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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日本史:从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

2020-1-13 09:08:1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山村耕造(华盛顿大学亨利·M.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 严忠志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剑桥日本史:从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

  【编者按】

  自20世纪以来,剑桥的历史叙述已经在英文阅读的世界中建立起另一种模式。撰写《剑桥日本史》的计划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1978年宣告完成。《剑桥日本史(第3卷):中世日本》覆盖的时段约三个半世纪,始于镰仓幕府创立的12世纪最后几十年,止于室町幕府灭亡后内战爆发的16世纪中叶。其间300多年的历史事件和发展丰富多彩,它们勾勒了中世日本的政体、经济、社会和文化,展现了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该书中译版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作者勾勒了这一时期的整体样貌,以及日本中世相关著作编纂的特点,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山村耕造著,严忠志译,《剑桥日本史:中世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那是武士的时代。在那几百年的时间里,武士阶层的力量继续壮大。这一发展带来的一个政治结果是,两个武士政府或称幕府相继组建。第一个是镰仓幕府,12世纪80年代成立。但是它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统管整个国家。在若干重要方面,它不得不与天皇代表的文官政府分享权力。但是,1336 年,第二个武士政府室町幕府成立,并且在14世纪末稳坐江山。在室町幕府的统治下,武士阶层有能力侵蚀天皇的文官权威。在15世纪的前50年中,室町幕府的权力达到巅峰,武士阶层在许多方面实质上统治整个国家。那时,文官政府并未失去全部权力,依然有助于室町幕府合法化。但是,室町幕府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随心所欲地利用文官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

  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15世纪末,室町幕府的势力开始减弱。其原因在于,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幕府遇到了武士阶层内部提出的挑战。在日本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幕府是德川幕府。1600年,德川幕府统一各派地方武士势力,结束了曾让室町幕府束手无策、持续时间长达百年的内战,接管了国家政权。德川幕府政权稳固,统治了267年,与天皇代表的文官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重大联系。

  至此,近500年之前建立镰仓幕府的武士阶层达到了权力之巅。

  随着武士权力的持续壮大,庄园和公地转变为领地。日本的庄园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采邑,最早见于8世纪,是在私有化的公地上创建的。到了12世纪,庄园成为天皇本人、贵族和寺院的主要私有财富和收入来源。许多武士与文官政府的地方官员一起,也在私有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他们有的通过改造无人耕种的土地,开垦出新的稻田;有的设法侵占附近的公共稻田。接着,他们将那些稻田交给贵族和寺院托管。贵族和寺院可以获得法律授权,免交那些稻田的租费。该过程逐渐减少了文官政府的收入,同时让托管稻田的武士、贵族和寺院一起,共同分享收益。当然,武士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其方式一是不择手段地霸占庄园的收益权,二是霸占作为文官政府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公地的收益权。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开始以更全面的方式侵占公地和庄园。该做法最初进展缓慢,但是在13世纪势头增强。其结果是,武士从庄园和公地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多,文官政府、天皇、贵族和寺院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对支持文官政府并且从中获益的人来说,公地和庄园是其政治和经济基础。在室町时代,幕府对庄园和公地进行了更系统、更全面的改造,将这两种形式的土地变为领地。与镰仓幕府的做法截然不同,室町幕府采取措施,以地区为基础,强征租税,以更有力的方式,从整体上促进了武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非武士精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15世纪后半期和16世纪,室町幕府的力量逐渐衰落,作为区域和地方力量的武士越来越咄咄逼人,从精英文职官员的手中夺走剩下的公地、庄园和其他收入来源。到16世纪中叶为止,庄园和公地已经所剩无几。

  随着武士阶层的力量的壮大,随着庄园和公地被逐步变为领地,官僚阶层日益壮大,制度性司法能力日益增强。对政体和社会而言,法律和司法机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事务一是裁定涉及土地收益权的争端,二是裁定涉及继承权之类问题的其他形式的冲突。这种情况普遍见于室町时代,在镰仓时代尤甚。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证有效管辖所需的官僚阶层和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两个幕府失去权力之后,司法管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但是,司法和管理这两个方面的制度性能力在镰仓时代培育起来,在室町时代继续增强,这对日本中世史的走向和性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世时期,日本农业生产率稳步提高,农业产量稳步增加,有助于商业发 展,有助于经济持续实现货币化。市场活动最初于12世纪后期在京都得到激发,从13世纪中叶开始提速。到了室町时代中期,全国所有村民都可进入市场。职业的专业化在镰仓时代早期依旧有限,但到了室町时代中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商贩和工匠的技能和效率有所提高。城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同步发展,运输节点和经济制度逐步改善。

  到了14世纪,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铜钱数量迅速增加,商业的发展和货币化进程加快。在一个市场导向越来越强的社会中,必然产生的政治冲突和经济纠纷越来越频繁。它们包括放贷者与借款人(其中许多为武士)之间的冲突、实物租费和现金租费的接受者与支付者之间的冲突、行会与可能的竞争者之间的冲突。诸如此类的许多冲突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牵涉幕府、文职精英以及武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耕农的生活也经历了几个重大改变。他们的总体境遇有所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那时,肥料用量增加,双季种植的面积增大。更重要的是,对稻田实施了精耕细作。这样一来,自耕农在农田管理方面的自由度逐步增加,土地所有权也有所扩大。政局变化,战争频繁,征收特别关税,人口临时动迁,苛捐杂税增加,自耕农的生活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到了室町时代,自耕农有能力生产更多谷物,参与更多市场活动,在乡村中逐步赢得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这进而提高了他们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例如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农田进行灌溉等等。自耕农互相帮助,采取更有效的集体行动,要求减少租税,以便缓解威胁生活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够更好地应对天灾和统治精英造成的艰难局面。

  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新的佛宗派别和禅宗成为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日本中世史的重要进展。其他因素还包括在室町时代蓬勃发展的能剧、茶道、俳句、山水画、书院风格建筑以及许多别的文化追求和表现形式。两个幕府政权经历兴衰巨变,引起了政治动荡和长期战争。不过,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我们今天所说的日本文化而言,许多要素早在中世时期就已确立。佛教教义重新从中国传来,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佛宗派别和禅宗的领袖们调整了那些教义,采纳了具有创意的传教方式,从而改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改变了精英和平民的日常生活。在镰仓时代,武士生活沉浸在禅宗的教义之中。佛教对武士和平民产生影响,改变了日本15世纪和16世纪的社会史和政治史。那些变化带来的广为人知的结果有三:第一,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寺院引导宗教机构实现了扩张;第二,寺院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第三,在室町幕府的最后数年,一些宗派的信徒开展了持久且常常成功的反叛活动,将其延续到战国时期。那些反叛行动主要针对武士领主,其动机并非局限于宗教方面。但是,如果不考虑农民和部分武士参与的那些政治起义涉及的宗教动机,我们就不可能解释其性质和影响范围。

  室町时代的文化发展形式多种多样,深受佛教的影响。在足利家族的将军们,特别是足利义满和足利义政的积极支持下,精英阶层的文化生活达到了巅峰。那个时期的精英文化遗产丰富,涉及文学、表演艺术、绘画和建筑,现在依然是构成日本文化的重要核心。平民也对那几百年的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舞蹈、音乐和歌谣——常常带有乡土气息,也受到佛教世界观的影响——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活力,为非常高雅的精英文化提供了发展基础,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深受精英阶层青睐的能剧,以及村民喜爱的舞蹈和歌谣。

  最后,在勾勒日本中世史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不可能忽视日本的东亚邻国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忽视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影响。在那一时期,日本海盗(日语称“倭寇”)在中国和朝鲜海岸持续掠夺。从一定程度上说,倭寇受到贸易利益的驱动,带来的明显结果是持续不断的外交摩擦。中国是日本佛教教义的来源,中世日本使用的所有铜钱实际上均来自中国。此外,中国也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点的明显证据是,日本当时努力维持与中国明朝的勘合贸易(受到官方批准的有限贸易)。但是,在外交、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亚洲大陆也让中世时期的日本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在13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蒙古人入侵日本,给镰仓时代的日本造成了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促成了幕府政权的垮台。中国的明朝政府常常要求室町幕府接受朝贡国地位,有时甚至到了公开威胁的地步。中国认为它在那个地区拥有无人能够挑战的霸权。这迫使幕府及其将军们承认,中世时期的日本是中国主导的东亚的组成部分。

  关于日本中世的日文著作和英文著作

  为了理解有关日本中世时期的史料编撰,我们必须熟悉两种不可改变的抗力。它们规定了史料编撰的特征,曾经并且继续对史料编撰的基本特征产生深刻影响:其一是日本国民在过去数百年中较晚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经历;其二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日本历史学家广泛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两种力量形成的效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减弱,但是即便在今天,它们继续影响着日本历史学家的著述。

  日本跟随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急切地追求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兼西化,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日本战前几代历史学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学家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如何遭受工业化国家带来的危害,其原因何在?这意味着,那些历史学家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进行比较,其方式有时是显性的,但几乎一直是隐性的。

  因此,从事中世史研究的学者讨论的主要论题是:第一,在制度层面上,日本的中世时期与欧洲的中世纪的异同;第二,在中世时期政治经济的改变速度上,日本与欧洲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在从古代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代的过程中,在发展模式方面存在那些假设的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些论题吸引了大多数日本历史学家的注意力,有助于日本历史学家理解西方史料编撰之镜中反映出来的日本历史。在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最早研究中世的历史学家聚焦中世纪欧洲与中世日本在制度与法律方面的相似之处,相继提出了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带有比较性质的问题。其他学者沿袭这一思路,逐渐扩大研究范围,在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土地所有制模式三个方面,对中世日本与中世纪欧洲进行了比较和对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框架,然后将其添加在史料编撰的比较模式基础上。这种框架的应用迅速传播,到了20世纪30年代站稳脚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分析方法。关于这一发展,有两个起到相互强化作用的原因:其一,在那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政治镇压、20世纪20年代的长时间农作物减产、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军国主义的崛起。这样一来,在思想政治方面,日本史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左翼意识形态日益青睐。其二,日本学术界希望建构一种宽泛的分析框架,以便打下方法论基础,揭示日本史料编撰的比较性质。

  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在日本的两代史学研究者中,一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表著述,另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发表著述,许多人关注考察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围之内的历史问题。对从事中世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日本何时经历了封建主义阶段,即最重要的前工业化阶段?那些专家们参与的辩论十分激烈,其议题涉及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和特点,而且经常同时表现在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在这几十年里出版了大量专著和文章涉及许多在马克思框架内有重要意义的中世史问题和层面。

  那场辩论谈到许多问题,常常争得不亦乐乎,在此恕不一一赘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之内的辩论中,许多人关注的并非在制度特征方面以明确方式,对西方封建主义和日本封建主义进行比较。非但如此,那场辩论更多地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第一,根据每位学者对封建主义定义的不同解释,日本何时经历了“纯粹”的封建主义?第二,就土地所有权模式、农民缴纳租税的方式和形式、阶级之间斗争的动机,每位学者进行的概括描述的有效性何在?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模式、形式和动机是如何变化的?20世纪60年代之前,许多学者的研究在隐性层面上受到意识形态的推动。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20世纪50年代中,对中世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意识形态动机逐渐淡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和术语的唯一考虑是,它们是史学界普遍接受、人们熟知的有用的历史研究工具。

  那两代历史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之内的问题和论点,该做法对那一时期的史料编撰还带来了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城市、社会生活、宗教和文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要问题;对希望研究中世时期的这些方面的人,史学界持排斥态度。一个重要结果是,研究那些问题的学者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并且尽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史学界专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另一结果是,经济史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史,重点研究产生和定义这些冲突性质的每个历史阶段中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以及生产方式的特征。今天,与研究欧洲中世纪经济的大量著作类似,研究日本中世经济的专著已经不再使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观点了。但是,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在20世纪70年代中更加明晰。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日本人开始看到,日本已经度过了“追赶”工业化或现代化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史学界的影响依然强大,但是慢慢且持续地失去原来的控制力。说明这一点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偏离以前学者采用的方法,而且,这个趋势已经增强。其原因在于,新一代学者与其前辈不同,不再青睐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提出的问题,并且逐渐取代了战后那一代学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的专业历史研究者队伍扩大(在1945年之后成立的大学中,学术职位增多),从而增强了这一趋势。

  然而,这一转变进程缓慢。也许更准确的做法是,将中世时期的史料编撰概括为过渡阶段。例如,过渡的迹象见于这一事实:现在出现了更多的个案研究,涉及历史人物、区域政治制度及经济变化的形式。其目的不是为分析的有效性提供证据,而是进行描述和分析。他们采用的方式与分析框架的直接关系(如果有的话)越来越小。迄今为止,根据目前趋势进行推断尚为时过早。过去15年中出现的研究成果并未在任何基本方面,就中世时期日本的制度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向传统的核心论述提出挑战。已经开始的这一过渡阶段是否能够获得足够势头,重写日本中世史?这一点尚待证明。

  除了少量例子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关于日本中世史,没有任何学者发表用英语写作的严肃的专业研究报告。战前可以看到的相关著述数量有限,并且很不成熟,其基础是译为英文的著名日本历史叙事,例如《平家物语》或《吾妻镜》。在这类著作中,近代前的日本史“将大小人物和事件糅合在一起”,对叙事背后的人的情感的分析包括“日记、战争故事、道德说教和凭空想象的年表”。历史是“通过对话和明显(或隐蔽)的激情”来理解的。在战前几十年里,“阐释著名文本显然被视为主要任务”。于是,“没有出版专著。在缺乏专著的情况下,在研究中以批判方式使用资料的例子十分罕见”。

  在这方面,出生于日本的耶鲁大学学者朝河贯一的著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例外。他的著作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出版,其中有许多研究了日本中世时期的土地制度。对西方人来说,它们广泛使用书面证据,是西方人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在多年里唯一的研究庄园制度的著作。但是,朝河贯一的研究是比较性的,探讨了日本中世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在土地制度方面的相似性。在战前,还有一位学者也在例外之列,他就是乔治·B.桑塞姆。他的战前主要著作《日本文化简史》过度依赖“借助叙事的历史”的方法,覆盖范围可能并不全面。但是,它展示了日本历史的一幅生动画卷,提供了许多阐释性见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格说来,对日本的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结果,然而在战后头几年中,日本中世史却遭到忽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

  第一,绝大多数研究日本的西方历史学者对1868年以后的阶段很感兴趣;第二,在使用中世文献的原文方面,还存在语言障碍。此外,日本学者依然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术语,任何试图对那个历史时期进行严肃研究的人也必须一一掌握它们。这一点今天依然如此。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相关专家数量很少,但突然出版了研究中世时期的大量著作,主题涉及方方面面。于是,忽视中世时期的做法戛然而止。但是,在简述过去15年间问世的著作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讨论约翰·W.霍尔的《日本的政府与地方力量:500—1700年》。这本著作于1966 年出版,实际上在美国揭开了研究中世日本的新篇章。 就史料编撰而言,霍尔的著作的意义在于说明日本历史可以通过一种方式书 写,也就是使用他所称的家族结构概念,并且将其作为传达日本社会政治结构内力量的基本权威。根据他的定义,家族结构:

  不是狭义规定的亲属关系结构,而更确切地说,是扩大的姓氏体系。在该体系中,家庭和“类似家庭”的纽带超越一个贵族家系的分支家庭、多代家庭,甚至还有一个贵族家系主干之外的家庭。这种U形结构位于任何掌权安排的核心,提供行使权力的基本框架。

  或者,按照玛丽·伊丽莎白·贝里的诠释,霍尔提出的家庭结构概念是一个重大贡献。其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显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支撑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变化方面的完整性、结构高于个人的地位”。

  这是霍尔进行的一次尝试,旨在重写日本近代之前的历史,避免使用“封建主义”这个术语。比较论者认为,封建主义是日本历史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但霍尔在1962年写道,“封建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被用来分析日本的过去,这促使历史研究者将欧洲史与日本史进行浅显的比较,将研究局限在该概念容纳的狭窄的历史侧面,比如说,领主与家臣关系的许多表现形式、军队文化和伦理等等。此外,使用“封建主义”一词还诱使历史学者“接受军事力量是历史中的终极决定力量”这一观点。具体说来,霍尔反对这个观点:封建主义是具有活力的社会器官,可以“造就”某些制度,“抵制”或“导向”其他社会阶段。霍尔的研究说明,使用日语原文文献的非日本学者可以重新阐释日本历史,向日本学者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发起挑战。

  正如前文所述,对中世日本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长足发展。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专家数量有所增加。与早几代学者相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受过更好的训练,在史料编撰和使用初级或次级资料的能力两个方面均是如此。新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这一批人日语能力更强,其中部分原因是,二战之后,研究生可以申请相关的公共资助和私人资助,在日本逗留更长时间。

  正如本章的参考文献所示,中世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活动近年来出现高涨事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几部多卷本问世,其中大多数研究了中世时期以及平安时代、战国时期和德川时期;其二,出版了单个学者撰写的大量研究专著,内容涉及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

  (本文节选自山村耕造著、严忠志译《剑桥日本史:中世日本》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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