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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着门缝看历史》连载:感悟陈寅恪

2013年10月11日 08:16

来源:东方网 作者:徐世平 选稿:奚亮

  《扒着门缝看历史》作者徐世平授权东方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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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春节,依然平淡。工作之事,生活之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无非忙碌而已。有一天晚上,看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有一个片子,评说当代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晚年生活,很有感悟。

  关于陈先生的情况,我读书的时候,鲜有提及。当年,史学界,几乎是范文澜等权威的天下,一部中国历史,也似乎成了农民革命运动史。大约在八十年代末,我从《新民晚报》编辑白子超先生的案头,看到一本书,叫《陈寅恪传》。我记得是广州出的书,也不太厚。我好奇,问,“陈寅恪是谁?”老白笑。我知道,在他看来,一个不知陈寅恪的人,至少是一个国学都没有学好的人。当时,这个恪,我念成了“恪守”的恪,还不知道,这个字,还能念成别的音(音que)。这本书,我后来是借回去看了。通读之下,对陈寅恪先生肃然起敬。

  敬重陈寅恪,让我常有感怀的,则是陈先生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先生在《悼国学大师王国维之碑文》中写到的,这也是陈先生一辈子的思想与精神的追求。这个碑文,至今读来,仍然是发人深思的。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一代国学大师,自沉而去,能为王国维先生写碑文,也足见陈先生的学术地位,也得以证明两人治学态度的相同。

  这个碑文,兹抄录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的治学思想,曾在其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得以张扬。这个情节,我在上视纪实频道里看到了。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学者),受政府之托,南下广州,请其老师复出,担任某研究所的所长,结果,两人谈得不欢而散。他的学生,只得用笔记下了陈先生的答复。

  陈先生在这个答复中说,“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先生在他的《论再生缘》一文中,也谈到“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陈先生最重要的见解,即认为,研究中古史,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然后再去再研究学术,他甚至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这是首要的条件,“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在当时,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为此,他同他的学生翻了脸,并称他已不是他的学生。他坚称,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否则,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也足见固执的一面。

  有意思的是,陈先生在答复中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这段话,是很有寓意的。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说这段话,也足见其独立的人格。

  陈先生,晚年双目失明,但是是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始终没有任何改变。纪录片生动描写了陈先生这一段的生活,尤其是他在自己寓所教带学生的情景,让人感动不已。一个学者,一个大师,也是一个瞎子,完全凭着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教书立言。在这段时间里,陈先生还写了《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等著作。这种毅力,也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今天写陈寅恪先生,纯属有感而发。因为,今天在许多研究领域和工作领域,我们仍然缺少陈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今日之中国,在社会人文领域鲜有创造和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附:陈寅恪简历:

  陈寅恪(1890-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应清华国学院吴宓先生之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导师。1928年,应聘为清华学校中文和历史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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