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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秘密机关
2014-7-10 14:39:09 来源:东方网 作者:吴客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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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里遗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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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纪念标志

    已在上海消失得踪迹全无的三曾里,曾经住了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三户人家。毛泽东几度出入三曾里,他在那里主要做些什么,最终又为什么迁居茂名路?那正是国共合作最初展开的时期……

  中共中央回迁上海,毛泽东入住三曾里

  1923年7月下旬,毛泽东离粤赴沪。30岁的他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在6月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四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不久,陈独秀、毛泽东就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表示要将中央执委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其理由简洁有力:“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随着中央局委员陆续来沪,中共中央需要一个处所作为中央局办公地。为此,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受命来到上海,为中央局物色办公场所。经过一番考察,他看中了位于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与临山路(原香山路,后改名为象山路)交叉处的一条小弄堂里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建筑。这个里弄只有3个门牌,由此得名“三曾里”。

  所以选中“三曾里”,主要出于交通与安全的考虑。此地属于中国地界,距闸北火车站一两里地远。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附近有个湖州会馆,后来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指挥部。居民多是广东人,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适合隐蔽。“三曾里”石库门楼上楼下共有八、九间房,除了安顿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一家,罗章龙一家也搬住此处。

  当时,租房必须确定个户主,便推向警予来支应,对外就说是“王姓兄弟”的住家。三曾里外挂着“关捐行”的招牌,假装是帮人做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生意。其实,这里是中央局开会聚首之地。为了掌握国内外政治形势,三曾里订了大量中外报刊,比如《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以及外文报《密勒氏评论》,还有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一个小小的“关捐行”订这么多的中外报刊,容易令人起疑。为此,这些报纸不是直接送到三曾里,而是送到不同信箱,派人去取。毛泽东主要看中文报,每每是边吃早饭边看,把重要的内容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有时,与中央局成员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这期间,除了为中央起草公文之外,毛泽东还勤勉笔耕,撰写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北京政变与商人》、《“省宪经”与赵恒惕》、《英国人与梁如浩》、《纸烟税》等一系列文章。

  重返三曾里,杨开慧带孩子也来同住

  毛泽东在“三曾里”没住多久,就于9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长沙筹建国民党的湖南组织。为此,中共中央在数天前发出通告,明确秘书职务由罗章龙代理。年底,毛泽东由长沙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旬坐船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常理推之,毛泽东在沪逗留期间也应是住在三曾里。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由粤返沪,此时身兼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并受命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当时,仍是入住三曾里,与蔡和森一家、罗章龙一家合住。后来,杨开慧与母亲与两个孩子岸英、岸青来到上海,一起住进了三曾里一楼的前厢房。于是,这幢石库门真正成了“三户楼”,人丁兴旺。杨开慧在带孩子之余,仍挤出时间来从事革命工作。为了确保这处中央机关的安全,三户楼住户共同遵守不成文的“五不”公约:不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逛街。除了少数同志,其他人非经允许是不准进入三户楼的。有一次,有个湖南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因为是头次来上海,人地两疏,他很想在此留宿,杨仍坚持将他送到了车站,这让宾主双方心里都不好受。

  叫车去环龙路,上车点必须远离三曾里

  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并代理文书科主任。3月1日起,上海执行部开始办公。该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距离三曾里较远。当时,毛泽东、罗章龙等人是坐车前往办公的。大家在指定的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是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为了确保中央局机关的安全,他们总是在远离三曾里后才打车的。就是专车,他们也不让司机开到住处,而是让车停在指定的地点,为的是不暴露自己的行踪。

  由于上海执行部的工作牵扯大量精力,从三曾里到环龙路又来往不便,毛泽东6月携家眷迁居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蔡和森一家也移居于此。不久,罗章龙也从三曾里搬了出去。三户楼从此寥落,仅留下罗章龙当年吟诵三户楼的一首律诗,其中后四句尤其令人咀嚼:“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毛泽东在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秘密机关

2014年7月10日 14:39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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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里遗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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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纪念标志

    已在上海消失得踪迹全无的三曾里,曾经住了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三户人家。毛泽东几度出入三曾里,他在那里主要做些什么,最终又为什么迁居茂名路?那正是国共合作最初展开的时期……

  中共中央回迁上海,毛泽东入住三曾里

  1923年7月下旬,毛泽东离粤赴沪。30岁的他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在6月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四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不久,陈独秀、毛泽东就联名致信共产国际,表示要将中央执委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其理由简洁有力:“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随着中央局委员陆续来沪,中共中央需要一个处所作为中央局办公地。为此,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受命来到上海,为中央局物色办公场所。经过一番考察,他看中了位于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与临山路(原香山路,后改名为象山路)交叉处的一条小弄堂里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建筑。这个里弄只有3个门牌,由此得名“三曾里”。

  所以选中“三曾里”,主要出于交通与安全的考虑。此地属于中国地界,距闸北火车站一两里地远。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附近有个湖州会馆,后来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指挥部。居民多是广东人,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适合隐蔽。“三曾里”石库门楼上楼下共有八、九间房,除了安顿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一家,罗章龙一家也搬住此处。

  当时,租房必须确定个户主,便推向警予来支应,对外就说是“王姓兄弟”的住家。三曾里外挂着“关捐行”的招牌,假装是帮人做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生意。其实,这里是中央局开会聚首之地。为了掌握国内外政治形势,三曾里订了大量中外报刊,比如《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以及外文报《密勒氏评论》,还有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一个小小的“关捐行”订这么多的中外报刊,容易令人起疑。为此,这些报纸不是直接送到三曾里,而是送到不同信箱,派人去取。毛泽东主要看中文报,每每是边吃早饭边看,把重要的内容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有时,与中央局成员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这期间,除了为中央起草公文之外,毛泽东还勤勉笔耕,撰写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北京政变与商人》、《“省宪经”与赵恒惕》、《英国人与梁如浩》、《纸烟税》等一系列文章。

  重返三曾里,杨开慧带孩子也来同住

  毛泽东在“三曾里”没住多久,就于9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长沙筹建国民党的湖南组织。为此,中共中央在数天前发出通告,明确秘书职务由罗章龙代理。年底,毛泽东由长沙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旬坐船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常理推之,毛泽东在沪逗留期间也应是住在三曾里。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由粤返沪,此时身兼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并受命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当时,仍是入住三曾里,与蔡和森一家、罗章龙一家合住。后来,杨开慧与母亲与两个孩子岸英、岸青来到上海,一起住进了三曾里一楼的前厢房。于是,这幢石库门真正成了“三户楼”,人丁兴旺。杨开慧在带孩子之余,仍挤出时间来从事革命工作。为了确保这处中央机关的安全,三户楼住户共同遵守不成文的“五不”公约:不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逛街。除了少数同志,其他人非经允许是不准进入三户楼的。有一次,有个湖南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因为是头次来上海,人地两疏,他很想在此留宿,杨仍坚持将他送到了车站,这让宾主双方心里都不好受。

  叫车去环龙路,上车点必须远离三曾里

  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并代理文书科主任。3月1日起,上海执行部开始办公。该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距离三曾里较远。当时,毛泽东、罗章龙等人是坐车前往办公的。大家在指定的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是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为了确保中央局机关的安全,他们总是在远离三曾里后才打车的。就是专车,他们也不让司机开到住处,而是让车停在指定的地点,为的是不暴露自己的行踪。

  由于上海执行部的工作牵扯大量精力,从三曾里到环龙路又来往不便,毛泽东6月携家眷迁居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蔡和森一家也移居于此。不久,罗章龙也从三曾里搬了出去。三户楼从此寥落,仅留下罗章龙当年吟诵三户楼的一首律诗,其中后四句尤其令人咀嚼:“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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