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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解读“虚弱史”:近代中国的身体、疾病与荷尔蒙药品

2019-11-29 10:12:4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讲座︱解读“虚弱史”:近代中国的身体、疾病与荷尔蒙药品

  “虚弱病”在中医的补药文化中绵延千年,又随着近代西方荷尔蒙理论与药品的传入衍生出新的形式。一群害怕“虚弱”的人们,生活在手淫、遗精、神经衰落、萎靡和忧郁的疾病恐慌之中。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如何反思这段医疗史?

  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先生于2019年11月5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上分享他的新著《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1912—1949)》(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出版),并与读者讨论了关于上述问题的看法。本文系皮国立先生的演讲整理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讲座现场

  关注医疗社会史的读者一定不陌生,近代中国各式新药品推陈出新,包括艾罗补脑汁、人造自来血、韦廉氏大医生红色补丸、鱼肝油、维他命等新式药品,纷纷在此时上市,占据各类报刊的版面,形成一种特殊的药品消费文化。我们可以怎么透过历史研究,来理解这样的现象?

  首先,“补养”意识,几乎贯串了国人对药物和食物的认知,为何中国人爱“吃补”?害怕身体的“虚弱”可能是其中一个解答。因为“虚弱”将导致许多疾病,反过来说,它也是众多疾病的共通症状。此外,在社会价值判断上面,一个成功的、可以享受幸福人生的人,绝对不会是虚弱多病的人。近代中国由于受着列强的侵凌,“东亚病夫”的民族想象不胫而走,如何强健身体、洗刷耻辱?提倡运动、放足、军事化训练的身体文化应运而生,皆为时人对抗民族“虚弱”的展现,当然,吃药而致身体强壮,总是个好办法,上面所列举的药品,只是一些例子,而过去大家较少关注的新药“荷尔蒙”制剂,也于1920年代后于中国的药品市场中大量出现,加入中国人对抗虚弱的行列。

  皮国立著,《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1912—1949)》,台北: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

  1889年,法国人布朗.塞卡(Brown Séquard)发现:动物睪丸中有种内分泌物质,可以增加生理能力,具备挽救生殖器萎缩、提振食欲、鼓舞精神的功效。时年72岁的他拿自己当成实验品,竟然疯狂的利用动物睪丸浸出液来自行注射。之后,他忽然感到食欲倍增、体力、脑力增强,而性欲尤其旺盛,感觉有如“返老还童”。更有甚者,司太衣那哈(此为当时译名,Eugen Steinach)在1910年做了一个手术,他将幼鼠的睪丸移植到老年鼠的身上,结果老年鼠呈现返老还童的迹象,此即著名的“返老还童术”。康有为(1858-1927)就误信这种手术,透过留德的西医,请到地道德国医师来进行一场“人类与猿猴睪丸互换”的戏码,其结果当然是无效的,康氏也在不久后离世。我在书中讲述这个故事,并非有意看历史人物的笑话,而是希望读者思考:为什么具备如此高知识的读书人,会做出这样的抉择?每一项我们信仰的新科技,难道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

  为什么要移植睪丸?因为它负责制造身体内的一种神秘物质,其实就是荷尔蒙(Hormone)。恩斯特·斯塔林(Ernest Starlin)于1902年以希腊文具有“觉醒兴奋”意义的Hormon来命名。它在二十世纪初期于中国传播时,或译成“活路蒙”、“何耳门”、“呼儿梦纳”等名词,也称“激素”,代表该物质具有促进生长与代谢之功能。康有为进行的手术是个极端且奇异的例子,事实上在1920年代后,“返老还童手术”施行的并不多,不一定是有效性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普遍对手术充满担忧,宁愿服药来补养与对抗疾病,所以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可以看到大量该类药品的广告。该药品极具全球史的视野,明明在西方科技中,它的疗效仍处在被开发与被研究的阶段,但是它却已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保健药品市场上大行其道。此类新药无疑是具有外来身分的西药,它打入中国的市场,必有一些因素值得历史学家梳理。

  根据研究,当时中国市售的荷尔蒙药品种类繁多,包括“恩男龙”、“寿尔康”、“生殖素”、“赐保命”、“补体康”等等,这些药物,大概可以治疗几大类的疾病。第一类是包括当时称为“性疾病症候群”或“性神经衰弱”的病症——失精、不孕症、遗精、阳萎、性机能障碍。药商为了营销,必须使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身体话语来解释,才能使消费者愿意掏钱买药,当时贩卖这些新药的商人,肯定熟知中医理论,所以他们使用了传统中国人已熟知并非常惧怕的“肾亏”、“肾虚”的病理观念,来包装、说明荷尔蒙之疗效。什么是“肾亏”?对国人而言,根本不需多加解释,您已了然于心。不过看看当时的定义,它并非现代意义的单一疾病,而是由很多症状所组成,包括疲劳、发育不良、多梦、烦扰、眼痛、疲倦、血亏、大小腿肌肉无力、手易发抖、健忘、头晕目眩、面白而瘦,口吐白痰、漏精、消化不良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都和“虚弱”有关。1930年代后,荷尔蒙药品已融入中医既有的各式“补肾”、“补精”理论,可以治疗一切肾亏症状,荷尔蒙药品甚至有时也被翻译成“精素”,让虚弱病患可以一眼望之、了然于心,称其为“灵丹妙药”,绝不为过。

  这些新药品背后所反映的心态,代表这些性方面的疾病绝非只是单纯被“建构”出来而已,事实上有不少患者的确需要这些药品来治疗,无病者也将会被这些广告话语“暗示”,产生一种对身体虚弱的恐惧感。中医谢利恒(1880-1950)指出:忧(肝)郁、遗精病等病都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病”,前者是妇女、士农工商皆有之;而后者遗精,“三十年前不多见,今则几为学校青年之普通病,教育愈发达,此类病愈多,虽补救之法日增,然终不敌病魔之进步。”可见罹患遗精病、神经衰弱的人愈来愈多。另一种思考,还是中国人惧怕“精液”的流失,所谓遗精、手淫、肾亏等身体观,透过强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观念操纵,强化一般民众人们对失精、遗精的恐惧。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各种身体衰弱、疲累、无力、忧郁等身体感,在近代必须透过在医学术语内找寻一种于病理与行为之间的合理性,这就是“虚弱感”的诞生。希望靠某些药物的补养来恢复健康,这类故事依旧在现今生活中不断重复播放。

  荷尔蒙药品可以治疗的,还包括外感疾病和肺痨。这两种疾病,都被认为是因虚弱或抵抗力不足而较容易罹患。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戒除吸鸦片烟的恶习,因为吸食鸦片烟的人,会呈现咳嗽、虚弱、变瘦、无力的样貌,这不正是“病夫”的形象吗?荷尔蒙的刺激,可以短暂提供身体能量与活力,造成精神一振之假象,但却是短暂的,未必真能帮助戒烟,甚至有另一种上瘾的可能,这是当时药商没有加以说明的。另外,当时还有几个家喻户晓的疾病威胁,例如近代传入中国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这两个疾病虽略有不同,但在当时的界线相当模糊,他们都与神经疲劳而导致的精神失常有关。相对于中医而言,传统理论中并没有“神经”一词,中医常用“气血”或“肾气”衰弱来形容一个虚弱的人;而西医则喜欢用“神经衰弱”来解释病人的虚弱现象。但不论中西医疾病怎么进行病名之转换和对照,荷尔蒙药品都可以治疗上述疾病。也就是说,有关情志与精神上失调,包括忧郁、失眠、倦怠、郁闷等症状,透过服用荷尔蒙药物,都可以治愈。

  中医对于这个新药,并不排斥,在民国药学史上,中西医也未有针对荷尔蒙药品而衍生重大争论,反倒是因为早期这类新药品的原料多取自于动物的性腺与脏器,这使得“荷尔蒙疗法”常被称为“脏器疗法”。作为提炼荷尔蒙药物的动物内脏,总是可以和本草知识系统中的动物药配合起来,所以中医在看待荷尔蒙时,同样也以具有补肾、补精效能的动物脏器,来建构他们对西方荷尔蒙治疗的理解。例如1937年,中医尤学周在《羊肾酒治阳痿骨软》中指出,用生羊腰和仙茅、淫羊藿等药浸酒,可添精补髓、种子延龄、强筋骨壮气血。蔡济平则在《雄猪阴茎治发育不全》一文中提出一则食疗案例,指出:“某年二十岁,身体素弱,宛如童稚”,治疗方法是“用雄猪阴茎,将剪刀破开,陈酒洗净,文火炖酥如网油,常服不断,久自有效。”显然与荷尔蒙的生长功效相同。至于尤生渊则在〈腰疼食疗秘方〉一文中指出,猪肾、杜仲等同炒、煨熟后食用,“治肾虚腰痛极验”。或取童便、好酒,放置一对猪腰入内,慢火煮熟后,喝酒并食腰子,也可治疗腰痛。中医盛心如(1897-1954)于1939年还提到:脏器疗法本为中国所固有,维新人士嗤之以鼻,但一旦采用荷尔蒙理论和科学制剂,则“身价大涨”。他用肾脏功能及其治疗来做为说明,认为肾藏精,而精生髓、髓生脑,所以肾脏中的精气是脑神经之源头,用这样的身体观来建构“补肾”即补脑,进而可以治疗神经衰弱之合理性。

  由此可见,当时不少中医对开发新的荷尔蒙疗法是乐观的,中医程绍典言:“科学家苟能以此为发掘资料,则将来之脏器疗法,必有光芒万丈之一日也。”相对地,看坏或保守的言论也有,例如姚柏麟响应:中医用传统本草中的“动物脏器”来比附荷尔蒙疗法,完全错误;因为吃猪、羊睪丸来治阳萎、足病吃兔子的后脚、牙病服狼牙等疗法,都是一种“吃什么补什么”的迷信,必须补充新的化学提炼后的精纯药物,才会有实际的治疗效果。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的中医刘行方则说,虽然中医也有脏器疗法,但多使用干燥药,杂质多又不够精纯;如果遇上极为虚弱的人,效力不够,还是需要用西医针剂注射,国医应寻求脚踏实地的科学原理和动物实验,才有能力开发新药。这些讨论都显示了当时中医药的尴尬处境,本草中的动物脏器疗效,加上西方生理学的新知识验证,满足了国人喜欢“吃补”的文化和心态,但诸般功效不良或缺乏实验之疑虑,仍显示传统中医食疗之不足。

  历史要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医接受西方生理学的洗礼、源自清末;细菌学则于民国之后才影响到中医,荷尔蒙理论则是更晚的事。要创新、汇通一新知识,还需要时间与方法上的激荡。我们说,西医科学在近代不断进步,我们虽能看到初步的中西理论汇通,但却比较看不到传统中医更具有原创性的发明。更直白的说,西医在近代荷尔蒙研发的历程上,彰显了科学不仅是发明创造,还在“取精用宏”,将已有的疗法与药品更精纯化,这才是近代荷尔蒙疗法跟中医古代脏器疗法最大的不同,这是对中医既是警惕,也是启发。中国医学和医者“怎么加入寻找与开发”新药的问题,这段中西交会的荷尔蒙脏器疗法科学史,或许可以给未来的中医一些启发。

  讲座现场

  历史带给我们新鲜感,也带给我们反思科技争议的一份警惕。尽管民国时期的荷尔蒙新药提倡该药是经过“科学化”提炼,没有中药过寒、过热的属性问题,在当时人们迷信科学的心态下,很少有人会主动提出对荷尔蒙药物的检讨。但到了1940年代前后,于国内之争议逐渐浮现。有医者指出荷尔蒙药剂的三大不便:昂贵、收效较慢,不长期施用不见其功效、内服吸收差,总是必须注射等等缺失。多数补充荷尔蒙的疗法,只能收效一时,停药后则旧有症状复发。1943年的一则报道指出,体内管理内分泌的脏器若已经衰败,则服用再多荷尔蒙也无济于事,等于直接戳破了该药“返老还童”的实质可能性。

  1940年,报刊还报道一则有趣的故事:欧洲一间制造女性荷尔蒙的药厂,雇用男性员工,结果男性员工都出现女性的性征,胸部和屁股都变大,气得告发药厂。但改聘用女工呢?结果女工接触过多荷尔蒙,皮肤变白晰、身材丰满健美,结果纷纷辞职结婚,还是造成药厂困扰。这故事虽然有趣,但说明荷尔蒙制剂的服用,必有其特殊性,男女有别且性质迥异,不可滥用。可是当时许多宣称补肾、治疗神经衰弱的制剂,多无清楚载明是哪一种内分泌的制剂,还有许多妇女相信荷尔蒙是万能的神药,常常注射荷尔蒙针剂,不明原理就糊裹胡涂地打针,结果弄巧成拙,月经不规则,老太太甚至还重新出现月经与白带。男性则乱服荷尔蒙药品,冀求生殖器变大,还被人们视为是“春药”。种种乱象,皆令人啼笑皆非。

  透过本书文字之呈现,读者看到的不是中西医论争的主旋律,而是在西医逐渐传入并深刻影响国人的近代历史发展中,大量的西方科技与身体观和在中医学知识、疾病、社会观念乃至担忧虚弱的心态结合在一起,透过报刊宣传的广度,一方面持续强化其影响力,一方面则将西方知识转译为中国人熟知的话语,而整体形塑了一代人的健康观念。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新旧医学知识常常相互挪用,例如传统的肾亏、虚弱可以和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相结合;从传统的补药到新的荷尔蒙药品,也互相激荡、合奏“保卫生命”的交响曲,共同拯救虚弱与疾病。观察近代史必须注意,新的观念与知识转移到另一个不同文化中,往往有一转译的过程,融合与折衷往往是文化史的关键;再加入消费文化之影响,最终才能谈到民众的理解。其实,到最后端所谓“事实”的建构,风貌已相对复杂。从这本书的论述中,包括补荷尔蒙、补精、补血、食补等治百病的思维,至今仍留存在中国人的养生文化中,即便是现代“卫生”的概念与其实践,仍旧不断被古典和现代的观念反复诠释,这当中还包含丰富的疾病理解。

  对现代中医发展而言,“虚弱史”有什么启发?从本书可知,西方新科技所带出的药品、食品效用和对抗、预防疾病之功效,不断藉由人们既存害怕虚弱之心理,大行其道于华人社会,导致近代中医在响应社会、文化的需求层面上,渐渐流失其主体性和经济效益上的优势,这对中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警讯。因此,中医学界必须嗅出时代推衍之趋势,着力集中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才不会被时代淘汰,例如大家关注的癌症、慢性病、急重症、老年化疾病、环境因素(空气)致病的相关预防与治疗。从近代“虚弱”的视角来看,中医要想方设法地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也必须尽速开发新药,创造新知识,开发更多有效的疗病植物,精炼萃取、形成体系,方能与西方药品争胜。而换个角度来看,新药的副作用,总也是医药史会带来的启发,我们现在仍使用老祖宗的肾气丸、六味地黄丸、龟鹿二仙胶来补肾或提振体力,对抗虚弱,而荷尔蒙等激素类药品则已在日常药品中消失,甚至还被证实有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反过来证实传统的中医中药,确实有其价值,这是我最后想说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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