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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2019年欧美舆论场上的历史学家们

2020-1-2 08:59:03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汉松(哈佛大学政治系)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这一年|2019年欧美舆论场上的历史学家们

  2019年,从英欧谈判局势嬗变、美乌通电事件发酵,到克什米尔危机爆发,史家纷纭介入,“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聚讼盈庭,莫衷一是。常言“史家自有公论”,史学训练贫乏如查克 舒默,也在弹劾特朗普前夕凛然宣布:“历史终将判决我们”。各国“史家”们每闻是语,振臂高呼:“我们在此,这就替诸君‘公论’”,却鲜有人理睬。可见秉笔议史,能微中见著,而建言当下,更需公允性与公信力。恰值2019年焦点问题历史性俱强,史家引导舆论之地位亦较往年而不同,值得玩味、省思、盘点。唯个中曲直复杂已极,只恐下文臧否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

  2019年如往年,始于脱欧,终于脱欧。意大利复兴运动功臣达泽义奥有句名言:“‘意大利’已缔造完成,该轮到创造‘意大利人’了”(Fatta l'Italia, bisogna fare gli italiani)。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身份认同感呈现两极化。有些人读康德《以世界政体为意向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收效较高,以至于“自我意识上升到局部公共意识”超越了欧盟制度整合的速度。余众怨恨联邦主义快马绝尘,把他们这些民族国家主义者甩在“历史时间”之后。未曾想2016年至今,欧洲历史车轮仍然滚滚向前,但目的地却调转了过来,反倒是“落后者”转进千里,“先进者”追赶不及。这一比例在学界严重失衡,毕竟高校充斥着“欧洲国民”:他们既“俯首白云低”,哂本土民粹主义之狭隘愚昧,也坚守“西方价值”光辉阵线,不至沦落到和“世界公民”和“国际主义者”一道受口诛笔伐之田地,像杰弗瑞 萨克斯一样独话凄凉。1月4日,思想意识超前的亲欧派“英国高校团体”和“罗素集团”号称代表全英伦大学致信议员,要求杜绝“无协议脱欧”,以免“学术、文化、科学后退,非数十年不得以复”。疑欧派学者旋即回函驳斥“国家非受政治奴役不得以交流科学学术”论调荒谬。其中剑桥的图姆斯(Robert Tombs)与法国夫人伊莎贝尔合著《甜蜜的世仇:英法爱恨史》,欧洲情结不可谓无,然“英国例外论”信仰亦坚,其《英格兰人和他们的历史》向为苏格兰亲欧学者举为“‘史家撑不列颠’实为‘史家撑英格兰’”之佐证。伦敦政经的普霖斯(Gwythian Prins)曾仿帝国旧例亲涉非洲丛林之险,终生以驳斥“英国衰微论”为己任。而牛津的罗宾森(Daniel Robinson)则代表青年一代对英联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微妙关怀。可见学者支持脱欧,个人色彩尤重。左派“留欧”人士素来对欧裔知识分子鼓吹脱欧感到费解,其实毫无蹊跷之处。对家族受纳粹迫害的波兰裔迪奇女勋爵(Ruth Deech)、从捷克移民至英国的汉卡教授(Rudolf Haňka)而言,欧陆政治的负面记忆反衬出英国宪政那独一无二的“适得其度”。

  《甜蜜的世仇:英法爱恨史》

  英国何以“过于温和”以致与欧陆不匹,终究是个谜。左派如塔克(Richard Tuck)、比克顿(Christopher Bickerton),主张脱欧公投为民众主权沉酣一梦醒,自我实现之力举,而深陷布鲁塞尔泥潭则无异于在技术官僚手中断送民主。这基于如下假设:一切依赖大陆宪法框架、美国最高法院的变革,在伦敦只需民众占据西敏宫即可达成。此“英国无产专政、欧盟新自由主义阴谋”与“英国和平演进、欧陆暴力革命”的泛右脱欧论调看似南辕北辙,或也异曲同工。如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斯塔基(David Starkey)等秉承伯克《法国大革命反思》精神,坚称英国温和的政治基因和灵活的议会制度自中古延存至今——前提是民主主权绝不可屈于外部宪制。但右派止于脱欧,左派却始于脱欧。跬步伊始,接下来梦想工党主政、全世界左翼抬头,概属一厢情愿。此“渐进主义”固然未必满足革命政治的国际诉求,总归饱含着马克思憧憬非异化直接参政的浪漫情怀。

  但许多历史学者视“主权脱欧论”为“英国例外论”,甚至某种“政治文化沙文主义”。如格莱格尔(Neil Gregor)、哈瑞斯(Ruth Harris)以新左派和反殖民主义立场否定英国任何意义上的“特殊性”,再如莫里厄(Renaud Morieux)、曼德勒(Peter Mandler),从文化、社会与经济交流史的“厚基础、长时段”视角排斥英欧之间所谓“纯粹政治性”的差别。其他人同出一辙,但更进一步,对脱欧的文化素描多于政策批判。欧洲史巨擘艾文斯(Richard J.Evans)曾引用一份舆观(Yougov)民调:近半向往脱欧者也支持死刑,并将其与特朗普恢复死刑之语巧妙串联起来,像城郭内飞针走线的海伦,织出一幅“脱欧者残暴”的印象派画卷。英国史硕学科利(Linda Colley)在公投前依《英国人:国家的形成》的基调,客观揭示“不列颠属性”现代历史语境,不可谓不公允。但经2016年二度重创,渐受美国主流舆论牵引,也说起了“脱欧揭示英国腐烂的内核”之类应景的话来。不论是“死刑说”还是“腐烂说”,都会让昔得兰群岛(Shetland)因受欧洲渔业冲击而“誓不脱欧死不休”的老渔夫们感到不知所云。相比之下,“主权论”更有力的批判者,如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邓恩(John Dunn),更多是埋怨塔克低估了与脱欧俱来的社会效应,如各类反开放、反自由、反国际化风气,甚至欧盟崩盘,北约关张。刚付印《英国的欧洲》即埋首《希特勒传》的西姆斯(Brendan Simms)则既希望欧洲联邦化,也期待英国与之保持距离,唯反对“现脱”、“速脱”,以免欧陆震荡,遭致英伦后患。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后患除了国际安全,还体现于资源调度。学界菁英唱衰脱欧,虽高举“学术交流无疆界”的大旗,其意在乎经费也,尤惧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搁浅。对此,马尔科姆爵士(Sir Noel Malcolm)撰文阐明:早在梅版《脱欧协议法案》第137条中,即已保障英国两年内持续“伊拉斯谟”和“地平线”两项计划不变,并承诺脱欧后增款。再者,英国何不游走于欧盟轨道边际,加入那些按GDP比例付费的“关联成员国”?毕竟以色列、挪威、瑞士高校科研不逊法、意,直与德争锋,未见得非入欧不可。当然,一旦欧盟结构性科研资助戛然而止,或能切断康瓦尔郡、苏格兰及威尔士学校部分经费来源。凡此种种后遗症,尚待唐宁街十号防预和落实。此次保守党入主北方左翼腹地后,起码会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播撒英镑,广结善缘。而苏格兰、威尔士等宿敌,恐怕不得到报复,也不奢望恩惠。卢梭有言:英国人只在选举议员时短暂地享用自由,事毕便以失去自由来抵价(Le peuple anglais...ne l’est [libre] que durant l’élection des membres du parlement……Dans les courts moments de sa liberté, l’usage qu’il en fait mérite bien qu’il la perde)。此事权看托利党人是否有秉承激进竞选、温和理政之精神,以及向反对党选区高校伸出橄榄枝的雅量。但不论如何,声称“脱欧则英国科研必毁于一旦”恐言过其实,无怪乎马尔科姆戏称此类人为 “学术界的波旁遗老”:知不了,也忘不掉。法国外交家佩里戈尔主教这句“名言”:“人无新知,亦无所忘”(Personne n'a su ni rien oublier ni rien apprendre)实出自杜旁,之前还有一句:“无人得到修正”(Personne n'est corrigé),此语亦洽其时。反观“二十九位诺奖得主”、“六位菲尔茨奖得主”和预言《启示录》末日“阿波卡利普西斯”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皆未能为脱欧“盖棺定论”,但广大英国人民却在12月12号为学者们“盖棺钉钉”。无人被修正,无人再存修正之念。不列颠王国国民并未如雅典人对待穆蒂利尼人一般,隔一夜而悔。他们要迈过这一坎,不论跌得多重。

  12月12日夜,托利党一举斩获三百六十四席。在捅头勋爵和艾蒙的簇拥下,鲍里斯卫冕阿克斯桥选区,阿里 米拉尼愁云惨淡,垂立于旁。伦敦大学教授们近月来鼓动学生掘掉鲍里斯老巢,至此功败垂成。晚十时,票站调查一出,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如《麦克白》中的麦克德夫一般长啸:“啊,恐怖!恐怖!”诚然,对于大部分左派学者而言,“昏乱已完成它的杰作”。迦毗罗(Shruti Kapila)临危诊断:“科尔宾必须走人,现在!”布鲁克(Christopher Brooke)则大胆预言:“人们今晚开酒瓶注定比平日早一些”。许多学者已在臆想当夜学院烛光晚筵之甜点,以慰殇魂。多数为自己开了双层奶油这道处方,余者则青睐巧克力橙。眼光长远如帕里(Jonathan Parry)者,根据英国在1900年“伊顿学长”塞西尔勋爵胜选后的跌宕起伏,诅咒约翰逊内阁亦将陷英国于旋涡之中。当然,这比起持续三年向特朗普发难的塞勒姆女巫,可谓假巫见真巫。如今鲍里斯《协议》雏形已具,西因破功“跨大西洋极左联盟”获保护伞青睐,东待华为欲拒还迎,向投资者示好,双肩各挑“英美特殊伙伴关系”和“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之金扁担,可谓当代“中美两不得罪”外交艺术之典范。如此国际环境,不知佩里的历史比喻意义何在?

  唯一棘手的是北爱尔兰。一些平日痛批英帝国主义余毒、鼓噪苏格兰反复自决的左翼史学家为反约翰逊在边界上的妥协,忽然也惊觉英对北爱尔兰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可见为反脱欧不惜余力。就连保守党魁候选人司徒尔特(Rory Stuart)也颇重视南希 佩洛西那次引导性十足的爱尔兰“绿翡翠”演讲。对此马尔科姆指出“佩洛西并未提及《耶稣受难日协议》关于无缝边界的具体条款”——因为压根不存在。至于司徒氏要就此事通过互联网电光石火般“重新聆听”英国人民的心声,“巴尔干的马尔科姆”戏谑地将曾被派驻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司徒大人比作英国版“波斯的瓦斯穆斯”。众所周知,瓦斯穆斯(Wilhelm Wa mu )被称作德国版“阿拉伯的劳伦斯”——此人一战间曾身着民族服饰横跨波斯,每遇当地部落,即搬出钢丝和铁石“电光石火”,声称是德国皇帝“无线传讯”,命酋长“接旨抗英”。话说回来,爱尔兰夹在“法理上”(de iure)的英国关税区和“现实上”(de facto)的欧洲单一市场之间,两套甚至多种制度相融共存,作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或可与伦敦角逐金融中心之地位,也未可知。

  再者,英国的“司徒大人”们总犯一个毛病:高估美国人对英欧的兴趣、理解和作为。佩洛西本人弹劾大业未就,批彼约翰逊在于影射此特朗普而已。此次“合法政变”前期铺垫中,美国清一色左派历史学者们发挥了一贯的行动主义优良作风,聒噪声绕梁半年,不绝于耳。尤其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哈佛俄国史博士希尔(Fiona Hill)出庭作证后,引起学界同仇敌忾,已有七百余名历史教员联名签署“弹劾请愿书”,征引《联邦党人文集》以行党争,不亦乐乎。其中耶鲁27人、哈佛26人、普林斯顿17人、芝加哥大学10人,基本上参与程度与学术水平成反比。美国学者对外交政策及国际局势的认知,从另一拨“请愿书”即显而易见。莫迪进军克什米尔后,美国史家们慌忙在地图上寻找克什米尔,大多迷失了方向,少数成功者签署了几封公开信,其中除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胸怀天下的先进分子外,多是研究南亚、中东和北非的历史学家,心系所在,不得不关心,如贝宁(Joel Beinin)、马萨德(Joseph Massad)、莫阿勒姆(Minoo Moallem)和达巴史(Hamid Dabashi),更多的则是南亚人:如祖上为左翼印度自由运动者的查特尔吉(Angana P. Chatterji),曾创立“克什米尔人权与正义国际人民审判法庭”,犯过前科,令印度当局头痛已久。再如刚从剑桥搬到伦敦的雅库布(Waseem Yaqoob),自己即身为克什米尔人,罢工之余奔走呼号于英国各高校间,频频上电视台发声,教育群众。西方高校大多依赖鲍斯(Sugata Bose)、贾拉(Ayesha Jalal)、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等南亚裔专家进行知识普及。等到梵学家威策尔(Michael Witzel)那部久久躺在书架上的《克什米尔通史》手稿付印,情况或可改观。我每催他,他都一脸轻松地说:已经搁置了二十年了,再多些时候也无妨。他更兴奋于克什米尔上了头条,能吸引更多学生听他的“克什米尔史”课,可惜一共来了不足五人,而他自己又病倒了,如此不了了之。

  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

  这些科教人员的集体作为到底效力如何,不言而喻。偶尔,学者一己之力反倒更加显著。2019年加拿大魁北克举行听证会,重审当年的“世俗主义法案”。2007年,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主持“文化差异调和咨询委员会”,提出警察、法官等公务人员不得佩戴宗教标识。去年,他亲赴一线自我批评,称他当年未预见到随之滋长的种族仇恨情绪,带来了不小的舆情震动。人们质问主政魁北克的乐高(Fran ois Legault),省长先生气呼呼地答道:“你们不该问我,该去问泰勒,是他自己背离了‘泰勒-布沙尔’共识!”确实,与泰勒合写那份冗长报告的“魁北克主权运动”支持者、前省长之弟、历史学家布沙尔(Gérard Bouchard)仍坚持原议。另一例是以微观史著称的犹太裔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2019年春天,他抗议意大利都灵书展容许新纳粹分子波拉齐(Francesco Polacchi)的出版社参展。经过隔空激战,“阿塔福特”书局(Altaforte)被踢出了书展。金兹伯格之父雷昂内(Leone Ginzburg)曾坚守在反纳粹报纸《自由意大利》阵线上为正义捐躯,其母娜塔莉亚也是位反纳粹,作为首屈一指的女性作家,其小说最近一年再次翻印。在都灵事件中,卡洛 金兹伯格的声音,恐怕比“无名”(Wu Ming)组合那“五名”有名人士分量大得多。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综而述之,凡裁决行事,支持或反对之众,有理由的总占少数,缺了没理由的便不能成就。但愈有意识愈危险,正如清醒的追梦人比轻狂的白日梦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社会善加使用。史家“辞多”,故必“史”——“文胜质则史”的史:篇篇繁言碎语,本非翩翩君子。更因审慎过度,摇摆不定,唯恐话说不圆,立论不稳,故也无力掌舵于风口浪尖。但政策决断是瞬时行为,目的是实现无数个局部真理,并以公理为指导,有逻辑性地串联起来,以达成质的改变。所以政治要想超越具象的桎梏,让历史学家们前瞻后瞩,指点评议一番,总也有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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