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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陈独秀:他给我的影响比任何人的都大

2013年12月24日 11:09

来源:人民网 选稿:宋晓东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2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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