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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申城“国共群英会”
2014-7-10 14:53:37 来源:东方网 作者:衣慎思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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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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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现貌

    相较毗邻的淮海中路来说,南昌路显得低调许多。如今,我们依稀可在上海老地图上发现,同样的地段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作环龙路。而当年发生在环龙路44号内的风云激荡与恩怨仇雠,或已随着建筑的老去,也逐为人所淡忘。

  上海执行部之缘起

  言归正传,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乃是当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地。其实在若干年前(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就将本部事务所设于此处。因此,环龙路44号对国民党人来说,别具一番历史意味。众所周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完成对国民党的改组,实现国共合作战略转移,国民革命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之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2月设立,统辖江、浙、皖、赣、沪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并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因此,说它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亦绝非虚言。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挑选精兵强将进入上海执行部,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工作。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沈泽民、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开始担负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环龙路44号一时人杰纷至、精英荟萃,故而被称为“国共群英会”倒也是贴切的很。

  执行部内的“和谐之音”

  上海执行部从1924年3月1日起正式办公,从推定的各部人选来看,部长职务清一色由国民党党员担任,共产党人大都担任了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干事、助理职务。虽是如此,党内合作的模式在此时运作的还算和谐。此时,毛泽东在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作为胡汉民的副手,在胡事务繁忙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实际由毛泽东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任。从现存胡汉民致毛泽东函中,就称毛泽东为“润之我兄”,当时胡汉民45岁,毛泽东31岁,胡自称为“弟”,虽说不乏客套,但当时双方关系还可算是融洽的。

  上海执行部“开张”之后的第一要务,即党员重新登记,就主要由毛泽东来操作。为此,毛泽东还真费了不少心思。有些国民党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如国民党元老谢持,自同盟会始就起来干革命,一听人人必须填表登记,就很不高兴:“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未允之后,便一怒而去。为此,毛泽东从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便派了人送张表去,还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做适当宽松。而谢持冷静之后,说道:“不能只顾我一个人的面子,扫了大家的面子”,还是填表告罢,至于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另外,上海执行部设立时的成员月费(薪水)来看,24名党员中,领取最高数额120块大洋的共6人。在当时的上海,月薪120块大洋相当于一名大学助教或是办公室中层职员的收入水平,可见国民党中央为了网络这批知识精英和党务干将,给他们提供了比较优厚的党工待遇。而在领取最高月费120块大洋的6人,分别为孙镜、何世桢、张君谋、罗章龙、恽代英、毛泽东,国共两党对半。因而,从上海执行部的最高月费来看,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待遇安排,倒也是做到了与本党党员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既为上海执行部内给党员干部提供了物质生活保障,也为两党团结起到积极作用。

  左右之争与执行部之难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汪精卫先后返粤,只剩常务叶楚伧一人。1924年7月,毛泽东因与叶楚伧之间经常发生分歧,故不得不辞去组织部秘书一职,推张廷灏继任,而专任文书科工作。一个月后,在叶的策划下,周颂西、喻育之等国民党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左、右两派发生激烈冲突,导致黎磊等人被殴。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既未按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进行处理。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10月,因国共双方在江浙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背反,直接导致共产党员黄仁被害,而在上海执行部会议上,叶楚伧又对肇此悲剧的国民党人加以包庇,而后又上演出走闹剧。使得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不得不联名致电广州,要求国民党中央能派于右任、戴季陶等人来管管此事。

  执行部“索薪”风波

  孰料在执行部内部左右派矛盾加剧后,经费又不能照发,加上负责无人,工作几乎停滞。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径上海,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联络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面临的困境,“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务企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毛泽东等以“索薪”为由,揭露国民党右派阻扰工作,要求孙派人解决。然而孙中山此时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因而也未见得对上海执行部的局面有所改善。

  而此时国民党方面叶楚伧等继续咄咄逼人,挖空心思要将毛泽东撵走。形势比人强,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于当年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这使得叶楚伧大为高兴,为此还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又过了1年,到了国民党二大时(1926年1月),上海执行部被正式撤销,作为国共合作与分歧的见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申城“国共群英会”

2014年7月10日 14:53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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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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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现貌

    相较毗邻的淮海中路来说,南昌路显得低调许多。如今,我们依稀可在上海老地图上发现,同样的地段在上世纪20年代被称作环龙路。而当年发生在环龙路44号内的风云激荡与恩怨仇雠,或已随着建筑的老去,也逐为人所淡忘。

  上海执行部之缘起

  言归正传,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乃是当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地。其实在若干年前(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就将本部事务所设于此处。因此,环龙路44号对国民党人来说,别具一番历史意味。众所周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完成对国民党的改组,实现国共合作战略转移,国民革命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之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2月设立,统辖江、浙、皖、赣、沪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并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因此,说它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亦绝非虚言。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挑选精兵强将进入上海执行部,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工作。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沈泽民、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开始担负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环龙路44号一时人杰纷至、精英荟萃,故而被称为“国共群英会”倒也是贴切的很。

  执行部内的“和谐之音”

  上海执行部从1924年3月1日起正式办公,从推定的各部人选来看,部长职务清一色由国民党党员担任,共产党人大都担任了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干事、助理职务。虽是如此,党内合作的模式在此时运作的还算和谐。此时,毛泽东在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作为胡汉民的副手,在胡事务繁忙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实际由毛泽东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任。从现存胡汉民致毛泽东函中,就称毛泽东为“润之我兄”,当时胡汉民45岁,毛泽东31岁,胡自称为“弟”,虽说不乏客套,但当时双方关系还可算是融洽的。

  上海执行部“开张”之后的第一要务,即党员重新登记,就主要由毛泽东来操作。为此,毛泽东还真费了不少心思。有些国民党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如国民党元老谢持,自同盟会始就起来干革命,一听人人必须填表登记,就很不高兴:“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未允之后,便一怒而去。为此,毛泽东从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便派了人送张表去,还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做适当宽松。而谢持冷静之后,说道:“不能只顾我一个人的面子,扫了大家的面子”,还是填表告罢,至于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另外,上海执行部设立时的成员月费(薪水)来看,24名党员中,领取最高数额120块大洋的共6人。在当时的上海,月薪120块大洋相当于一名大学助教或是办公室中层职员的收入水平,可见国民党中央为了网络这批知识精英和党务干将,给他们提供了比较优厚的党工待遇。而在领取最高月费120块大洋的6人,分别为孙镜、何世桢、张君谋、罗章龙、恽代英、毛泽东,国共两党对半。因而,从上海执行部的最高月费来看,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待遇安排,倒也是做到了与本党党员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既为上海执行部内给党员干部提供了物质生活保障,也为两党团结起到积极作用。

  左右之争与执行部之难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汪精卫先后返粤,只剩常务叶楚伧一人。1924年7月,毛泽东因与叶楚伧之间经常发生分歧,故不得不辞去组织部秘书一职,推张廷灏继任,而专任文书科工作。一个月后,在叶的策划下,周颂西、喻育之等国民党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左、右两派发生激烈冲突,导致黎磊等人被殴。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既未按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进行处理。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10月,因国共双方在江浙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背反,直接导致共产党员黄仁被害,而在上海执行部会议上,叶楚伧又对肇此悲剧的国民党人加以包庇,而后又上演出走闹剧。使得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不得不联名致电广州,要求国民党中央能派于右任、戴季陶等人来管管此事。

  执行部“索薪”风波

  孰料在执行部内部左右派矛盾加剧后,经费又不能照发,加上负责无人,工作几乎停滞。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径上海,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联络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面临的困境,“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务企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毛泽东等以“索薪”为由,揭露国民党右派阻扰工作,要求孙派人解决。然而孙中山此时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因而也未见得对上海执行部的局面有所改善。

  而此时国民党方面叶楚伧等继续咄咄逼人,挖空心思要将毛泽东撵走。形势比人强,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于当年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这使得叶楚伧大为高兴,为此还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又过了1年,到了国民党二大时(1926年1月),上海执行部被正式撤销,作为国共合作与分歧的见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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