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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圣经与利剑》:1840年,英国的另一场对外战争

2019-9-27 09:27:3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白云天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我读︱《圣经与利剑》:1840年,英国的另一场对外战争

  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票数通过决议,通过了出兵中国的决议。6月,英军抵达广东海面,随即北犯厦门、定海,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但这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鸦片战争,并非是英国在1840年唯一一次对外军事冲突。从近了讲,英军此时在阿富汗的山区苦战。往远了说,英国的军舰又炮轰贝鲁特和阿克城,联合奥地利海军进逼埃及的亚历山大,逼迫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里放弃了自己在地中海东岸打下的大片江山,把即将重建的“阿拉伯帝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为什么英国要在与中国和阿富汗鏖战之时,又要联合欧洲列强,甚至包括自己的宿敌沙俄,去帮助奥斯曼帝国遏制穆罕默德 阿里的扩张?著名的历史作家巴巴拉 塔奇曼在《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Bible and Sword: England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书中,从宗教虔诚和帝国利益这两条线索予以解读。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重返家园”: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前提

  根据《圣经与利剑》,英国人与巴勒斯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兴起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传播到英国后,宗教纽带又增加了两地的联系。不过,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基督教有着共同渊源的犹太教,在英国却备受敌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充分体现在十字军战争期间。夹杂着世俗利益的宗教情绪既让十字军把矛头指向东方的穆斯林,也同样使他们把屠刀挥向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甚至连英国境内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例如,塔奇曼指出:

  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本来其实并不高涨,但被“圣战”激化了。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以外的异教徒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债主的仇恨……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人们认识到在十字军旗帜下动用的暴力,是轻松抹掉债务、夺取犹太人财产而不受惩罚的捷径……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与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分割……杀戮风潮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从伦敦蔓延到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现在约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杀死妻儿后引颈自杀的犹太人才能逃脱暴民的屠杀。

  但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清教徒开始强调《旧约》。用塔奇曼的话说,对希伯来文化的推崇,在17世纪的英国蔚然成风,克伦威尔便是代表人物。当然,这些清教徒毕竟也是基督徒的一部分,他们友善对待犹太人有着自己的宗教逻辑,并非是出于单纯的包容。塔奇曼指出:

  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但)这场运动并不是为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根据《圣经》的说法,当以色列人回到锡安后,全人类的以色列国将会到来。此时弥赛亚,或者按基督教的术语——基督将再次降临。

  当然,在理想主义盛行的18世纪,这种宗教热情较为薄弱。但“在经过18世纪希腊化的间歇后,钟摆又摆回到希伯来化的道德紧迫性。18世纪的怀疑主义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18世纪的理性主义再次服从于神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19世纪的英国又出现了福音主义,并推动了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福音主义者与之前清教徒的逻辑相似,即“圣经预言+以色列人改宗和返回家园=基督复临。”可见,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不是出于对犹太教信仰的认可,而是觉得返回巴勒斯坦是让犹太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前提。而此时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则为福音主义的宗教热情提供了契机。

  根据塔奇曼的叙述,大马士革事件并非是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冲突,而是法国人及天主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这就引发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关注。作为福音主义的代表,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新教英国将帮助信奉英国国家的以色列人复国,一举挫败天主教,使预演应验并拯救全人类。”当然,光有宗教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便动员舆论和政府介入中东局势。

  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1801-1885),塔奇曼称之为“除达尔文之外,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非政治性人物”

  那政府又会出于什么利益考虑而出兵中东呢?此时的中东局势又与天主教法国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埃及的穆罕默德 阿里说起。

  “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 阿里的崛起

  穆罕默德 阿里,这个出身阿尔巴尼亚的烟草商人早年加入奥斯曼军队,在埃及抵御拿破仑的侵略。乱世出英雄,穆罕默德 阿里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当上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起初,他还颇为顺从中央,例如在希腊战争中派出舰队北上援助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还东征阿拉伯半岛,消灭了困扰奥斯曼苏丹近半个世纪的沙特王朝。就国内而言,他大兴“洋务”,促进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称赞道他治下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当然,奥斯曼帝国此时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领导下,也开展了深刻的近代化改革,其内容也不拘泥在军事领域,甚至苏丹都带头换上了洋装。但1830年代的两场“叙利亚战争”则证明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远不如自己的“属国”埃及。

  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位:1808-1839)为了在希腊战争中支援奥斯曼中央,穆罕默德 阿里曾派遣16000人的庞大舰队。当然,无利不起早的穆罕默德 阿里也从奥斯曼苏丹手中获取了克里特岛的统治权。但希腊战争的惨败,让穆罕默德 阿里向朝廷狮子大开口,索要叙利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也被称为沙姆地区或黎凡特地区)的统治权作为补偿。朝廷自然不愿满足穆罕默德 阿里的野心。而凶悍的穆罕默德 阿里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竟然派其子易卜拉欣挥兵自取。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穆罕默德 阿里的野心并不奇怪,因为这几乎是历代埃及统治者的惯性。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还是中世纪时期的法蒂玛哈里发、萨拉丁、马穆鲁克,抑或现代的纳赛尔,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和精力,都会尝试挥师东向,问鼎西亚。所以,穆罕默德 阿里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无外乎是延续埃及统治者的历史传统。

  从1831年开战,不到两年的功夫,埃军就占领了地中海东岸的大片土地,甚至攻占了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也就是已经打进了今天土耳其的境内。而且埃及还得到了法国七月王朝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幸亏在沙俄的干预下,穆罕默德 阿里才被迫收手,退出安纳托利亚。但兵强马壮的他已经从奥斯曼朝廷那取得了对克里特、汉志(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地区,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和叙利亚的统治权。穆罕默德 阿里的帝国似乎已经建立。

  穆罕默德 阿里在叙利亚的扩张被《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被称为“阿拉伯帝国”当然,任何中央朝廷都难以容忍这样的强藩,何况是这种可能取而代之的强藩。而穆罕默德 阿里父子也是欲壑难填。1838年双方刀兵再起。但奥斯曼帝国再次惨败,甚至奥斯曼舰队还在亚历山大向埃及投降。而此时一代英主马哈茂德二世也含恨而终,16岁的阿卜杜勒 麦吉德即位,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帝国又处在了主少国疑的境地。

  但英国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挽救”了奥斯曼帝国。

  援土抑埃:帕麦斯顿的帝国考虑

  塔奇曼对穆罕默德的“兴趣主要不在于他震撼欧洲各国首都的功业,而在于他将英国永久地拉入中东事务之中,并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机会。”当然,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动机是宗教的”,但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他还有个令中国人熟悉的译名——“巴麦尊”)的动机则是“帝国的”,也就是利益。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为了“忽悠”政府介入中东局势,就不能只谈微言大义而不顾利害得失。在1838年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协定,“增加了(英国)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的条款。”塔奇曼认为这是沙夫茨伯里伯爵运作的结果,他把这当做“以色列复国的第一步。”此外,沙夫茨伯里伯爵把自己“崇高的动机掩盖起来”,向帕麦斯顿“灌输把犹太用做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楔子的理念”。帕麦斯顿并没有让沙夫茨伯里伯爵失望,他在给驻奥斯曼大使的信中表示:“如果犹太人是在苏丹的邀请和保护下返回的,他们就会在未来阻止穆罕默德 阿里或其继任者的任何恶毒企图……”

  同样是“他者”的奥斯曼苏丹和穆罕默德 阿里,英国人为何厚此薄彼,支持奥斯曼而敌视穆罕默德 阿里呢?根据塔奇曼的论述,可大致分为两点:遏制沙俄和维护印度通道。

  首先就遏制沙俄而言,奥斯曼帝国面临穆埃及大军的兵锋,不得已求助于自己的宿敌——沙俄。而穆罕默德 阿里的支持者——七月王朝时代梯也尔政府治下的法国,对穆罕默德 阿里“取得的荣耀大家赞许,他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即将成为一个可与萨拉丁的帝国媲美的新帝国的主人,并挂上法国的三色旗。”如此,法国利用穆罕默德 阿里进行的间接扩张遭到沙俄的抵制,塔奇曼归因于“沙皇极端厌恶带着中产阶级绅士派头的法王路易 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当然,意识形态之争只是一个方面,沙俄还从奥斯曼帝国的恐惧获取了很大的实惠。沙俄势力迅速涌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让英国大使觉得“土耳其人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更要命的是,沙俄与奥斯曼签订条约,“规定一旦俄国要求,土耳其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如此,英国便希望“化解土埃危机”,以阻止沙俄的扩张。

  而就“去印度的道路”而言,穆罕默德 阿里征服的地区关系到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即便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英国人觉得“一个年迈虚弱因而人人摆布的奥斯曼君主仍然比一个独立亲法的‘活跃阿拉伯君主’(帕麦斯顿语)更适合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当然,或许法国支持的埃及扩张过于猛烈,使得沙俄“放弃他的海峡特权”,与英国站在了一边,共同反对穆罕默德 阿里的扩张。这此背景下,英国得到了欧洲列强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叙利亚爆发“反抗易卜拉欣的起义”后,英国和奥地利于1840年9月联合炮轰贝鲁特。11月,英奥联合舰队炮轰阿克,并在奥地利舰队司令腓特烈(Archduke Friedrich)的率领下,英国、奥地利和奥斯曼联军占领阿克城堡。在联军的攻势下,易卜拉欣“崩溃了”。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地利的联合舰队还封锁了亚历山大。在欧洲列强的炮口下,71岁的穆罕默德 阿里放弃了自己即将建立的帝国,放弃了自己在亚洲的土地。

  穆罕默德 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1789-1848),1830年代叙利亚的实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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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圣经与利剑》:1840年,英国的另一场对外战争

2019年9月27日 09:27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 我读︱《圣经与利剑》:1840年,英国的另一场对外战争

  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票数通过决议,通过了出兵中国的决议。6月,英军抵达广东海面,随即北犯厦门、定海,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但这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鸦片战争,并非是英国在1840年唯一一次对外军事冲突。从近了讲,英军此时在阿富汗的山区苦战。往远了说,英国的军舰又炮轰贝鲁特和阿克城,联合奥地利海军进逼埃及的亚历山大,逼迫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里放弃了自己在地中海东岸打下的大片江山,把即将重建的“阿拉伯帝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为什么英国要在与中国和阿富汗鏖战之时,又要联合欧洲列强,甚至包括自己的宿敌沙俄,去帮助奥斯曼帝国遏制穆罕默德 阿里的扩张?著名的历史作家巴巴拉 塔奇曼在《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Bible and Sword: England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书中,从宗教虔诚和帝国利益这两条线索予以解读。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重返家园”: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前提

  根据《圣经与利剑》,英国人与巴勒斯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兴起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传播到英国后,宗教纽带又增加了两地的联系。不过,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基督教有着共同渊源的犹太教,在英国却备受敌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充分体现在十字军战争期间。夹杂着世俗利益的宗教情绪既让十字军把矛头指向东方的穆斯林,也同样使他们把屠刀挥向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甚至连英国境内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例如,塔奇曼指出:

  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本来其实并不高涨,但被“圣战”激化了。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以外的异教徒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债主的仇恨……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人们认识到在十字军旗帜下动用的暴力,是轻松抹掉债务、夺取犹太人财产而不受惩罚的捷径……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与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分割……杀戮风潮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从伦敦蔓延到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现在约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杀死妻儿后引颈自杀的犹太人才能逃脱暴民的屠杀。

  但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清教徒开始强调《旧约》。用塔奇曼的话说,对希伯来文化的推崇,在17世纪的英国蔚然成风,克伦威尔便是代表人物。当然,这些清教徒毕竟也是基督徒的一部分,他们友善对待犹太人有着自己的宗教逻辑,并非是出于单纯的包容。塔奇曼指出:

  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但)这场运动并不是为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根据《圣经》的说法,当以色列人回到锡安后,全人类的以色列国将会到来。此时弥赛亚,或者按基督教的术语——基督将再次降临。

  当然,在理想主义盛行的18世纪,这种宗教热情较为薄弱。但“在经过18世纪希腊化的间歇后,钟摆又摆回到希伯来化的道德紧迫性。18世纪的怀疑主义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18世纪的理性主义再次服从于神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19世纪的英国又出现了福音主义,并推动了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福音主义者与之前清教徒的逻辑相似,即“圣经预言+以色列人改宗和返回家园=基督复临。”可见,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不是出于对犹太教信仰的认可,而是觉得返回巴勒斯坦是让犹太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前提。而此时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则为福音主义的宗教热情提供了契机。

  根据塔奇曼的叙述,大马士革事件并非是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冲突,而是法国人及天主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这就引发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关注。作为福音主义的代表,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新教英国将帮助信奉英国国家的以色列人复国,一举挫败天主教,使预演应验并拯救全人类。”当然,光有宗教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便动员舆论和政府介入中东局势。

  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1801-1885),塔奇曼称之为“除达尔文之外,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非政治性人物”

  那政府又会出于什么利益考虑而出兵中东呢?此时的中东局势又与天主教法国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埃及的穆罕默德 阿里说起。

  “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 阿里的崛起

  穆罕默德 阿里,这个出身阿尔巴尼亚的烟草商人早年加入奥斯曼军队,在埃及抵御拿破仑的侵略。乱世出英雄,穆罕默德 阿里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当上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起初,他还颇为顺从中央,例如在希腊战争中派出舰队北上援助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还东征阿拉伯半岛,消灭了困扰奥斯曼苏丹近半个世纪的沙特王朝。就国内而言,他大兴“洋务”,促进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称赞道他治下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当然,奥斯曼帝国此时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领导下,也开展了深刻的近代化改革,其内容也不拘泥在军事领域,甚至苏丹都带头换上了洋装。但1830年代的两场“叙利亚战争”则证明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远不如自己的“属国”埃及。

  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位:1808-1839)为了在希腊战争中支援奥斯曼中央,穆罕默德 阿里曾派遣16000人的庞大舰队。当然,无利不起早的穆罕默德 阿里也从奥斯曼苏丹手中获取了克里特岛的统治权。但希腊战争的惨败,让穆罕默德 阿里向朝廷狮子大开口,索要叙利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也被称为沙姆地区或黎凡特地区)的统治权作为补偿。朝廷自然不愿满足穆罕默德 阿里的野心。而凶悍的穆罕默德 阿里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竟然派其子易卜拉欣挥兵自取。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穆罕默德 阿里的野心并不奇怪,因为这几乎是历代埃及统治者的惯性。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还是中世纪时期的法蒂玛哈里发、萨拉丁、马穆鲁克,抑或现代的纳赛尔,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和精力,都会尝试挥师东向,问鼎西亚。所以,穆罕默德 阿里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无外乎是延续埃及统治者的历史传统。

  从1831年开战,不到两年的功夫,埃军就占领了地中海东岸的大片土地,甚至攻占了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也就是已经打进了今天土耳其的境内。而且埃及还得到了法国七月王朝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幸亏在沙俄的干预下,穆罕默德 阿里才被迫收手,退出安纳托利亚。但兵强马壮的他已经从奥斯曼朝廷那取得了对克里特、汉志(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地区,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和叙利亚的统治权。穆罕默德 阿里的帝国似乎已经建立。

  穆罕默德 阿里在叙利亚的扩张被《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被称为“阿拉伯帝国”当然,任何中央朝廷都难以容忍这样的强藩,何况是这种可能取而代之的强藩。而穆罕默德 阿里父子也是欲壑难填。1838年双方刀兵再起。但奥斯曼帝国再次惨败,甚至奥斯曼舰队还在亚历山大向埃及投降。而此时一代英主马哈茂德二世也含恨而终,16岁的阿卜杜勒 麦吉德即位,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帝国又处在了主少国疑的境地。

  但英国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挽救”了奥斯曼帝国。

  援土抑埃:帕麦斯顿的帝国考虑

  塔奇曼对穆罕默德的“兴趣主要不在于他震撼欧洲各国首都的功业,而在于他将英国永久地拉入中东事务之中,并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机会。”当然,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动机是宗教的”,但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他还有个令中国人熟悉的译名——“巴麦尊”)的动机则是“帝国的”,也就是利益。如此,沙夫茨伯里伯爵为了“忽悠”政府介入中东局势,就不能只谈微言大义而不顾利害得失。在1838年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协定,“增加了(英国)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的条款。”塔奇曼认为这是沙夫茨伯里伯爵运作的结果,他把这当做“以色列复国的第一步。”此外,沙夫茨伯里伯爵把自己“崇高的动机掩盖起来”,向帕麦斯顿“灌输把犹太用做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楔子的理念”。帕麦斯顿并没有让沙夫茨伯里伯爵失望,他在给驻奥斯曼大使的信中表示:“如果犹太人是在苏丹的邀请和保护下返回的,他们就会在未来阻止穆罕默德 阿里或其继任者的任何恶毒企图……”

  同样是“他者”的奥斯曼苏丹和穆罕默德 阿里,英国人为何厚此薄彼,支持奥斯曼而敌视穆罕默德 阿里呢?根据塔奇曼的论述,可大致分为两点:遏制沙俄和维护印度通道。

  首先就遏制沙俄而言,奥斯曼帝国面临穆埃及大军的兵锋,不得已求助于自己的宿敌——沙俄。而穆罕默德 阿里的支持者——七月王朝时代梯也尔政府治下的法国,对穆罕默德 阿里“取得的荣耀大家赞许,他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即将成为一个可与萨拉丁的帝国媲美的新帝国的主人,并挂上法国的三色旗。”如此,法国利用穆罕默德 阿里进行的间接扩张遭到沙俄的抵制,塔奇曼归因于“沙皇极端厌恶带着中产阶级绅士派头的法王路易 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当然,意识形态之争只是一个方面,沙俄还从奥斯曼帝国的恐惧获取了很大的实惠。沙俄势力迅速涌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让英国大使觉得“土耳其人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更要命的是,沙俄与奥斯曼签订条约,“规定一旦俄国要求,土耳其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如此,英国便希望“化解土埃危机”,以阻止沙俄的扩张。

  而就“去印度的道路”而言,穆罕默德 阿里征服的地区关系到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即便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英国人觉得“一个年迈虚弱因而人人摆布的奥斯曼君主仍然比一个独立亲法的‘活跃阿拉伯君主’(帕麦斯顿语)更适合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当然,或许法国支持的埃及扩张过于猛烈,使得沙俄“放弃他的海峡特权”,与英国站在了一边,共同反对穆罕默德 阿里的扩张。这此背景下,英国得到了欧洲列强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叙利亚爆发“反抗易卜拉欣的起义”后,英国和奥地利于1840年9月联合炮轰贝鲁特。11月,英奥联合舰队炮轰阿克,并在奥地利舰队司令腓特烈(Archduke Friedrich)的率领下,英国、奥地利和奥斯曼联军占领阿克城堡。在联军的攻势下,易卜拉欣“崩溃了”。与此同时,英国与奥地利的联合舰队还封锁了亚历山大。在欧洲列强的炮口下,71岁的穆罕默德 阿里放弃了自己即将建立的帝国,放弃了自己在亚洲的土地。

  穆罕默德 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1789-1848),1830年代叙利亚的实际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