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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中央秘书长 青年邓小平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2014-7-15 15:49:52 来源:东方网 作者:贾彦 选稿: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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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邓小平与上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他从这里赴法勤工俭学踏上了革命道路,他在这里与第一个爱人结为夫妻,生命最后几年的春节他年年在这里度过……在邓小平的记忆里,上海记载着梦想与青春,同时也有在艰苦与危险中的人生磨砺。

  “吊起脑袋干革命”

  1952年底,48岁的邓小平在调中央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当时已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他,故地重游,特意抽时间找到位于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的中央机关旧址。

  云南路上的这处遗址为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与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相通,一楼是生黎医院,二楼以“福兴商号”作掩护,从1928至1931年,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房内靠西放有一张小桌子,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就曾在桌子边上做会议记录。

  实际上,由于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止这一处,隐藏分散在好几个地方,比如设在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12号2楼的中央军委联络点,也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经常出入办公的地方。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由汉口迁往上海,邓小平也随之来到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负责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多年以后,邓小平屡次谈到这段经历,他曾说过,“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

  然而,“官大”责任也大,特别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便于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提出“绝对秘密”的原则,以及“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中央负责同志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居住点和姓名也要经常变换。作为中央秘书长,年轻的邓小平不仅掌握着所有的重要地址,而且经常来往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甚至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当时的情势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为了做职业掩护,邓小平当过古董店老板,也当过杂货店老板。他出行尽量不引人注意,到租界去,就一身有钱人打扮,到平民区,就穿工人服装。他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尤其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近两年时间里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两次险有性命之忧

  虽则如此,邓小平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中也多次遇险,其中有两次最大的危险,真是“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在晚年回忆说:“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在上海工作期间,正是“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共中央虽然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是在策略上,仍把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作为重点,而对农村游击战和根据地重视不够。实践证明,这种思想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邓小平通过列席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参与一些重大决策,查看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报告,对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全局性的认识,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深层次问题。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担任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的朱端绶对毛毛说,“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邓小平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极为关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写报告给中央和湖南省委,他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深深吸引着邓小平。

  1929年夏,邓小平接受组织的安排,秘密前往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后来回忆,在右江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当年在上海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报告和红四军同志到上海向中央做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23岁的中央秘书长 青年邓小平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2014年7月15日 15:49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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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邓小平与上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他从这里赴法勤工俭学踏上了革命道路,他在这里与第一个爱人结为夫妻,生命最后几年的春节他年年在这里度过……在邓小平的记忆里,上海记载着梦想与青春,同时也有在艰苦与危险中的人生磨砺。

  “吊起脑袋干革命”

  1952年底,48岁的邓小平在调中央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当时已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他,故地重游,特意抽时间找到位于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的中央机关旧址。

  云南路上的这处遗址为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与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相通,一楼是生黎医院,二楼以“福兴商号”作掩护,从1928至1931年,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房内靠西放有一张小桌子,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就曾在桌子边上做会议记录。

  实际上,由于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止这一处,隐藏分散在好几个地方,比如设在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12号2楼的中央军委联络点,也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经常出入办公的地方。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由汉口迁往上海,邓小平也随之来到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负责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多年以后,邓小平屡次谈到这段经历,他曾说过,“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

  然而,“官大”责任也大,特别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便于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提出“绝对秘密”的原则,以及“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要求。中央负责同志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居住点和姓名也要经常变换。作为中央秘书长,年轻的邓小平不仅掌握着所有的重要地址,而且经常来往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甚至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当时的情势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为了做职业掩护,邓小平当过古董店老板,也当过杂货店老板。他出行尽量不引人注意,到租界去,就一身有钱人打扮,到平民区,就穿工人服装。他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尤其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近两年时间里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两次险有性命之忧

  虽则如此,邓小平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中也多次遇险,其中有两次最大的危险,真是“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在晚年回忆说:“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在上海工作期间,正是“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当时,中共中央虽然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是在策略上,仍把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作为重点,而对农村游击战和根据地重视不够。实践证明,这种思想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邓小平通过列席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参与一些重大决策,查看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报告,对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全局性的认识,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深层次问题。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担任中共中央工作人员的朱端绶对毛毛说,“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邓小平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极为关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写报告给中央和湖南省委,他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深深吸引着邓小平。

  1929年夏,邓小平接受组织的安排,秘密前往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后来回忆,在右江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就是当年在上海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报告和红四军同志到上海向中央做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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