、大力支持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对于如何更好地“施展抱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中,深感应结交能够刻苦耐劳、意志坚定的青年,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组建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泽东在一师办成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不久,蔡和森等人离开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

  1918年夏,即将毕业的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对当下混乱的政局感到迷茫。毛泽东等决定学会向外发展,认为应以一批同志为核心向外开辟阵地,进而联络全国以至全世界同志,共谋全人类解放事业。因此他始终支持会员和湖南青年到国外勤工俭学。他于1918年8月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生做了大量的筹措路费等具体工作,直到1919年3月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走两批赴法学生之后才回到长沙。

  但毛泽东自己却没有出国,主要原因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有志青年;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及各类社团的活动;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著名人物,特别是读到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大开了眼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氛围,使他深切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刺激,开始重新思考怎样更好地“施展抱负”。他认为留在国内有好处: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二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因此,他决定留在国内深入了解研究中国国情,以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

  2、组织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新民学会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他作为宣传最新思潮的《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7月创刊至8月中旬被反动当局查封,撰写了40篇文章。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页。】。

  同年9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经过10个月奋战终于取得胜利。接着,他抓住机遇领导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连续发表14篇文章,大胆设想中国改造可先由各省立“国”,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一省一省问题解决后,便可达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参见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这是他屡试“新村”未果后,把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尝试。然而,企图通过和平请愿,实行制宪的尝试又遭失败。

  毛泽东不仅善于领导实践斗争,而且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断剖析、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1920年11月25日,他连续给向警予等5位会员写了5封信,着重谈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8页。】;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稍后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强调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他对于社会改造有了新的思考:“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毛泽东1920年11月对易礼容6月30日来信所加的按语,《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新民学会后期曾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0年7月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的巴黎蒙塔尔纪会议,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萧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分歧。另一次是毛泽东、何叔衡为统一会员思想,于1921年元月在长沙召开的新年大会,逐个讨论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和目前如何着手等重要问题。讨论中,会员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会上“关于主义争辩甚厉”。毛泽东对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进行了精辟分析:“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因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毛泽东的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谢觉哉日记摘抄》(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69页。】成为共识。表决时18位与会者中“赞成布尔塞韦克主义者12人”,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两次大会遥相呼应。在毛泽东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即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后来学会74位会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变为反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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