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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李永迪:文献视野之外的安阳考古

2019-11-5 10:57:43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史亚宁 选稿:桑怡

原标题: 讲座︱李永迪:文献视野之外的安阳考古

  2019年10月18日,芝加哥大学李永迪教授受邀,在武汉大学振华楼历史学院101教室展开了一场题为“超越历史——文献之外的安阳考古”的学术讲座。武汉大学考古系张昌平、余西云、何晓琳、曹昭以及李雪婷、陈丽新等老师参加,讲座由武汉大学考古系孙卓老师担任主持。


  李永迪教授从他本人从事考古研究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作为讲座的切入点,第一个问题是部分未从事过考古学研究的学生往往会认为考古学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个问题是部分历史学者认为考古学本身就是历史学。李永迪明确指出当代考古学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在本质上与历史学存在区别,它不仅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且从出发点上来看它与其他学科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李永迪也表示,他并没有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而是要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位置,把传世文献看作诸多研究材料的一种。

  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两种类型

  李永迪谈到,他的导师张光直先生在课堂上经常以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起点,即“如果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的第一个考古遗址不是安阳,而是新石器时代、不见史籍的西阴村,这会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换言之,史语所选择安阳作为中国学者第一个大规模发掘的地点,是中国考古在学科发端的时期,就已经与历史做了连结。李永迪也提到,课堂上有同学跳出了张先生的命题,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史语所其实不会有安阳以外的考虑。这也说明在中国,考古与历史的结合有其文化及时代的背景。

  李永迪接下来讨论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定位上曾经有过的发展。他认为,说到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不能不提到俞伟超与张忠培两位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俞、张两位先生师承苏秉琦先生,强调类型学、年代学,以及区系类型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学科面貌,而中国考古学仰赖完整器的分析方法,也成为重要的学科特色。李永迪又说,提到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也不免会涉及到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倾向性,这与考古学在中国隶属历史学,以及青铜时代考古中较多的使用文献材料是有密切关系。他强调,中国考古学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层面,其实都牵涉到关于中国考古学定位以及中国考古学理论架构的问题。

  俞伟超先生于1980年代,接受张光直先生的邀请,到哈佛大学进行了访问。他接触到有关北美考古学发展的研究,以及西方对考古学理论的探讨之后,感受到当时中国考古学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西方考古学曾经面临过的。他因此希望借镜西方经验,将中国考古学引导到下一个发展阶段。俞先生回到中国以后,开始倡导师法北美的“新考古学”,希望带动新的研究风气,从方法和理论上改变中国考古学。李永迪在此引用罗泰追念俞伟超先生文章的论点,表示由于俞先生没有真正地接触到西方新考古学的源头,不能更进一步接续北美考古的理论传统。再加上以张忠培先生为首的中国学者的排斥,除了少数年轻学者的参与以外,这一个运动最后没有能够引起太大的回响,甚至包括俞先生自己的研究,最后还是回到了原来中国考古的学术路子。李永迪表示这是中国考古学在上一个世纪有意识地进行了一次针对学科理论的对话,但可惜再没有类似的讨论。

  除此之外,李永迪还提到了张光直先生。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张光直先生担任了沟通中西学术的重要桥梁,而他有意识地将人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考古学上。他的著作大部分已翻译成中文,给年轻一辈的学者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张光直先生所代表的即是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考古学,反映了考古学不必然需要定位于历史学科之下。

  李永迪在此特别强调,对于学科定位及学科理论方法的讨论至关重要。前面所举的例子是在表达,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学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话方式,去解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以及考古学科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他鼓励在座的青年学者可以尝试超出类型学、年代学和形态学的范畴,寻找另外的理论方法进行考古研究。而寻找这样的方向是需要依靠阅读中国考古以外、其他地区的考古及古文明的研究。

  李永迪表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西方考古学的研究。西方学者对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有过深入的讨论,包括考古学的理论架构以及考古学在学科定位上,究竟更接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限于时间,李永迪在此仅介绍了两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崔格尔Bruce Trigger及叶斐 Norman Yoffee。简言之,崔格尔将考古学理论分为高层、中层和低层。高层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及对材料解释的指导性,如达尔文主义理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等。而低层理论实际上是针对考古材料的整理与初步解释,其中包括了传统中国考古学里的地层学、年代学和类型学等。叶斐承袭崔格尔的架构,但将低层理论称为基础理论,而如果崔格尔着重的是不同理论层次的逻辑连结关系,叶斐则着眼于不同层次理论在思辨及解释上的抽象程度。李永迪认为,以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为例,历史同时担任了高层及中层理论的角色,从整体而言,中层理论作为连接高层理论和考古材料的桥梁,是中国考古学目前最需要强化的环节。他表示,这实际上仍旧是俞伟超先生及张光直先生当年点出、想做改变的地方。

  李永迪接下来以商代殷墟考古为例,解释我们如何可以透过对学科定位及理论架构的探讨,深化对安阳殷墟的研究。他最后并以自己最近的殷墟手工业生产研究为例,企图说明两点:即殷墟手工业生产的证据绝大部分来自文献材料以外,以及手工业生产的探讨与研究如何可以作为考古学的中层理论。

  画圈圈背后隐藏了什么?

  李永迪以研究文献常见的商文化分布图为例,讨论未经筛选的历史概念如何影响我们对考古材料的解释。研究商代的学者经常会画出一个商代政治势力范围,或者是商代文化辐射圈,具体范围常常根据商代陶器分布情况来确定。用这样的画法,我们会发现商代对疆域的控制似乎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其他王朝大抵上是相同的。其实这是一种将晚期疆域控制投射到古代的做法。

  李永迪强调,在画分布图、疆域图的过程中,大家都忽略掉了这种画圈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绘制地图其实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也是制图者对过去理解的一种视觉认定。他提到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序言中写道,编辑团队为了画出各时期的疆域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但其中仍有许多是无法确定的。除了地点的不确定性外,各时期的疆域并不是固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选择某一个时间点静态地反映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事实上也不足以反映当时历史全貌。李永迪另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看似客观的地图所隐藏的政治含义。一般的世界地图是北朝上,而澳洲在这样的地图中显得特别边缘。澳洲人刻意绘制了一张南朝上的地图,在这样的呈现中澳洲反而成为世界地图的中心。这些例子都说明地图虽然是个直观的视觉呈现,但并不表示其中没有需要厘清的先设观点与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学者吉德炜描述商代疆域控制时,以充满孔洞的瑞士乳酪做比喻,似乎更为贴切。

  李永迪以安阳作为殷代都城的终止为另一例子,说明以历史文献为中层理论解释考古材料可能会碰到的限制。他提到,孝民屯东南地出土了宝鸡式青铜器陶范,迫使学者重新考虑殷墟作为都城的年代下限。大部分学者试图在史书殷墟纪年及周公东征的时间范围内解释这一考古现象,忽略了一个城市的动态演变过程,没有考虑殷墟当时作为一个都会城市,有没有可能是分阶段衰败,甚至分区块、在不同时间逐渐瓦解。换言之,有没有可能殷墟的铸铜作坊在周公东征以后仍然运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生产高规格铜器。李永迪认为,若是以人类学或世界古文明都城比较研究为研究殷墟消亡的中高层理论,学者研究的焦点可以放在都会城市的衰落消亡过程,而不是在历史文献的人时地框架中寻求答案。

  李永迪所要表达的是通过对城市考古研究,在探讨城市崩解或者是衰亡过程中作出问题引导,则会带出来与历史学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李永迪谈到,传世文献属于从某一角度解释过去的一种看法,而考古材料中所能发掘的角度远远多过传世文献。但他也承认,文献中所反映的许多社会文化宗教层面,也可能是考古材料无法触及的。但这不代表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一个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考古学甚至可以提出不同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改写。

  商王对手工业生产活动的控制模式

  李永迪接下来以他即将出版、针对殷墟手工业生产的专书研究为例,解释考古学者可以如何超越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安阳殷墟经过九十年的发掘,发现了多处大规模进行铸铜制骨制陶的复合式手工业区。这些作坊区最明显的特色是不同材质的手工业在同一区域内大规模生产,而各个生产区分散分布于都城的不同位置。即便同为大规模作坊,从生产的产品来看,铸铜与制骨的生产模式也不相同。例如铸铜及制骨作坊都生产低中阶的产品,但以目前材料看,高等级的骨器可能是在王室直接控制的小屯作坊区生产,而高规格铜器则仍在王室核心区以外的不同作坊生产。另外角镞的大量生产,也能反映在器物规格化的趋同。


  关于王室核心区的作坊,李永迪指出,他通过对史语所的早期材料分析,发现甲组基址、大连坑、乙组基址北部均出土了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物。尽管材料少,生产规模小,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手工业是核心区以外所不见的,所生产的也是高规格的器物,如用于漆木器的大理石嵌片及蚌片,以及象牙器与雕花骨柶。史语所石刀的材料也显示在甲组基址、大连坑一带可能有生产石刀的活动。从综合的角度看,他推测殷墟手工业原料的获得和产品分配应都是由王室来操作,而根据不同情况,商王室对不同类型的手工生产也有着不同策略。例如某些具体生产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是交给王室核心区外的次级贵族来操作;而特殊的工艺生产则由王室直接控制。最后李永迪再一次表达看法,认为考古学是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一门学科。他表示以他的研究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墟手工业生产是甲骨文或《史记》等早期文献所触及不到,只能透过考古学特有的理论、方法与手段进行研究。

  讨论环节中,张昌平教授指出,李永迪教授的这个话题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特别具有挑战性,他从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来讲考古学与历史学是不一样的,而一个学科是不是独立于另一个学科,也要看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不是独立的。张昌平同时谈到李永迪教授在考古材料上的分析对于我们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展示了如何对考古材料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

  (本文已经过主讲人修订并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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