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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2019-10-11 16:43:2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杨雄威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旧式文人的“胡说”

  晚清名臣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勾勒过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他说:“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民国年间,罗尔纲受这种论说的启发,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来。其师胡适偶然读到此文,深不以为然,写信批评道: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罗尔纲

  接下来胡适罗列了历朝反例,来证明罗尔纲立论的偏颇。进而教导说: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余英时先生后来解释胡适不与梁漱溟纠结某重大概念时,引用了胡适这段批评,并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解释。他说:

  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以上均见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余英时的质疑句句切中肯綮,不过胡适未必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胡适确曾标榜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对名词的使用很讲究。但这也仅限于一些有争议的“新”名词。如封建主义、现代化等。像产生于清末的“社会”等名词,他便不再讲究,更勿论中国早已有之的“名利”二字。以笔者揣度,此处胡适侧重于批评罗尔纲的系统太过整齐。1936年夏,胡适在给这位弟子的信中说过:“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页)罗尔纲此文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将好名与好利一刀切,实则好名与好利的历史实态及其流变都不可能那么一目了然。

  以笔者拙见,研究者不仅要质疑旧式文人的胡说,也要当心新式学者的论断。余先生曾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平心而论,此文在学术层面不无可议之处。仿照其对罗尔纲的批评,亦可有如下质疑:何谓知识分子?何谓边缘化?是否建立了中心与边缘的严格标准?有趣的是余先生自己在文章开头专门申明其看法“未达成熟的地步”,属“未定之见”,但不少读者似已照单全收。揆诸近代历史,有许多反例可以证明知识分子不仅未走向边缘,反倒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曾受教于余先生的罗志田教授便注意到反例的存在,故对此观点做了重大修正,认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是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罗志田在论述中借用了胡适“社会重心”概念,且有所扬弃。胡适对科举制极不以为然,认为科举制造成平民化,是社会无重心的原因之一。罗教授则以为此说太“隔”、“不切题”。他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恰好使近代中国失去重心,导致国家的持续动乱。两种看法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二人在“社会重心”概念上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罗教授的“社会重心”指的是士作为四民之首,可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其实胡适是不怀疑的。他在1932年便提到:“例如旧日政治之下,一个科举制度可以笼罩全国的教育与任官,可以维系全国士人阶级的人心,可以树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胡适全集》第24卷,第127页)

  胡适此说,借用严复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严复戊戌年上皇帝书时提到圣人之治理的奥秘在于“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又谓:

  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危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严复集》)

  1914年,胡适自己也说:“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20年后又对蒋廷黻说:

  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胡适全集》第22卷,第31页)

  简单说,胡适认为科举制无法造就现代的领袖人才。而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也正是指一个可以领导中国前进或者至少自存的社会联合体。罗教授从科举取士的角度发论,对此胡适已预先作过回答,认为士不是取决于地位,甚至认为恰恰是科举制扼杀了士大夫。罗教授曾专门提醒学界注意胡适的社会重心说,但他意在论证科举废除之弊,而非关心胡适相应的思想世界。经此提示后,社会重心概念颇受后来学界注意,不过胡适本人思想世界中“相异的意义体系”仍待开启。

  这不是说胡适是不可批评的,关键是批评者视其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如将胡适视为研究者,鉴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道理,其可议处想必不少。即如其批评罗尔纲听信旧式文人的胡说为例,实则以其本人著述之丰,又何尝能尽属铁案如山的论断。1932年,胡适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引用颜之推语如下: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礼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 风操》)

  胡适据此阐发道:

  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胡适全集》第4卷,第537页)

  随后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证其说。但以胡适自己的标准来看,仅靠几份家训来论证门阀制度对于士大夫风操的作用,无疑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胡适和余英时批评罗尔纲一样,我们也可以质疑,何谓士大夫,风操的标准是什么,以门阀制度视风操的话是否系统太过整齐等等。其实从这部《颜氏家训》中便能随手举出反例:颜之推所批评的士大夫教子弟“鲜卑语及弹琵琶”,这种趋炎附势现象也正是门阀制度下发生的史事,又如何能以风操二字囊括?姑且不论颜之推所言算不算旧式文人的胡说,反正胡适引用此说时欠读者一些分析判断,故而一不留神也勾勒出一套“整齐的系统”。

  新式学者的“论断”

  其实胡适引用颜之推这段论说是颇有文化史的敏锐直觉的。说到底,引用古人之说不是原罪,关键在于解读的分寸。在胡适和余英时看来,罗尔纲的问题在于对郭嵩焘的观点未加辨析,便以之为进一步的立论基础。尚未证明清代是否好利,便讨论好利的原因,不啻把逻辑根基建立在了沙滩上。当今学界在援引文人学士之说以申己论方面,罗志田教授无疑是公认的大师,惠及后学者甚众。其近年更是先后刊文畅论史学“捕风”“捉影”之术,文中颇推崇民国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刘咸炘。有趣的是,主张“察势观风”的刘氏在论著中也曾引用郭嵩焘名利交相胜之论,并赞其“甚确而得要”。(刘咸炘:《推十书》第16册,第246页)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格偏好问题。吕思勉先生曾撰文论述“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他给出的一个“总括”的回答是:“以风俗论,则野蛮人朴实,而文明人虚伪;以政治论,则野蛮人简捷,而文明人迟滞。两者相遇,自然朴实简捷者胜,虚伪迟滞者败了。”(《吕思勉论学丛稿》)这一总括若以胡适的理论方法审视,想必也有“系统”太过“整齐”的嫌疑。但以吕思勉对中国历史非凡的洞察力,此说自不能等闲视之。

  胡适的“文字不可轻作”,更多的价值在于其警示性。论断并非易事,后来研究者自应处处警醒。龚自珍说豪杰轻量京师而致山中之势重,很可能是一种敏锐的时代观察,借用这一观察,或可通向历史的更深处。但研究者亦须明白这是龚自珍本人的一个表述,至于是他对时代的平情判断,还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已难以遽然结论,更不必说其言是否符合史实了。

  实际上,传统文人学士的表述习惯确实就为研究者设障。朱自清从作诗的角度认为“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恰恰批评“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他举例说国人好言天无二日国无二王,但日与王岂有关联?言者无非是“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

  傅斯年

  傅斯年对逻辑的强调,离不开其师胡适的鼓吹。熊十力即提到“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胡适看重西方的逻辑的另一面是反感传统国人的“苟且”。其小说《差不多先生传》便是如此立意。他在一次画展中有感于日本画家的认真态度,激愤之下竟然向友人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牢骚。胡适在治学上更是反复强调“不苟且”。他到一个学校演讲“做学问的方法”时便说:“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胡适全集》第32卷,第323页)他在倡勤、谨、和、缓四字诀时又说:“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胡适全集》第24卷,第612页)无独有偶,据王奇生教授说:“有一次听罗志田教授总结其治学方法,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不过是比人家更加细心,同样的史料,我可能读得更加认真、更加细致。”对照胡适再三致意的“不苟且”的治学主张,可知此言自是出于至诚。

  胡适曾不止一次赞扬罗尔纲不苟且。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这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次年又谓:“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两信均见于《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罗尔纲日后成长为著名的史家,想必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伟。据胡适后来自称: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历史学的特点是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解读史料,不断地作出论断。因此胡适说“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丝毫也不夸张。

  胡适后来还对人说,以不苟且相督导,也是因罗尔纲的天分一般。但古往今来的大量案例表明,学者无论天分高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犯错。余英时说胡适“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实则读胡适那一时期论述,可知其并不忌讳坦露其士大夫意识,又何来“潜”意识之说?余先生是史学界不世出的天才,但也不能奢求其笔下处处分毫不差。

  1960年的胡适

  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学术亦然。拙文所涉诸公皆是各自所处时代的硕学大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笔者被其膏泽,仰望尚且不及,岂敢妄加论列。不过诚如严复所谓“不欺于古人,无摄于权威”。对旧式文人的“胡说”和新式学者的“论断”都带上几分怀疑精神,便是胡适的“不苟且”和古人的“执事敬”。史家志在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所面对的史事和史料又庞杂浩瀚,误读误判在所难免。文字不可轻作,又不可不作,作文字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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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2019年10月11日 16:43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 “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旧式文人的“胡说”

  晚清名臣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勾勒过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他说:“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民国年间,罗尔纲受这种论说的启发,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来。其师胡适偶然读到此文,深不以为然,写信批评道: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罗尔纲

  接下来胡适罗列了历朝反例,来证明罗尔纲立论的偏颇。进而教导说: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余英时先生后来解释胡适不与梁漱溟纠结某重大概念时,引用了胡适这段批评,并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解释。他说:

  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以上均见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余英时的质疑句句切中肯綮,不过胡适未必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胡适确曾标榜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对名词的使用很讲究。但这也仅限于一些有争议的“新”名词。如封建主义、现代化等。像产生于清末的“社会”等名词,他便不再讲究,更勿论中国早已有之的“名利”二字。以笔者揣度,此处胡适侧重于批评罗尔纲的系统太过整齐。1936年夏,胡适在给这位弟子的信中说过:“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页)罗尔纲此文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将好名与好利一刀切,实则好名与好利的历史实态及其流变都不可能那么一目了然。

  以笔者拙见,研究者不仅要质疑旧式文人的胡说,也要当心新式学者的论断。余先生曾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平心而论,此文在学术层面不无可议之处。仿照其对罗尔纲的批评,亦可有如下质疑:何谓知识分子?何谓边缘化?是否建立了中心与边缘的严格标准?有趣的是余先生自己在文章开头专门申明其看法“未达成熟的地步”,属“未定之见”,但不少读者似已照单全收。揆诸近代历史,有许多反例可以证明知识分子不仅未走向边缘,反倒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曾受教于余先生的罗志田教授便注意到反例的存在,故对此观点做了重大修正,认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是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罗志田在论述中借用了胡适“社会重心”概念,且有所扬弃。胡适对科举制极不以为然,认为科举制造成平民化,是社会无重心的原因之一。罗教授则以为此说太“隔”、“不切题”。他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恰好使近代中国失去重心,导致国家的持续动乱。两种看法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二人在“社会重心”概念上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罗教授的“社会重心”指的是士作为四民之首,可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其实胡适是不怀疑的。他在1932年便提到:“例如旧日政治之下,一个科举制度可以笼罩全国的教育与任官,可以维系全国士人阶级的人心,可以树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胡适全集》第24卷,第127页)

  胡适此说,借用严复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严复戊戌年上皇帝书时提到圣人之治理的奥秘在于“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又谓:

  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危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严复集》)

  1914年,胡适自己也说:“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20年后又对蒋廷黻说:

  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胡适全集》第22卷,第31页)

  简单说,胡适认为科举制无法造就现代的领袖人才。而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也正是指一个可以领导中国前进或者至少自存的社会联合体。罗教授从科举取士的角度发论,对此胡适已预先作过回答,认为士不是取决于地位,甚至认为恰恰是科举制扼杀了士大夫。罗教授曾专门提醒学界注意胡适的社会重心说,但他意在论证科举废除之弊,而非关心胡适相应的思想世界。经此提示后,社会重心概念颇受后来学界注意,不过胡适本人思想世界中“相异的意义体系”仍待开启。

  这不是说胡适是不可批评的,关键是批评者视其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如将胡适视为研究者,鉴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道理,其可议处想必不少。即如其批评罗尔纲听信旧式文人的胡说为例,实则以其本人著述之丰,又何尝能尽属铁案如山的论断。1932年,胡适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引用颜之推语如下: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礼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颜氏家训 风操》)

  胡适据此阐发道:

  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胡适全集》第4卷,第537页)

  随后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证其说。但以胡适自己的标准来看,仅靠几份家训来论证门阀制度对于士大夫风操的作用,无疑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胡适和余英时批评罗尔纲一样,我们也可以质疑,何谓士大夫,风操的标准是什么,以门阀制度视风操的话是否系统太过整齐等等。其实从这部《颜氏家训》中便能随手举出反例:颜之推所批评的士大夫教子弟“鲜卑语及弹琵琶”,这种趋炎附势现象也正是门阀制度下发生的史事,又如何能以风操二字囊括?姑且不论颜之推所言算不算旧式文人的胡说,反正胡适引用此说时欠读者一些分析判断,故而一不留神也勾勒出一套“整齐的系统”。

  新式学者的“论断”

  其实胡适引用颜之推这段论说是颇有文化史的敏锐直觉的。说到底,引用古人之说不是原罪,关键在于解读的分寸。在胡适和余英时看来,罗尔纲的问题在于对郭嵩焘的观点未加辨析,便以之为进一步的立论基础。尚未证明清代是否好利,便讨论好利的原因,不啻把逻辑根基建立在了沙滩上。当今学界在援引文人学士之说以申己论方面,罗志田教授无疑是公认的大师,惠及后学者甚众。其近年更是先后刊文畅论史学“捕风”“捉影”之术,文中颇推崇民国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刘咸炘。有趣的是,主张“察势观风”的刘氏在论著中也曾引用郭嵩焘名利交相胜之论,并赞其“甚确而得要”。(刘咸炘:《推十书》第16册,第246页)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格偏好问题。吕思勉先生曾撰文论述“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他给出的一个“总括”的回答是:“以风俗论,则野蛮人朴实,而文明人虚伪;以政治论,则野蛮人简捷,而文明人迟滞。两者相遇,自然朴实简捷者胜,虚伪迟滞者败了。”(《吕思勉论学丛稿》)这一总括若以胡适的理论方法审视,想必也有“系统”太过“整齐”的嫌疑。但以吕思勉对中国历史非凡的洞察力,此说自不能等闲视之。

  胡适的“文字不可轻作”,更多的价值在于其警示性。论断并非易事,后来研究者自应处处警醒。龚自珍说豪杰轻量京师而致山中之势重,很可能是一种敏锐的时代观察,借用这一观察,或可通向历史的更深处。但研究者亦须明白这是龚自珍本人的一个表述,至于是他对时代的平情判断,还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已难以遽然结论,更不必说其言是否符合史实了。

  实际上,传统文人学士的表述习惯确实就为研究者设障。朱自清从作诗的角度认为“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恰恰批评“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他举例说国人好言天无二日国无二王,但日与王岂有关联?言者无非是“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

  傅斯年

  傅斯年对逻辑的强调,离不开其师胡适的鼓吹。熊十力即提到“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胡适看重西方的逻辑的另一面是反感传统国人的“苟且”。其小说《差不多先生传》便是如此立意。他在一次画展中有感于日本画家的认真态度,激愤之下竟然向友人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牢骚。胡适在治学上更是反复强调“不苟且”。他到一个学校演讲“做学问的方法”时便说:“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胡适全集》第32卷,第323页)他在倡勤、谨、和、缓四字诀时又说:“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胡适全集》第24卷,第612页)无独有偶,据王奇生教授说:“有一次听罗志田教授总结其治学方法,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不过是比人家更加细心,同样的史料,我可能读得更加认真、更加细致。”对照胡适再三致意的“不苟且”的治学主张,可知此言自是出于至诚。

  胡适曾不止一次赞扬罗尔纲不苟且。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这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次年又谓:“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两信均见于《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罗尔纲日后成长为著名的史家,想必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伟。据胡适后来自称: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历史学的特点是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解读史料,不断地作出论断。因此胡适说“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丝毫也不夸张。

  胡适后来还对人说,以不苟且相督导,也是因罗尔纲的天分一般。但古往今来的大量案例表明,学者无论天分高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犯错。余英时说胡适“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实则读胡适那一时期论述,可知其并不忌讳坦露其士大夫意识,又何来“潜”意识之说?余先生是史学界不世出的天才,但也不能奢求其笔下处处分毫不差。

  1960年的胡适

  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学术亦然。拙文所涉诸公皆是各自所处时代的硕学大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笔者被其膏泽,仰望尚且不及,岂敢妄加论列。不过诚如严复所谓“不欺于古人,无摄于权威”。对旧式文人的“胡说”和新式学者的“论断”都带上几分怀疑精神,便是胡适的“不苟且”和古人的“执事敬”。史家志在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所面对的史事和史料又庞杂浩瀚,误读误判在所难免。文字不可轻作,又不可不作,作文字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