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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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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祝淳翔

原标题: 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笔者去年2月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过一篇《上海沦陷期的日语翻译陶荻崖》,在澄清了过去的误传之余,总结此人的状态为:“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但由于线索中断,无法确知他在抗战胜利后的踪迹,故“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

  岁月倥偬。今年国庆节前夜,忽收到一位久违的朋友发来的微信,内容是来自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中一页截图,该文收入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书:

  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笔名除“雷白文”外,还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桥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

  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

  经提示,文中那句“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自然值得注意。因为这化名,可从陶荻崖及其别名涤亚中分别抽取一字,再合而为一。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里称费明君“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翻检1943至44年《华影周刊》,查到中方导演如:卜万苍、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张石川、方沛霖、岳枫、何兆璋、屠光启、孙敬、王引、郑小秋、文逸民、黄汉、韩兰根、吴文超、马徐维邦、高梨痕、桑弧等等,并无陶荻亚其人,但陶涤亚在担任华影宣传处秘书期间,部分参与了电影的制作及翻译过程,若将这些工作理解为导演,则差相仿佛。

  另外,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似不存在,倒是从张蘅园《日伪时期的〈时事公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作者时任该报副刊编辑)一文中,发现宁波沦陷后,该报留守人员与“日伪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陶涤亚接上关系,由“陶凭借日特务机关势力”而复刊。文中还提及报社经理顾守中“与陶涤亚为汉口旧相识”,1942年因“陶涤亚调任离甬”,顾的权力减弱,经理一职旁落。

  尽管未能调阅费明君的个人档案,但上述零星文献与其被揭露的履历“一九三七年回到上海后,他就由一个日本人的介绍,进了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以后又在日伪的大陆新报、中华电影公司工作”隐约有所关联。

  下文拟将费明君的相关传记材料逐一收拢,再经排比对勘,去伪存真,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活过的人。

  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

  陈梦熊文后有一节附记: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第938期,到第940期该报刊出黄可来信,说“雷白文没有参加木刻讲习所和一八艺社”,并详列参加木刻讲习会合影中13位学员的名单;一八艺社也无雷白文此人。为此,便将文中涉及文字删去,以免传讹,并向黄可先生致谢。

  经查核,所删文句为:“1931年,参加由鲁迅发起和支持的木刻讲习班,留有鲁迅和听讲青年的合影(见1981版《鲁迅全集》书首插图),因此有参加一八艺社之说,确否待考。”然而这短短一句话,已造成不良影响,如云“费明君站在鲁迅身边”,便拜其所赐。当然了,陈梦熊依据费明君家属所持《刑满就业人员死亡通知单》,替其修正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误署的生卒年月,理应记上一功。

  实际上,1931年,费明君参与筹备的宁波世界语学会(Nin-Po Esperanto Asocio)成立,该会通讯地址在宁波江东民强中学。这是文献所知费明君最早的行踪。

  到了1936年,费明君赴日留学,期间与鲁迅写过信。10月9日《鲁迅日记》,有:“晚得费明君信,即复”。那封回信首见于费1937年编选的《鲁迅先生语录》书前插图。但因排版不当,部分文字被遮盖,成为一封残信。其内容为:“明君先生:珂氏选集早已无余……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缩印……不至于不佳,大约年内总可出版,请先生自与接洽为幸。”信里的“珂氏选集”,指1936年5月鲁迅所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初版是现代版本学界有名的大缺本,总共只印了103本,其中“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目前所知,国人收藏此版本者寥寥无几。不难推想,当时费明君在日本留学,因无法买到该书而去信索购。

  195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文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华师大中文系在当天晚七时举办纪念晚会,节目单中,费教授的鲁迅回忆赫然在列。翌日,校内还展出鲁迅各种版本的著译,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和画片,以及先生的亲笔书简等。其中估计包括了鲁迅给费明君的完整信件。

  等到1955年胡风案发,8月15日《文汇报》发表糜有成《胡风分子费明君向学生散布了些什么?》提及:

  他向到家里来的学生宣扬:他在日本的某大学留学,又怎样和鲁迅先生在一起,鲁迅先生又怎样“喜欢”他等等。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就把鲁迅先生那时候托他买书的条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把鲁迅先生的一些初版书拿出来炫耀。

  倘忽略文中的贬词,则推敲费明君所言,或可将其视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平时耽读鲁迅文章,经常购买鲁迅著作,以至于市面上有一册罕见版本无法买到时,还向病中的鲁迅致函询问。而从费明君欲购买木刻版画书的意图出发,进而产生联想,误以为他也是木刻讲习所的一员,倒也情有可原。

  任职于震旦大学、齐鲁大学

  张兴渠《追忆何满子先生》在主要记述与何满子的交谊时,旁及费明君:

  我与何满子先生相识于1949年。那时我正就读于震旦大学中文系,该校有不少名教授或名作家来任过教职,如郭绍虞、顾颉刚、丰子恺、施蛰存、王佩祯[诤]、李青崖、李健吾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王元化、贾植芳、费明君、何满子等,可谓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翟永瑚《胡风分子梅林的丑恶面目》(见《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8月版):“(《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停刊以后,梅林又利用他在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把胡风分子贾植芳、王元化、耿庸拉进该校”。何满子《为贾植芳祝寿》称与贾植芳“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综而考之,当梅林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代主任时,推荐贾植芳、费明君等人进入震旦。当时震旦人才济济,教授中与鲁迅有交往史的,还有许杰(兼职)、唐弢。更多人则是鲁迅研究者,如何满子、王元化、耿庸等。以后贾植芳接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震旦转至复旦。费明君则进了华师大。

  《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辑录·费明君》(《文艺月报》1955年7期,署名“冬季”)中还称他“解放后又混进了齐鲁大学,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来,通过胡风集团的关系钻进复旦。后来院系调整,他就成为胡风打入华东师大‘开辟工作’的‘台柱’”。

  1951年,费明君一度在济南齐鲁大学教新文学史,此事首见于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田仲济的回忆文章《忆孔另境老友》:

  1951年初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趁冬假之便跑到了上海,看望了几位朋友,自然也向他们表示了这次到上海的任务,拟邀请几位教师以充实系的教学力量。我跑到华东师范大学,正遇上章靳以新任教务长,中文系新进了不少的人,那天正逢余上沅宴请一部分朋友,我也被他们拉着一起去了。……那次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得很融洽,余上沅先生第一个表示他很希望到齐鲁大学呆一个时期,不仅因那是一个历史长久的大学,他更向往的是到那里读一读《大藏经》。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讨,初步确定了有四位就个人说可以于下学期到校,是丰村、谭正璧、孔另境、费明君。这四位中费明君是初认识的……费明君是一位翻译家,教学的经历不长。

  这年暑假,华东大学、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提前将齐鲁大学的文学院合并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后来谭正璧到了青岛,而孔、费都回了上海。

  在《谭正璧生平自述》“解放后”一节中,详述与孔另境、费明君等人在齐鲁大学的遭遇,个中曲折亦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最终,“院校合并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发给了我聘书,孔、费二人没有发到。”(《嘉定文史资料·第29辑》)

  泥土社编辑事

  冬季文中还称费明君“身兼胡风的出版机构‘泥土社’的编辑”,似非事实。

  读应非村《我与泥土社和胡风先生》(《上海文史》1991年4期)可知:应氏解放前曾在许史华任社长的海天出版社,自费出过一本杂文集《石下草》。解放后,许因“出版了一本错误百出的《共产党员读本》,受到了《解放日报》的点名批判,而被撤销了职务”,成了待业者。于是应帮他托关系办了泥土社(连社名也由应所取),并推脱不过,挂名为社长。

  不久,在他家大门口就挂起了一块锃亮的小铜牌,上用鲁迅先生字迹刻着乌黑醒目的“泥土社”三字。我对此并不觉得什么欢喜,因为我始终以为这是许史华个人的产业。……通过泥土社,许史华结识了一些上海各大学的文学教授。就我记忆所及,他印售过耿庸的《阿Q研究》、贾植芳的《苏俄文艺论著》、费明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等等,最后,连胡风的书也陆续印出来了。

  至于怎么与胡风搭上关系,说是“贾植芳介绍的”。随着“出书日多,营业日上,他一个人组稿、校对、跑印刷厂,忙不过来了,后来就另雇一名青年帮工。”用应非村的话来说,“泥土社始终只是许史华这个文化个体户的私有产业”,贾植芳似在后期参与出版策划。费明君则辩称:“我幸亏是个性强,当时没有走进胡风小集团,幸而与贾植芳不对,被挤出泥土社。”(据冬季文)

  应非村还提及与胡风的唯一一次晤面,是费明君拉他一起去的胡家,显示费与胡风的私交匪浅。

  我与胡风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反胡风运动开始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碰到华东师大副教授费明君,他拉我同去看看胡先生。到胡家里,老费指着我介绍:“应非村。”他点点头:“知道的,是在吴淞罢,许史华给我看过你的《石下草》,写得不坏。”眼前这个大文艺理论家居然知道我在吴淞,而且称赞我的小书,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接着他说周扬曾去看他,之后又与费谈论了阵关于日本文学的话题,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了。

  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许杰交好

  刚到华师大时,费明君可谓如鱼得水,教学生涯颇为得意。范泉在《文海硝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书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说及许杰“在听了他的一堂课后,赞不绝口:‘你这么年轻却才学出众,果然名不虚传啊!’”又据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叶书宗回忆:

  费老师当时大约40来岁,戴一付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巧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们的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

  课程即将结束,有位同学特地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油画像,代表听课学生,作为礼物送给费。费接过画,非常激动,连连道谢、鞠躬;“全体同学则热烈鼓掌,师生之间的互敬互爱之情,感动着每个人”。

  1955年胡风案发,4、5月间,华师大对胡风展开运动式批判。起先,费明君安然无事,5月14日晚,还出席中文系外文教研组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相关作家的介绍。不久运动进一步升级。5月21日,校内召开“进一步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集团座谈会”,中文系有多位教师在会上发言。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编者按语将其言行定性为:“反革命阴谋”。6月8日晚,费明君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闯进几个人,把他带走。从此一去不回。

  对于被打成胡风分子,费明君表态说:“每一个运动里总要找一个对象。”同时,又对灾祸及于己身不甚理解,说是“民盟的同志跟他过不去。”(见冬季文)

  当时费太太怀有身孕,家中还有六名子女,且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后来,还是许杰拿出二千元钱,赠与费太太,名义上是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才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这一不凡举动在许玄撰写其父的传记《绵长清溪水》中也有反映,称“父亲为此事被人‘牵头皮’‘牵’了十几年,从反右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事老是被人‘牵’出来加以揭发批判,这就是指父亲和当时的‘胡风分子’费明君先生的关系”。

  1980年,范泉从青海回沪看望许杰,两人聊起费明君的案子,许杰还嘱咐范“回到青海时,打听费明君在劳改农场是怎样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然而后者经多方探询,终因年深日久,一无所获。

  家人及身后事

  据王友琴调查,记录了费明君家人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七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戴不住,自己掉下来。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铐小孩。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到了甘肃,劳改农场不收他们。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费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远县严桥公社(按:陈梦熊文中红桥村疑误)。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去过费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庄。他说,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没有门,桌子是泥巴作的。……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常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

  一九七二[三]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

  另据秦维宪的文章,费明君案曾迎来一线转机。1957年底,上海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校领导竟组织班子,递交材料,法院遂于1958年以其历史问题为由,判处7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场,直至病故。

  秦文还称,1957年8月,费明君家属被“发配”至甘肃敦煌某农场,1961年放归,但未予盘缠。一家人一路讨饭返沪后,曾蜗居华师大附近郊外的废弃碉堡达八月之久。以后又被遣送去安徽,1979年才回来。

  从费明君的同事和朋友的日记或信件中,也能窥见其家人的点滴踪迹,录之以为补苴。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于1964年9月15日提及:“下午费明君夫人携一子来先生寓所,先生‘在校授课,未得见。与内人谈少顷而去。始知费在西北劳改,明年可归’”。同年11月30日,“费明君女来先生寓所访问,先生助以5元”。

  贾植芳《解冻时节·平反日记》1980年7月2日夜:

  下午去看许杰……许又说,费明君55年被捕,经审查不属于胡派,但因历史问题被判重刑,送青海劳改,刑期满后又不准走开,“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从小没上过学,三十多岁了,还是文盲,以木匠为生。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年留有两条记录:

  2月19日 昨日补记:……费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儿来。费为1955年案病死青海劳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个儿女无法存活,发配到敦煌后又被赶至安徽,他们为了生活,在安徽卖掉三个女儿,而今天来的被卖的女儿,又卖过自己的女儿。费是翻译家和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儿在收垃圾中捡到三条黄金,她出于赤诚,向有关造反单位上缴了,自以为清白,甚至是忠诚的立功表现,却想不到为此惹出祸事:当天夜间,门口来了一部车子,把他们可怜的行李扔在车上,强迫他们离开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劳改农场。现在费已平反,但他们的生活仍无着落,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

  5月14日:……费明君的小儿子来访,他今年三十岁,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识一字。 谈起他的往历,却颇似中世纪的传奇。他三岁去劳改农场,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认一推板车会武艺的老人为师父,学会了拳术,他父亲的平反处理,全由他到处走动和活动,虽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绝无粗气和流气。

  1982年5月20日,贾植芳在给梅志的信中还说及:“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王元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见《史料与阐释》总第4期“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总之,经费明君之子反复申诉,乃至赴京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其父终获平反。不久,家属也落实了政策,生活渐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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