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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家人的上海时光

2013年12月24日 13:45

作者:陈振国 选稿: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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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母子三人(资料图)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原题:毛泽东一家在上海

  1924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2月中旬,抵达上海,仍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公兴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当时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代理文书科主任及组织部秘书等职。他在工作初步安排就绪后,就写信给杨开慧,要她到上海来。这时,杨开慧在板仓生了第二个孩子毛岸青,正在清水塘休养。1924年夏天,端午节前夕,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携带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从湖南来到上海。开始时,仍住在闸北三曾里中央机关内,不久,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从三曾里搬到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583弄5、7、9号)。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厢房里,楼上由蔡和森夫妇居住。楼下厢房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床,上面罩着一顶白细布蚊帐,床边安置着一张给岸青睡的宁波式小摇篮。临天井的窗前是一张简便的三屉书桌,毛泽东经常在这只书桌上伏案工作至深夜。房间中间还有一张方桌和几只凳子,杨开慧除了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操理日常家务外,常在这张方桌上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誊抄文稿和进行校对等工作。

  在甲秀里期间,毛泽东每天到环龙路(今南昌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很晚才能回家。回来后,还要起草大量的文件和文稿,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因而加重了毛泽东患有的神经衰弱症。

  初次来到上海,23岁的杨开慧除了料理家务、配合毛泽东工作外,也积极投身于上海的革命活动。她与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她还经常到小沙渡(今西康路)纱厂区的工人夜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上海纱厂工人比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受的苦更厉害,生活更悲惨。她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每周两个晚上定期去夜校上课,风雨无阻,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了提高上课的效果,她刻苦地学习上海话,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1924年冬,毛泽东因工作过份劳累,积劳成疾,需要有一个恢复时间,经组织批准,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韶山养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清党”,革命处于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捕牺牲。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9岁。

  面对众多的烈士后代需要抚养和教育,党决定创办自己的幼稚园。1930年党组织以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出面建立第一所党的幼稚园,园址设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定路转角处的一幢石库门弄堂房子内。年底,革命互济会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参观大同幼稚园时,认为园址周围环境太差,附近没有花园可供孩子游玩,建议另觅新址。

  1931年春,大同幼稚园迁至法租界陶尔斐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这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二层楼房子,阳光充足,附近有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可供孩子们户外活动。

  幼稚园取名“大同幼稚园”,寓意世界大同,向往共产主义。为了掩护其政治背景.幼稚园创办人董健吾托人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1931年初春,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舅母李崇德的护送下,经过几天漂泊,从湖南板仓坐船抵达上海。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17号天生祥酒行,党的地下党联络处找到了叔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当晚,毛泽民安排他们4人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几天后,毛泽民就把岸英、岸青和岸龙三兄弟送进大同幼稚园。这一年,岸英9岁,岸青7岁,岸龙4岁。

  为了抚养好这些孩子,幼稚园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兢兢业业,倾注了全部的爱心和精力。天气晴朗的时候,保育员就带孩子们到法国公园去做游戏和搞室外活动。

  毛岸英从长相到性格酷似其父毛泽东,胆大不怕事,有着湘南人那种不信邪的精神气质。有一次,岸英爬树,将衣裤扯破了,皮肤也划开了口子,保育员发现后,连忙给他洗换,涂抹红药水,并关心地对他说:“你下次可不要这样,从树上跌下来怎么办?”岸英自信地回答道:“下次我小心些,相信不会跌下来。”

  岸青长得也象父亲,但不很结实,性格也不及哥哥刚强。

  岸龙入园时就有病,一天突然发高烧,保育主任陈凤仙即把他送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急诊室,诊断为噤口痢。这是一种传染病,患者进食即吐,来势很凶,结果抢救无效,当晚天亡。

  幼稚园还安排给几个较大的孩子授课。其中,毛岸英最聪明,学习成绩也最好。保育员提问时,岸英不但对答如流,而且有所发挥。一天,保育员叫岸英去拿粉笔,岸英立即走出教室,很快拿了一盒粉笔。保育员取了一支,叫岸英把剩下的送回去。正在此时,毛泽东的战友何叔衡来看望孩子们,详细地了解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他看到了整盒粉笔放在桌子上,恳切地提醒保育员要注意节约、不可浪费,岸英马上插话说:“粉笔是我刚才拿来的。陶姑姑(保育员)只取了一支,其余叫我送回去,还没等送你就来了。”何叔衡看岸英讲话干脆利落,口齿清楚,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并勉励他,要象父母一样,为我们民族、为天下劳苦大众去冲锋。

  1931年冬天,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国民党和法租界当局开始注意大同幼稚园了。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法租界捕房又派出探捕来调查该园的经济来外出办事失踪。面对日益险恶的形势,党组织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根据地下党负责人欧阳钦的安排,由董健吾带回家抚养,以后被护送至苏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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