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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客带走陈独秀 “老对头”马林出手相助
2014-7-10 14:57:43 来源:东方网 作者:衣慎思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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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阳里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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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921年被捕后由法租界巡捕房开具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于1921年9月从广州回到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未想一月有余,竟和同伴们被“请”进了法租界的班房。名动天下的陈仲甫被捕的新闻,立刻搅起舆论波澜,其友人纷纷施以援手,掀起营救浪潮。好在没过几日,他和同伴们得“贵人”相助而被保释出狱。这一遭际不但令他印象深刻,而且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

  不速之客“光临”老渔阳里2号

  1921年10月4日,一个普通秋日下午,周佛海、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来到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沪的宅邸。此时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在其夫人高君曼的要求下,包惠僧等人就先陪着高君曼玩起牌来。刚打了两圈,只听得有人在拍前门,这倒是让在座的几个人觉得诧异,因为当时上海人串门习惯是出入后门的。包惠僧前去开门,一看是两三个“混混”,还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吵着要见陈独秀。这倒让包惠僧起了疑心,他和高君曼一致回答道陈独秀不在家。于是,那几个“混混”又生一计,以借口要买《新青年》赖着不走,包惠僧想以此处不卖《新青年》将他们打发了,谁知这几个不速之客倒是得寸进尺,指着堆在地上《新青年》开始耍泼。经这么一闹腾,原本睡着的陈独秀此时也下楼来看个究竟。见了这个景状,自然明白来者不善,于是他想从后门脱身,未想后门竟有那几个“混混”的同党把守,不得不回到前庭。而包惠僧等人虽然在言谈之间,没有透露陈独秀正在此处,但流露出的紧张神情,恰是坐实了来者对陈独秀正身在此处的猜度。不一会就来了两部汽车将他们五人(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捕去,周佛海因为“跑路”较早而“逃过一劫”。

  到巡捕房时已经下午已经四点多钟,陈独秀在捕房登记时报了个假名“王坦甫”,其余人也分别报了假名。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工夫褚辅成、邵力子也被逮了进来。原来是他们俩后来去陈家拜访的时候,被蹲点的暗探当做陈独秀的同党而逮个正着。一道巡捕房,褚辅成见了陈独秀便拉着他的手说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下可好,褚辅成一时口快,令陈独秀的身份就此暴露无疑,于是一行人被“请”进了牢房。


  陈独秀等人被捕其实事出有因

  陈独秀此次被捕自然不是法租界巡捕房即兴为之,而是对其已经刺探许久,掌握了不少关于陈独秀革命活动的情报。在该年9月,陈独秀回沪之后,由于广州反陈派大肆宣传、造谣,进一步引起了上海当局的“格外关照”。申城密探也跟踪起陈独秀来,见其与马林相会之后,密探开始罗致汇报情报,有些甚至是毫无根据的胡诌。

  比如臆测其在广州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故而被驱逐出境。又称其来到上海之后,与传播“过激主义”之党徒接洽,还自称为中国过激党首领,不但接受外人巨款,并派党徒煽惑一般劳动界及至军人等企图。因此,陈独秀被巡捕房“请去”,自然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陈独秀被捕之后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实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争取其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因在被捕前,陈独秀曾接到马林一封长信谈及中共工作,他担心此信落在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因此陈独秀做好坐牢的最坏打算,并且鼓励包惠僧等人出去后继续为革命而努力。到了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由其负责,与客人无关。因此,高君曼很快就释放了。陈独秀被捕一事,一经舆论媒体传播,立刻闹得满城风雨。得知陈独秀被捕之后,马林立刻投入营救的行列,并起了关键作用。

  马林施以援手 陈独秀免受牢狱之灾

  其实在此之前,陈独秀与马林就当时党的发展与接受外部指导、援助等方面,歧见丛生,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比如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而陈独秀却坚持“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两人关系降至冰点,碰在一块总谈不拢。因此,陈独秀到后来干脆对马林避之不及。由此,马林自然对陈独秀渐生绝望,陈独秀亦希望共产国际早早撤换这位“钦差”。

  不过,在陈独秀受难之后,马林并没有袖手旁观。因案子发生在法租界,他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钱聘亲著名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又找铺保保释,并打通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

  10月19日,陈独秀在公堂被指控有罪行二则:“一、违背公堂本年二月间禁售《新青年》的堂判。二、违犯新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之罪。”巴和律师代辩称:“《新青年》自奉谕禁以后,即移至广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至《劳动界》亦系以前出版,自奉公堂谕禁,即已停止。《共产党》乃以前两房客留下,现已迁去,非陈所有。”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亦必“公然煽惑他人”方能构成罪名,“今捕房不能指出陈有煽惑他人犯罪之证据,故所控二端皆不能成立。”随后,堂上询问陈独秀是否真如报纸所载,其在广州曾倡言“仇父公妻”?陈独秀义正辞严,指出此系“绝对造谣。”26日,法国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洋一百元了案。”因此,马林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陈独秀得以免受牢狱之灾从而继续革命事业。

  由于在这次营救中,马林出了大力。而陈独秀本是一个重感情、更重实际的人,从开展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与马林达成和解。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之路。然而,陈独秀此时可能未必了然其今后个人的政治悲剧,亦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

不速客带走陈独秀 “老对头”马林出手相助

2014年7月10日 14:57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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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阳里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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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921年被捕后由法租界巡捕房开具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于1921年9月从广州回到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未想一月有余,竟和同伴们被“请”进了法租界的班房。名动天下的陈仲甫被捕的新闻,立刻搅起舆论波澜,其友人纷纷施以援手,掀起营救浪潮。好在没过几日,他和同伴们得“贵人”相助而被保释出狱。这一遭际不但令他印象深刻,而且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

  不速之客“光临”老渔阳里2号

  1921年10月4日,一个普通秋日下午,周佛海、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来到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沪的宅邸。此时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在其夫人高君曼的要求下,包惠僧等人就先陪着高君曼玩起牌来。刚打了两圈,只听得有人在拍前门,这倒是让在座的几个人觉得诧异,因为当时上海人串门习惯是出入后门的。包惠僧前去开门,一看是两三个“混混”,还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吵着要见陈独秀。这倒让包惠僧起了疑心,他和高君曼一致回答道陈独秀不在家。于是,那几个“混混”又生一计,以借口要买《新青年》赖着不走,包惠僧想以此处不卖《新青年》将他们打发了,谁知这几个不速之客倒是得寸进尺,指着堆在地上《新青年》开始耍泼。经这么一闹腾,原本睡着的陈独秀此时也下楼来看个究竟。见了这个景状,自然明白来者不善,于是他想从后门脱身,未想后门竟有那几个“混混”的同党把守,不得不回到前庭。而包惠僧等人虽然在言谈之间,没有透露陈独秀正在此处,但流露出的紧张神情,恰是坐实了来者对陈独秀正身在此处的猜度。不一会就来了两部汽车将他们五人(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捕去,周佛海因为“跑路”较早而“逃过一劫”。

  到巡捕房时已经下午已经四点多钟,陈独秀在捕房登记时报了个假名“王坦甫”,其余人也分别报了假名。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工夫褚辅成、邵力子也被逮了进来。原来是他们俩后来去陈家拜访的时候,被蹲点的暗探当做陈独秀的同党而逮个正着。一道巡捕房,褚辅成见了陈独秀便拉着他的手说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这下可好,褚辅成一时口快,令陈独秀的身份就此暴露无疑,于是一行人被“请”进了牢房。


  陈独秀等人被捕其实事出有因

  陈独秀此次被捕自然不是法租界巡捕房即兴为之,而是对其已经刺探许久,掌握了不少关于陈独秀革命活动的情报。在该年9月,陈独秀回沪之后,由于广州反陈派大肆宣传、造谣,进一步引起了上海当局的“格外关照”。申城密探也跟踪起陈独秀来,见其与马林相会之后,密探开始罗致汇报情报,有些甚至是毫无根据的胡诌。

  比如臆测其在广州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故而被驱逐出境。又称其来到上海之后,与传播“过激主义”之党徒接洽,还自称为中国过激党首领,不但接受外人巨款,并派党徒煽惑一般劳动界及至军人等企图。因此,陈独秀被巡捕房“请去”,自然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陈独秀被捕之后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实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争取其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因在被捕前,陈独秀曾接到马林一封长信谈及中共工作,他担心此信落在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因此陈独秀做好坐牢的最坏打算,并且鼓励包惠僧等人出去后继续为革命而努力。到了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由其负责,与客人无关。因此,高君曼很快就释放了。陈独秀被捕一事,一经舆论媒体传播,立刻闹得满城风雨。得知陈独秀被捕之后,马林立刻投入营救的行列,并起了关键作用。

  马林施以援手 陈独秀免受牢狱之灾

  其实在此之前,陈独秀与马林就当时党的发展与接受外部指导、援助等方面,歧见丛生,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比如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而陈独秀却坚持“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两人关系降至冰点,碰在一块总谈不拢。因此,陈独秀到后来干脆对马林避之不及。由此,马林自然对陈独秀渐生绝望,陈独秀亦希望共产国际早早撤换这位“钦差”。

  不过,在陈独秀受难之后,马林并没有袖手旁观。因案子发生在法租界,他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钱聘亲著名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又找铺保保释,并打通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

  10月19日,陈独秀在公堂被指控有罪行二则:“一、违背公堂本年二月间禁售《新青年》的堂判。二、违犯新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之罪。”巴和律师代辩称:“《新青年》自奉谕禁以后,即移至广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至《劳动界》亦系以前出版,自奉公堂谕禁,即已停止。《共产党》乃以前两房客留下,现已迁去,非陈所有。”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亦必“公然煽惑他人”方能构成罪名,“今捕房不能指出陈有煽惑他人犯罪之证据,故所控二端皆不能成立。”随后,堂上询问陈独秀是否真如报纸所载,其在广州曾倡言“仇父公妻”?陈独秀义正辞严,指出此系“绝对造谣。”26日,法国副领事宣判:“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洋一百元了案。”因此,马林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陈独秀得以免受牢狱之灾从而继续革命事业。

  由于在这次营救中,马林出了大力。而陈独秀本是一个重感情、更重实际的人,从开展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他与马林达成和解。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之路。然而,陈独秀此时可能未必了然其今后个人的政治悲剧,亦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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