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重读历史:周世宗柴荣灭佛的后世报应?

2015-1-6 10:56:32

来源:东方网 作者:徐世平 选稿:实习生管丹蕾

图片说明:周世宗柴荣

  我对佛教素有敬畏之心。有一件事,常常想不明白。为什么佛教寺院的佛像大都是泥塑和石刻的呢?比如,石刻的云岗佛像和泥塑的麦积山佛像、以及杭州灵隐、宁波天潼、上海龙华等寺。元代诗人兼画家王冕,就有“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的说法。铜塑铁铸的佛像,虽说也有(多为宋代以后的制品),但已极少。现今存世者,大都收藏在博物馆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近读五代史,读到周世宗柴荣(又叫郭荣系周太祖郭威养子)一节,论及其灭佛之作为,似有所悟。五代史中,梁、唐、晋、汉、周,我敬佩的皇帝,就是郭威和柴荣父子。这两个人,都是旷世英才。特别是周世宗柴荣,胸怀治国安邦之志,大有振兴国家民族之势。可惜,柴荣仅仅当了五年皇帝,便撒手走人了。倘若其稍稍增寿几年,又何来三百年之大宋天下?从某种角度说,大宋天下,与其说是赵匡胤创立的,倒不如说是柴荣一手创下的。著名的“陈桥兵变”,无非是赵氏是夺了柴家的“现成天下”而已。

  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又称柴世宗,邢州人(今河北邢台)。宋代文豪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宋代另有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世宗本纪》记载:“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龙冈人也。柴氏女适太祖,是为圣穆皇后。后兄守礼子荣,幼从姑长太祖家,以谨厚见爱,太祖遂以为子。太祖后稍贵,荣亦壮,而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性沉重寡言。”

  这说明,柴荣是郭威老婆的侄子,从小投靠姑父郭威,在其家中长大。其“办事谨厚”而深得郭威喜欢,故收为养子。柴荣器宇非凡,既善骑谢,也读过点书,尢通黄老之术。照理说,后周天下,本与柴荣无关。但是,偏偏后汉隐帝刘承祐因妒杀了时任节度使的郭威和柴荣的家人及子嗣,因此,当周太祖郭威去世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一个儿子,以致于让这个“沉重寡言”的养子继承了皇位。

  新旧五代史对柴荣的评价都是极高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旧五代史》则称其“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周世宗柴荣文治武功,不仅堪列五代君主第一、又是五代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曾被后人誉为“中国十大贤君”之一。《五代名君》的作者杨少轩先生则称“吾观五代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伟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

  公元954年(即显德元年),柴荣继位。他壮志雄心,大力改革,卓有成就。比如,勤政爱民、从谏如流、志怀天下、经营四方;在军事上,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裁汰老弱,募天下壮士,取优用之;在政治上,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在经济上,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60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此外,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等。

  然而,这些事情,倘若不是学历史的人,大抵都是记不得的。唯有“周世宗灭佛”这件事,被人牢记在心,并被诟病了千年。

  中国历史之上,曾有“四次灭佛”的事件。史称“三武一宗”。三武者,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说实话,将柴荣与“三武”并列,似乎有点不公。至少,柴荣灭佛,无论是初衷,还是手段,都是同“三武”不尽相同的。他的分寸感,还是掌握得相当好的。“三武”灭佛,或憎恨,或反感,或为独尊儒教等等,其手段也是严厉的、残酷的,也无端地杀了不少人。但是,柴荣的“灭佛”主张,盖因其政治和经济的战略考量,无疑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治国策略。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当时,连年争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市场凋零,直至“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其中一个突出的情况是,社会动荡迫使众多百姓不得已而遁入佛门,致使佛教迅速发展。一方面,乱世之下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不事稼穑的佛门弟子越来越多。这已大大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国家政权与佛教教权的矛盾相当尖锐。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早有限佛禁佛志向的后周世宗柴荣诏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从而正式拉开“灭佛”序幕。这件事,新旧五代史,均有记述。不过,《新五代史》一笔带过,“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编撰者欧阳修是何用意,不得而知。《旧五代史》,则记之颇详。它将柴荣的诏告,大段摘录用之。柴荣的“灭佛”原因,以及规定的办法,甚至处罚的尺度,都一一记录在案。

  从这份诏告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层意思。

  一是肯定佛教的济世之益,但不讳言近年泛滥的现实。比如,“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这是肯定的话。但是,“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意思是说,现在已越来越不像话了。特别是一些“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逃兵役者逃进了寺院,一些犯法犯罪之人,也躲进寺院而隐之。这还了得?

  二是讲究尺度,有分寸地灭佛。“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这是说,国家批准的,有“证照”的,可以存在,但要严格限制数量。“有敕额者”,还要合理分配。对新设新增的寺院,更要从严掌握。显然,柴荣大力废除的,都是“无敕额者”。他特别提出,要严禁高官们“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其意明确,做领导的人,更要带头,决不能搞特殊化。

  三是制定详尽的限制措施。对出家者,后周王朝制订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要家长同意,还要会“念经文”,甚至有数量要求,政府则会派参军判官“试验经文”。这就是说,出家者,都是要考试的,不合格者,一律不许。已出家者,亦要进行类似的“从业资格”考试,不行的人,必须“却勒还俗”。规定之细密,足以让欲出家者望而却步。至于那些“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的行为,以及“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将被视为“聚众眩惑流俗”,政府下令“今后一切止绝”。凡有违反,都会“准格律处分”,或判监、或流放等等。总之,一句话,读过诏告全文,但凡想出家者,自己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这个门槛,太高了。

  如果说,这个诏告主要是针对人的。那么,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这一招,更加严厉。

  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从政治和经济战略出发,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当时,因为佛教盛行,政府久不铸钱,似已无钱可用,民间百姓则纷纷销毁铜钱,以铸造器皿及铸佛象。这个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次寺观钟磬钹铎之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也就是说,除去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外,民间铜器和铜铸佛像,都必须限时送官。当然,政府也会估值给钱,这也算是比较温和的“赎买政策”了。但是,对超过期限而隐匿不送者,处罚是严酷的。私藏五斤者,就可以判死罪,其他的人,则按斤两论罪,比如,一斤以下,判徒刑两年等等。这等于说,百姓家中,已不允许存下一尊铜制佛像了。

  柴荣“颁铜禁”的主要阻力,显然来自佛教寺院。史书记载,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柴荣此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朝堂之上,反对者众多,柴荣则坚持己见。他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史书记载,柴荣还有类似说法:“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其意是说,佛在世间原本在于救人,即使是自己的脑袋眼睛也会毫不吝惜地拿来布施于人,因此大家不必疑虑;倘若我的身体,可以赈济天下万民,我也会在所不惜的。这件事争论的结果是:“由是群臣皆不敢言。”皇帝都说到“舍身”这个份上了,谁还敢再说什么呢

  不仅如此,柴荣还抓住了一个“典型案例”,以表明其坚定决心。当时,洛阳官员具报,称该地寺院有一“大悲佛”,极为灵验,百姓供奉膜拜,至今络绎不绝。民间传说,此佛极灵,谁敢毁此铜佛,必有报应、会遭天谴。因此,有臣属建议,可否网开一面。柴荣坚决不从,并扔下一句话:“天子一言九鼎,岂可因一佛像而废之,朕必亲往探之。”

  第二天,柴荣亲往该寺,督促毁佛。然而,天子亲临,兵丁仍不敢下手,纷纷丢斧锤于地。于是,柴荣“亲试之”,持斧破佛面胸,“观者为之栗栗”。完事之后,柴荣还对百姓进行“现身说法”,都说“大悲佛”灵验,我现在不是毫发未损、安然无恙吗?

  自此,周世宗柴荣“灭佛”和“铜禁”工作顺利进行,成果丰硕。佛可在人心中,而铜则不必在佛身中,“取铜于佛”,这也是当年极有意思的一条“宣传精神”了。据史载:“是岁,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当时,中原大地佛教寺院被大量撒裁关闭,只剩下十三分之一了,而寺中所存铜铸佛像,则无幸免者矣。五代后周王朝之前的铜制佛像,也几乎绝迹了,这是殊为可惜的。据记载,当时一些合法留存的佛教寺院,也只留下了泥塑彩绘的菩萨金身了。说来有趣,周世宗柴荣虽说壮志满怀,却仅仅当了五年多的皇帝。他刚登皇位的时候,曾问精究术数的左谏大夫王朴:“朕当得几年?”王朴答:“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呵呵,下属都是喜欢拍马屁的,居然说他可以再活三十年。柴荣自然大喜,他说:“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将他剩下的三十年“执政时间表”也做好了。然而,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柴荣即在征辽取幽州时,突患重病而卒,享年39 岁。

  英明练达、果敢敏捷、开明伟岸,且正值壮年的英明皇帝柴荣,亦莫名地不得善终。后周天下,不久之后,也被他的下属赵匡胤先生“黄袍加身”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报应之说?都说信教之事,信则有矣,不信则无。周世宗之事,也是让人莫名唏嘘而莫名不已的。

  周世宗柴荣死后葬于河南新郑市附近的后周皇陵之中。这里有其养父郭威的嵩陵,以及他自己的庆陵,还有他的儿子、被赵匡胤赶下台的皇帝及其后人亦葬于此。后周王朝,昙花一现。一世英明,亦难逃劫数。人生之莫测,又岂是凡人可以把握的呢?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

重读历史:周世宗柴荣灭佛的后世报应?

2015年1月6日 10:56 来源:东方网

图片说明:周世宗柴荣

  我对佛教素有敬畏之心。有一件事,常常想不明白。为什么佛教寺院的佛像大都是泥塑和石刻的呢?比如,石刻的云岗佛像和泥塑的麦积山佛像、以及杭州灵隐、宁波天潼、上海龙华等寺。元代诗人兼画家王冕,就有“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的说法。铜塑铁铸的佛像,虽说也有(多为宋代以后的制品),但已极少。现今存世者,大都收藏在博物馆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近读五代史,读到周世宗柴荣(又叫郭荣系周太祖郭威养子)一节,论及其灭佛之作为,似有所悟。五代史中,梁、唐、晋、汉、周,我敬佩的皇帝,就是郭威和柴荣父子。这两个人,都是旷世英才。特别是周世宗柴荣,胸怀治国安邦之志,大有振兴国家民族之势。可惜,柴荣仅仅当了五年皇帝,便撒手走人了。倘若其稍稍增寿几年,又何来三百年之大宋天下?从某种角度说,大宋天下,与其说是赵匡胤创立的,倒不如说是柴荣一手创下的。著名的“陈桥兵变”,无非是赵氏是夺了柴家的“现成天下”而已。

  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年),又称柴世宗,邢州人(今河北邢台)。宋代文豪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宋代另有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世宗本纪》记载:“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龙冈人也。柴氏女适太祖,是为圣穆皇后。后兄守礼子荣,幼从姑长太祖家,以谨厚见爱,太祖遂以为子。太祖后稍贵,荣亦壮,而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性沉重寡言。”

  这说明,柴荣是郭威老婆的侄子,从小投靠姑父郭威,在其家中长大。其“办事谨厚”而深得郭威喜欢,故收为养子。柴荣器宇非凡,既善骑谢,也读过点书,尢通黄老之术。照理说,后周天下,本与柴荣无关。但是,偏偏后汉隐帝刘承祐因妒杀了时任节度使的郭威和柴荣的家人及子嗣,因此,当周太祖郭威去世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一个儿子,以致于让这个“沉重寡言”的养子继承了皇位。

  新旧五代史对柴荣的评价都是极高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旧五代史》则称其“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周世宗柴荣文治武功,不仅堪列五代君主第一、又是五代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曾被后人誉为“中国十大贤君”之一。《五代名君》的作者杨少轩先生则称“吾观五代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伟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

  公元954年(即显德元年),柴荣继位。他壮志雄心,大力改革,卓有成就。比如,勤政爱民、从谏如流、志怀天下、经营四方;在军事上,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裁汰老弱,募天下壮士,取优用之;在政治上,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在经济上,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60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此外,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等。

  然而,这些事情,倘若不是学历史的人,大抵都是记不得的。唯有“周世宗灭佛”这件事,被人牢记在心,并被诟病了千年。

  中国历史之上,曾有“四次灭佛”的事件。史称“三武一宗”。三武者,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说实话,将柴荣与“三武”并列,似乎有点不公。至少,柴荣灭佛,无论是初衷,还是手段,都是同“三武”不尽相同的。他的分寸感,还是掌握得相当好的。“三武”灭佛,或憎恨,或反感,或为独尊儒教等等,其手段也是严厉的、残酷的,也无端地杀了不少人。但是,柴荣的“灭佛”主张,盖因其政治和经济的战略考量,无疑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治国策略。

  众所周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当时,连年争战,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市场凋零,直至“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其中一个突出的情况是,社会动荡迫使众多百姓不得已而遁入佛门,致使佛教迅速发展。一方面,乱世之下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不事稼穑的佛门弟子越来越多。这已大大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国家政权与佛教教权的矛盾相当尖锐。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五月,早有限佛禁佛志向的后周世宗柴荣诏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从而正式拉开“灭佛”序幕。这件事,新旧五代史,均有记述。不过,《新五代史》一笔带过,“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编撰者欧阳修是何用意,不得而知。《旧五代史》,则记之颇详。它将柴荣的诏告,大段摘录用之。柴荣的“灭佛”原因,以及规定的办法,甚至处罚的尺度,都一一记录在案。

  从这份诏告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层意思。

  一是肯定佛教的济世之益,但不讳言近年泛滥的现实。比如,“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这是肯定的话。但是,“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意思是说,现在已越来越不像话了。特别是一些“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逃兵役者逃进了寺院,一些犯法犯罪之人,也躲进寺院而隐之。这还了得?

  二是讲究尺度,有分寸地灭佛。“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这是说,国家批准的,有“证照”的,可以存在,但要严格限制数量。“有敕额者”,还要合理分配。对新设新增的寺院,更要从严掌握。显然,柴荣大力废除的,都是“无敕额者”。他特别提出,要严禁高官们“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其意明确,做领导的人,更要带头,决不能搞特殊化。

  三是制定详尽的限制措施。对出家者,后周王朝制订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要家长同意,还要会“念经文”,甚至有数量要求,政府则会派参军判官“试验经文”。这就是说,出家者,都是要考试的,不合格者,一律不许。已出家者,亦要进行类似的“从业资格”考试,不行的人,必须“却勒还俗”。规定之细密,足以让欲出家者望而却步。至于那些“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毁坏身体”的行为,以及“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将被视为“聚众眩惑流俗”,政府下令“今后一切止绝”。凡有违反,都会“准格律处分”,或判监、或流放等等。总之,一句话,读过诏告全文,但凡想出家者,自己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这个门槛,太高了。

  如果说,这个诏告主要是针对人的。那么,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这一招,更加严厉。

  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从政治和经济战略出发,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当时,因为佛教盛行,政府久不铸钱,似已无钱可用,民间百姓则纷纷销毁铜钱,以铸造器皿及铸佛象。这个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次寺观钟磬钹铎之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也就是说,除去朝廷的礼器、兵器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之类准许保留外,民间铜器和铜铸佛像,都必须限时送官。当然,政府也会估值给钱,这也算是比较温和的“赎买政策”了。但是,对超过期限而隐匿不送者,处罚是严酷的。私藏五斤者,就可以判死罪,其他的人,则按斤两论罪,比如,一斤以下,判徒刑两年等等。这等于说,百姓家中,已不允许存下一尊铜制佛像了。

  柴荣“颁铜禁”的主要阻力,显然来自佛教寺院。史书记载,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柴荣此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朝堂之上,反对者众多,柴荣则坚持己见。他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史书记载,柴荣还有类似说法:“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其意是说,佛在世间原本在于救人,即使是自己的脑袋眼睛也会毫不吝惜地拿来布施于人,因此大家不必疑虑;倘若我的身体,可以赈济天下万民,我也会在所不惜的。这件事争论的结果是:“由是群臣皆不敢言。”皇帝都说到“舍身”这个份上了,谁还敢再说什么呢

  不仅如此,柴荣还抓住了一个“典型案例”,以表明其坚定决心。当时,洛阳官员具报,称该地寺院有一“大悲佛”,极为灵验,百姓供奉膜拜,至今络绎不绝。民间传说,此佛极灵,谁敢毁此铜佛,必有报应、会遭天谴。因此,有臣属建议,可否网开一面。柴荣坚决不从,并扔下一句话:“天子一言九鼎,岂可因一佛像而废之,朕必亲往探之。”

  第二天,柴荣亲往该寺,督促毁佛。然而,天子亲临,兵丁仍不敢下手,纷纷丢斧锤于地。于是,柴荣“亲试之”,持斧破佛面胸,“观者为之栗栗”。完事之后,柴荣还对百姓进行“现身说法”,都说“大悲佛”灵验,我现在不是毫发未损、安然无恙吗?

  自此,周世宗柴荣“灭佛”和“铜禁”工作顺利进行,成果丰硕。佛可在人心中,而铜则不必在佛身中,“取铜于佛”,这也是当年极有意思的一条“宣传精神”了。据史载:“是岁,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当时,中原大地佛教寺院被大量撒裁关闭,只剩下十三分之一了,而寺中所存铜铸佛像,则无幸免者矣。五代后周王朝之前的铜制佛像,也几乎绝迹了,这是殊为可惜的。据记载,当时一些合法留存的佛教寺院,也只留下了泥塑彩绘的菩萨金身了。说来有趣,周世宗柴荣虽说壮志满怀,却仅仅当了五年多的皇帝。他刚登皇位的时候,曾问精究术数的左谏大夫王朴:“朕当得几年?”王朴答:“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呵呵,下属都是喜欢拍马屁的,居然说他可以再活三十年。柴荣自然大喜,他说:“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将他剩下的三十年“执政时间表”也做好了。然而,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柴荣即在征辽取幽州时,突患重病而卒,享年39 岁。

  英明练达、果敢敏捷、开明伟岸,且正值壮年的英明皇帝柴荣,亦莫名地不得善终。后周天下,不久之后,也被他的下属赵匡胤先生“黄袍加身”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报应之说?都说信教之事,信则有矣,不信则无。周世宗之事,也是让人莫名唏嘘而莫名不已的。

  周世宗柴荣死后葬于河南新郑市附近的后周皇陵之中。这里有其养父郭威的嵩陵,以及他自己的庆陵,还有他的儿子、被赵匡胤赶下台的皇帝及其后人亦葬于此。后周王朝,昙花一现。一世英明,亦难逃劫数。人生之莫测,又岂是凡人可以把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