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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春秋︱孤岛烽火中的合众图书馆

2019-10-24 12:09:0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柳和城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档案春秋︱孤岛烽火中的合众图书馆

  2019年是合众图书馆创办80周年纪念之年。这座中国现代著名图书馆的创立,与两位创办人——叶景葵和张元济的名字紧密相联。两人的友谊始于民国初年,而创办“合众”却是上海沦为“孤岛”以后。

  叶景葵汉口来信

  1937年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接到从汉口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老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信中写道:

  菊丈台鉴:顷接通丈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葵初购书,皆普通浏览之书。近来稍得先儒稿本及明刻各书,然亦未成片段。以近来物力之艰,得此已觉匪易。今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而于普通各书,则留为随时消遣之用,虽未暇为之,而已有就正有道之意,盖自省鉴别不精,恐以珷玞乱玉也。今于危险时期承长者慨然代为检点,私衷何等庆幸。但敝寓正在炮火之下,敝藏无多,尽可将书箱送至尊寓。因稍为罕见之书,皆存入柚木书箱之内(“文章千古事”三十箱,“法自儒家有”三十箱,“厥协六经异传”十二箱,其中亦有极寻常者,皆昔存未改装者也。又,三楼有郑振铎押品两橱,书房地下杂厕有新购者,楼下客室橱中皆普通印本),移送不难也。历年虽有草目,但凌乱无伦次,凡无价值而易得者置之可耳。葵到汉尚安,适昔时政府拟以衡州为最后退步,而近日已大肆轰炸,太原危急。河西之险,铁骑可以凭陵,则成都、重庆等处,何尝不可轰炸?故祗能相当驱避,而无绝对安全之地也。草草布谢。敬颂

  颐福。

  再侄景葵谨上

  廿六、十一、五

  “通丈”指陈叔通。“文章千古事”“法自儒家有”与“厥协六经异传”,指书箱分类记号。前两句均出自杜甫著名的《偶题》诗;后者出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都是阐明文人心迹和搜集文献之宗旨。

  叶信记述了一个动人故事: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中的上海。日军已推进到江桥、南翔一线,苏州河北岸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一位瘦弱的老人不顾危险,连续几天穿行在沪西租界边缘的沙袋、铁棘网间,前往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东侧兆丰别墅的一幢楼房。

  他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兆丰别墅的那幢楼房主人则是叶景葵。淞沪会战以来,叶景葵正在汉口,一时不能返沪,兆丰别墅离战线近在咫尺,张元济担心老友的藏书有失,便冒着危险来此照看和整理叶氏的藏书。

  叶景葵藏书以名人稿、抄、校本著称于世。一部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从杭州抱经堂购得时,只是破纸一包,他“灯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又请人精心修补,费时两年,花费三倍于购书之款,终于起死回生,订成130余册的煌煌巨帙。此书后经钱穆等协助校订,判定为顾氏手稿,可校正通行本许多舛误。1931年末,叶景葵从湖南一书贾处购得一部《邦畿水利集说》,稍有残缺。他从某书目中得知该书原稿本已归涵芬楼,立即往借,校读并抄录补全。恰在此时,东方图书馆被毁,这部记述清代京畿地区水利的极有价值的稿本,在叶景葵手中得以逃过了侵略者的罪恶之火。

  从叶景葵信中的记述,其藏书藏于柚木书箱中的精品就达几十箱,尚未整理的也不少。至于“郑振铎押品两橱”,虽然内容及数量不详,但肯定不会是普通之书。远在汉口的叶景葵,无暇照顾自己的藏书,放心地托付给了老朋友,必要时移至自己寓所。其实,当时张元济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寓所也不安全。

  叶景葵致张元济信

  战时的浙江兴业银行

  “八一三”事变后,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针对时局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8月20日,浙兴总经理室发布暂时迁址通告。因考虑北京路的总行接近战区,为谋客户安全起见,暂迁法租界亚尔培路69号办公。

  9月3日,叶景葵签署浙兴总办致苏州支行“苏稽密元号”函。云:“今接常处来电,以日机轰炸甚烈,各银行议决一致停业迁避。敝处已电告常处,将库存、簿据、人员,均退无锡。将来尊处不能营业,经就地同业一致决议迁避时,请仿照常处办法,退至锡行,一面电告敝处接洽为荷。”同日,叶签署浙兴总办致南京分行“京稽密字元号”函:“战事延长,如飞机轰炸无法营业等情,难免蔓延各地。我行最后布置,似应未雨绸缪。日前曾与贵王代经理面洽,尊处倘至十万危险,经就地同业一致议决停业迁避时,可将重要簿据、库存、人员等,暂行迁避芜湖。尚希相机办理,并预先通知蚌处接洽,必要时一致行动为要。”

  9月上旬,叶又主持制定浙江兴业银行《战区行处收付款项办法》。

  ……

  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加上不久前以沫相濡的夫人逝世,叶景葵身心疲惫,乘战事间隙,10月中旬他一个人离沪赴莫干山,准备静养数日。但因战事变化,沪浙间交通中断,根据董事会决定,叶由莫干山径赴汉口,布置战时各分支行撤退事宜。约10月19日他匆匆下山,辗转抵达杭州,再由杭州一路西行。大路小道全是逃难的难民,叶景葵夹杂在西撤的机关、学校队伍中风尘仆仆赶往汉口,根本无法顾及上海的家与他心爱的藏书。

  浙兴在汉口的分行成为战时全行的指挥中心,叶景葵坐镇汉口,总经理徐新六则奔走于上海与香港之间,协调各银行及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叶从张元济战火中为他整理图书得到启示,在另一封感谢老友的信中,再次透露了欲办一所私人图书馆的意愿。

  菊生太姻丈鉴:昨由汉馆奉到赐示,敬悉敝藏书籍承公鉴别,刻已全部保存,将来事定后,拟选择可以保存之价值者,请公再为鉴定,编一清目,想亦大雅所乐闻也。汉市不免扰攘,因京都纷纷后撤,但行政无系统诸事,待最高首领解决,而首领刻正在艰危督战中,安得有此余暇?所以对于敌人相形见绌之处,不仅在军器之窳、军士之杂,实各事均无组织之所致。刻下骑上虎背,欲罢不能,只有拼死奋斗而已。葵因汉行近为内地集中处所较繁,一时不拟返沪。敬颂

  日祉。

  再侄景葵顿首

  廿六、十二、三

  叶景葵在汉口不时收到苏州、无锡、常熟等分行遭劫与损失的报告,一些分支行经理、行员在日寇轰炸下逃出,来到汉口向董事长报到,请求新工作,让叶非常感动。此时汉地也非安全之处,于是筹设重庆支行、长沙支行、常德寄行与香港分理处等事宜,接连二三地摆到董事长面前。直到1938年1月底,他才安排妥帖,离开汉口,取道香港返沪。

  合众图书馆旧址

  藏书整理中的思考

  张元济为叶景葵整理藏书,不单是友情的表现,更是爱护民族文化的爱国行为。随着战火蔓延,庐江刘氏玉海堂、湖州刘氏嘉业堂遭劫,平湖葛氏传朴堂毁于战火,杭州王氏九峰旧庐流散……各地藏书家噩耗不断,触目惊心,张、叶二老神伤不已。叶在返沪后不久给北平的顾廷龙一封信中写道:“嘉业、传朴两堂藏书受劫,即近时勇于购置之九峰旧庐,闻亦多损失,孑遗所存,更可宝贵矣。”银行工作之余,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题跋。

  在《农政全书·跋》里,叶景葵感慨浩劫之中古书之命运:“平露堂原刻,印刷在后,已有阙板,以道光本补足之。张中丞所刻《水利全书》,访求未得。其《抚吴疏草》,前年曾见一部,为九峰旧庐主人所得,去年借读一过。此次杭城浩劫,不知尚存否,念念不置!”在《齐民要术·跋》中,感谢张元济“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版刻鉴定之误。云:

  丁丑春在故都,见一全本(前有嘉靖年序),乃恍然此前六卷,即嘉靖刻,非元刻。今夏检理书笥,知张菊生丈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精鉴可佩,整暇尤可佩也。兹将原条粘附册首,以作纪念。戊寅七月十三日,景葵记。

  1938年8月的一天,叶景葵突接浙兴香港办事处电报,告知总经理徐新六今晨乘桂林号飞渝,半途遭日寇飞机袭击。各方消息很快证实航班失事与总经理遇难的消息。浙兴同人闻讯,顿如晴天霹雳,莫不相顾失色。先生第一时间得此噩耗,强忍悲痛,坐镇浙兴总行董事长办公室,披阅电函,亲拟电稿,与各方紧急联络接洽。接着,寻找遇难者现场,徐新六遗体运回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抚恤家属等等,一直忙到年底。

  叶景葵不得不暂停藏书的整理,但他思考中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已渐渐成熟。他与张元济就怎样办图书馆问题多次促膝商谈。叶景葵拟捐资10万元,另募10万元,动息不动本,作为图书馆的常年开支。他率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张也捐出藏书,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闻讯,表示也将捐出其凡将草堂藏书。以后叶、张又联络同盟会元老、前江苏省省长陈陶遗加盟创办人之列,以资号召,正式创议筹办一所私人图书馆,尽力收藏濒临危亡的民族文献。关键是聘请一位懂行而又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年轻人来此主持。他与张元济均着意于顾廷龙。

  顾廷龙南下主持“合众”

  顾廷龙,字起潜,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与藏书世家,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几年前叶景葵就与顾有通讯往来。曾通过顾廷龙请钱穆校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叶对顾精湛的版本目录学造诣十分赞赏,任计划中图书馆的“掌门人”再合适不过了。1939年1月30日,叶景葵致顾廷龙函,特意询顾在燕京图书馆的情况:“燕京图书馆经费尚充足否?吾兄在校是否兼教员,每年收入若何,有契约否?暇乞见示。”以前的通信谈的都是古书购买、校勘等事,这一次显然是一种试探。顾不久回信说:

  “龙佣书燕馆,专任采访,因校例所限,不能兼任教课,既无聘书,亦无合同,月薪百廿五元,循资而上,暑后学校无恙,当可增加十五元。所幸此间生活程度较低(以房租而论,不过上海十之一耳),勉能维持。每届学期开始,为两儿筹学费(一在高中一年,一在小学四年)则形拮据。在此仅以能不离书本,投吾所好,他无可恋。然一书购到,速送编目,不克细读,而俗务纷纭,不容其从容浏览,有如庖丁调味,盛宴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其间?退值以后,昏灯一卷,日益无几,任意涉猎,不能专治一学,致年逾三十而修名不立,每自惭疚。去年以来,朋辈星散,依依送别,吾以一家四口,欲归不易。顾今满目疮痍之日,人多流离颠沛,我尚草间偷活,已邀天幸,复有何求。惟诵宗子相之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聊以解嘲。素蒙垂爱之深,举实奉告,不觉其覼缕也。”(1939年2月8日顾廷龙复叶景葵函)

  同年3月15日叶致顾廷龙函,明确告知:“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每月须有若干金方可敷用?移家需费用若干?幸斟酌示我。”当顾回复表示愿意南下,叶景葵进一步告知图书馆组织计划:

  “奉示知于鄙人所拟图书馆事极荷嘉许,且许以他山之助,感如挟纩矣。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总编纂下须用助手(总编纂或称总务),招学生为之。会计收支之类,委托敝行信托部为之,扫除一切向来习气,使基础得以巩固,则可久而又可大。大略如此,以后或有更改,亦不致过于歧异也。至何时可以设筹备处,则全视所欲租之屋何时可以起租。(有无其他变局,尚不可知,因上海租屋,难于尘天。)屋能租定,则可以电请吾兄南来,否则来无住处,亦无办事之处,徒唤奈何。故现在请兄保密,俟租屋有成议,当即电闻,彼时再与校中说明,至何时可离校,则全视兄之便利而定。弟亦不能过拂人情也。(所谓拂人情者,指不顾校中有无替人而仓卒抢亲之谓也。)”(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复顾廷龙函)

  1939年7月顾廷龙全家来沪,入住辣斐德路614号—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一幢沿马路的民居—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下为办公处,楼上为书库和顾家住宅。顾廷龙到沪后,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即表示等藏书章盖好陆续送去,顾自告奋勇说“盖章之事,吾能为之”。于是,第二天起顾廷龙到海格路范园蒋的寓所为凡将草堂藏书盖章,盖完一部分即送“合众”,连续数日而工作未完。不料蒋抑卮忽以伤寒逝世,剩下善本十余箱交由其后人保管。后来“文革”中均被造反派作废纸论斤售去。书入废纸铺均被送纸厂做回魂纸,无一幸存!

  叶景葵

  “孤岛”矗立“合众”

  1939年8月,由顾廷龙草拟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经张、叶修稿后通过。同时,叶景葵购下蒲石路古拔路口(今长乐路富民路口)一块空地建造馆舍。这幢“凸”字形建筑由著名建筑师陈植(陈叔通之弟)设计。图书馆起个什么名字呢?当时上海已有“鸿英图书馆”“明复图书馆”等以创办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于是大家提议以叶氏的名字来命名。叶景葵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图书馆应依靠大众的力量并公诸社会,才能久远,而不应看作一家一姓之物。他提出以“合众”为馆名,取众擎易举之义。他只有一个要求,在馆旁筑一小楼为寓所,以租赁期25年与馆立约。他说:“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从此他自号“书寄生”。

  “合众”矗立于抗战烽烟下的上海“孤岛”,其意义恐怕已超出文化的范畴。

  1949年4月叶景葵突发心脏病去世。1953年6月,经张元济、陈叔通等提议,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当时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万种。1957年馆舍扩建,翌年并入上海图书馆。“合众”原址一直是上图的长乐路书库,专藏古籍和其他历史文献,直至淮海中路新馆建成。现为上图所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与《图书馆杂志》编辑部。隔壁长乐路752号“书寄生”寓所已挂有“叶景葵故居”的标牌,以纪念这位创办“合众”的银行家的不朽一生。

  (本文摘自2019年第9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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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春秋︱孤岛烽火中的合众图书馆

2019年10月24日 12:09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 档案春秋︱孤岛烽火中的合众图书馆

  2019年是合众图书馆创办80周年纪念之年。这座中国现代著名图书馆的创立,与两位创办人——叶景葵和张元济的名字紧密相联。两人的友谊始于民国初年,而创办“合众”却是上海沦为“孤岛”以后。

  叶景葵汉口来信

  1937年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接到从汉口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老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信中写道:

  菊丈台鉴:顷接通丈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葵初购书,皆普通浏览之书。近来稍得先儒稿本及明刻各书,然亦未成片段。以近来物力之艰,得此已觉匪易。今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而于普通各书,则留为随时消遣之用,虽未暇为之,而已有就正有道之意,盖自省鉴别不精,恐以珷玞乱玉也。今于危险时期承长者慨然代为检点,私衷何等庆幸。但敝寓正在炮火之下,敝藏无多,尽可将书箱送至尊寓。因稍为罕见之书,皆存入柚木书箱之内(“文章千古事”三十箱,“法自儒家有”三十箱,“厥协六经异传”十二箱,其中亦有极寻常者,皆昔存未改装者也。又,三楼有郑振铎押品两橱,书房地下杂厕有新购者,楼下客室橱中皆普通印本),移送不难也。历年虽有草目,但凌乱无伦次,凡无价值而易得者置之可耳。葵到汉尚安,适昔时政府拟以衡州为最后退步,而近日已大肆轰炸,太原危急。河西之险,铁骑可以凭陵,则成都、重庆等处,何尝不可轰炸?故祗能相当驱避,而无绝对安全之地也。草草布谢。敬颂

  颐福。

  再侄景葵谨上

  廿六、十一、五

  “通丈”指陈叔通。“文章千古事”“法自儒家有”与“厥协六经异传”,指书箱分类记号。前两句均出自杜甫著名的《偶题》诗;后者出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都是阐明文人心迹和搜集文献之宗旨。

  叶信记述了一个动人故事: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中的上海。日军已推进到江桥、南翔一线,苏州河北岸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一位瘦弱的老人不顾危险,连续几天穿行在沪西租界边缘的沙袋、铁棘网间,前往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东侧兆丰别墅的一幢楼房。

  他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兆丰别墅的那幢楼房主人则是叶景葵。淞沪会战以来,叶景葵正在汉口,一时不能返沪,兆丰别墅离战线近在咫尺,张元济担心老友的藏书有失,便冒着危险来此照看和整理叶氏的藏书。

  叶景葵藏书以名人稿、抄、校本著称于世。一部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从杭州抱经堂购得时,只是破纸一包,他“灯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又请人精心修补,费时两年,花费三倍于购书之款,终于起死回生,订成130余册的煌煌巨帙。此书后经钱穆等协助校订,判定为顾氏手稿,可校正通行本许多舛误。1931年末,叶景葵从湖南一书贾处购得一部《邦畿水利集说》,稍有残缺。他从某书目中得知该书原稿本已归涵芬楼,立即往借,校读并抄录补全。恰在此时,东方图书馆被毁,这部记述清代京畿地区水利的极有价值的稿本,在叶景葵手中得以逃过了侵略者的罪恶之火。

  从叶景葵信中的记述,其藏书藏于柚木书箱中的精品就达几十箱,尚未整理的也不少。至于“郑振铎押品两橱”,虽然内容及数量不详,但肯定不会是普通之书。远在汉口的叶景葵,无暇照顾自己的藏书,放心地托付给了老朋友,必要时移至自己寓所。其实,当时张元济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寓所也不安全。

  叶景葵致张元济信

  战时的浙江兴业银行

  “八一三”事变后,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针对时局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8月20日,浙兴总经理室发布暂时迁址通告。因考虑北京路的总行接近战区,为谋客户安全起见,暂迁法租界亚尔培路69号办公。

  9月3日,叶景葵签署浙兴总办致苏州支行“苏稽密元号”函。云:“今接常处来电,以日机轰炸甚烈,各银行议决一致停业迁避。敝处已电告常处,将库存、簿据、人员,均退无锡。将来尊处不能营业,经就地同业一致决议迁避时,请仿照常处办法,退至锡行,一面电告敝处接洽为荷。”同日,叶签署浙兴总办致南京分行“京稽密字元号”函:“战事延长,如飞机轰炸无法营业等情,难免蔓延各地。我行最后布置,似应未雨绸缪。日前曾与贵王代经理面洽,尊处倘至十万危险,经就地同业一致议决停业迁避时,可将重要簿据、库存、人员等,暂行迁避芜湖。尚希相机办理,并预先通知蚌处接洽,必要时一致行动为要。”

  9月上旬,叶又主持制定浙江兴业银行《战区行处收付款项办法》。

  ……

  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加上不久前以沫相濡的夫人逝世,叶景葵身心疲惫,乘战事间隙,10月中旬他一个人离沪赴莫干山,准备静养数日。但因战事变化,沪浙间交通中断,根据董事会决定,叶由莫干山径赴汉口,布置战时各分支行撤退事宜。约10月19日他匆匆下山,辗转抵达杭州,再由杭州一路西行。大路小道全是逃难的难民,叶景葵夹杂在西撤的机关、学校队伍中风尘仆仆赶往汉口,根本无法顾及上海的家与他心爱的藏书。

  浙兴在汉口的分行成为战时全行的指挥中心,叶景葵坐镇汉口,总经理徐新六则奔走于上海与香港之间,协调各银行及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叶从张元济战火中为他整理图书得到启示,在另一封感谢老友的信中,再次透露了欲办一所私人图书馆的意愿。

  菊生太姻丈鉴:昨由汉馆奉到赐示,敬悉敝藏书籍承公鉴别,刻已全部保存,将来事定后,拟选择可以保存之价值者,请公再为鉴定,编一清目,想亦大雅所乐闻也。汉市不免扰攘,因京都纷纷后撤,但行政无系统诸事,待最高首领解决,而首领刻正在艰危督战中,安得有此余暇?所以对于敌人相形见绌之处,不仅在军器之窳、军士之杂,实各事均无组织之所致。刻下骑上虎背,欲罢不能,只有拼死奋斗而已。葵因汉行近为内地集中处所较繁,一时不拟返沪。敬颂

  日祉。

  再侄景葵顿首

  廿六、十二、三

  叶景葵在汉口不时收到苏州、无锡、常熟等分行遭劫与损失的报告,一些分支行经理、行员在日寇轰炸下逃出,来到汉口向董事长报到,请求新工作,让叶非常感动。此时汉地也非安全之处,于是筹设重庆支行、长沙支行、常德寄行与香港分理处等事宜,接连二三地摆到董事长面前。直到1938年1月底,他才安排妥帖,离开汉口,取道香港返沪。

  合众图书馆旧址

  藏书整理中的思考

  张元济为叶景葵整理藏书,不单是友情的表现,更是爱护民族文化的爱国行为。随着战火蔓延,庐江刘氏玉海堂、湖州刘氏嘉业堂遭劫,平湖葛氏传朴堂毁于战火,杭州王氏九峰旧庐流散……各地藏书家噩耗不断,触目惊心,张、叶二老神伤不已。叶在返沪后不久给北平的顾廷龙一封信中写道:“嘉业、传朴两堂藏书受劫,即近时勇于购置之九峰旧庐,闻亦多损失,孑遗所存,更可宝贵矣。”银行工作之余,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题跋。

  在《农政全书·跋》里,叶景葵感慨浩劫之中古书之命运:“平露堂原刻,印刷在后,已有阙板,以道光本补足之。张中丞所刻《水利全书》,访求未得。其《抚吴疏草》,前年曾见一部,为九峰旧庐主人所得,去年借读一过。此次杭城浩劫,不知尚存否,念念不置!”在《齐民要术·跋》中,感谢张元济“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版刻鉴定之误。云:

  丁丑春在故都,见一全本(前有嘉靖年序),乃恍然此前六卷,即嘉靖刻,非元刻。今夏检理书笥,知张菊生丈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精鉴可佩,整暇尤可佩也。兹将原条粘附册首,以作纪念。戊寅七月十三日,景葵记。

  1938年8月的一天,叶景葵突接浙兴香港办事处电报,告知总经理徐新六今晨乘桂林号飞渝,半途遭日寇飞机袭击。各方消息很快证实航班失事与总经理遇难的消息。浙兴同人闻讯,顿如晴天霹雳,莫不相顾失色。先生第一时间得此噩耗,强忍悲痛,坐镇浙兴总行董事长办公室,披阅电函,亲拟电稿,与各方紧急联络接洽。接着,寻找遇难者现场,徐新六遗体运回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抚恤家属等等,一直忙到年底。

  叶景葵不得不暂停藏书的整理,但他思考中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已渐渐成熟。他与张元济就怎样办图书馆问题多次促膝商谈。叶景葵拟捐资10万元,另募10万元,动息不动本,作为图书馆的常年开支。他率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张也捐出藏书,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闻讯,表示也将捐出其凡将草堂藏书。以后叶、张又联络同盟会元老、前江苏省省长陈陶遗加盟创办人之列,以资号召,正式创议筹办一所私人图书馆,尽力收藏濒临危亡的民族文献。关键是聘请一位懂行而又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年轻人来此主持。他与张元济均着意于顾廷龙。

  顾廷龙南下主持“合众”

  顾廷龙,字起潜,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与藏书世家,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几年前叶景葵就与顾有通讯往来。曾通过顾廷龙请钱穆校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叶对顾精湛的版本目录学造诣十分赞赏,任计划中图书馆的“掌门人”再合适不过了。1939年1月30日,叶景葵致顾廷龙函,特意询顾在燕京图书馆的情况:“燕京图书馆经费尚充足否?吾兄在校是否兼教员,每年收入若何,有契约否?暇乞见示。”以前的通信谈的都是古书购买、校勘等事,这一次显然是一种试探。顾不久回信说:

  “龙佣书燕馆,专任采访,因校例所限,不能兼任教课,既无聘书,亦无合同,月薪百廿五元,循资而上,暑后学校无恙,当可增加十五元。所幸此间生活程度较低(以房租而论,不过上海十之一耳),勉能维持。每届学期开始,为两儿筹学费(一在高中一年,一在小学四年)则形拮据。在此仅以能不离书本,投吾所好,他无可恋。然一书购到,速送编目,不克细读,而俗务纷纭,不容其从容浏览,有如庖丁调味,盛宴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其间?退值以后,昏灯一卷,日益无几,任意涉猎,不能专治一学,致年逾三十而修名不立,每自惭疚。去年以来,朋辈星散,依依送别,吾以一家四口,欲归不易。顾今满目疮痍之日,人多流离颠沛,我尚草间偷活,已邀天幸,复有何求。惟诵宗子相之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聊以解嘲。素蒙垂爱之深,举实奉告,不觉其覼缕也。”(1939年2月8日顾廷龙复叶景葵函)

  同年3月15日叶致顾廷龙函,明确告知:“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每月须有若干金方可敷用?移家需费用若干?幸斟酌示我。”当顾回复表示愿意南下,叶景葵进一步告知图书馆组织计划:

  “奉示知于鄙人所拟图书馆事极荷嘉许,且许以他山之助,感如挟纩矣。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总编纂下须用助手(总编纂或称总务),招学生为之。会计收支之类,委托敝行信托部为之,扫除一切向来习气,使基础得以巩固,则可久而又可大。大略如此,以后或有更改,亦不致过于歧异也。至何时可以设筹备处,则全视所欲租之屋何时可以起租。(有无其他变局,尚不可知,因上海租屋,难于尘天。)屋能租定,则可以电请吾兄南来,否则来无住处,亦无办事之处,徒唤奈何。故现在请兄保密,俟租屋有成议,当即电闻,彼时再与校中说明,至何时可离校,则全视兄之便利而定。弟亦不能过拂人情也。(所谓拂人情者,指不顾校中有无替人而仓卒抢亲之谓也。)”(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复顾廷龙函)

  1939年7月顾廷龙全家来沪,入住辣斐德路614号—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一幢沿马路的民居—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下为办公处,楼上为书库和顾家住宅。顾廷龙到沪后,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即表示等藏书章盖好陆续送去,顾自告奋勇说“盖章之事,吾能为之”。于是,第二天起顾廷龙到海格路范园蒋的寓所为凡将草堂藏书盖章,盖完一部分即送“合众”,连续数日而工作未完。不料蒋抑卮忽以伤寒逝世,剩下善本十余箱交由其后人保管。后来“文革”中均被造反派作废纸论斤售去。书入废纸铺均被送纸厂做回魂纸,无一幸存!

  叶景葵

  “孤岛”矗立“合众”

  1939年8月,由顾廷龙草拟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经张、叶修稿后通过。同时,叶景葵购下蒲石路古拔路口(今长乐路富民路口)一块空地建造馆舍。这幢“凸”字形建筑由著名建筑师陈植(陈叔通之弟)设计。图书馆起个什么名字呢?当时上海已有“鸿英图书馆”“明复图书馆”等以创办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于是大家提议以叶氏的名字来命名。叶景葵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图书馆应依靠大众的力量并公诸社会,才能久远,而不应看作一家一姓之物。他提出以“合众”为馆名,取众擎易举之义。他只有一个要求,在馆旁筑一小楼为寓所,以租赁期25年与馆立约。他说:“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从此他自号“书寄生”。

  “合众”矗立于抗战烽烟下的上海“孤岛”,其意义恐怕已超出文化的范畴。

  1949年4月叶景葵突发心脏病去世。1953年6月,经张元济、陈叔通等提议,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当时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万种。1957年馆舍扩建,翌年并入上海图书馆。“合众”原址一直是上图的长乐路书库,专藏古籍和其他历史文献,直至淮海中路新馆建成。现为上图所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与《图书馆杂志》编辑部。隔壁长乐路752号“书寄生”寓所已挂有“叶景葵故居”的标牌,以纪念这位创办“合众”的银行家的不朽一生。

  (本文摘自2019年第9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