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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艾骛德:蒙古人如何从世界秩序的颠覆者变为保守派?

2019-12-4 14:02:5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群 张闶 整理 选稿:桑怡

原标题: 讲座︱艾骛德:蒙古人如何从世界秩序的颠覆者变为保守派?

  2019年11月11日至14日,国际著名蒙古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学,进行了四次精彩的学术报告。

  如何解读《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地名?

  11月11日18:00-20:00,第一场讲座在国学馆122会议室举行,题目为“《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三个元代行政单位:Kin in Talas (欣斤塔剌思),Siling iu(西宁州)及 Kung ang(巩昌)”。讲座伊始,艾骛德教授指出《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了很多地名,但或因记载舛误,或因学者对元代政区研究不足,至今仍有许多地点尚未明确其地理位置。

  关于Kin in Talas,《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如下记载:处哈密力的西北偏北,隶属忽必烈汗,广十六日程,境内城市比较多。居民有偶像崇拜者、萨拉森和聂思脱里派教徒。其北有产钢铁和石棉的山岭。诸抄本对该地名的拼写各异,艾教授认为重复音节的拼写应该是错误的,他同意玉耳(Yule)的意见,正确拼写最可能是Chingin talas,重拟之为Kin in Talas。“广十六日程”,按照马可波罗的驿站标准应该是695公里左右,只有称(~镇)海城一带的屯田比较符合。《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西北千余里俭俭州出良铁”,俄国民族学家Вайнштейн发现图瓦人传统上使用石棉,因而,可以断定Kin in Talas的位置不是在新疆,而是在蒙古国的西部、哈密力的东北边。所谓Talas(塔剌思)是蒙古语Tala(田野)的复数。那么,Chingin作何解释?艾教授提供了以下思路 :Cingqai-yin Talas(称海田野)、Ginji-yin Talas (铁索田野)等。

  Siling iu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拼写为“Silingiu”。从伯希和时代至今大都认为是西宁州,但也有其它看法,如Stephen Haw认为是熙州。按马可波罗所言,该地属唐古忒, 跨越通往西安的道路,广二十五日程,多有城市,有野生动物。据各种动物的分布情况(野牦牛在海拔4000米以上;麝鹿在海拔200-3000米间;白冠长尾稚在海拔1800-2600米间),可以认为该行政单位不是为一个州,范围应该更大。先前有学者在陇西发现上面带有西宁州(SiLiCu)字样的硬币。综合分析,“西宁州”应是“西宁等处拘榷课程所”,为赤曲驸马的分地,而且是赤曲驸马及其后代控制的全部领土。

  所谓Kung ang,正式名称是“巩昌平凉等处二十四处军前便宜都总帅府”,简称为“巩昌二十四城”、“巩昌总帅府”。《马可波罗行纪》诸抄本记为Cuncun,Cuncum,Cancun等,艾教授建议拼写为*Cuncian,蒙古拼写是* Kung ang。《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此处多有山脉、山谷、森林,山谷里有城市。居民以森林狩猎为生活,出售狩猎产品以获取利润。在李治安教授的基础上,艾骛德提到该行政单位在1284年以前控制了四川的一部分。并且一面是汪氏家族控制的,另一面跟窝阔台汗的后代Jibik-Temür(只必帖木儿)有密切的关系。只必帖木儿住在西凉府,有其拘榷课税所。

  结论部分,艾教授引用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的观点,认为马可波罗所提及的十二“王国”相当于省,三十四“provinces”相当于肃政廉访司、宣慰司之道。进一步提出,马可波罗所观察的元代行政制度不是由郡县组成的常规网络,而是围绕强大领导者组织的一系列单位。

  蒙古人如何从革命力量演变为保守派?

  12日14:00-16:00,第二场讲座在国学馆111教室举行,题目为“法律规范和末日之梦:漫长蒙古世纪的政体间关系”,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教授主持。艾教授首先指出,从成吉思汗到14世纪中叶,在蒙古帝国统治下,元朝与四大汗国、高丽等藩属国、敌对国家等的关系均为政体之间的关系。蒙古帝国的外交政策和措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坚持外交往来的法律规范;二是征服世界的疯狂野心(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这种两面性在革命和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中很常见,如果政权幸存下来,这些革命性政策就会慢慢恢复政常。蒙古帝国也经历了从世界末日到享受当下的这种演变。

  第一部分主要论及法律规范下的政体间关系。贵由汗印玺文“Qanu jrl  il bul a irgen-dür kürbesü büsiretüküi ay  utu ai”中,il=顺从;Bul a=反抗,两者都是蒙古外交网络的一部分。柏朗嘉宾提到四种使臣:纳贡者、朝贡国、由可汗召唤者、仍然反抗政体的代表。蒙古帝国发动战争的常见借口是蒙古使臣被杀,另外一个借口是收留被蒙古征服地区的难民。《元史》载“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鹳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这些原则显然源于狩猎传统。

  蒙古帝国对顺从政体提出如下义务: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赘;三、编民数;四、置驿站;五、出军役;六、输纳税赋;七、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还有摧毁城堡、城墙等要求。但并非一开始就宣布所有要求,而是到后来逐渐宣布。顺从政体的排名不是按照“文化”,而是根据谁先归附,谁有优先权的原则。至元七年(1270),高丽国王觐见世祖时,世祖诏谕有云:“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当然也有些是按照跟皇帝的亲属关系来排名的。

  元朝与诸王藩国也是一种政体之间的关系。《元史》常提到“西北诸王”(四大汗国)是元朝的一部分。1308年,元武宗海山的使臣批评了察合台汗也先不花颁布jarliq,武宗使臣说只有大可汗才能颁布jarliq,诸王颁布只能发布lingji(令旨)。对此也先不花的使臣回答:“因为也先不花属于uru(成吉思汗的宗族),对我们来说,他代替大可汗。”艾教授指出,这很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法国的一个观念:“在其国,王就是皇帝”。

  那么蒙古人是何时开始其世界征服的呢?艾教授认为,并不始于成吉思汗时代,而是始于窝阔台汗时代(1229-1241)。1234年,窝阔台汗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表示想要征服宋朝的意愿。而从贵由汗(1246-1248)时代开始蒙古人坚信征服世界是长生天的任务和成吉思汗的遗产。但是在进行征服之前,必须宣布敌人的罪行。比如,贵由汗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中,吹嘘受到长生天的宠爱,要求教皇亲朝,谴责杀害使臣的罪行。但尚未直接说征服欧洲是天意,这种矛盾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体系的典型特征。

  中世纪基督徒,穆斯林中都流传着歌革和玛各的传说。该传说的要点是:歌革和玛各表示突厥、蒙古的游牧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围困了歌革和玛各;歌革和玛各的人数成倍增加;歌革和玛各撞墙逃脱,上帝要摧毁他们。十三世纪很多被征服的基督徒、穆斯林都相信蒙古人就是歌革和玛各,他们等待蒙古人到达圣城。那么蒙古人知道这个传说吗?答案是肯定的。《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传说与亚历山大和大流士的传说非常相似。突厥、蒙古的起源传说的情节也和歌革和玛各传说很像。这个传说也反映在其它文献,比如Juzjani的著作、《蒙鞑备录》及《札八儿火者传》等。

  假如蒙古人认为自己是歌革和玛各,他们还担心长生天最终会摧毁他们吗?柏朗嘉宾(1246年)提到,蒙古人战斗了42年,将再统治18年,以后,另一个民族将征服并取代他们。根据这个说法,成吉思汗战争开始的时间是1203年,蒙古人统治世界的期限是60年。这很像是真正的蒙古传说,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统治“周期”快要到了,而忽必烈汗时代“周期”已经到了。

  那么,蒙古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蒙古秘史》是蒙哥汗时代的著作,其中消除了额尔古纳昆的故事,认为蒙古征服业已完成。忽必烈汗以后采用了南方的“猪儿年理论”代替了蒙古帝国“六十年周期理论”。“猪儿年理论”是指宋太祖、元太祖、世祖都是猪儿年出生的,猪儿年开始征服了南方。所以,元朝是宋朝的正统继承者。并且蒙古人开始对成吉思汗的遗产进行重新解释,它不是征服世界,而是享受和平与繁荣。元成宗说:“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共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

  最后,艾骛德教授总结道,一开始蒙古人视自己为革命力量,致力推翻金朝即当代的“亚历山大大帝”。中间,蒙古人视自己为坚持法律规范,在履行天意的同时,征服所有说谎、杀使臣、挑衅的政权,统一全世界。最后,蒙古人成为保守派力量,享受他们所统治的当下。这是革命性外交政策的相当普遍的演变。

  14日14:00-18:00,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下,艾骛德教授于国学馆117会议室又作了两场报告。

  演唱《敕勒歌》的是什么人?

  第三讲的题目是“敕勒歌与中国的第一批突厥语人群”。“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讲座伊始,艾教授发问,为北齐创始人高欢及其幕僚鲜卑族演唱“敕勒歌”的斛律金及敕勒一族,究竟是什么人?他认为,敕勒是最早在华北出现的突厥语人群,在当时新近从哈萨克斯坦草原来的最纯粹的游牧人群。“敕勒”是斛律的别名,鲜卑人称为“敕勒”的人,自称为“斛律”。

  以此为切入点,艾教授展开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论述。“五胡乱华”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族在华北建立了王朝,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较小的族群,敕勒就是其中之一。他赞成蒲立本的意见,即在所有讲阿尔泰语的人群中,讲突厥语的人群是史前时期离中国最远的。按照最新的研究,“五胡”之语言情况如下:1. Ho ai(匈奴)--属于非阿尔泰语系的未知语言;2. Serbi(鲜卑)--属于蒙古-鲜卑语族;3. K t(羯)--属于叶尼塞语系;4. K’iang,Tei(羌、氐)--汉藏语系的羌语族。所以,“五胡”都不属于突厥语族。

  艾教授认同伯希和的观点,认为突厥就是Türküt,并且不是族名,而是国名,后来才变成民族、语言的名称。公元552年之前不会有“突厥”民族、语言,故而我们所知道的“突厥”语言必须有另外一个名称。 通过征引Beckwith“阿史那就是Ar ilas,变体是A ina”的观点及突厥鄂尔浑碑铭中突厥可汗I bara 、  temi(汉文记载为沙钵略,唐代读法 aballiak ;室点密,唐代读法 ittemmit)的记载,认为阿史那宗族的语言应当是非突厥、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鄂尔浑碑铭还提到,阿史那宗族总是要应对O uz的叛乱。O uz人占据今蒙古国的中部、北部和西部一带,是突厥帝国的基本人口。还特别提到Toquz O uz,即九姓O uz。这些九姓O uz在汉文史料中就是九姓铁勒(或九姓敕勒)。铁勒分布于蒙古高原中部,西到里海,是有很多分部的人群的总号。铁勒出现在突厥帝国之前,所以在突厥帝国之前的“突厥语”就是O uz/铁勒语。

  在穆斯林史料中O uz也是常见的人群名称。O uz人的英雄是突厥人的祖先;O uz人说突厥语族的最单纯的方言;O uz人有许多氏族和宗族。O uz人是塞尔柱、回纥、葛逻禄等王朝的祖先,但O uz人居住于大草原,有无政府和叛逆的特征。在拜占庭史料中O uz的变体形式是O ur,最早出现于463年。 O ur有很多分部,Saragur(黄O ur)、Onogur(十姓O ur)、Ut(r)igur(三姓O ur)、Kurtigur等。显然其语言是突厥语族的,其联盟通常由数字指定,如九姓Toquz O uz、十姓Ono ur、三姓üü  O ur。O uz和O ur的名称变体问题是突厥语言学的争议问题。总之,O uz、O ur等都是一个单词的方言变体。

  回到汉籍,“铁勒”(唐代读法teclak)和“高车”有什么关系?按照Hamilton,蒲立本等人的研究,“铁勒”Tegr k,即突厥语“箍,大轮”,故汉语译为“高车”。艾教授认为,“敕勒” igrek(唐代读法 ik-lak)是“铁勒”的方言变体。如Tenggis(突厥语)~ inggis(蒙古语),其中有te-> ti-、ti- > i-的现象。因而, igrek一般是南北朝时期华北的鲜卑人用的,Tegr k一般是隋唐时期说突厥语的人群用的名称。《魏书》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见,Tegr k、 igrek、“高车”都是东方人的外称,O ur~O uz才是他们的自称。

  那么,O ur~O uz是否出现在汉籍资料呢?程方毅找到两处记载,即乌护、乌纥(唐代读法’o-hur)。但是“十姓O ur”的记载最早,《魏书》提到袁纥(唐代读法on-hur),即Ono ur。还有以“O ur~十姓O ur”为基础的人名,比如乌纥堤(唐代读法’o-hur-dai),即O urdai,四世纪末的吐谷浑人名;缊纥提(唐代读法’on-hur-dai),即Ono urdai,四世纪末的柔然人名。五胡时代的华北有两个姓:斛律(读法hoclir),斛斯(读法hocz)。这个姓氏的人都是敕勒人,包括“敕勒歌”的歌唱者斛律金。艾教授认为这些是O ur~O uz的变体形式的 urr、 uzz。

  那么O ur人是怎样、何时到了华北呢?Tegr k(丁零)原来是在 Ho ai(匈奴)的西北,即今哈萨克斯坦东部、西伯利亚西南部。从四世纪初O ur~Tegr k的势力开始扩大,向东到达蒙古高原,向西到达乌克兰。首先出现在汉籍资料中的是敕勒人。翟斌及其儿子翟鼠330年在燕北草原游牧,被慕容燕国军队俘虏并驱逐到华北。翟的中世纪读法是Tek,即Tegr k的第一音节。艾教授进而指出,O ur/Tegr k/ igrek/高车族群在南北朝的历史作用很像Q p aq(钦察)族群在蒙元的历史作用。双方均是西方的突厥人群,都被蒙古语人群的人俘虏兵驱逐到华北,因为他们的单纯的游牧生活,双方都赢得了俘虏者的钦佩。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就汉文拼写内亚名称等用歧视性词汇能否准确表达原来的语音等问题,巴哈提·依加汉教授就汉文史料记载的高车、铁勒方位等问题与艾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

  蒙古“五色四藩”的概念是如何出现的?

  第四讲题目为“‘五色四藩’概念的起源”。“五色四藩”是蒙古历史上的经典概念。对“五色四藩”,传统的理解是总称蒙古帝国的所有领土即被征服的民族。艾教授基于其最近对成吉思汗祭祀文献的研究,对于“五色四藩”的起源提出了新的假说。《白史》(1586)中最早出现(两次)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时说,中央:蒙古;东:solong as、Bitegüd;南:汉人、Kiliyed;西:尼泊尔、回回;北:Tasiq、吐蕃。第二次出现时说,中央:青色蒙古、斡亦剌;南:solong as、surbus;西:回回、urtuγud;西:汉人、南人;北:吐蕃、唐兀惕;东北:Bitegüd;东南:尼泊尔;西南:Kiliyed;西北:Tasiq。

  萨加斯特、留金锁试图理解这两种方案。其中,第一组问题是名称较奇怪,Bitegüd、Kiliyed不知道为何人;尼泊尔不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Tasiq(大食~塔吉克)不是蒙古帝国时代的正常名称。第二组问题是方向较奇怪,第一个方案中吐蕃不在蒙古之北,尼泊尔和回回不在一起;第二个方案中Tasiq(大食~塔吉克)不在蒙古之西北,尼泊尔不在蒙古之东南。答里麻固什《金轮千辐》(1739)中修正了一些矛盾之处。他的方案是,中央:青色蒙古;东:白色朝鲜、Kilüged;南:汉人、Bitegüd;西:黑色吐蕃、Tasiq;北:黄色回回、Toqmaq。《金轮千辐》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方向的问题。

  艾教授认为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是《白史》使用了哪些原始文献?接着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对于上述提到的奇怪名称的问题,Bitegüd、Kiliyed、Balbu(尼泊尔)、Tasiq(大食~塔吉克)这四个名称跟蒙古帝国无关,而是用了西藏的地理概念。第二个假设是如果我们删除这四个与西藏相关的名称,剩下的名称都是蒙古帝国时期的。那么《白史》从哪里找到了那样的方案?

  成吉思汗的祭祀文献有如下记载:把四十万青色蒙古给四万斡亦剌/把八十万红色汉人给一万水人/把三十万黄色回回给斡脱人/把东方白色朝鲜给盐户/把多黑色藏人给八万唐兀。并且有对各民族诗意的描写:蒙古人镇压了坏人,勇敢的,健康的;汉人建立城市、种地、绣漂亮的衣服;回回人建立撒马尔罕、用瑟瑟做漂亮的衣服、种地、管理狮子、猎鹰;朝鲜solong as:吃生食,提供美好的皮草;藏人拜佛,有黑色的帐篷。

  艾教授经过分析,认定这些记载从语言、名称、描写方面都有蒙古帝国时期的真实文献的韵味,是比《白史》更古老的文献。可以认为,成吉思汗祭祀文献是《白史》关于“五色四藩”的主要来源。其中,solong as不是朝鲜,而应该是中国东北一带的一个民族,而且不是女直,又跟高丽国有明显的关系,因而蒙古文的solong as最可能指渤海人。 “五色四藩”不是“总称蒙古帝国的所有领土即被征服的民族”,而是描写参加在客鲁涟河的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的人员。

  讨论环节,乌云毕力格教授同意艾教授关于“五色四藩”概念来源于西藏的地理概念的提法,并根据自身的研究,提出其来源于“五方佛”的坛城。在场的一位藏族同学指出,在11-12世纪的藏文文献中已经出现了类似方位概念。巴哈提·依加汉教授对Toqmaq所指地域等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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