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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中外学者眼中的“张骞与他的世界”

2019-12-13 11:25:13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吴欣 岳敏静 邹嘉然 整理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研讨会︱中外学者眼中的“张骞与他的世界”

  2019年11月23-24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研究员吴欣召集的《张骞与他的世界——古代中国与中亚》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该会议系未来两年要举办的一个大型、跨学科的同名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预备会议。20名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山西长治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英国雷丁大学、德国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伊朗德黑兰大学、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处、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家就公元前后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学者合影

  在开幕式上,召集人吴欣首先阐述了本次会议的初衷和目标:“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者,对中亚问题的了解较生疏,理解也往往趋于简单化;同时,受研究传统、学术背景、语言障碍、对所关注地区的差异等因素的限制,中亚研究趋于碎片化,散见于不同学科,缺乏系统性。相较于其他地区,对中亚历史的研究尤为困难。这就要求国内外学者和团队之间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她说,“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希望国际上的同事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助张骞通西域这一切入点,共同探讨目前两汉之际(或中西亚的帕提亚帝国时代)的中亚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并搭建深入合作的桥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也在发言中表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也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把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建立不同领域间的沟通桥梁。

  会议召集人吴欣

  本次会议共有七大主题,分场讨论,依次为:“张骞之前的世界”“墓葬:新疆与俄罗斯的最新发现”“‘绿洲城郭’与‘千城之国’”“丝绸之路理论研究”“张骞与他的世界:理论与方法”“张骞与大月氏”“从草原到海洋”。

  第一场“张骞之前的世界”,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沈爱凤主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王辉的《东周时期的中国西北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分析近年来在中亚出土文物中的黄金制品,尤其是其独特的形制和装饰图案,通过展示其与中国西北出土器物的密切关联,探讨东周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的联系。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的《秦与西域》则根据多年的西域考古经验,从秦人、秦文化及相关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探讨如何将考古资料与对文献的深入解读结合,以便较为准确地认识古代欧亚文明。吴欣的《从地方现实到全球叙事: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的中亚与世界》,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克特西亚斯的《印度》和中国古代文献《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乌托邦并置,分析这些文献之间内在的共性,试图结合中亚游牧民族墓葬中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理解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学者关于乌托邦的描述,并阐释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古波斯帝国的强盛和中亚的富庶对中国人和希腊人关于世界认知的影响,以此探讨如何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度解读来研究东西文化交流这一课题。

  王炳华主持了第二场主题报告“墓葬:新疆与俄罗斯的最新发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博士生张杰的《新疆依连哈比尔尕山麓区发现的周至汉代墓葬》,主要介绍了地处丝绸之路北天山中段的大鹿角湾地区墓群的发掘情况,并探讨其中的文化因素,指出其多元化的特点以及与周邻地区文化演进相对同步的特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吕恩国的《洋海墓地小发现》,对洋海墓地的小件器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辨析,主要包括取火器、搅拌棒、木旋镖、弓箭、箭端、射鞲、小觿、胫铃、货贝、化妆棒、扣饰等,指出很多对器物的认识误区,并对新疆地区纺织业的变革及与周边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新的探讨。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米尼亚耶夫(Sergey Miniaev)的《俄罗斯匈奴贵族墓葬的新发现》,介绍了俄罗斯与蒙古交界处最近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重点分析了其中一座最高等级的墓,包括其独特的墓室结构、丰富的随葬品、汉文铭文等,认为可能为匈奴单于的墓葬。

  王炳华教授报告中

  第三场“‘绿洲城郭’与‘千城之国’”主题报告由山西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副教授齐小艳主持。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处处长菲利普·马尔基(Philippe Marquis)的《巴尔赫绿洲(即大夏/巴克特里亚)》,展示了阿富汗北部最大的绿洲——巴尔赫(Balkh)异常复杂的灌溉系统和防御工事,认为该地区为研究贵霜时期的居址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对该地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阿姆河左岸整个地区的防卫、贸易和农业的发展,而且对理解整个兴都库什山脉中部的防御系统,乃至从青铜时代至十三世纪的商业网络都是至关重要的。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穆塔里夫·卡萨诺夫(Mutalib Khasanvov)的《粟特早期城市的形成》,基于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粟特地区的三个考古遗址(Koktepa、Er Kurgan、Sangirtapa)近年的发掘材料的分析,认为在粟特地区,城市出现于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世纪之间。早期的粟特城市显示了本地农业文化和外地游牧文化的融合,而神庙的出现则与祆教经典中所提到的游牧民族对农业绿洲的渗透息息相关。

  左为俄罗斯考古学家Sergey Miniaev,右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考古研究所的Mutalib Khasanov第四场“丝绸之路理论研究”由王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的《丝绸之路开通前后值得深究的若干问题》,建议学者要结合考古发现和西方文献的研究,重新研究中国的文献,探讨张骞出使的背景、路线、具体活动、所见所闻等,张骞对汉武帝的建言和具体行动对丝绸之路开辟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丝绸之路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并以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遗址考古发现来勾勒萨彦—阿尔泰、新疆以及长城地带的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联,说明在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由于最早的游牧王国的出现与扩张,通过欧亚草原游牧族群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沈爱凤的《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张骞及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和中亚至印度、两河等各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分别研究,从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探讨丝绸路上文化因素的交流与传播。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研究员赛琳娜·奥蒂罗(Serena Autiero)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到理论问题》,建议把全球化视野下的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来探讨,为研究新疆与中亚之间的联系提供理论基础,并使用社会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审视丝绸之路所展现的区域间的连通性、跨文化和外来文化因素,以及文化传播和变更等问题。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主持了第五场主题报告“张骞与他的世界:理论与方法”。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邵学成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的神庙与美术——以阿姆河流域的塔赫提桑金(Takht-I Sangin)和阿伊哈努姆(Ai Khanum)的石质容器为例》,以近年相关展览中的中亚考古资料为切入点探讨张骞及其丝绸之路,试图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现的材料复原张骞在大夏地区的所见所闻,并特别指出,一向被视作东西交通障碍的河流,尤其是阿姆河,事实上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重要渠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巨平的《老问题,新发现——它们与张骞通西域有关吗?》系统梳理了西方学者对带有外文铭文的汉代铅饼的研究,展示了吕梁画像石上的高脚杯和天马形象,以及内蒙古博物馆所藏的希腊样式的金冠等,认为这些器物均能体现中亚乃至波斯、两河对中国的影响。杨巨平指出,充分利用这些从前未经重视的考古材料或能为中亚考古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突破。雷丁大学古典学系教授瑞秋 梅尔斯(Rachel Mairs)的《张骞与希腊—巴克特里亚:失落的史学机会?》,以史学史的方法考查欧美古典学者早期借鉴中国文献的史学传统,展示了二十世纪初的古典学者和汉学家如何通过合作获取各自所需的材料,以及这种合作对于当今相似学术合作的借鉴意义。同时,梅尔斯还提到应该思考如何理解学术界所存在的关于巴克特里亚(大夏)“错失的联系”,即张骞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覆灭仅数年后到达该地区,他对于巴克特里亚王国富饶而繁华的印象为何与西方历史记载的因游牧民族入侵而倾塌的巴克特里亚的叙述存在出入。

  会议现场

  第六场“张骞与大月氏”由邵学成主持。王建新的《月氏与贵霜:最新考古发现》系统梳理了关于巴克特里亚的汉文文献资料和研究现状,认为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被大月氏所征服的大夏实际上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并从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出发,探讨大月氏统治本地区的方式——建立各城邦小国(首领为翖侯),同时指出贵霜就是这个时期大夏五翖侯之一,强调贵霜与月氏是不同的,月氏代表的是游牧文化,而贵霜则是建立在绿洲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的《追寻张骞的足迹——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学探索》,系统梳理了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历年的工作,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撒扎干遗址发掘的墓葬界定为康居贵族墓葬,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松地区的拉巴特遗址墓地则属月氏人的遗迹,并分析了两处墓葬中所表现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指出其所反映的与中国、希腊化世界及北方草原等地的联系。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古代中亚史博士后研究员劳伦 莫里斯(Lauren Morris)的《何种形式的交流——从贝格拉姆(Begram)出土漆器看月氏—贵霜时期的中亚与汉代中国的关系》,基于原有考古资料的记录,重新考察了贝格拉姆宝藏的性质,提供了一些关于贝格拉姆的新认识,包括贝格拉姆宝藏在何时、因为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被带到中亚,指出宝藏中封藏的器物并非丝绸之路上的交易品,而是属于当地的月氏—贵霜贵族日常消耗的奢侈品。结合中国学者张良仁对这些漆器的年代界定、传统的中文文献对月氏和贵霜的记载,以及近年来出土的悬泉简牍中关于月氏的记载,莫里斯重新评估了在印度—希腊王国的沦陷(约公元前70 年)和贵霜国王丘就却征服健陀罗(约公元70 年)之间,当地政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问题。莫里斯认为,贝格拉姆漆器是以外交馈赠、贵族再分配等多种方式抵达中亚的,并经过很长时间的流转才被尘封在贝格拉姆宝藏中,因此漆器与贝格拉姆宝藏反映的并不是同时代的交流。

  第七场“从草原到海洋”由劳伦 莫里斯主持。德黑兰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穆罕默德 埃斯马利(Mohammad Esmaeili)的《伊朗与中国有海上贸易的考古学证据:以波斯湾沿岸的拉什坦城堡为例》,结合西汉时期南越王墓发现的域外器物与波斯湾沿岸的拉什坦城堡的考古发掘资料,对照相关文献,认为中国与伊朗的海上贸易,很可能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而拉什坦城堡就是帕提亚帝国时期(时值中国两汉)为波斯(今伊朗)与中国、印度从事海上贸易而建的港口。埃斯马利认为学界应该重视从波斯湾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以便理解帕提亚帝国和汉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齐小艳的《两汉之际粟特本土钱币问题探讨》,梳理并分析了粟特早期钱币,认为是对先前流通于当地的希腊式钱币的仿造,其中大月氏人在粟特所使用的钱币是对希腊式仿造币的再仿造。齐小艳认为,两汉之际的粟特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地区的贸易往来,而是以地方贸易经济为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岳敏静的《匈奴文化因素在陕北画像石墓中的反映》,以陕北画像石墓的基本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中反映的中国学者所认定的匈奴文化因素,结合墓葬的整体特征,探讨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渗透。

  圆桌讨论由王炳华和吴欣共同主持。讨论的一大热点就是如何理解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关系问题。王建新认为尽管定居是游牧的一部分,农业与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仍然界定分明,不应该使用研究农业民族的方式去看待游牧民族,月氏人是游牧人群,与周边的农业民族是截然不同的。王炳华、吕恩国、吴欣则认为,农业和游牧密不可分、而且在一定环境下会互相转化,这点无论在新疆还是中亚,无论在民族学、人类学还是考古学研究中,都有充分的证据。大部分与会学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应该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需要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此相关的另一热点是对中亚城市的灌溉系统、防御系统的研究态度和视角。马尔基认为,除表象和物质层面,学者还需要从技术、军事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设施。邵学成则特别强调,应该将河流和水域纳入考虑范畴,譬如研究喀布尔河在构建文化交流路线上的作用。另外,鉴于匈奴墓葬、巴泽雷克游牧民族、贝格拉姆宝藏和其它阿富汗遗址中均出土漆器,但保存状况一般不好,考古报告中通常都一笔带过,吴欣提议,在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时,应给予这一类型的器物更多的关注。与之相关,莫里斯呼吁加强对奢侈品流通方面的研究,并试图理解它们如何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尤其是西方学者,强调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上构建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奥蒂罗认为,学者应借助中亚研究领域之外、已经比较成熟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中亚历史。国外学者还强调了研究视角的重要性,米尼亚耶夫认为,基于汉文文献记载做出的对匈奴历史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传说(myth),例如岳敏静报告中所提到的陕北地区中通常被中国学者界定为匈奴墓葬的文化遗存,根本就与匈奴无关。要真正理解匈奴历史,还需引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在如何对“张骞与他的世界”这一议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上,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必须对史料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解读,并切实地将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方可真正理解中亚和中国以及与其他相关地区的联络和交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多边合作将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以外,未来还需要邀请历史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史、环境学、以及古动植物学、古基因学等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一研究项目。除中国和中亚地区之外,还应加强对伊朗与中国的交流,尤其是海上贸易的研究(埃斯马利),并将巴基斯坦纳入思考范畴(邵学成);如果可能,还应该组建一个对早期中亚和中外交通感兴趣的研究者之间的网络沟通平台(郭物)。同时,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应该将“张骞与他的世界”办成一个系列会议,但每次会议的规模宜有限,每次的议题也应限制在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个特定主题上——如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关系、货币化及其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并保证充足的讨论时间。

  会议现场

  此外,针对如何在中国学界推进中亚研究这一问题上,王辉认为,在中亚内外展开考古工作是必要的,但就目前来讲,项目不宜太大,考古目标必须明确,而且要进行理论化的深入研究。

  针对中外学者交流过程中的语言障碍,奥蒂罗认为外国学者需要中国学者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呼吁中国学者在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时至少提供英文的标题和内容摘要。王辉认为中国学者也需要有人翻译外文文献和研究成果,同时,为了确保国外的学者真正了解中国学者的工作,也应该将中文文献和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

  会议最后由瑞秋 梅尔斯总结发言。梅尔斯特别强调了目前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例如,在从A到B的传播过程中,人名和地名都会发生改变,研究中需要时刻考虑这一因素;在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上,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早期的材料而言,使用“丝绸之路”这样的概念尚需谨慎等。

  会议的召集者吴欣认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最大的遗憾是未能邀请到历史语言学/历史文献学家,尤其是研究悬泉汉简的专家参加,因为他们会提供许多新的、关于中亚和中国关系至关重要的材料与研究成果。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在于中外学者都认识到目前中亚研究中存在的许多基本问题,以及彼此在中亚研究中的诸多差异和错位,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受研究方法、关注点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无疑存在不同的学术面貌和倾向性,西方学者长于理论建构和宏观视野,善于从多个视角考虑问题;而中国、中亚、俄罗斯和伊朗学者则强调对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解读和分析,在对第一手材料的整理上显示出扎实的功底;中国学者重视并擅长对墓葬的研究,国外的学者则更多地考虑遗址所传达的信息;中国学者更关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紧密的粟特地区,西方学者则对与古希腊文化关系更密切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地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些研究和认识上的差异和错位,中外学者尚不能真正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这是一件既令人感到遗憾又在预料之中的事情;但也正因如此,作为“张骞与他的世界”研究的第一步,本次会议也达到了既定目标,即发现问题和困难,寻求解决方案,界定目前的研究方向,并搭建进一步合作的桥梁。该预备会议为两年以后的大会——正式的、有更多领域和更多国内外学者参与的、关于“张骞与他的世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指出了学术方向,并有助于推进中外学者进一步加深合作,以便国内外学者可以在未来的会议中使用更多的视角,更集中、更有针对性,进而更有效地讨论与中亚和东西交通以及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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