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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塞尔纳: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最后一场革命”

2019-12-2 09:13:5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马麟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皮埃尔·塞尔纳: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最后一场革命”

  2019年11月5日下午,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巴黎一大教授、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前所长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以“革命运动与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为主题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塞尔纳教授革命史主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由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主持并评议。

  塞尔纳教授在讲座中“全球史”: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虚假的发现”

  塞尔纳教授首先为法国的全球史研究“正名”,认为“全球史”并不是英美学界在21世纪的新发现。塞尔纳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开始于21世纪初的世界史书写中。全球史的概念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发现”。这一“发现”源于1989年这一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时刻:其一,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人们因谈论革命而感到疲倦。其二,冷战迎来根本性的转折,包括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历史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失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世界连成一体,这就是幸福的历史(但塞尔纳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这一叙事开始于发现南北美洲、东西印度的16世纪。

  塞尔纳认为,“全球史”的概念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知识欺骗”。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关于世界史的讨论的意义。世界史在这一时期处于普遍史解释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原动力。不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还是日本“战后史”的历史书写,讨论的都是自欧洲资产阶级兴起以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了一个概念“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这一概念当然不等于全球化,但人们很清楚存在一个“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法国殖民主义学者德勒兹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书中充满了世界地图。如果阅读让·饶勒斯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就会发现该书讨论的完全是法国在世界以及在欧洲的位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科领域,人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工具,而这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叙事以及欧洲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所掩盖。自由主义似乎“发明”了全球化,这是虚假的。

  重新审视“大西洋革命”

  塞尔纳希望重新运用历史研究的世界视角,避免将法国革命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割裂开来。在1955年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雅克·戈德肖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塞尔纳对此非常重视。他对“全球化”的兴趣不仅在于地理维度,还在于时间维度。他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18世纪的众多革命联系起来,为“大西洋革命”寻找遥远的渊源。塞尔纳对“大西洋革命”的批判性在于,戈德肖看重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他关注克伦威尔的共和国。第一个将国王砍头的不是法国人,而是1642年的英国人。1649-1660年间,英国走上了共和主义的激进道路,甚至发生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掘地派运动。英格兰的共和国在大西洋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一种共和主义秩序。

  大西洋革命还蕴含着18世纪的跨国文化交流,例如“激进启蒙”。来源于英国的共和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包括约翰·洛克、休谟、麦考莱等——对博丹、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人产生了影响,这些激进主义思想以新的观念被理解,包括人民主权、转化为实在法的自然法、公民权等,成为政治组织的根本法则。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存在一个“文明共同体”,人们不再信奉“安全”的哲学,即讨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从而建立专制政体,相反,人们认为“自由”应该体现在政治组织之中。集体自由、个体自由、民族自由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我们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看到了“革命”概念,其讨论对象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这些思想成为一种文化财富。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我们不能将革命仅仅诠释成思想的美德,革命是一种现实的暴力。我们要将革命整合进世界性的社会政治语境之中,其中激进的政治话语逐渐具有了支配性地位。

  18世纪的全球化语境:英法争霸

  要理解革命的世界性,同时还要关注另一个现象——这一现象长期被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历史学家所摒弃——在1690-1815年间,两个国家处于争霸状态,即英国与法国。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18世纪下半叶的众多革命。我们可以在这里列一个战争年表:荷兰独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6年签署的《乌德勒支和约》非常重要,它允许英国几乎排他性地在西属殖民地进行贸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革命期间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这与前述战争既是断裂又是延续的,1804年重燃的战火一直烧到1815年法国的彻底失败。

  七年战争(1756-1763)的国际形势。图中红色部分为英国、普鲁士、葡萄牙及其盟友;蓝色部分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及其盟友。塞尔纳称之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近几个世纪中,总是存在两个或三个处于斗争状态的大国,最终一方取得支配地位——16世纪是西班牙,17世纪是荷兰,18世纪的英法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前者在19世纪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纪是美国,如今中美两国走向对立,而中国很可能会支配着21世纪。有趣的是,当我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冲突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塞尔纳由此提出这样的论断:讨论革命当然可以思考诸如自由等政治观念、社会经济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演变,不过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卢梭或自由,而在于英法争霸。18世纪是一个没有石油、飞机或互联网的世纪,控制海洋是取胜的关键。英国人要建立一个在三方面压制法国的国家体系——政治上的议会,军事上的海军,经济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七年战争使英国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呈现于世:英国拥有众多一等战舰,每艘船至少有74门大炮,这种战争机器每艘价值200万里弗。英国在全世界拥有海上的压倒性优势,一等战舰达60-80艘,总价值达1.2亿里弗。法国在1760年的岁入是3亿里弗,这意味着英国可以将法国1/3的岁入使用在海洋上。

  七年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的实验室,对法国意味着要大量提高军事预算,而这会体现在针对人民的赋税上,这在当时的陈情书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北美的加拿大在18世纪也是英法争霸战场的一部分。英国当时处于弱势,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非常有限。法国曾有一个绝佳的方案,却没能付诸实施——从圣劳伦斯河口进入,占据加拿大(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经大湖区占据密苏里,顺密西西比河南下直捣路易斯安那。塞尔纳诙谐地指出,假如路易十五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或者有一位像英国的皮特那样能干的大臣,英国殖民地就会陷入被动的处境。

  七年战争意味着两国都需要强大的资金来源,军事战争的背后是经济战争。战争加强了对非洲的剥削,蔗糖种植园主的资本主义剥削使殖民地成为英法争霸的又一个战场。七年战争之后,首要的财富来源就是非洲,其次就是英法各自国内的税收。保罗·肯尼迪、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其他经济史学者都指出,七年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针对各自臣民的税收越来越高,这在民众中引发了骚乱。1763年英国取得胜利,于是把头转向13块殖民地,提出宗主国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免受法国人的暴力而进行的战争,因此他们应该纳税——印花税、蔗糖税等等。殖民地则回应:“没门!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英法两国的战争导致了针对殖民地的税收,并在美洲引发了政治后果。

  美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塞尔纳接下来讨论了美国革命的创新意义。首先,美国革命不单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共和革命。宗主国糟糕的经济治理在殖民地引发了人民的政治反应;这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性”(américainité)意识,即宗主国之外一个新群体的意识,这种美国性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一个新的政治主权。

  其次,美国革命包含着世界主义的思想原则。塞尔纳在这里提及一位有趣的人物:托马斯·潘恩——他称之为“两场革命之人”。潘恩是一位移居到美国的英国人,1776年1月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常识》,其中为美国的反叛进行了正名。潘恩思想涉及的不是全球化的历史(histoire mondialisée),而是世界主义的历史(histoire cosmopolite),即全体人类而非全体资本家的历史。潘恩的格言是 :“哪里没有自由,就是我的祖国。(Where liberty is not, this is my country.)”这意味着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是人类的一员。哪里有奴役、奴隶制度、不公正,我就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以便为这个国家而战斗。这很有趣,因为这里存在着观念的转变——他关心的不再是各国的资本家走向世界,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关心人类的革命,他在这个意义上捍卫着自由的理念。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常识》的作者,“两场革命之人”。不过革命史学者总是忽视对反革命的研究。事实上,没有反革命史就没有革命史;我们总是看到革命者的错误,总是谈到革命者的激进、夸张、极端,但是或许因为反革命总是非常强大的。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革命者;这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美国神话”(mythe américain)——在当时有一半的美国人忠于君主,他们就是所谓的“效忠派”。在美国,保守主义者通常不说“革命”而说“独立战争”,因为不存在社会变革;进步主义者会说“革命”,因为从君主国变成了共和国。“革命”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收纳箱”,但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纳指出,当他在法国阅读中国史书籍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惊讶,人们在提及1949年时不会说到中国革命,而是“中国解放”——这意味着人们发动革命是为了“解放”,就像美国人发动革命是为了“独立”。

  法国大革命:18世纪的革命终章

  塞尔纳在结论部分提出,现代史学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第一个”——1848年起义的人民将自己与大革命联系起来;1870年,巴黎公社将自己与革命时期的巴黎市府(两者在法文中同为Commune de Paris)联系起来;1917年,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声称要完成山岳派的事业。显然,中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列宁的革命,而列宁也是一系列革命的后继者。但当我们注视18世纪时,却可以发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一连串重大革命中的最后一场。如果我们变换视角,就会发现法国革命是最后到来的,并且从其他革命中汲取了经验。当法国人在美国革命中战胜英国人时,他们就预计到英国人会报复,因而法国国内的税收变得更为沉重,公共舆论因而变得愈加恼火;法国国内的叛乱从1780年开始就未停息。

  如果我们观察当时的地图,会发现整个欧洲都处于叛乱之中:1770年的乌克兰;1780年的爱尔兰;1782年的日内瓦;1783年的尼德兰;1787年的比利时;1788年的列日地区……1789年,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后一场革命的发生地。每一次的革命者都面对着欧洲君主的军事干涉——1780年,英国残暴地打击爱尔兰;1782年,法国打击瑞士;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尼德兰联合省;1788年,普鲁士打击比利时;1790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列日……法国革命者深刻吸取了教训。革命在最初阶段有很多失败的契机,因为欧洲君主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欧洲的秩序。法国人关注美国,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赢得了“独立”战争。正因如此,塞尔纳提出“一切革命都是独立战争”。法国的主权也依赖于“独立”战争,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性”。

  高毅教授评议

  讲座结束后,高毅教授进行了评议,并主持了塞尔纳教授与现场听众的进一步探讨。高毅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全球史、全球性、全球化问题是西方史学的主潮之一。我们都讲法国大革命是“革命之母”,后来的革命都以她为借鉴。塞尔纳教授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周期开始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因为英国革命第一次砍掉了国王的头,从而造成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与激进启蒙。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了共和国,用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来取代旧的政治话语,还包括世俗化的问题。共和主义的政治话语开始弥漫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启了一系列革命。教授非常强调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背景,18世纪是英法争霸世界的时代,英国的高压在法国引起了很多的反弹。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法国大革命是在总结了一系列起义的经验发动起来的。经验就在于,用“独立战争”对抗反革命,大革命于是成为一场激进的革命。这些观点对我们而言比较新颖,涉及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这在当时就是英法争夺世界霸权,他们的战线从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扩展到包括印度、北美等在内的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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