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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萨满和七个符号:远古人类如何呈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2019-10-21 10:12:3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加]吉纳维芙·冯·佩金格尔 著 朱宁雁 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幻象、萨满和七个符号:远古人类如何呈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幻象、萨满和七个符号:远古人类如何呈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洞穴总会给人带来恍如隔世之感,在过往以及现在的很多文明中,洞穴都在人们的宗教仪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人们最早会用“萨满教”来解释冰河时期的岩画,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与其他很多被丢弃在历史长河中的早期研究理论不同,这种解读在20世纪80年代末吸取了神经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而人们之所以能够重新接纳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人类的眼睛、神经系统,以及它们在不同意识状态下的反应有了新的理解。

  当代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当人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时(包括萨满在作法时陷入恍惚状态这种情况在内),眼睛只能看到一定数量的抽象图形,在没有外部光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些所谓的内视图像——有时也被称作“光幻视”(phosphenes)。正如研究人员所描述的,“这些视觉现象虽然复杂多样,但是一般会呈现出网格状、锯齿形、点状、螺旋形和悬链线形等几何形状”,并且看起来“炽热,闪烁着光芒,不停移动、旋转,有时甚至会变大”。从根本上来说,当一个人进入恍惚状态时,眼压会上升,导致视网膜上的细胞产生抽象的图像(你也可以闭上眼睛,通过按压眼球来产生光幻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类神经系统的反应原理不外如是。由于这些抽象图形有很多都出现在冰河时期的欧洲洞穴石壁上,刘易斯-威廉斯、道森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如法国岩画研究专家让·克洛特),他们从一开始便研究这个课题,坚信这一结果证实了远古人类的意识状态确实会发生变化,并能将他们看到的内视图像画进这些岩画里。

  西班牙奥霍·瓜雷尼亚洞穴内一个有可能表现萨满的图像。一些研究人员推测,这个伸开双臂的人形图像可能就是一个萨满。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在上面所举的萨满祭祀仪式例子中,我特意没有提任何迷幻剂。在我看来,人们其实过于看重这种能使人进入恍惚状态的特殊手段。其实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可以通过冥想、感觉缺失、击鼓、舞蹈直至筋疲力尽、翻来覆去地吟唱、在过高的温度下大量出汗(比如使用汗蒸房)、制造剧烈疼痛,和其他手段来达到。在欧洲有一些致幻植物,冰河时期的人们可能就用过它们,比如捕蝇蕈(别名:毒蝇伞)、天仙子(别名:黑莨菪)、颠茄(别名:美女草)等,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植物。我们从来没有在考古遗址里找到任何花粉来证明,这些特殊植物的确在这些地方存在过(尽管最近,研究人员在位于西班牙境内的艾尔米龙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女子骸骨,并从她头骨上的牙齿缝隙里找到了某种可食用牛肝菌的孢子)。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这些特殊植物不曾存在过,因为像植物这样易腐烂的物质总是无法被保存下来并进入考古记录。不过,一个阴暗的洞穴基本算是一个大型的剥夺人类所有感官的处所,而且我们也确实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人们曾经将笛子带进来过(大概还在那里吹奏过)。而在一些特定形状的岩石上找到的痕迹也让我们确信:他们曾经在这里通过敲击岩石来制造打击乐声。所以,除了致幻剂之外,我们其实可以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论点,来证明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其他感官刺激物。

  桑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位于非洲南部),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保留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遵循萨满教传统,在一个部落群体中,甚至有40%以上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到萨满祭祀活动中来,试图通过与超自然实体互动的方式,影响某些大事件的结果,以此帮助自己的部落。他们通常都是唱歌跳舞到精疲力竭,从而使自己进入恍惚状态。不同的萨满有不同的专长,比如求雨,寻找猎物,或是治疗病人。他们还经常依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来创作岩画,灵感则源自他们在进入我们凡人看不见的世界时所看到的景象。桑人认为,这些图像“蕴藏着超自然的力量”,当萨满们进入这些危险的地界时,便可以借助这种力量。他们相信,那些用来绘制和雕刻岩画的岩石表面,就是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分割开来的幔帐或薄膜,印在岩面上的阴文手印和阳文手印可以直接连通这层薄膜。

  由于人们在进入幻觉时普遍都会看到几何图形,而我们的眼睛在内视情况下所能看到的形状也只局限于几何图形,如果在洞穴岩画中识别出了这些特殊图形,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一些几何符号具有宗教意义。一些具象图形也有可能源于萨满教,尤其是那些动物与人合二为一的形象。也许这些形象代表的是穿着仪式盛装的萨满,或者是萨满们在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旅途中遇到的能给予他们指引的神灵,甚至有可能是游荡于精神世界的萨满自身的形象。既然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晚近时期岩画中都可以找到这几类形象,那就让我们逐一查看下这几种可能性。

  首先,在一些文化中,萨满会身披兽皮,上面通常会带有动物的完整头骨。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他们会戴着动物面具,代表正在模仿的动物,晚近时期的岩画,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岩画中描绘的萨满就是这种装扮。其次,灵魂向导是许多萨满传统中的一个常见形象,它可以是一只动物,也可以是人和动物的混合体,具体形态依照文化而有所不同。每个萨满通常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向导,萨满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与后者建立起这种关系,而当萨满穿越到未知的世界时,灵魂向导就会帮助他/她。最后,桑人们相信:一旦神游进入那些精神领域,他们就会呈现出一些动物特征,所以他们绘制和雕刻的很多动物与人的混合体,实际上就代表另一个时空里的自己。这三种解释都很有道理。而事实上,我们在洞穴石壁上看到的可能不止一种形象。虽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这些形象有可能(部分或全部地)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人类起源故事和神话中的人物,甚至那些我们未曾想到的东西。

  这是大卫·刘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识别出的七种图形,他们可能是“冰河时期岩画(符号)用于记录萨满幻象”这一理论的证据。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大卫·刘易斯-威廉斯和让·克洛特提出,欧洲冰河时期一些较为不寻常的岩画动物形象就有可能是灵兽,而非潦草绘就的真实世界里的野生动物。桑人在他们的岩画中,既原原本本地描绘了自然界的动物,同时也以程式化的方式绘制了一些动物形象,而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动物灵魂的化身而非真实动物,某些动物甚至会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对于这些动物的描绘则被认为是神力的象征,或者就是神本身。刘易斯-威廉斯提出,由于深陷幻觉之中,岩画艺术家们的神经心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扭曲了一些灵兽的形象。在这一点上,冰河时期的人们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可惜的是,所有这些对岩画中动物和人类形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更具普遍意义的外部证据(内视图形)来支持,就很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最终证实。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阐释这个理论时,会将重点放在几何符号上。

  利用神经心理学数据和从桑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刘易斯-威廉斯识别出了冰河时期的几个特定几何符号,他认为这些符号是萨满祭祀仪式恍惚状态下的产物。这些非具象符号包括交叉平行线(网格)、成组的平行线、点、半圆、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见图16.2)。虽然他确实举了几个拥有这样一些符号的欧洲洞穴例子,但他其实只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设想,并没有着重去考察这些符号出现的频率。多亏了我有这样一个数据库,手头上正好有欧洲各地洞穴遗址的所有岩画的内容与信息,所以我想看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这将会是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

  为了验证上面的这个理论,即冰河时期的几何图案受到萨满祭祀仪式中内视图像的启发,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刘易斯-威廉斯的观点列出一些判断标准:

  1.人眼构造决定了它只会看到那些特定的图形符号,而我们在其他受萨满教影响形成的岩画中,也可以经常看到所有这些图形。那么,我们在冰河时期岩画中看到的也是一样的图形吗?

  2.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或她在萨满祭祀仪式中的亲身体验来创作岩画,你就很有可能会在那附近找到所有相关的图像,即便不在同一区域,至少也是在同一个遗址内。我们要找的是:有没有岩画遗址能够囊括所有这些内视图像?如果有的话,这些遗址是否挨得很近?

  3.在许多因受到萨满祭祀仪式启发而进行岩画创作的文化中,阴文和阳文手印似乎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可以将这些手印和内视图像联系在一起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呢?

  4.在确认了冰河时期很多动物和人合二为一的形象都可能与萨满祭祀仪式有关之后,这些遗址里是否也会有一些内视图像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研究,且来看看我们都有什么发现。首先,我要逐一介绍的七种符号类型分别是:交叉平行线、成组的平行线、点、半圆形、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然后,我们将重新从整体上审视这组符号,并判断它们是否可能是内视现象的产物。

  交叉平行线:有时也被称为网格状(grids)或烤架状(grills)图形,它的形状看起来基本像是一个三连棋网格。交叉平行线出现在大约20%的冰河时期遗址里,主要分布在法国和西班牙,而在意大利或者再往东欧地区走,基本上就没有它们的踪迹了。交叉平行线经常与其他可能与萨满教有关的符号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当中,这使得交叉平行线成为源自内视现象的理想候选符号之一。另外,交叉平行线也被解释为“陷阱”,或其他世俗事物。

  成组的平行线:在75%的欧洲冰河时期遗址里都有线条,它们覆盖了这一时期的各个时间段。由于我们的关注对象集中在成组的平行线上,如果把单根线条以及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线条去掉的话,那么这种遗址的占比就会降到60%以下。平行线经常与其他类型的符号一起出现在动物图像旁边。在一些特定地点,它们更有可能是内视图形。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成组的平行线也有可能是一种计数方式或者记账体系。

  点:我把绘制而成的点和杯形穴都归到这个类别中,因为后者从很多方面看都属于一种凿刻在石头上的凹点。有点状符号的洞穴虽然只占冰河时期遗址的40%,但同样覆盖了各个时间段。特别是在西班牙,那里的遗址里绘有大量的点状符号,而且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成行的或是一大团的点,以及由点构成的四边形或者圆形等)。点状符号通常与其他类型的符号一起出现(如手印和线条),这确实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内视图形符号的绝佳候选。对于点状符号可能代表的含义,目前的理论包括:点状符号可能是动物身上的伤口,可能是用于计数或计时的助记符号,甚至有人提出,一些成群出现的点可能代表特定的恒星星座。

  半圆形:大约20%的遗址里都有半圆形,但是它们很少成叠出现——在刘易斯-威廉斯和道森所列出的“人在意识状态改变情况下看到的内视图形”一览表中,半圆形通常都是成叠出现的。在法国干邑(Cougnac)遗址上有两个同心的半圆形,它们被解释为野山羊角。在拉斯科洞穴里至少有两个这样的符号,不过看起来却更像是带有曲线分枝的羽状符号,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半圆形。这类符号通常出现在与萨满祭祀仪式相关的其他非具象符号(如线条、点和手印)附近。因此,半圆形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认为是潜在内视图形符号。

  西班牙拉斯奇梅亚斯洞穴内用手指刻画出的抽象交叉平行线,我们在整个欧洲的洞穴里都能找到与之类似的抽象图形,是用手指在洞穴内软粘土的表面划刻而成。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形状的灵感来源于艺术家在萨满仪式中陷入恍惚状态时看到的图像。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手指刻画的这些图形可能是具象图案,也可能是非具象的符号。至于刘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都是那些抽象的符号。大约20%的冰河时期遗址里会有手指刻画的这种凹槽线条,它们存在于冰河时期的各个时间段,同时还是冰河时代早期最常见的一种岩画图案。人们经常会在一些拥有手印和点状符号的遗址里发现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这使得它们成了另一种潜在内视图形符号。

  锯齿形:有时也被定义为“成排的开角符号”或“成排的‘V’形符号”,只有不到10%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里有这种标记。其中法国境内有七个,西班牙十个,葡萄牙两个,意大利三个。这类锯齿形是冰河时期最罕见的非具象符号之一,所以它不太可能成为萨满祭祀仪式中常见的幻象图形。锯齿形符号也很少与其他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共同出现。对于这类符号的其他解释包括,它们可能用来代表自然现象(闪电或山脉)。

  螺旋形:这是冰河时期最罕见的一种符号,放眼整个欧洲,只存在于三处岩画遗址,都在法国境内。不过彼此相距遥远,因此很难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确切的联系。有趣的是,这三处遗址都可以追溯到格拉韦特时期。也许有这种可能:只有住在西欧的这一支文化族群才使用螺旋形符号。再往东去,人们在一些可随身携带的物品上找到了更多的螺旋形符号,其中包括从西伯利亚马耳塔遗址发现的一块象牙牌,象牙表面刻有数百个小凹点,构成了七重螺旋。一些学者把它解释为日历,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可能与萨满教有关。这种看法源于同一个遗址出土的其他便携物品(刻画有女性和鸟类的小雕像),以及该地区的丧葬风格(是一种与多尔尼韦斯顿尼斯和帕夫洛夫村庄遗址非常类似的风格)。螺旋形符号在冰河时期几无踪迹,而在距今一万年的欧洲史前艺术史上却频频亮相,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岩画到后期文明的巨石墓碑,存在形式不一而足。目前,关于这种冰河时期的罕见符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它究竟有无可能是一种内视图形符号。

  在评估过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之后,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几个问题上来了。首先,我们能否在冰河时期的岩画中发现所有类型的内视图形符号?如果能的话,那么这些符号的分布是否相对均衡?关于这个问题第一部分的答案是肯定的,被刘易斯-威廉斯确定为内视图形符号的所有非具象符号,在欧洲冰河时期岩画遗址里均有发现。但是针对问题的第二部分,答案却是否定的,因为不同符号出现的频率差异相当大。

  总的来说,线条和点是最常见的几何符号,它们能够出现在如此众多的遗址里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我还是坚持认为,它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只考察一组平行线,就会让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可能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理论吻合,比如用于计时或计数。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几个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大约20%的遗址里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个概率看上去似乎很高,可惜这几类符号并不总是会同时出现在这20%的遗址里。坦率地说,符号重复出现在各个遗址里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在大多数遗址里,只有两到三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会同时出现,而且这些符号还会经常发生变化。最后,像“锯齿形”和“螺旋形”这样的符号,虽然极为罕见,可是它们在很多萨满教文化相关的岩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你会期盼着看到不同的内视图形符号在各个遗址间分布得相当均匀,就像我们在其他文化中看到的那样。所以如果像锯齿形和螺旋形这类重要符号基本处于缺失状态的话,对于萨满理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第二个问题关乎不同的内视图形符号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萨满们确实描绘了他们在恍惚状态下看到的情景,我们就会期盼着能在特定的遗址里看到全部或大部分内视图形符号同时出现。有没有一个遗址能一次性看到所有潜在内视图形符号?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最接近的一个是出现了7种符号中的5种,而且仅仅是在少数几个遗址里(我们稍后会仔细讨论其中几个遗址),大多数遗址只出现有2到3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而且不是平行线就是圆点,所以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缩小范围。此外,这些符号往往都分散在某个岩画遗址的不同区域,并不会聚集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些特殊的标记之间并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由此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能在阳文手印或者阴文手印所在的遗址里同时找到这7类符号吗?正如我们所知,桑人相信,他们栖身的岩厦和洞穴中的岩石表面,是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幔帐或薄膜。由于他们把绘制手印作为沟通不同世界的一种方式,再加上这些手印与他们在岩画中绘制的内视图形符号以及其他萨满图像有关系,也许欧洲岩画遗址里的手印可能也有类似的功能。总的来说,大约能在40个遗址里找到这种手印(阳文和阴文手印均计算在内),另外还有我们正在寻找的7类符号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标准提高到有两种符号外加一个手印,那么,符合条件的欧洲岩画遗址的数量就会下降到17个。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标准设置为至少有3种符号加一个手印,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下降到12。遗址中有(一个手印外加)2种或3种符号,这对于遗址数量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拿这两种标准中的哪一个进行筛选,我们面对的资料数据都是那么有限,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欧洲已知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总数已经过350个。

  然而我们要记住:在欧洲,拥有手印的岩画遗址很少,所以有这种符号组合的遗址数量也不是很多。正如我们所知,手印在岩画中大量出现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在这之后的可能绘制有萨满图像的遗址中,都不太可能有手印的踪迹。这种情况要么意味着早期居住在欧洲的古人类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萨满祭祀活动中(这一点可以从手印在岩画中的缺失这个事实得到验证),要么意味着他们理解洞壁和手印意义的方式与桑人完全不同。说得更复杂一点,在我探讨过的几个遗址里(比如埃尔卡斯蒂略洞穴),岩画图像形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那些手印和符号很有可能是在不同时期绘制而成的。与其说这是一种辅助信息,我更担心的是,引入手印作为衡量标准,只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不明朗。不过还是让我们尝试加入最后一项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是,内视图形符号是否会与人和动物合体后的形象一同出现。然而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共存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并不单单体现在数字上,事实上,在拥有人与动物混合体图像的很多遗址里,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种类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法国东南部那个著名的肖维洞穴,你可能会记得那里有一个画像,是欧洲野牛的头部连着一个女人的身体。肖维洞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寻找的7种符号中的5种,分别是交叉平行线、半圆形、点、平行线和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此外还有阳文和阴文两种手印。在冰河时期欧洲岩画遗址中,肖维洞穴可能是能够证明萨满教理论成立的最佳范例。

  另一个看起来同样很理想的例子,是位于法国中南部的佩什-梅尔洞穴遗址,我们讨论过在那里发现的一系列野牛-女人形象,而且佩什-梅尔洞穴里也有五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跟肖维岩洞内的一模一样,那里也有阳文手印和阴文手印。接下来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三友洞内的野牛-男人形象,这个洞穴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法国南部地区。三友洞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那里除了野牛-男人形象之外,还有一个动物和人类的混合形象“巫师”(LeSorcier),它有着雄鹿的头部和男人的身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5个符号,也就是在肖维岩洞和佩什-梅尔洞穴发现的那5种符号,虽然这里没有阳文手印,但是有若干个阴文手印。

  奇怪的是,在这三个遗址内找到的5类符号,形状几乎完全相同。虽然这些遗址在其他方面差异很大,但在这一点上却极其相似。更为吊诡的是,这5类符号齐刷刷地出现的情况仅限于这三处遗址,而其他遗址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在同样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加尔加斯洞穴,那里确实也有7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中的5类,不过却是锯齿形符号代替了交叉平行线。那个遗址里有超过250个阴文手印,却没有一个阳文手印,也没有动物与人合为一体的图像,使得这里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的标准。不过总体上,加尔加斯洞穴仍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例子。此外还有加比卢遗址,我们已经在圣日耳曼-拉里维耶尔女郎项链的鹿牙上找到了一些符号,其中很多符号和符号组合就出现在加比卢洞穴内部。加比卢洞穴里正好也有两个动物和人合二为一的图像,同样为野牛头人身。但是这里没有任何手印,也不存在大量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在加比卢,我们只找到了交叉平行线、点和成组的平行线。然而,由于点和线的分布如此广泛,再加上解释方法多样,总的说来,这个遗址似乎不太能证实萨满教理论假设。

  西班牙的所有遗址都无法满足这些标准,那里没有一个遗址有超过三个以上的内视图形符号(不过,欧洲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岩画遗址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样一来只有法国那三个遗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比较理想的例证,而且这还是在没有引入“时间”这个衡量标准的前提下。

  肖维岩洞内的岩画形成时间在3.7万至3.5万年前,而佩什-梅尔洞穴岩画的形成时间有可能是在距今3万到2.8万年之间,至于三友洞,目前根据艺术风格断代法,大致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也就是2.2万到1.8万年前。而我认为,根据三友洞的一些岩画图案(包括阴文手印、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和部分点状符号)来判断,它可能属于格拉韦特时期,这就拉近了它与佩什-梅尔遗址的时间差。但无论怎么说,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数量非常少的研究样本。

  现在就只剩下这三个匹配度较高的遗址了,而它们各自的岩画形成时间差距很大,而且互相之间距离遥远。另外还有九个遗址,其中只有三到四种可匹配的符号,加上偶尔会出现的手印。看来我们并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欧洲冰河时期萨满祭祀仪式的存在。此外,由于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基本缺席,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并不确切。事实上,没有一个遗址能拥有所有这几类符号。由于人眼产生的内视图形具有普遍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远古时期的萨满仅仅描绘了他们看到的一部分东西。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但是与我们在研究因萨满仪式启发而创作的岩画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相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会将所有图案依次画下,并不会“厚此薄彼”或故意遗漏一些内视图像。所以事实是,除非有切实有力的第一手证据,否则很难证明或否定这些图像与萨满教有联系。

  根据语言学家们的说法,“萨满”一词起源于至少两千年前的西伯利亚冻土带,直到晚近时期,才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作为类似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而得到广泛接受。在西伯利亚和东欧工作的、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们想知道,这个传统最早的版本,是否可以追溯到从捷克共和国向东横跨俄罗斯的、古老的格拉韦特时期村庄。然而假如试图将这种模式套用在冰河时期的西欧地区,就会出现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类似的精神信仰并未进一步向西迁移。即使在如此早期的阶段,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出现了文化差异。尽管不同族群之间因为贸易和社会网络的缘故维持着紧密联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已经统一整片大陆的单一文化。在狩猎技术的帮助下(比如山区的鹿群、羊群与广袤平原上的猛犸象的对比),伴随着生活方式变更(兽皮帐篷和洞穴入口与骨质村落的对比),可以看出,生活在欧洲不同地区的人类,已经开始形成了与当地生活需求和他们逐渐成形的世界观相匹配的精神信仰。

  本文摘录自《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加]吉纳维芙·冯·佩金格尔 著, 朱宁雁 译,未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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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1日 10: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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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当人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时(包括萨满在作法时陷入恍惚状态这种情况在内),眼睛只能看到一定数量的抽象图形,在没有外部光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些所谓的内视图像——有时也被称作“光幻视”(phosphenes)。正如研究人员所描述的,“这些视觉现象虽然复杂多样,但是一般会呈现出网格状、锯齿形、点状、螺旋形和悬链线形等几何形状”,并且看起来“炽热,闪烁着光芒,不停移动、旋转,有时甚至会变大”。从根本上来说,当一个人进入恍惚状态时,眼压会上升,导致视网膜上的细胞产生抽象的图像(你也可以闭上眼睛,通过按压眼球来产生光幻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类神经系统的反应原理不外如是。由于这些抽象图形有很多都出现在冰河时期的欧洲洞穴石壁上,刘易斯-威廉斯、道森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如法国岩画研究专家让·克洛特),他们从一开始便研究这个课题,坚信这一结果证实了远古人类的意识状态确实会发生变化,并能将他们看到的内视图像画进这些岩画里。

  西班牙奥霍·瓜雷尼亚洞穴内一个有可能表现萨满的图像。一些研究人员推测,这个伸开双臂的人形图像可能就是一个萨满。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在上面所举的萨满祭祀仪式例子中,我特意没有提任何迷幻剂。在我看来,人们其实过于看重这种能使人进入恍惚状态的特殊手段。其实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可以通过冥想、感觉缺失、击鼓、舞蹈直至筋疲力尽、翻来覆去地吟唱、在过高的温度下大量出汗(比如使用汗蒸房)、制造剧烈疼痛,和其他手段来达到。在欧洲有一些致幻植物,冰河时期的人们可能就用过它们,比如捕蝇蕈(别名:毒蝇伞)、天仙子(别名:黑莨菪)、颠茄(别名:美女草)等,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植物。我们从来没有在考古遗址里找到任何花粉来证明,这些特殊植物的确在这些地方存在过(尽管最近,研究人员在位于西班牙境内的艾尔米龙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女子骸骨,并从她头骨上的牙齿缝隙里找到了某种可食用牛肝菌的孢子)。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这些特殊植物不曾存在过,因为像植物这样易腐烂的物质总是无法被保存下来并进入考古记录。不过,一个阴暗的洞穴基本算是一个大型的剥夺人类所有感官的处所,而且我们也确实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人们曾经将笛子带进来过(大概还在那里吹奏过)。而在一些特定形状的岩石上找到的痕迹也让我们确信:他们曾经在这里通过敲击岩石来制造打击乐声。所以,除了致幻剂之外,我们其实可以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论点,来证明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其他感官刺激物。

  桑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位于非洲南部),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保留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遵循萨满教传统,在一个部落群体中,甚至有40%以上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到萨满祭祀活动中来,试图通过与超自然实体互动的方式,影响某些大事件的结果,以此帮助自己的部落。他们通常都是唱歌跳舞到精疲力竭,从而使自己进入恍惚状态。不同的萨满有不同的专长,比如求雨,寻找猎物,或是治疗病人。他们还经常依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来创作岩画,灵感则源自他们在进入我们凡人看不见的世界时所看到的景象。桑人认为,这些图像“蕴藏着超自然的力量”,当萨满们进入这些危险的地界时,便可以借助这种力量。他们相信,那些用来绘制和雕刻岩画的岩石表面,就是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分割开来的幔帐或薄膜,印在岩面上的阴文手印和阳文手印可以直接连通这层薄膜。

  由于人们在进入幻觉时普遍都会看到几何图形,而我们的眼睛在内视情况下所能看到的形状也只局限于几何图形,如果在洞穴岩画中识别出了这些特殊图形,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一些几何符号具有宗教意义。一些具象图形也有可能源于萨满教,尤其是那些动物与人合二为一的形象。也许这些形象代表的是穿着仪式盛装的萨满,或者是萨满们在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旅途中遇到的能给予他们指引的神灵,甚至有可能是游荡于精神世界的萨满自身的形象。既然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晚近时期岩画中都可以找到这几类形象,那就让我们逐一查看下这几种可能性。

  首先,在一些文化中,萨满会身披兽皮,上面通常会带有动物的完整头骨。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他们会戴着动物面具,代表正在模仿的动物,晚近时期的岩画,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岩画中描绘的萨满就是这种装扮。其次,灵魂向导是许多萨满传统中的一个常见形象,它可以是一只动物,也可以是人和动物的混合体,具体形态依照文化而有所不同。每个萨满通常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向导,萨满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与后者建立起这种关系,而当萨满穿越到未知的世界时,灵魂向导就会帮助他/她。最后,桑人们相信:一旦神游进入那些精神领域,他们就会呈现出一些动物特征,所以他们绘制和雕刻的很多动物与人的混合体,实际上就代表另一个时空里的自己。这三种解释都很有道理。而事实上,我们在洞穴石壁上看到的可能不止一种形象。虽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这些形象有可能(部分或全部地)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人类起源故事和神话中的人物,甚至那些我们未曾想到的东西。

  这是大卫·刘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识别出的七种图形,他们可能是“冰河时期岩画(符号)用于记录萨满幻象”这一理论的证据。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大卫·刘易斯-威廉斯和让·克洛特提出,欧洲冰河时期一些较为不寻常的岩画动物形象就有可能是灵兽,而非潦草绘就的真实世界里的野生动物。桑人在他们的岩画中,既原原本本地描绘了自然界的动物,同时也以程式化的方式绘制了一些动物形象,而在多数情况下,这都是动物灵魂的化身而非真实动物,某些动物甚至会与特定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对于这些动物的描绘则被认为是神力的象征,或者就是神本身。刘易斯-威廉斯提出,由于深陷幻觉之中,岩画艺术家们的神经心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扭曲了一些灵兽的形象。在这一点上,冰河时期的人们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可惜的是,所有这些对岩画中动物和人类形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更具普遍意义的外部证据(内视图形)来支持,就很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最终证实。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阐释这个理论时,会将重点放在几何符号上。

  利用神经心理学数据和从桑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刘易斯-威廉斯识别出了冰河时期的几个特定几何符号,他认为这些符号是萨满祭祀仪式恍惚状态下的产物。这些非具象符号包括交叉平行线(网格)、成组的平行线、点、半圆、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见图16.2)。虽然他确实举了几个拥有这样一些符号的欧洲洞穴例子,但他其实只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设想,并没有着重去考察这些符号出现的频率。多亏了我有这样一个数据库,手头上正好有欧洲各地洞穴遗址的所有岩画的内容与信息,所以我想看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这将会是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

  为了验证上面的这个理论,即冰河时期的几何图案受到萨满祭祀仪式中内视图像的启发,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刘易斯-威廉斯的观点列出一些判断标准:

  1.人眼构造决定了它只会看到那些特定的图形符号,而我们在其他受萨满教影响形成的岩画中,也可以经常看到所有这些图形。那么,我们在冰河时期岩画中看到的也是一样的图形吗?

  2.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或她在萨满祭祀仪式中的亲身体验来创作岩画,你就很有可能会在那附近找到所有相关的图像,即便不在同一区域,至少也是在同一个遗址内。我们要找的是:有没有岩画遗址能够囊括所有这些内视图像?如果有的话,这些遗址是否挨得很近?

  3.在许多因受到萨满祭祀仪式启发而进行岩画创作的文化中,阴文和阳文手印似乎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可以将这些手印和内视图像联系在一起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呢?

  4.在确认了冰河时期很多动物和人合二为一的形象都可能与萨满祭祀仪式有关之后,这些遗址里是否也会有一些内视图像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研究,且来看看我们都有什么发现。首先,我要逐一介绍的七种符号类型分别是:交叉平行线、成组的平行线、点、半圆形、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然后,我们将重新从整体上审视这组符号,并判断它们是否可能是内视现象的产物。

  交叉平行线:有时也被称为网格状(grids)或烤架状(grills)图形,它的形状看起来基本像是一个三连棋网格。交叉平行线出现在大约20%的冰河时期遗址里,主要分布在法国和西班牙,而在意大利或者再往东欧地区走,基本上就没有它们的踪迹了。交叉平行线经常与其他可能与萨满教有关的符号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当中,这使得交叉平行线成为源自内视现象的理想候选符号之一。另外,交叉平行线也被解释为“陷阱”,或其他世俗事物。

  成组的平行线:在75%的欧洲冰河时期遗址里都有线条,它们覆盖了这一时期的各个时间段。由于我们的关注对象集中在成组的平行线上,如果把单根线条以及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线条去掉的话,那么这种遗址的占比就会降到60%以下。平行线经常与其他类型的符号一起出现在动物图像旁边。在一些特定地点,它们更有可能是内视图形。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成组的平行线也有可能是一种计数方式或者记账体系。

  点:我把绘制而成的点和杯形穴都归到这个类别中,因为后者从很多方面看都属于一种凿刻在石头上的凹点。有点状符号的洞穴虽然只占冰河时期遗址的40%,但同样覆盖了各个时间段。特别是在西班牙,那里的遗址里绘有大量的点状符号,而且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成行的或是一大团的点,以及由点构成的四边形或者圆形等)。点状符号通常与其他类型的符号一起出现(如手印和线条),这确实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内视图形符号的绝佳候选。对于点状符号可能代表的含义,目前的理论包括:点状符号可能是动物身上的伤口,可能是用于计数或计时的助记符号,甚至有人提出,一些成群出现的点可能代表特定的恒星星座。

  半圆形:大约20%的遗址里都有半圆形,但是它们很少成叠出现——在刘易斯-威廉斯和道森所列出的“人在意识状态改变情况下看到的内视图形”一览表中,半圆形通常都是成叠出现的。在法国干邑(Cougnac)遗址上有两个同心的半圆形,它们被解释为野山羊角。在拉斯科洞穴里至少有两个这样的符号,不过看起来却更像是带有曲线分枝的羽状符号,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半圆形。这类符号通常出现在与萨满祭祀仪式相关的其他非具象符号(如线条、点和手印)附近。因此,半圆形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认为是潜在内视图形符号。

  西班牙拉斯奇梅亚斯洞穴内用手指刻画出的抽象交叉平行线,我们在整个欧洲的洞穴里都能找到与之类似的抽象图形,是用手指在洞穴内软粘土的表面划刻而成。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形状的灵感来源于艺术家在萨满仪式中陷入恍惚状态时看到的图像。摄影:狄龙·冯·佩金格尔

  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手指刻画的这些图形可能是具象图案,也可能是非具象的符号。至于刘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都是那些抽象的符号。大约20%的冰河时期遗址里会有手指刻画的这种凹槽线条,它们存在于冰河时期的各个时间段,同时还是冰河时代早期最常见的一种岩画图案。人们经常会在一些拥有手印和点状符号的遗址里发现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这使得它们成了另一种潜在内视图形符号。

  锯齿形:有时也被定义为“成排的开角符号”或“成排的‘V’形符号”,只有不到10%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里有这种标记。其中法国境内有七个,西班牙十个,葡萄牙两个,意大利三个。这类锯齿形是冰河时期最罕见的非具象符号之一,所以它不太可能成为萨满祭祀仪式中常见的幻象图形。锯齿形符号也很少与其他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共同出现。对于这类符号的其他解释包括,它们可能用来代表自然现象(闪电或山脉)。

  螺旋形:这是冰河时期最罕见的一种符号,放眼整个欧洲,只存在于三处岩画遗址,都在法国境内。不过彼此相距遥远,因此很难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确切的联系。有趣的是,这三处遗址都可以追溯到格拉韦特时期。也许有这种可能:只有住在西欧的这一支文化族群才使用螺旋形符号。再往东去,人们在一些可随身携带的物品上找到了更多的螺旋形符号,其中包括从西伯利亚马耳塔遗址发现的一块象牙牌,象牙表面刻有数百个小凹点,构成了七重螺旋。一些学者把它解释为日历,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可能与萨满教有关。这种看法源于同一个遗址出土的其他便携物品(刻画有女性和鸟类的小雕像),以及该地区的丧葬风格(是一种与多尔尼韦斯顿尼斯和帕夫洛夫村庄遗址非常类似的风格)。螺旋形符号在冰河时期几无踪迹,而在距今一万年的欧洲史前艺术史上却频频亮相,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岩画到后期文明的巨石墓碑,存在形式不一而足。目前,关于这种冰河时期的罕见符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它究竟有无可能是一种内视图形符号。

  在评估过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之后,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几个问题上来了。首先,我们能否在冰河时期的岩画中发现所有类型的内视图形符号?如果能的话,那么这些符号的分布是否相对均衡?关于这个问题第一部分的答案是肯定的,被刘易斯-威廉斯确定为内视图形符号的所有非具象符号,在欧洲冰河时期岩画遗址里均有发现。但是针对问题的第二部分,答案却是否定的,因为不同符号出现的频率差异相当大。

  总的来说,线条和点是最常见的几何符号,它们能够出现在如此众多的遗址里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我还是坚持认为,它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只考察一组平行线,就会让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可能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理论吻合,比如用于计时或计数。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几个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大约20%的遗址里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个概率看上去似乎很高,可惜这几类符号并不总是会同时出现在这20%的遗址里。坦率地说,符号重复出现在各个遗址里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在大多数遗址里,只有两到三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会同时出现,而且这些符号还会经常发生变化。最后,像“锯齿形”和“螺旋形”这样的符号,虽然极为罕见,可是它们在很多萨满教文化相关的岩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你会期盼着看到不同的内视图形符号在各个遗址间分布得相当均匀,就像我们在其他文化中看到的那样。所以如果像锯齿形和螺旋形这类重要符号基本处于缺失状态的话,对于萨满理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第二个问题关乎不同的内视图形符号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萨满们确实描绘了他们在恍惚状态下看到的情景,我们就会期盼着能在特定的遗址里看到全部或大部分内视图形符号同时出现。有没有一个遗址能一次性看到所有潜在内视图形符号?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最接近的一个是出现了7种符号中的5种,而且仅仅是在少数几个遗址里(我们稍后会仔细讨论其中几个遗址),大多数遗址只出现有2到3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而且不是平行线就是圆点,所以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缩小范围。此外,这些符号往往都分散在某个岩画遗址的不同区域,并不会聚集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些特殊的标记之间并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由此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能在阳文手印或者阴文手印所在的遗址里同时找到这7类符号吗?正如我们所知,桑人相信,他们栖身的岩厦和洞穴中的岩石表面,是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幔帐或薄膜。由于他们把绘制手印作为沟通不同世界的一种方式,再加上这些手印与他们在岩画中绘制的内视图形符号以及其他萨满图像有关系,也许欧洲岩画遗址里的手印可能也有类似的功能。总的来说,大约能在40个遗址里找到这种手印(阳文和阴文手印均计算在内),另外还有我们正在寻找的7类符号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标准提高到有两种符号外加一个手印,那么,符合条件的欧洲岩画遗址的数量就会下降到17个。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标准设置为至少有3种符号加一个手印,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下降到12。遗址中有(一个手印外加)2种或3种符号,这对于遗址数量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拿这两种标准中的哪一个进行筛选,我们面对的资料数据都是那么有限,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欧洲已知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总数已经过350个。

  然而我们要记住:在欧洲,拥有手印的岩画遗址很少,所以有这种符号组合的遗址数量也不是很多。正如我们所知,手印在岩画中大量出现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在这之后的可能绘制有萨满图像的遗址中,都不太可能有手印的踪迹。这种情况要么意味着早期居住在欧洲的古人类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萨满祭祀活动中(这一点可以从手印在岩画中的缺失这个事实得到验证),要么意味着他们理解洞壁和手印意义的方式与桑人完全不同。说得更复杂一点,在我探讨过的几个遗址里(比如埃尔卡斯蒂略洞穴),岩画图像形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那些手印和符号很有可能是在不同时期绘制而成的。与其说这是一种辅助信息,我更担心的是,引入手印作为衡量标准,只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不明朗。不过还是让我们尝试加入最后一项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是,内视图形符号是否会与人和动物合体后的形象一同出现。然而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共存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并不单单体现在数字上,事实上,在拥有人与动物混合体图像的很多遗址里,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种类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法国东南部那个著名的肖维洞穴,你可能会记得那里有一个画像,是欧洲野牛的头部连着一个女人的身体。肖维洞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寻找的7种符号中的5种,分别是交叉平行线、半圆形、点、平行线和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此外还有阳文和阴文两种手印。在冰河时期欧洲岩画遗址中,肖维洞穴可能是能够证明萨满教理论成立的最佳范例。

  另一个看起来同样很理想的例子,是位于法国中南部的佩什-梅尔洞穴遗址,我们讨论过在那里发现的一系列野牛-女人形象,而且佩什-梅尔洞穴里也有五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跟肖维岩洞内的一模一样,那里也有阳文手印和阴文手印。接下来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三友洞内的野牛-男人形象,这个洞穴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法国南部地区。三友洞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那里除了野牛-男人形象之外,还有一个动物和人类的混合形象“巫师”(LeSorcier),它有着雄鹿的头部和男人的身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5个符号,也就是在肖维岩洞和佩什-梅尔洞穴发现的那5种符号,虽然这里没有阳文手印,但是有若干个阴文手印。

  奇怪的是,在这三个遗址内找到的5类符号,形状几乎完全相同。虽然这些遗址在其他方面差异很大,但在这一点上却极其相似。更为吊诡的是,这5类符号齐刷刷地出现的情况仅限于这三处遗址,而其他遗址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在同样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加尔加斯洞穴,那里确实也有7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中的5类,不过却是锯齿形符号代替了交叉平行线。那个遗址里有超过250个阴文手印,却没有一个阳文手印,也没有动物与人合为一体的图像,使得这里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的标准。不过总体上,加尔加斯洞穴仍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例子。此外还有加比卢遗址,我们已经在圣日耳曼-拉里维耶尔女郎项链的鹿牙上找到了一些符号,其中很多符号和符号组合就出现在加比卢洞穴内部。加比卢洞穴里正好也有两个动物和人合二为一的图像,同样为野牛头人身。但是这里没有任何手印,也不存在大量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在加比卢,我们只找到了交叉平行线、点和成组的平行线。然而,由于点和线的分布如此广泛,再加上解释方法多样,总的说来,这个遗址似乎不太能证实萨满教理论假设。

  西班牙的所有遗址都无法满足这些标准,那里没有一个遗址有超过三个以上的内视图形符号(不过,欧洲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岩画遗址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样一来只有法国那三个遗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比较理想的例证,而且这还是在没有引入“时间”这个衡量标准的前提下。

  肖维岩洞内的岩画形成时间在3.7万至3.5万年前,而佩什-梅尔洞穴岩画的形成时间有可能是在距今3万到2.8万年之间,至于三友洞,目前根据艺术风格断代法,大致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也就是2.2万到1.8万年前。而我认为,根据三友洞的一些岩画图案(包括阴文手印、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和部分点状符号)来判断,它可能属于格拉韦特时期,这就拉近了它与佩什-梅尔遗址的时间差。但无论怎么说,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数量非常少的研究样本。

  现在就只剩下这三个匹配度较高的遗址了,而它们各自的岩画形成时间差距很大,而且互相之间距离遥远。另外还有九个遗址,其中只有三到四种可匹配的符号,加上偶尔会出现的手印。看来我们并没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欧洲冰河时期萨满祭祀仪式的存在。此外,由于锯齿形和螺旋形符号基本缺席,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并不确切。事实上,没有一个遗址能拥有所有这几类符号。由于人眼产生的内视图形具有普遍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远古时期的萨满仅仅描绘了他们看到的一部分东西。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但是与我们在研究因萨满仪式启发而创作的岩画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相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会将所有图案依次画下,并不会“厚此薄彼”或故意遗漏一些内视图像。所以事实是,除非有切实有力的第一手证据,否则很难证明或否定这些图像与萨满教有联系。

  根据语言学家们的说法,“萨满”一词起源于至少两千年前的西伯利亚冻土带,直到晚近时期,才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作为类似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而得到广泛接受。在西伯利亚和东欧工作的、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们想知道,这个传统最早的版本,是否可以追溯到从捷克共和国向东横跨俄罗斯的、古老的格拉韦特时期村庄。然而假如试图将这种模式套用在冰河时期的西欧地区,就会出现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类似的精神信仰并未进一步向西迁移。即使在如此早期的阶段,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出现了文化差异。尽管不同族群之间因为贸易和社会网络的缘故维持着紧密联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已经统一整片大陆的单一文化。在狩猎技术的帮助下(比如山区的鹿群、羊群与广袤平原上的猛犸象的对比),伴随着生活方式变更(兽皮帐篷和洞穴入口与骨质村落的对比),可以看出,生活在欧洲不同地区的人类,已经开始形成了与当地生活需求和他们逐渐成形的世界观相匹配的精神信仰。

  本文摘录自《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加]吉纳维芙·冯·佩金格尔 著, 朱宁雁 译,未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