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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脉·命脉:“坐标”河西探索环境史与边疆史的融合

2019-12-18 09:17:1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水脉·命脉:“坐标”河西探索环境史与边疆史的融合

  2019年10月13-14日,首届“环境史与边疆史研究的对话与互鉴”高级学术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会议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史专业委员会、兰州大学主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莞理工学院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专家学者与会,从边疆史、环境史、当代边疆问题研究、环境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和视角展开对话,并在一天的研讨会之后赶赴张掖、酒泉实地踏勘了张掖草滩庄水利枢纽、正义峡明长城防御系统与水文站、黑河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地,深入现场对西北内陆河用水分配、当代生态环境修复以及文物保护现状做了初步的考察,更直观地感受到干旱区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共生关系。

  与会学者合影

  立意:从“水”再出发的中国历史

  “地理舞台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经典论述,而所谓“地理舞台”,它不仅是历史戏剧上演的场所、环境,更深刻地参与到历史进程本身。比如水与水利的问题,就一直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可以从古谈到今,微观处见百姓生计,宏观地说可论历史兴衰。

  中国大陆性季风性气候显著,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如何使水更好地与农作物生长需要所匹配,如何让有限的水资源尽可能地惠及更多的人群,这些问题是中国历史一直要面对和解决的。而围绕用水和管水展开的历史画卷不可谓不精彩,其中既能看到先人的智慧成果,也有因水引发的利益纠纷,在历史学界,关注水利史、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

  就在今年7月,云南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水域史工作坊·从水出发的中国历史”,当时与会学者涉及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环境史、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问题涉及西北内陆长江中下游、黄淮流域、西南山区等不同地理单元,研究议题也颇为丰富,讨论了关于的“水”的众多历史面相,“水利”“水运”“水上人”“自来水”“水上政治”“水利信仰”等等。透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了解,学者们试图从“水”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应该是一个“大工程”,跨学科、跨地域,而值得期待。三四个月后,在兰州召开的“环境史与边疆史研究的对话与互鉴”学术论坛,在议题的地域范围上聚焦西北——以河西走廊为主,兼及新、蒙、藏等地,一方面似可看作是前一次会议更加“细部化”的讨论,另一方面此次议题涉及边疆治理、边疆景观等,既有延伸,也是本次会议“坐标”河西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清代中叶西北史地之学肇兴,边疆史研究始终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得益于长期的研究积累以及对“新清史”等域外观点的集中回应,作为认识中国历史新范式的“边疆史观”隐然成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的新视域与新方法,环境史研究在学界得到了普遍重视。而边疆史研究中,环境要素又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基于此考虑,兰州大学召开了这次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杨红伟教授介绍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的科建设与改革发展情况,指出西北区域史以及生态环境史是未来学院促进学科融合、培育新学科增长点的重要努力方向,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促进边疆史、环境史两个领域学者在问题、方法、规范等基本层面的理解与交流。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杨林坤处长也在发言中指出,兰州大学以后还将积极促进学科融合、继续发力。

  研讨会场

  研讨:期待边疆史与环境史的对话与融合

  本次论坛研讨会分主题报告、圆桌讨论、论文报告三部分进行。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就如何深化景观史发表了看法。他指出,景观史为多个学科所关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国际学界来说,地质学家提供了景观的骨架与结构,历史学家则注重特征细节,而历史地理学界则将景观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并且研究侧重从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转移。钞晓鸿教授认为,环境史视野中的景观研究不应就景观谈景观,需要将景观与人文社会、历史文本进行结合研究,不断揭示景观的原委、旨趣与实质。

  钞晓鸿教授

  云南大学周琼教授的报告关注边疆环境史的当代价值,指出边疆环境史研究在历史进程及环境史学界长期缺位,当代环境问题及危机正呈现日趋严重的跨界发展态势。中国边疆环境史学兴起及发展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日趋彰显,并影响国际关系及国家外交的政策及方向,将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教授从方法论上对深化河西走廊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达远教授指出,以河西走廊为代表的亚洲腹地区域研究既要避免欧洲中心观也要避免中原中心观,要站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将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造。

  东莞理工学院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郑航副教授介绍了河西走廊水权制度的古今演变,重点介绍了河西走廊当代水权制度建设的主要历程与方法。郑航副教授指出,水权制度建设是干旱区流域生态恢复中的关键钥匙。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域的水权建设各有其历史渊源与机制特色,对干旱区其他流域水权制度建设具有不同的借鉴意义。

  郑航副教授

  会议的论文报告环节由《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研究员、《学术月刊》编审周奇主持。云南大学潘威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潘春辉教授、兰州大学张景平研究员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干旱区水利史上的环境、技术与社会组织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张莉副研究员论述了清代新疆自然灾害对边疆安全的影响,西北大学席会东副教授分析了明清河西走廊古地图与地方景观之间的关系,厦门大学王炳文助理教授勾稽出唐代北部马政背后的制度与环境信息,云南省社科院曹津永副研究员展现了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宗教—生态”耦合景观,兰州大学王志通研究员讨论了抗战中甘南藏区对国家宣传的因应,王兴振老师讨论了清代草原民族捕鱼禁忌背后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厦门大学钞晓鸿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谭徐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副教授就上述报告分别作了点评。

  本次会议召集人张景平研究员宣读其报告

  会议进入圆桌讨论环节,气氛活跃,学者们纷纷就与环境史研究与边疆史研究交叉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发表意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与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王乃昂教授都强调了引入地理学视角与方法的重要性。韩茂莉教授认为,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环境问题固然复杂,但具体研究首先还是要从具体的地理与气候要素研究入手,不能将一切归结为一两种统而论之的分析范式;比如农业史的研究不能继续执着于“人地矛盾”式的单一视角,要把农业生产中人与各自然要素的关系进行更加微观的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就必须更多考虑水、沙漠等等复杂要素。王乃昂教授坦率地指出,站在地理学研究者的立场,深感历史学家们对于空间要素与空间分析方法的重视是不够的;在边疆地区历史环境问题的研究常常面临史料不足或矛盾的问题,此时历史学者应该更重视地理学者的空间分析结论,并能够将其视为补充或辨析史料的重要依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利华教授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席会东副教授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边疆史与环境史交叉后面临的文献史料与学术传统问题。王利华教授指出,政治边疆的变动性与环境演化的连续性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张力,这意味着边疆环境史的史料分布不可能同质化与均匀化,“空白”必然大量存在,必须借助民族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视角方能完整揭示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相互动的历史图景;相关学科经历长时间的积累,其成果中已经蕴含了对于许多环境史学者关注的问题,需要充分学习借鉴。席会东副教授认为,西北边疆地区的环境史研究与清代西北史地之学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边疆史料的不断挖掘整理是一个持续的、漫长的工作,直至今天仍然是推动西北边疆历史环境研究不断推进的基础工作;每个时代的史料挖掘整理既要继承传统,也需要体现出学术前沿的时代要求,需要学术界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圆桌讨论发言者照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谭徐明教授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沐教授的发言则聚焦边疆地区环境演化中的国家角色问题。谭徐明教授指出,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水利事业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塑造作用,但这些水利工程多数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可以说西北边疆的环境演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国家意志作用于边疆环境的历史。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沐教授赞同谭徐明教授的发言,但认为作用于边疆的国家意志不能随意加以概括,需要在全局与区域两个层面进行首尾本末的细致考索;许多国家意志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可能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研究国家介入下的边疆地区环境变迁亦是如此。

  在最后的总结部分,钞晓鸿教授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认为此次研讨将不同学科的学者集聚一堂,对水利工程、边疆民族、生态环境、政治秩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又综合各议题形成了多视角的全面研究视野,边疆环境史研究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学术方向。本次会议的召集者、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景平研究员则表示,兰州大学相关团队将以此为契机把水资源开发作为西北环境史与边疆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坚持跨学科、长时段的研究优势,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逐步将整个亚欧大陆干旱区纳入视野,也期待其他学者对这一提议投以关注、共同探讨,“环境史与边疆史研究的对话与互鉴”高级学术论坛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交流的平台将长期举办,欢迎各界学者的大力支持。

  踏勘:走进历史现场,寻找地理感觉

  13日的会议讨论之后,与会学者连夜赶赴张掖,14日一早短暂地参观过张掖大佛寺之后,一路向西,重点踏勘了黑河草滩庄水利枢纽、正义峡明长城防御系统与水文站、黑河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地,傍晚赶到酒泉,在日落余晖中结束了一天的考察行程,本次高端论坛也在夜幕中宣告结束。

  本次田野考察重点是黑河及其流域。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中部的母亲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自治区,最终汇入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缘的两片戈壁洼地,形成东、西两大湖泊,西湖即西居延海,东湖即东居延海,两湖总称居延海;而莺落峡、正义峡将黑河全流域分为上中下游三段。本次行程中的黑河草滩庄水利枢纽,即位于黑河莺落峡出山口下游10公里处,而正义峡地处甘肃张掖市、酒泉市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交界之地,黑河出正义峡入内蒙古境内的黑河下游,即称弱水。所以,考察团队此行一天两百多公里,基本走过看过了黑河的中下游段。

  途经的黑河中游段

  黑河草滩庄水利枢纽是明清张掖地区八条引水干渠的共同取水口所在地,史称“黑河总口”,如今是国家批准修建在黑河干流上的第一座灌溉引水枢纽,也是黑河草—梨—西(草滩庄枢纽、梨园堡水库、西总干渠)工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团队中很多历史学者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工作人员的导引和介绍下参观了控制室、进水口以及溢洪闸门启闭机,对这里执行的黑河干流水量调度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近年来,居延海复流,重新焕发生机的消息见诸媒体,背后起了重要作用的就是草滩庄水利枢纽的调水工作。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黑河中游地区大规模农业开发,用水量不断增加,致使黑河下游到额济纳的水量逐年减少,出现了多年的断流。而居延海的干涸又使其成为西北、华北等地区的沙尘策源地。2000年6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黑河流域管理局,正式启动黑河干流水量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2000年8月21日,黑河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跨省区调水,从位于甘肃张掖的黑河中游调水,保证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用水、地下水补充及生态恢复。据中国水利网发布的“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20年——数字篇”(2019.11.7),“全线闭口70次,集中下泄1617天,20年累计向额济纳调水超125亿立方米,额济纳绿洲胡杨林面积增加至45万亩,东居延海水域面积常年保持40平方千米”,东居延海实现连续15年不干涸(中国水利网,2019.8.20)。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涉及百姓民生、分水的技术方案、区域利益的协调和分配等多个层面的现实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出于生态保护目标的黑河调水方案在论证、制定、实施与宣传中,都将其历史渊源自觉追溯到清代为解决中下游灌溉纠纷而执行的黑河“均水”制度,由此构成水利事业中现实与历史密切联系的一个经典案例。

  黑河草滩庄水利枢纽

  有了黑河水,才有“金张掖”。对中游城市张掖来说,黑河水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分水亦是“铁令”,接受节水改造的过程自然要经历一番“阵痛”,在这次行程中,这方面的事迹考察团队也有所见闻。最直观的一点,时值深秋,考察行程路过的乡野村边随处可见在院中曝晒的玉米,屋旁剁起的秸秆——这正是农业大市张掖在节水要求下调整经济结构模式的结果。以前是小麦套种玉米,需水量较大,在节水要求下农民被鼓励种植玉米、马铃薯等高效作物,如今,张掖是中国最大的地市级玉米制种基地。这些都是正当下的“水利社会史”,走进这个现场,亲闻亲见,回过头再思考历史研究中“争水纠纷”者如民间械斗、“水利信仰”者如“油锅捞钱”等议题,即使涉及的地域不同,依然也能多几分走进历史的真切体验。

  正义峡,原名镇夷峡,位于甘肃省高台县城西北60公里处的罗城乡天城村,是黑河干流切穿合黎山的形成的天然峡谷,也是河西走廊绿洲通向蒙古高原的要隘。明永乐年间在黑河北岸筑哨马营,在天城镇(现天城村)设镇夷守御千户所。明代天顺年间城被洪水冲坏,遂在旧址东北另筑新城即天成堡。如今这里还有明长城高台天城段遗址。走进这个由峡谷、边墙、城堡构成的方圆大概十几、二十公里“现场”中,也才对历史上所谓“边关要塞”、所谓“要道咽喉”产生地理感觉。与会学者在访古之余,还参观了黑河正义峡水文站,详细了解了自动化水文站的运行原理以及在黑河调水监测中发挥的作用。科技加持下的当代“治水”与长城印证下的古代“固边”,在此交相辉映。

  正义峡

  其实,无论古今,人在土地上谋生计,始终有不变的理,当然也有变化中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高端论坛关注的议题——边疆与环境,颇具价值,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关怀,既涉及社会人文层面的问题,也牵涉现代水权观念、分水实践的讨论和研究。于不同领域的与会学者而言,这次论坛诚然是一个探索的开始,未来值得期待有更多学者的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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