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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袭来︱“蒙古再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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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原标题: 蒙古袭来︱“蒙古再来”的危机

  在之前的文章《战争前后的镰仓幕府》《异国降伏祈祷与“神国”》中我们讲到,为了应对“蒙古袭来”的空前危机,镰仓幕府首次对日本列岛全境的武装力量和寺院神社开展了战争动员,设置了“异国警固番役”,实施了“异国降伏祈祷”。由于两次交战以后,忽必烈仍计划发动第三次征日之役,日本的战时体制也就一直没能解除,“蒙古马上就要来了”“蒙古怎么还没来”就成了一直缠绕在镰仓幕府统治者心头的两句紧箍咒。于是,两项战时政策几乎成为日本的“国策”,一直维持到镰仓幕府灭亡为止。

  弘安七年(1184)四月,领导镰仓幕府成功抵抗蒙古·高丽联军的“战时执权”北条时宗撒手人寰,享年34岁。七月,北条时宗年仅14岁的嫡子北条贞时(1284-1301)出任幕府执权,摆在这位年轻执权面前的是蒙古帝国随时将会再次来袭的恐慌。

  执权年纪尚轻,由幕府的两位重臣——安达泰盛(1231-1285)和御内人(北条得宗家家臣)平赖纲(1241-1293)辅政。安达家是自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时期就追随源赖朝的元老家族,安达泰盛之妹则是北条时宗之妻、北条贞时之母,因而安达泰盛事实上是北条家外戚、北条贞时的养父。安达泰盛还是《蒙古袭来绘词》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这幅著名的画卷里,他被描绘成一位善于倾听九州前线武士诉求的正派政治家的角色。平赖纲则是北条贞时的乳父,北条得宗家政机构公文所执事。两位辅政重臣的关系并不和睦,这就给镰仓时代末期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埋下了种子。

  《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安达泰盛(左侧)

  这年(1184)五月,在安达泰盛的主导下,镰仓幕府发布《新御式目》38条,拉开了镰仓时代最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弘安德政”的大幕。之所以要在此时发动“德政”改革,除了应对现实的社会问题需要之外,也因为蒙古·高丽联军的两次侵入,对于日本而言是与地震、海啸、瘟疫、彗星类似的灾异,在“天人相关”的思想背景之下,人们认为是统治者失德所致,需要以“德政”的方式加以应对。一年多里,安达泰盛指挥下的镰仓幕府所发布的改革法令足有一百多条,内容涉及国内治安、经济流通、诉讼制度、镇西(九州岛)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镇西寺社领恢复等方方面面。安达泰盛的诉讼制度改革堪称镰仓幕府法制的集大成,幕府增强了守护的权限,设立九州的分支机构,并加强京都六波罗探题的管理能力。此外,镇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镇西寺社领恢复两项是影响最大的改革措施。

  后两项改革措施都直接与“蒙古袭来”相关——改革的范围都限定在“镇西”(九州),也就是两次“蒙古袭来”的前线。镇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在《战争前后的镰仓幕府》一文中笔者提到,幕府麾下的御家人并不是当时日本唯一的武装力量,直到“蒙古袭来”之时,为了应对空前的外敌入侵的威胁,镰仓幕府才开始向御家人以外的武装力量实施军事动员。弘安之役以后,面对“蒙古再来”的威胁,镰仓幕府仍需要继续整军备战,充分调动非御家人的武装力量,这就需要犒赏那些在战场上卖了力气的非御家人。

  但这个问题令幕府感到捉襟见肘。且说在“蒙古袭来”以后的13世纪末至14世纪,日本列岛的庄园制已经矛盾重重。一个庄园内原本设着各种各样的“职”,也就是伴随着一定收益权的世袭职务,然而对祖传的“职”具有继承权的人越来越多,“职”被不断分割,庄园权益纷争激化。加之在不断的分割、政治变动和土地买卖过程中,“职”的流失屡见不鲜,失去土地而陷入贫困的御家人为数甚多。为维持庄园制,必须对错综复杂的“职”重新分配,这就势必威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今赶上“蒙古袭来”以后武士、寺社都需要打赏的情况,更是没多少地可分,没多少“职”可授。

  在根本没有足够的领地来打赏前线武士的状况之下,把那些为幕府作战的非御家人收编为御家人,给他们一个“编制”,提升他们的身份地位,就成为了幕府实际上能采取的最有效的奖赏措施。这样一来,在九州前线为幕府卖命的非御家人武士也成了御家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也得到了幕府的保障,镰仓幕府也就真正得以从一个立足关东的机构扩展为能够号令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机关。

  镇西寺社领恢复政策即“寺社领兴行”“神领兴行”,意在将九州岛寺社领地内保持既有权益的居民和武士排除出去,改为完全由寺社单独控制的领地。这是镰仓幕府对九州岛寺院和神社采取的保护措施。之所以要保护九州寺社领地,幕府的考量不外乎是为了“异国降伏祈祷”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让僧侣和神官们继续作为“冥界武士”与敌军的神明作战。幕府将神官们此前卖出或抵押出去的土地收回,重新赠予神社,这就成为了幕府支付给神社“异国降伏祈祷”的报酬。显而易见,安达泰盛采取的两大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第三次“蒙古袭来”。

  然而,安达泰盛的德政改革并没有得到幕府御家人们的一致拥护。甚至可以说,镇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遭到了旧御家人们的反对。那些因为“蒙古袭来”才被迫加入镰仓幕府军麾下的暴发户,怎么能与世世代代侍奉幕府的御家人家族相提并论呢?这项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御家人制度的法令,对于那些对旧御家人来说,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身份特权。另外,德政改革推行的地方分权和守护权限强化政策则触动了幕府特权阶层的利益。于是,幕府的中央迅速分裂为安达派和反安达派两派力量。

  影视作品中的平赖纲

  弘安八年(1185)11月,反安达派在平赖纲的率领下发起政变,安达泰盛以下500人败死,这就是镰仓幕府史上著名的“霜月骚动”。同时,九州也同时爆发了连锁的“岩门之战”,安达泰盛之子安达盛宗战死。镰仓幕府中枢的安达派接连失势,约40%的人退出幕府政治核心。安达泰盛执政期间,朝廷的龟山上皇(1249-1305)在京都与安达遥相呼应,推进公家诉讼改革。霜月骚动的情报于11月20日深夜抵达京都六波罗,随后传遍洛中。六波罗探题于21日向龟山上皇报告。两年后的1287年10月,因为传闻龟山上皇对霜月骚动之后的幕府怀有异心,镰仓幕府要求东宫(后来的伏见天皇)即位,大觉寺统(天皇家龟山-后宇多一系)的后宇多天皇退位,龟山上皇院政随即终结。在镰仓,平赖纲彻底主导了幕府的政治,废除了安达泰盛的德政政策,安达泰盛与龟山上皇一东一西的改革宣告终结。

  平赖纲执政以后也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并在九州博多设立了镇西谈议所(后来发展为镇西探题),但却废除了安达泰盛德政当中重要的两项:镇西非御家人的御家人化和寺社领兴行政策。为了继续防备“蒙古再来”,平赖纲也坚持对非御家人发起军事动员,催促他们承担异国警固番役,并提供赏赐,但并不将他们认定为御家人,不给他们提供“编制”。

  平赖纲的权势急剧扩大,并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了京都的朝廷。弘安十年(1187)10月,持明院统(天皇家后深草-伏见一系)的伏见天皇在幕府的支持下即位。正应二年(1289),幕府将时任将军的惟康亲王遣送回京都,把伏见天皇的弟弟久明亲王迎入镰仓,出任新的将军,这样,天皇、将军之位都在平赖纲的扶持下,被持明院统一派握在手中。

  平赖纲次子饭沼助宗随幕府的队伍到京都迎接久明亲王,并被朝廷授予左卫门尉的官职,而后又任命为检非违使。由于平赖纲及其子在身份上不过是北条得宗家的家臣,也就是“一介御家人”的家臣,能够获得这样的朝廷官职,在当时来看也是破天荒的。正应四年(1291)2月,得宗家臣被派遣到博多监视镇西谈议所;八月,平赖纲之子平宗纲等5人开始监督公家寺社有关诉讼。平赖纲的权力触及朝野方方面面,公家贵族三条实躬在其日记《实躬卿记》中记述:“城入道(安达泰盛)被诛之后,彼仁(平赖纲)一向执政,诸人恐惧外无他事。”在他的笔下,平赖纲权势如日中天,大行恐怖政治,令京都的公家们畏惧不已。

  正应六年(1293),日本列岛又一次出现了“蒙古袭来”的谣言。同时,高丽使节金有成奉“大元国”之命,持高丽国王书信出使日本,幕府于3月21日派遣北条兼时、北条时家到九州防备。4月13日,镰仓发生里氏7.1级大地震,将军御所、建长寺等均在地震中倒塌,大小余震持续九日,约两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亡。仅九天之后,执权北条贞时发动政变,诛杀平赖纲一党,史称“平禅门之乱”。在突如其来的天灾和“蒙古再来”的谣言面前,平赖纲的权力轰然倒塌。当时在伊豆国热海的平赖纲别墅据说突然地陷下去,当时人认为这是平赖纲的别墅与他的主人一起被地狱接走了,因此将此处称作“平左卫门(赖纲)地狱”。

  热海平左卫门温泉(小泽温泉)

  平赖纲死后,北条贞时正式掌权。当年(1293)10月,一颗彗星突然划破天空。永仁五年(1297)2月19日,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是危机的预兆。于是,当彗星出现五个月后,北条贞时再度发布了“德政令”(永仁德政令)。永仁德政包括诉讼改革、禁止御家人土地买卖和抵押、收回御家人流失的土地、改革六波罗和九州的管理机构等方面诸多政策。北条贞时的一系列措施旨在保护陷入贫困的御家人的领地,将御家人卖出或抵押的土地无偿收回给御家人。但实际上土地的所属关系远比幕府的设想更复杂,德政令发布之后随即产生了各种纠纷。不到一年,除御家人卖出土地的无偿收回政策之外,其余政策被悉数废除。北条贞时反反复复的改革措施,没能扭转镰仓幕府的颓势。

  1299年,元朝国信使、普陀山宝陀寺住持一山一宁奉元成宗之命抵达日本,被幕府扣留。1301年,又一颗彗星会出现(哈雷彗星),当年11月,九州方面报告“异国船”200艘突然在萨摩的海面,这给幕府的统治者再次带来巨大的恐慌。面对“蒙古再来”与“天变地异”的危机,北条贞时在这一年又发布了恢复(保护)伊势神宫领地的法令。1312年,在北条贞时死后,幕府又面向九州再度发布了大规模的保护寺社领地的法令。

  在镰仓幕府的历次德政改革之中,犒赏“异国降伏祈祷”中出力的寺院和神社,保护寺社的领地都是一项基本的方针。正如《异国降伏祈祷与“神国”》一文所述,众多寺社都在向幕府和朝廷索要奖赏。海津一朗认为,“蒙古袭来”以后,寺社不仅是把蒙古·高丽视作敌人,还将国内与自己敌对的势力也视作敌人,称其为 “恶党”“异类异形”或“国土怨敌”。寺院和神社污蔑他们是与神佛敌对之人,说他们是破坏“异国降伏”大局的罪魁祸首。就这样,寺社利用民众对“蒙古再来”的恐慌,将领地之内的敌对势力排除出去。“恶党”于是成了“蒙古袭来”以后的高频词,寺社拿着从幕府那里讨来的文书,把原本普通居民生活的场所划为“圣域”,将他们当做“恶党”驱赶出去。“恶党”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与庄园领主不断斗争,幕府则需要派出武装力量搜捕和镇压“恶党”。这样一来,“恶党”们的愤怒就转移到了幕府的头上,最终几位叫楠木正成、赤松圆心、名和长年的“恶党”,成了镰仓幕府的掘墓人。

  参考文献

  高桥典幸:《悪党のゆくえ:荘園領主の動向を中心に》,中島圭一编:《十四世紀の歴史学》,东京:高志书院,2016年。

  同:《南北朝動乱期の社会》,《中世史講義》,东京:筑摩书房,2019年。

  海津一朗:《新 神風と悪党の世紀》,东京:文学通信,2019年。

  笕雅博:《蒙古襲来と徳政令》,东京:讲谈社,2001年。

  细川重男:《鎌倉幕府の滅亡》,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

  西谷正浩:《荘園制の展開と所有構造》,《岩波講座日本歴史8》,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

  熊谷隆之:《モンゴル襲来と鎌倉幕府》,《岩波講座日本歴史7》,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

  佐伯弘次:《蒙古襲来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153号,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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