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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胡文辉:“纲目体”——史学著作的另一种可能

2019-11-1 09:32:33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华东师大历史系 唐益丹 整理、补充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讲座︱胡文辉:“纲目体”——史学著作的另一种可能

  2019年10月25日,胡文辉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作了主题讲座,题为《现代史学著作的“纲目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教研室主任李孝迁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长期以来,学术论文写作习惯于“西化”的表述方式,对于“纲目体”这种著作体裁较少注意。讲座伊始,胡文辉老师以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柳诒徵《史学研究法》为例引入对“纲目体”体裁的讨论。

  《唐宋帝国与运河》是全汉昇的一部专题性著作,讨论运河对唐宋两朝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以第七章《北宋立国与运河》为例,全氏先作一论断: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九五四——九五九年),开始发生刺激的变化。“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即瓦桥、益津及高阳关,均在今河北省)”,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分,从而奠定了北宋大一统的帝国的基础。不特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因此,约在平定淮南的同一时间内,周世宗又派人大规模的整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联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故我们与其说周世宗是五季末叶的皇帝,毋宁说他是北宋帝国的创始者。

  后面两段又以低出两行距离的排版形式,做史料的排比和考订:

  在显德二年(九五五)十一月,世宗即已开始叫人疏通运河。《通鉴》卷二九二显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条云:

  “汴水自唐末溃决,……上(世宗)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利。’”

  又《宋史》卷二五二《武行德》传云:

  “世宗即位,兼中书令。……为武宁军节使,……先是唐末杨氏……决汴,汇为汙泽。(显德)二年,将议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壮于古堤疏导之,东达于泗上。”

  这样的格式是为全氏著作体裁中一个显著的特色。全氏将结论部分与史料的排比、考证区分得较为清楚,结论性部分正常行文,考证部分低两格呈现。杨联陞曾经对全汉昇这样的写作体裁有过评价:

  书(《唐宋帝国与运河》)里用了一种“新纲目体”(这是我妄拟的名字)。重要的本文顶格写,有关考证的文字低两格写。眉目很清楚。以前虽然有过类似的尝试,像本书这么成功的似乎少见。(杨联陞:《汉学书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页)

  胡文辉老师认为全氏此书并非是最典型的“纲目体”著作,此类体裁最为典型的写法应是先写论断,后面紧跟着排比史料。柳诒徵在《史学研究法》讲义中即使用“纲目体”写作,先明论断,即为“纲”;后排比材料,即为“目”:

  吾国之有史官最早,故于编辑历史,记载事实,具有义例,大抵准古镜今,以为人世之法。

  《老子》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管子·形势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楚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据此知古之为史,不专以纪录为事,其所以纪载古事者,盖以后世为的也。老子与孔子同为史家,老子之于史,尤不以强记陈迹为然。

  (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这样的写法在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江苏书院志初稿》(载《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以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中的《汉官议史》、《汉人生计之研究》两篇中都能够见到。

  柳氏或为当时最喜“纲目体”体裁之作者。关于柳氏的“纲目体”写作方式,李孝迁在《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前言中有所评价:

  柳氏采用一贯的写作方式“纲目体”,纲是论断,目是材料。

  “纲目体”的写作体裁从何而来?根据李孝迁考证,柳氏这本小书跟《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一样,仿宋代钱文子《补汉兵志》体例。(李孝迁:《印象与真相:柳诒徵史学新论——从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说起》,《史林》2017年第4期,第122页)

  胡文辉指出,在体例上,《补汉兵志》一书在叙事之下,附有史料,确具备“纲目体”的特点。但《补汉兵志》应是比较冷僻的书,有可能具体影响到某位史家(如柳诒徵),应该不足以造成一种风气。而对“新纲目体”发展影响较大的,应该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后,朱熹与其门人赵师渊等,根据《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利遗》等书,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其书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纲如经,目如传,另作《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共六十卷,创“纲目体”之体例。清代吴乘权依据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汇编成一百零七卷纲目体编年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编写形式上正、续编称纲、目,前编、明纪称纲、纪。在近代以前,《纲鉴易知录》流传面甚广、影响甚巨。其基本叙事为纲,历史细节部分以“目”的形式列举出来,减少阅读的枯燥感,增添其趣味性、可读性,这种写作体裁也随着此书的畅销而影响到其他书籍的写作。近现代史学著作的“纲目体”写作应当说承继吴乘权《纲鉴易知录》体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有罗根泽《孟子传论》、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登原《金圣叹传》、金毓黻《安东都护府考》、钱穆《国史大纲》、台静农《西汉简书史征》 (《台静农论文集》)、白敦仁《释食》 (华西协和大学毕业论文,《水明楼文集》)等著作采用“纲目体”。五十年代后,仍有部分著作以此为体裁,如袁国藩《元代蒙古文化论集》 、袁国藩《从元代蒙人习俗军事论蒙古文化》、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张久和等《辽夏金元史徵》等等。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书影

  《辽夏金元史徵》书影

  “纲目体”写作中,最为知名的一本是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与其他“纲目体”著作有所不同,钱穆征引材料较为“节制”。为了说明正文,钱氏一般只引一条材料,偶尔有简单的考证列于其后。这或许是因为《国史大纲》定位面向大众读者,追求更高的可读性,所以在材料使用上并不是很繁琐。

  与“纲目体”史著相对,一类是专题化的史料汇编,如:沙畹《西突厥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陈登原《地赋丛钞》、陈登原《国史旧闻》,这一类著作先排比史料,再以“注”或“案”的方式作说明、考订和分析。另一类以“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为代表。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样密集引用、排比史料,但不直接运用“纲目体”,但作风有类似之处。“二陈”似乎往往先排比材料再作分析,考订、辨析的成分也较多;而“纲目体”则是先作按断、总结,一般不作考订、辩析,再排比材料以作为证明。

  关于“纲目体”体裁的优点,胡文辉老师引用梁启超与严耕望的两段论述。梁氏认为“用纲目体 ,最为省事……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文为多。此种方法,近代很通行……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办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伸缩自如,改动较易。”(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严耕望也有类似的判断:(纲目体)“若写得好,纲文前后脉络通贯,为一篇极简练扼要的论文,而材料出处与作者说明以及冗长的反复论辩,皆可在低格目文中进行。读者如不欲详读,则只费短暂时间,先看纲文,已能了解全部内容与作者意旨。”(严耕望:《治史三书》)胡文辉老师总结了两点“纲目体”体裁的优点:第一,“纲目体”体裁史著眉目清晰,叙述简明,突出史事要点,降低阅读成本。第二,引据原始史料丰富,便于参考,亦便于初学。(能使初学者对基本史料有直接的印象和认识,而非浮于表面,将研究者二手的解释当作史料本身。)

  胡文辉老师认为朱子著《通鉴纲目》,意在提倡正统史观,扭转司马光原著的“政治不正确”,但无意中他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而吴乘权张大之,用意在于简明和通俗,便于初学者。《纲鉴易知录》的“纲”极为简略,但以“目”的方式附有一定的细节,是为“旧纲目体”。《纲鉴易知录》影响极大,近代以来,学人应该主要受其影响,逐渐“自发”地形成“新纲目体”。“新纲目体”的目的,除了叙事简明之外,意在尽可能容纳更丰富的史料,不仅追求“通俗”,亦有史料“考异”的性质,其功用已不同于“旧纲目体”。此体裁在民国前后最为通行,五十年代在台湾可能保留较多一些。这是此体裁能行的传统背景。另一方面学术风气对著作体裁有影响。从清代朴学到民国考据学,大体以史料为本位,乃至有“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但要注意,这属于策略性的口号,并不能等同史学实践。尤其提倡者本人的治学就不限于此),学人治学无不重视对史料的掌握。史料运用的规模和密度,都影响到对著作体裁的选择,而“纲目体”正符合这一学风的需要。这是此体裁通行的现实背景。

  在讲座的最后,胡文辉老师总结了讨论“纲目体”体裁的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在学术史意义上,它在民国学术史上甚为通行,体现了一种学风;在实用意义上,它似乎仍有一点的生命力(特别适合于讲义、述史类型的著作和年谱)。与现代西式著作对照,很容易显出中西著作传统的差别。大抵西方人重分析,以“论”优先,习惯将材料融入正文,将细节放入脚注;而中国人重材料,以“证”优先,对原始材料的引用更为重视。至少就史学来说,中西两种学风实各有优长(只是近代以来在文化大势上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西式的著作体裁)。具体到“纲目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史料,呈现史料,是其长处。

  胡老师认为今日学术论文和论著的作风,往往是看起来长篇大论,实际上套话、空话、废话太多。而且,套话、空话、废话又以“连篇累牍”的方式重复表述出来,分辨起来也甚麻烦。而“纲目体”则较有利于避免这种问题。“纲目体”以简明的按断带出史料,是不是废话,有没有新意,一目了然。在网络时代,阅读负担越来越重,换句话说,我们付出的阅读成本越来越高,这样,“纲目体”是一种降低阅读成本的著作体裁,值得借鉴。著作体裁应多元化。包括论述的方式、引用史料的方式、注释的方式,都不必一律。史料多寡的情况不同,可能适宜采取不同的论证方式,也适宜采取不同的著作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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