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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光明的灯塔 谁是周公馆的座上客?
2014-6-27 10:38:05 来源:东方网 作者:贾彦 选稿: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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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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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周公馆

  位于上海卢湾区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绿树掩映,环境幽雅,一幢红瓦双坡屋面的西式洋房,带着岁月熏染的沧桑。曾几何时,这里谈笑皆鸿儒,满座尽高朋,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又是为何而来?让我们先从“周公馆”的来历说起。

  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了适应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才对外公开称作“周公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也要随之到南京。当时,首都南京固然是政治中心,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来为党在国统区的活动提供合法阵地的,二来也使中共代表团的活动有回旋余地。

  关于办事处所需房屋,周恩来1946年4月2日致函宋子文:“敬祈饬属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国民党当局表面上一口答应,暗地里却一拖再拖,直至蒋介石亲自干预,上海的房子终被“婉却”。

  其实,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抱太太希望,在与国民党正式交涉之前,他就委托地下党员设法在沪宁物色租借房屋。1946年3、4月间,由乔冠华、龚澎经手,秘密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借口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房子租下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的。6月中旬,董必武由宁抵沪,当他得知中共驻沪办事处设立受阻一事后,便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

  与民主人士“评报”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先后四次来沪,每次都与谈判有关。他一到上海,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民盟的沈钧儒、民进的马叙伦、民建的黄炎培等老朋友便登门周公馆,他们围坐一圈,叙谈时事,不分彼此。像宋庆龄、张澜、马寅初、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看到。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是按照南京梅园新村的惯例,让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给大家“评报”,作为与民主人士和朋友们交流思想的形式。所谓“评报”,就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一边读报一边评议。因为当时国民党新闻管制严格,所以读的报纸多为外国报纸,总体上比国内的报纸更为客观些,但有时也不乏政治倾向明显的报道。

  一次,工作人员读到一篇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的报道,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不无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极富冲击力,引起大家一致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则摇着纸扇说。

  大家言来语往,讨论非常热烈。民主人士大多很有见解,但也有认识不到的地方,周恩来总是心平气和的讲事实,摆道理,对纷繁复杂的时局作精辟分析,从而让他们认清大局大势,坚定为民主和平斗争的信心。

  团结文艺界朋友

  周恩来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对上海文艺界的进步朋友十分关怀。他在沪期间,尽管工作繁忙,但仍经常邀请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黄佐临、白杨、秦怡、张瑞芳等来周公馆聚谈,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建议,鼓励他们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工作。

  1946年9月16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周恩来由宁抵沪,21日,在周公馆召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于伶、周信芳、刘厚生、白杨、黄佐临等50余人到会。这是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座谈,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他高度肯定了抗战胜利一年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作用,指出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有光明的前途。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迅速腐败,逐渐失去民心,与共产党又是一面假意和谈,一面准备内战。民主无望,前景暗淡,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文艺界进步人士中普遍存在着。周恩来的话,好似清风阵阵,吹散了他们心头的乌云。其中,周信芳和黄佐临,就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后,放弃原本出国或去香港的打算,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周公馆里的“洋”客人

  在周公馆的座上宾里,还有两位“洋”朋友。1946年7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去往延安之前,专门来上海会见了“周将军”,周恩来向她介绍分析了国民党发起内战的情况,以及必然遭到溃败的根据。

  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应周恩来之请在上海创办了新闻通讯社,决心为“民主、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他把周公馆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周恩来在沪期间,他们一起讨论形势。有时他也与外联组组长陈家康谈论事务,还会帮助周公馆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润色英文稿。他所办的《上海时事通讯》虽然发行量不大,但通过关系寄往国外后,扩大了党与许多有影响机构的联系,争取到了新的支持力量。

向着光明的灯塔 谁是周公馆的座上客?

2014年6月27日 10:38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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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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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周公馆

  位于上海卢湾区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绿树掩映,环境幽雅,一幢红瓦双坡屋面的西式洋房,带着岁月熏染的沧桑。曾几何时,这里谈笑皆鸿儒,满座尽高朋,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又是为何而来?让我们先从“周公馆”的来历说起。

  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了适应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才对外公开称作“周公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也要随之到南京。当时,首都南京固然是政治中心,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来为党在国统区的活动提供合法阵地的,二来也使中共代表团的活动有回旋余地。

  关于办事处所需房屋,周恩来1946年4月2日致函宋子文:“敬祈饬属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国民党当局表面上一口答应,暗地里却一拖再拖,直至蒋介石亲自干预,上海的房子终被“婉却”。

  其实,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抱太太希望,在与国民党正式交涉之前,他就委托地下党员设法在沪宁物色租借房屋。1946年3、4月间,由乔冠华、龚澎经手,秘密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借口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房子租下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的。6月中旬,董必武由宁抵沪,当他得知中共驻沪办事处设立受阻一事后,便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

  与民主人士“评报”

  1946年7月至10月,周恩来先后四次来沪,每次都与谈判有关。他一到上海,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民盟的沈钧儒、民进的马叙伦、民建的黄炎培等老朋友便登门周公馆,他们围坐一圈,叙谈时事,不分彼此。像宋庆龄、张澜、马寅初、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看到。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是按照南京梅园新村的惯例,让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给大家“评报”,作为与民主人士和朋友们交流思想的形式。所谓“评报”,就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一边读报一边评议。因为当时国民党新闻管制严格,所以读的报纸多为外国报纸,总体上比国内的报纸更为客观些,但有时也不乏政治倾向明显的报道。

  一次,工作人员读到一篇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的报道,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不无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极富冲击力,引起大家一致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则摇着纸扇说。

  大家言来语往,讨论非常热烈。民主人士大多很有见解,但也有认识不到的地方,周恩来总是心平气和的讲事实,摆道理,对纷繁复杂的时局作精辟分析,从而让他们认清大局大势,坚定为民主和平斗争的信心。

  团结文艺界朋友

  周恩来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对上海文艺界的进步朋友十分关怀。他在沪期间,尽管工作繁忙,但仍经常邀请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黄佐临、白杨、秦怡、张瑞芳等来周公馆聚谈,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建议,鼓励他们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工作。

  1946年9月16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周恩来由宁抵沪,21日,在周公馆召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于伶、周信芳、刘厚生、白杨、黄佐临等50余人到会。这是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座谈,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他高度肯定了抗战胜利一年来进步文艺运动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作用,指出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有光明的前途。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迅速腐败,逐渐失去民心,与共产党又是一面假意和谈,一面准备内战。民主无望,前景暗淡,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文艺界进步人士中普遍存在着。周恩来的话,好似清风阵阵,吹散了他们心头的乌云。其中,周信芳和黄佐临,就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后,放弃原本出国或去香港的打算,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周公馆里的“洋”客人

  在周公馆的座上宾里,还有两位“洋”朋友。1946年7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去往延安之前,专门来上海会见了“周将军”,周恩来向她介绍分析了国民党发起内战的情况,以及必然遭到溃败的根据。

  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应周恩来之请在上海创办了新闻通讯社,决心为“民主、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他把周公馆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周恩来在沪期间,他们一起讨论形势。有时他也与外联组组长陈家康谈论事务,还会帮助周公馆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润色英文稿。他所办的《上海时事通讯》虽然发行量不大,但通过关系寄往国外后,扩大了党与许多有影响机构的联系,争取到了新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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