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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之谜:毛泽东在哪儿为赴法青年送行
2014-6-26 11:01:45 来源:东方网 作者:贾彦 选稿: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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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由北京抵达上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而此行的目的,则是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实际上,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两次专程为赴法青年送行。由于当时留法的学生都是从上海出发乘船去法国的,可上海滩的码头众多,所以毛泽东究竟是在哪些码头送行的,至今尚无定论。

  一双新鞋身无分文踏上上海的土地

  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陪一批准备留法的湖南学生到北京学习法文。那时的毛泽东生活清苦,连到北京的钱都是和朋友借的,晚上和七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想翻身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他经李大钊介绍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虽然地位低下,每月只有八元钱工资,但这段经历使他有幸认识许多有名的文化领袖和后来的政治同伴。

  1919年初,毛泽东和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又是向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才得以到达浦口。在浦口火车站,他不仅不名一文,而且仅有的一双鞋还被贼给偷走了。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在火车站外巧遇一位湖南朋友,他再次借钱买了新鞋,以及到上海的车票,安全完成了旅程。

  四次送别他人自己却未出国

  据档案记载,1919年、1920年这两年间,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四次送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除1919年12月26日是在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径上海时,恰逢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候船准备出发,“偶遇”送别的,其他三次都是专程送行。这三次分别是,1919年3月17日送别首批赴法青年;1919年3月31日送别第二批留法学生;1920年5月9日,与萧三等6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握手告别。

  勤工俭学是“五四”前后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流行运动之一,尽管四次为他人送行,毛泽东本人却没能亲身参与这项他所倡导组织的运动。萧三后来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浦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去了。”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国的原因,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有说是因为语言和经费问题,也有说是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比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中国”,了解国家的事情。

  关于邮船与码头的考证

  历史浩瀚如烟海,种种细节湮没其中,一旦被捡起往往会有不同解说。关于毛泽东是在上海什么码头送别赴法学生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笼统一句“杨树浦黄浦码头”,到底是杨树浦码头还是黄浦码头,还是在杨树浦的黄浦码头,别说年代久远,这些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就是单单这些名称,也已够让人头晕了。

  《民国日报》、《申报》对留法学生的活动都有报道,对所乘邮船的船期和所属公司也留有信息。据这些报纸记载,1919年3月毛泽东的两次送别,出发的邮船分别是“因幡丸”号和“贺茂丸”号,都属于当时在上海的日商航运企业“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上海虹口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刘世炎对这两艘邮船及启程码头作了详细考证,研究了日本航运企业在上海的码头分布,得出结论,当时上海港口码头虽然数量不少,内河、远洋的客运码头也不少,但供“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邮船停靠之码头,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位于虹口区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

  根据刘世炎的研究,由于码头业务的分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另一远洋客运码头“汇山码头”主要停靠日本航线的轮船,到欧洲航向的轮船只能停靠在“三菱码头”。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杨树浦码头和黄浦码头,一来分别隶属于“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且以货运为主,堆满了煤和货物;二来远离市区,和学生集合地——静安寺51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相距甚远。所以,1919年3月,毛泽东是在三菱码头,即现在的扬子江码头两次送别赴法留学生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成立,只有一个可能,即“因幡丸”号和“贺茂丸”号的起航租借了杨树浦码头或黄浦码头,而这对于有自己远洋客运码头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似乎不太合情理。

  另外,有资料显示,1920年5月9日,毛泽东等人是在洋泾浜法国码头送别留法学生,而不同的说法是,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阿芒贝尼克”号出发。对此,刘世炎也进行了说明。当时法国邮船公司在上海已经没有自己的码头,所谓“洋泾浜码头”只有170英尺,只能靠泊小轮船。而外商码头经营比较灵活,为保证码头利用率,经常争取其他公司船舶停靠,所以法国邮轮租借日商的杨树浦码头或黄浦码头停靠,也是很有可能的。

码头之谜:毛泽东在哪儿为赴法青年送行

2014年6月26日 11:01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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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由北京抵达上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而此行的目的,则是欢送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实际上,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两次专程为赴法青年送行。由于当时留法的学生都是从上海出发乘船去法国的,可上海滩的码头众多,所以毛泽东究竟是在哪些码头送行的,至今尚无定论。

  一双新鞋身无分文踏上上海的土地

  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陪一批准备留法的湖南学生到北京学习法文。那时的毛泽东生活清苦,连到北京的钱都是和朋友借的,晚上和七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想翻身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他经李大钊介绍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虽然地位低下,每月只有八元钱工资,但这段经历使他有幸认识许多有名的文化领袖和后来的政治同伴。

  1919年初,毛泽东和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又是向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才得以到达浦口。在浦口火车站,他不仅不名一文,而且仅有的一双鞋还被贼给偷走了。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在火车站外巧遇一位湖南朋友,他再次借钱买了新鞋,以及到上海的车票,安全完成了旅程。

  四次送别他人自己却未出国

  据档案记载,1919年、1920年这两年间,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四次送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除1919年12月26日是在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径上海时,恰逢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候船准备出发,“偶遇”送别的,其他三次都是专程送行。这三次分别是,1919年3月17日送别首批赴法青年;1919年3月31日送别第二批留法学生;1920年5月9日,与萧三等6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握手告别。

  勤工俭学是“五四”前后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流行运动之一,尽管四次为他人送行,毛泽东本人却没能亲身参与这项他所倡导组织的运动。萧三后来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浦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攒动的人海中去了。”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国的原因,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有说是因为语言和经费问题,也有说是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比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中国”,了解国家的事情。

  关于邮船与码头的考证

  历史浩瀚如烟海,种种细节湮没其中,一旦被捡起往往会有不同解说。关于毛泽东是在上海什么码头送别赴法学生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笼统一句“杨树浦黄浦码头”,到底是杨树浦码头还是黄浦码头,还是在杨树浦的黄浦码头,别说年代久远,这些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就是单单这些名称,也已够让人头晕了。

  《民国日报》、《申报》对留法学生的活动都有报道,对所乘邮船的船期和所属公司也留有信息。据这些报纸记载,1919年3月毛泽东的两次送别,出发的邮船分别是“因幡丸”号和“贺茂丸”号,都属于当时在上海的日商航运企业“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上海虹口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刘世炎对这两艘邮船及启程码头作了详细考证,研究了日本航运企业在上海的码头分布,得出结论,当时上海港口码头虽然数量不少,内河、远洋的客运码头也不少,但供“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邮船停靠之码头,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位于虹口区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

  根据刘世炎的研究,由于码头业务的分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另一远洋客运码头“汇山码头”主要停靠日本航线的轮船,到欧洲航向的轮船只能停靠在“三菱码头”。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杨树浦码头和黄浦码头,一来分别隶属于“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且以货运为主,堆满了煤和货物;二来远离市区,和学生集合地——静安寺51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相距甚远。所以,1919年3月,毛泽东是在三菱码头,即现在的扬子江码头两次送别赴法留学生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成立,只有一个可能,即“因幡丸”号和“贺茂丸”号的起航租借了杨树浦码头或黄浦码头,而这对于有自己远洋客运码头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似乎不太合情理。

  另外,有资料显示,1920年5月9日,毛泽东等人是在洋泾浜法国码头送别留法学生,而不同的说法是,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阿芒贝尼克”号出发。对此,刘世炎也进行了说明。当时法国邮船公司在上海已经没有自己的码头,所谓“洋泾浜码头”只有170英尺,只能靠泊小轮船。而外商码头经营比较灵活,为保证码头利用率,经常争取其他公司船舶停靠,所以法国邮轮租借日商的杨树浦码头或黄浦码头停靠,也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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