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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毛泽东为何事称:我是中国人 不住美国人招待所

2019-10-25 09:42:12

来源:搜狐历史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45年毛泽东为何事称:我是中国人 不住美国人招待所

  原题:蒋怒向张治中:“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毛笑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蒋介石曾怒向父亲:“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毛泽东曾笑说父亲:“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更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父亲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十年中,父亲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

  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那是他绝对不愿意的。

  抗日初期,为了恢复两党合作,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商谈,父亲参加了这次谈判。自此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父亲为此感到欣慰。

  1938年9月4日,父亲甚至发电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1940年以后,两党在各地的矛盾增多,纠纷日甚,最突出的是1941年震动国内外的“皖南事变”。父亲事前曾表示反对,终因孤掌难鸣,未能阻止事件的发生。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

  在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了白崇禧,白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国共第二次和谈的1942年,中共中央派代表到重庆,父亲作为代表参与谈判,一谈就是8个月,没有取得结果。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又派代表到重庆继续商谈。同年11月初,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国民党方面派的代表是父亲和王世杰,中共代表是周伯伯。这一段时间的商谈,仍然没有结果。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方面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联合统帅部。这一主张,父亲认为是应该接纳的,但国民党方面没有人具备这种远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

  父亲后来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1]

  已故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曾经赠送我两张父亲在延安时被拍摄下的彩色照片,一是与毛泽东、朱德、赫尔利一同乘吉普车前往延安城;一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赫尔利在美国驻延安观察组门前。这两张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见,但是彩色照片确实罕见,这与黄华在外交系统工作有关,或许是从美国拿回来的。

  父亲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但两人并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他曾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伯伯、王若飞等在父亲、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8月31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到重庆后,一下飞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说,已经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让其入住,并介绍说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不同意:“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据余秘书回忆,周伯伯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号他自己的住处周公馆,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18号父亲官邸。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伯伯一开口,父亲便答应了。

  父亲陪周伯伯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父亲告诉周伯伯:“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

  周伯伯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正如一纯所回忆的那样,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伯伯的建议。

  父亲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梅园暂住,让母亲迁往山洞乡下。一纯和素久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在桂园附近的德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就让他们与工勤人员一起住在桂园里面的平房里。

  那时我的妹妹素央、素初都在重庆郊区上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父亲要她们周末也不要进城。

  父亲在安排了毛泽东、周伯伯住到桂园的当天,让家人去见了面。素初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素初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的身材高大。素久对毛泽东在桂园的进进出出记得很清楚,还记得理发师傅来给他理发,他在那说着幽默话。

  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孩子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当素初说刚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周伯伯说:“咱们还是同学呢!”

  虽然毛、周两位伯伯的身份特殊,但是他们与随从人员的衣着是完全一样的,一身蓝布制服、一双黑布鞋,与国民党将领一身笔挺的呢子军服和一双黑油锃亮、走路叮当响的皮鞋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泽东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何守源慌忙道歉,毛泽东微笑着说没事。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伯伯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今年(2011年)95岁,是我的亲表妹夫。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多次濒于破裂边缘。国民党张群、王世杰、父亲张治中、邵力子四代表中,父亲最为积极、活跃,每到关键时刻尤为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在办公室内彷徨行走,时而沉思不语,显得忧心忡忡,以至于饮食无心、坐立不安。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伯伯与父亲商量,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父亲又亲自伴送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

  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父亲回忆说:“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二天,父亲等人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父亲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父亲问:“怎见得?”

  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

  毛泽东还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并风趣地对父亲说:“我在重庆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三青团能做到民主领导,干部都表示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据余秘书叙述: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25日,张治中与马歇尔、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介石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

  两人正争得脸红耳赤,蒋介石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蒋介石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据张素我回忆:为军队的多少的问题,张治中很头疼。当然很多的人并不赞成和谈,但父亲这个人是主和的,他说我们国家不能这样子办,我们一定要和平。那个时候和平就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和和气气的。可是不行。张治中说:“我祝愿国共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

  为了贯彻停战协定、执行整军方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先后到北平、张家口、济南、武汉等地视察,然后访问延安。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他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再到南京去。”

  1949年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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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毛泽东为何事称:我是中国人 不住美国人招待所

2019年10月25日 09:42 来源:搜狐历史

原标题: 45年毛泽东为何事称:我是中国人 不住美国人招待所

  原题:蒋怒向张治中:“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毛笑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蒋介石曾怒向父亲:“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毛泽东曾笑说父亲:“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更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父亲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十年中,父亲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

  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那是他绝对不愿意的。

  抗日初期,为了恢复两党合作,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商谈,父亲参加了这次谈判。自此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父亲为此感到欣慰。

  1938年9月4日,父亲甚至发电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1940年以后,两党在各地的矛盾增多,纠纷日甚,最突出的是1941年震动国内外的“皖南事变”。父亲事前曾表示反对,终因孤掌难鸣,未能阻止事件的发生。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

  在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了白崇禧,白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国共第二次和谈的1942年,中共中央派代表到重庆,父亲作为代表参与谈判,一谈就是8个月,没有取得结果。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又派代表到重庆继续商谈。同年11月初,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国民党方面派的代表是父亲和王世杰,中共代表是周伯伯。这一段时间的商谈,仍然没有结果。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方面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联合统帅部。这一主张,父亲认为是应该接纳的,但国民党方面没有人具备这种远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

  父亲后来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1]

  已故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曾经赠送我两张父亲在延安时被拍摄下的彩色照片,一是与毛泽东、朱德、赫尔利一同乘吉普车前往延安城;一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赫尔利在美国驻延安观察组门前。这两张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见,但是彩色照片确实罕见,这与黄华在外交系统工作有关,或许是从美国拿回来的。

  父亲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但两人并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他曾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伯伯、王若飞等在父亲、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8月31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到重庆后,一下飞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说,已经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让其入住,并介绍说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不同意:“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据余秘书回忆,周伯伯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号他自己的住处周公馆,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18号父亲官邸。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伯伯一开口,父亲便答应了。

  父亲陪周伯伯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父亲告诉周伯伯:“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

  周伯伯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正如一纯所回忆的那样,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伯伯的建议。

  父亲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梅园暂住,让母亲迁往山洞乡下。一纯和素久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在桂园附近的德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就让他们与工勤人员一起住在桂园里面的平房里。

  那时我的妹妹素央、素初都在重庆郊区上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父亲要她们周末也不要进城。

  父亲在安排了毛泽东、周伯伯住到桂园的当天,让家人去见了面。素初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素初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的身材高大。素久对毛泽东在桂园的进进出出记得很清楚,还记得理发师傅来给他理发,他在那说着幽默话。

  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孩子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当素初说刚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周伯伯说:“咱们还是同学呢!”

  虽然毛、周两位伯伯的身份特殊,但是他们与随从人员的衣着是完全一样的,一身蓝布制服、一双黑布鞋,与国民党将领一身笔挺的呢子军服和一双黑油锃亮、走路叮当响的皮鞋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泽东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何守源慌忙道歉,毛泽东微笑着说没事。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伯伯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今年(2011年)95岁,是我的亲表妹夫。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多次濒于破裂边缘。国民党张群、王世杰、父亲张治中、邵力子四代表中,父亲最为积极、活跃,每到关键时刻尤为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在办公室内彷徨行走,时而沉思不语,显得忧心忡忡,以至于饮食无心、坐立不安。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伯伯与父亲商量,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父亲又亲自伴送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

  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父亲回忆说:“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二天,父亲等人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父亲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父亲问:“怎见得?”

  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

  毛泽东还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并风趣地对父亲说:“我在重庆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三青团能做到民主领导,干部都表示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据余秘书叙述: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25日,张治中与马歇尔、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介石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

  两人正争得脸红耳赤,蒋介石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蒋介石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据张素我回忆:为军队的多少的问题,张治中很头疼。当然很多的人并不赞成和谈,但父亲这个人是主和的,他说我们国家不能这样子办,我们一定要和平。那个时候和平就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和和气气的。可是不行。张治中说:“我祝愿国共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

  为了贯彻停战协定、执行整军方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先后到北平、张家口、济南、武汉等地视察,然后访问延安。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他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再到南京去。”

  1949年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