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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回忆我与毛泽东主席的交往

2013年12月23日 11:19

来源:东方网 选稿:宋晓东

  本文摘自《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毛主席在世时,十分关心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我是多年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建国以来遗传学发展过程,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大家知道,由李森科发动的,在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对遗传学中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是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批判中影响最大、最为恶劣的一起。以后这个批判随着报刊上的介绍和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在我国广泛传开。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都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正统的遗传学被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在复旦大学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

  1956年主席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即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和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在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于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为系统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很大、很好的学术座谈会。这次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者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同全苏农科院1948年8月会议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与毛主席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57年的3月。那时,我正出席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到会作了重要的长篇讲话。就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一个夜晚,毛主席接见了出席大会的一部分同志,我也荣幸地参加了。当我走进怀仁堂的时候,毛主席正满面春风地站着,和同志们握手交谈,我的心情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在座的还有好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家。在陆定一同志把我介绍给主席之后,他不住地用力摇我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这简短的一句话,使我激动不已。毛主席问我,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向主席汇报了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他鼓励我说:“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主席的这番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当时的苏联,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遗传学的两派争论。他们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是“反动的”,而把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甚至还有人为地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客观规律的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这样,他们就以强制手段推行一种学派,压制和禁止另一种学派。这种错误思潮和办法,当时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不久,同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了主席,那是在中苏友好大厦交谊厅,我一进门,主席就站起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非常亲切地对我说:“老朋友,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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