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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遭遇恶意离席、收到子弹恐吓,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在上海的三次演出

2019-9-26 08:50:14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马长林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海上记忆】遭遇恶意离席、收到子弹恐吓,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在上海的三次演出

  著名京剧老生演员余叔岩,在过去的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演艺特别是唱腔,在传承前辈大家谭鑫培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可惜余叔岩因为身体方面原因,演出生涯并不长,而且主要在北京演出,上世纪初,余叔岩曾来上海作过三次演出,时间短暂,然就是这仅有的三次来沪演出,足以反映这位京剧泰斗的风采。

  首次来沪:遭遇前排离席,如何逆转局势

  梅兰芳与余叔岩

  余叔岩头一次来沪,是1920年下半年,应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丹桂第一台经理尤鸿卿之邀,演期一个月,包银是六千大洋。随余叔岩一起来上海的主要演员有老生鲍吉祥、花脸钱金福、王长林、旦角朱琴心等,鼓师杭子以及琴师李佩卿。

  那一年余叔岩嗓音恢复,东山再起,播声北国,在北平(北京)的京剧界万口争传谭鑫培复生,他脾睨诸老生,有后来居上执此行牛耳之势。当时上海丹桂第一台(1911年建造的大戏院,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戏单如此介绍:

  “余艺员演此剧声容并茂,文武双全。在京每一排演,人辄空巷来观,其见重于时也如此。今晚徇绅商之情,准排演一次。余艺员此剧乃系谭叫天秘授,故词句作派打法,莫不独操胜着,与众不同。诸君观野狐禅的珠帘寨,有不惬于怀者乎,则盍来观余艺员此剧,管教视听皆娱,击节叫绝也。佳座无多,乞早贲临为盼。”

  著名京剧票友何时希对此戏单评论说:

  “戏院如此告白,涉及传授及演技,视他人演珠帘寨寨者为野狐禅,可谓推重备至,殆出自通人手笔,与一般戏院广告之庸俗者不同。”(《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p544,545)

  余叔岩对于这头一次上海之行,也是踌躇满志。谁知开场锣鼓响起后,不正常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台上小花脸在锣声中出来念白时,台下前座有三排观众却一个个离座退席,鱼贯撤退,场内一阵骚乱。此刻余叔岩刚刚调整好情绪和嗓音,正准备登台,闻讯大吃一惊,压到丹田里的气又浮了上来。这时只听台上小花脸念道:“待我用起功来——”,场面上打“八大仓”,余叔岩努力敛神,摇晃着身子和步子,在“纽丝”的锣经中出场,开唱西皮散板:“山前山后俱找到,寻不见妻儿为那条”,由于气息不稳,声音有点飘,又因为紧张,腿也在微微颤抖。没想到这倒是歪打正着,与剧中人范仲禹失落妻儿后的恍惚神态很契合。上海人看戏爱热闹,不少观众喝起彩来,于是台下彩声和嘘声混杂,响作一片。

  一连三天,都在开场不久,前三排观众即陆续离席,天天如此,场面颇为尷尬。当地报纸更是推波助澜,渲染起当年余叔岩与王克琴的艳事,进行批评和挖苦,某小报一篇题为“余三排”的报道称:

  京城驰名须生余叔岩连日在丹桂献艺,不想每场有整整三排固定观众在其出场之前集体“抽签”,场面颇为尴尬,好事者称此景象为“余三排”,正闹得不亦乐乎。

  余叔岩程继先演《镇潭州》

  余叔岩仗其三代梨园名家,且获伶界大王谭鑫培亲授,自视甚高,来沪后仅在小圈子活动,人心大失。沪上诸票房原是捧角儿最力者,今不堪余艺员之傲慢,决定采取联合抵制行动,包下三排座位而届时“抽签”,非给他难堪不可。与此同时,关于余叔岩的花边新闻也在剧场门口流传,其中不无荤料。

  对此余叔岩心中着急,私下打听,原因是他到了上海没有去“拜客”,被人认为过于狂妄,另外也有陈彦衡从中捣乱的因素。原来凡是新来的角儿到上海,在演出前先要去拜客,就是先到各票房和报馆去联络感情。在票房去清唱几段,表示与大家同乐,没有架子;又到各报馆去向总编辑等行个礼,送上几张包厢的票,同时向记者、编辑老爷们示一下尊敬。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礼数不到,这些大票友们面上无光,便会恼羞成怒,给你来个下马威。至于陈彦衡(著名琴师),在余叔岩“二度出山”前,曾提出要余叔岩向自己磕头拜师,并希望出任余叔岩的琴师,条件是包银分成。余叔岩当时想,自己的老师很多,磕过头的惟有谭鑫培,若向陈彦衡磕了头,其他老师怎么办呢?而在翊群社和喜群社期间,余叔岩的戏份并不高,若再分一份包银给陈彦衡,自己就捉襟见肘了,因此这两件事余叔岩都没有答应。另外,余叔岩早年学谭过程中,曾受到陈彦衡的指点和教导,但在学习后期,他对陈彦衡所授《桑园寄子》,糅进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陈彦衡知道后心里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要“胡改”。余叔岩回话说:“教得都对,但我得把它化用到台上去啊。”陈彦衡听了大怒,把余叔岩狠狠骂了一通。这几天前三排捣乱的人中,就有陈彦衡方面的人。

  得知了内中详情,余叔岩听从好友的建议,特意为上海的地方大佬加演了几场指定的戏目,情形得到了扭转,剧场开始满座。首次来沪演出,余叔岩在丹桂第一台演出了三十四天,虽然指责者不乏其人,但著文赞誉的也不少。特别是他演的《战太平》,虽不全是谭派的演法,但是他独特的技术组合,使观众感到新意盎然,甚至还有人觉得不比谭鑫培差,“余派”就从这场《战太平》被开始叫起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59)

  余叔岩张伯驹演《四郎探母》

  在这次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曲折。有一天是星期日,早晚两场戏,白天压轴是朱琴心的《玉堂春》,大轴是余叔岩的《铁莲花》(又叫《扫雪打碗》),晚上是余叔岩的《失·空·斩》。就在这天白天朱琴心演《玉堂春》上场后,余叔岩还没到后台,大伙儿都很着急,管事的李玉安赶紧跑到大东旅社去找他。一看,他还没起床,一副痛苦的样子,原来是生病了。余叔岩让李玉安向尤鸿卿请假,尤鸿卿一听就急了,因为戏票全都卖出去了。他马上亲自跑到大东旅社,要求余叔岩上场,并说,票卖出去了,哪怕只唱一场,应付应付也好。余叔岩勉强坐车来到戏院,匆忙扮完了装,台上的《玉堂春》刚演完,他接着上场,唱完一场以后,就打住了。可是,台下的观众不走,也不言语,过了大约十分钟,台下见台上没有动静,炸窝了。这时余叔岩正在地下室卸装,前台的喊叫声他未听见,前台管事的急忙向观众解释,但是一上台就被观众用苹果、茶碗打了下来。老板尤鸿卿上台去解释,也被轰了下来。于是,尤鸿卿又到后台跟余叔岩说,只唱一场,台下不答应,叫余叔岩自己上台去解释。管事的李玉安挽着余叔岩上了台,也被轰了下来。这一来,余叔岩可急了,就跟鼓师杭子和说:“杭大哥,您先上去压住场,咱们接唱后半出。”果然琴师们上场后,台下就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再闹了。为了避免再出纰漏,余叔岩这后半出《铁莲花》,真卖了力气,比以往任何时候唱得都好,台下接二连三地鼓掌叫好。戏演完,观众也满意地走了。

  散了戏,回到大东旅社,余叔岩叫李玉安去告诉尤鸿卿,说他有病不唱了,话刚说完,尤鸿卿就来了。尤鸿卿本来是想说服余叔岩,让他晚上继续把《失·空·斩》唱下来,见余叔岩正在发脾气,也没敢开口。余叔岩一见尤鸿卿,气更大了,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有病请假,不唱了。”又说:“我初到上海,不熟悉此地习惯,你说唱一场应付应付,为什么唱了还起哄?是你把我骗了去出丑!今天这出《铁莲花》,我对得起观众。我有病,你另邀好角儿吧,我不唱了。”尤鸿卿一看余叔岩果真生气不唱了,他怕观众再闹,怕赚不了钱,于是就拿合同压他。尤说:“咱们订了三十天的合同,你怎么能只唱半个月呢?”余叔岩听了更火了,冲着尤说:“有合同我也不能把命卖给你。我有病,包银退给你。”这时余叔岩带去的一帮演员怕把事情闹僵,劝余叔岩先养病,等病好了再唱。在大家劝说下,余叔岩才把火压了下去,把后半期唱了下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7)

  据京剧名票罗亮生回忆,余叔岩这次来沪演出期间,曾托人向上海百代公司接洽,希望录制唱片。也许因为余叔岩此次演出上座并不太理想,百代公司的中方经理张长福表示,公司对余叔岩的唱工不感兴趣,余叔岩听后非常生气。所以后来1923年时,百代公司接到北平分公司的通知,说京城已把小余的演技当做老谭一样了,百代公司赶快派技师到北平,结果费了许许多多周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录制了余叔岩六张十二面唱片。(刘曾复著、娄悦编《刘曾复京剧文存》 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p84)

  第二次来沪:从收到子弹,到大红大紫,均在席下一念间

  余叔岩与程砚秋

  1922年12月中下旬,余叔岩又应上海亦舞台邀请,率朱琴心、王长林、鲍吉祥,鼓师杭子和,琴师李佩卿等来上海演出。其实几个月前,余叔岩曾应上海亦舞台邀请,带着程砚秋来过上海,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上海的军警同余叔岩捣乱,余叔岩没办法,只好偷偷买好火车票回了北平,结果给程砚秋提供了机会,以头牌角色,首次在上海舞台亮相,当年程砚秋才20岁。

  也许是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亦舞台这次以斗大金字张贴海报,广为宣传。余叔岩三天打炮戏码分别是《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上海观众称之为“三打”。上演初期,观众纷至沓来,填坑满谷,演至中期因为配角力量单薄,余叔岩的许多拿手剧目无法演出,上座率渐次下降。亦舞台为了充实演出阵容,自1923年1月17日起特邀欧阳予倩加入合作演出专场。欧阳予倩演压轴,余叔岩演大轴,再次掀起高潮。

  正在演出出现高潮时,又出现了波折。余叔岩一行下榻在好友杨梧出家中。这一天,有人向杨家信筒扔进一封信,杨家人打开一看,是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包有一颗子弹,信上只有一句话:“小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正在余叔岩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谁会干此事,其意图又是什么时,第二天又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画着一颗炸弹,写道:“莫道杨府能护身,疏黄偏炸狂妄人!”经派人打探,原来写匿名信者姓李,是袁克文的弟子。再仔细打听,原来袁克文是个十足的谭迷,他认为余叔岩太狂妄自大,竟然擅自改动谭派的唱腔,于是就让人送上匿名信,想给余叔岩一个“下马威”。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天晚上演出时,余叔岩特意让戏院老板把袁克文安排在包厢,并在原定戏码《失印救火》之外,加演了那出《战太平》。袁克文毕竟懂戏,看了演出后说:“叔岩改得合情合理,更好听了,但仍未出谭派的圈儿。看来,外界纯属误传,我也错怪叔岩了。”

  其实,余叔岩在继承谭鑫培唱腔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嗓音醇厚圆润,但不很响亮,有时带沙啞音却能有刚有柔,刚柔并济。刚音则慷慨激昂,柔音则委婉、细致入微而不萎靡。他的唱腔不求花哨而韵味醇厚,是“云遮月”的嗓音,音量虽比不上谭鑫培,但在苍凉沙音中带有一股清醇甜测的韵味。这也是余叔岩能够得到众多观众和行家追捧的一大原因。(刘新文编著《京剧名家评析》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p61)

  因为得到袁克定这样重量级票友的肯定,余叔岩于是在上海大红大紫。上海《申报》为余叔岩第二次来沪演出作了如下描绘:

  “余叔岩……应亦舞台聘,南来一月。海上士大夫相与从风,虽重裘深夜、常日深居筒出者,亦为叔岩破其戒律……”(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60)

  1923年1月10日的《大公报》上,有文章称余叔岩为“谭派唯一传人”,其中写道:

  “奉谭为师,亲承指教,历时八年之久,得之三胜者一一还之叔岩,自是叔岩遂能绳其祖武。老谭每谓人曰:‘吾子碌碌,他日传吾衣钵者,惟余子耳。’”

  第三次到上海:最后的离场

  余叔岩杨小楼演《失街亭》

  1923年10月间,余叔岩第三次来到上海,先演了三天堂会,后又应共舞台之邀,与程砚秋合作一期。

  这次共舞台演出中有一段插曲。余叔岩这次来上海,本是应陶宅堂会,原说三天堂会,演完就赶回北平。而上海共舞台老板黄金荣想乘此机会邀余叔岩唱三天戏,因为当时如果从北平直接邀他,要花销一切路费,而这样顺便请他唱,省了路费开销,可以赚大钱。余叔岩想黄金荣不好惹,就勉强答应下来。开头只答应演三天,可是观者热烈,一再加演,演了八天。

  余叔岩本来身体不好,加上心情不佳,演到最后一场时已是强弩之末,自感体力不支,就想唱一出歇工戏。谁知共舞台非要他演叫座力最强的重头戏《珠帘寨》,余叔岩坚决予以拒绝。共舞台方面没有办法,让黄金荣亲自来到余叔岩下榻的旅馆,劝说余叔岩卖个面子,让他过一次癮。然而余叔岩并不买账,反复申明自己身体有恙,还请谅解为盼。这就把黄金荣惹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余叔岩的确是个角儿,但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是上海滩。告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拂袖而去。

  周围的人,都为余叔岩捏一把汗,都来规劝,说没有必要得罪黄金荣,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了吧。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你如果真心诚意跟他交朋友,无论穷富,也别管你身份高低,他能同样跟你交心。如果你跟他摆架子,甚至于使势力压他,或是因自己有钱有势力瞧不起他,一者他不理你,再惹恼了他,他会跟你拼命,宁折不弯,他就是这种性格。这次黄金荣逼迫他唱《珠帘寨》,要不是大伙儿为息事宁人进行劝解,黄金荣就是把他打死,他也不肯唱。

  看在大伙劝说的份上,余叔岩总算把这一出《珠帘寨》唱了,但赌气从此再也不到上海演戏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9)果然,1931年夏天,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建成杜家祠堂,拟举办三天大规模的堂会,点名要南北派京剧名角悉数参加,当然少不了余叔岩。对于杜月笙举办的这场盛会,其他许多名角都接受了邀请,唯独余叔岩无动于衷,当时就有人劝他,上次你得罪了黄金荣,这次再得罪杜月笙,以后可就不能再到上海去了。可不管怎么劝,都没用,他向杜月笙发去电报:“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杜月笙认为余叔岩不到是美中不足,曾一再派人去向他诱以重金,晓以利害。但余叔岩有他的古怪脾气,说过不来就无论如何也不肯来,财货和权势都不能打动他、吓倒他。对此杜月笙尽管心里恼火,但也无可奈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7)上海书店出版社p87)余叔岩的好友张伯驹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此事:“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再难到,不来出演杜家祠。”由此可见余叔岩崛强的个性。(陆阳著《曲终人未散》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

  就这样,直至去世,对于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码头,余叔岩仅来过三次,这短短的三次演出,成为余叔岩在北平之外最重要的演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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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6日 08:50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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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京剧老生演员余叔岩,在过去的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演艺特别是唱腔,在传承前辈大家谭鑫培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可惜余叔岩因为身体方面原因,演出生涯并不长,而且主要在北京演出,上世纪初,余叔岩曾来上海作过三次演出,时间短暂,然就是这仅有的三次来沪演出,足以反映这位京剧泰斗的风采。

  首次来沪:遭遇前排离席,如何逆转局势

  梅兰芳与余叔岩

  余叔岩头一次来沪,是1920年下半年,应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丹桂第一台经理尤鸿卿之邀,演期一个月,包银是六千大洋。随余叔岩一起来上海的主要演员有老生鲍吉祥、花脸钱金福、王长林、旦角朱琴心等,鼓师杭子以及琴师李佩卿。

  那一年余叔岩嗓音恢复,东山再起,播声北国,在北平(北京)的京剧界万口争传谭鑫培复生,他脾睨诸老生,有后来居上执此行牛耳之势。当时上海丹桂第一台(1911年建造的大戏院,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戏单如此介绍:

  “余艺员演此剧声容并茂,文武双全。在京每一排演,人辄空巷来观,其见重于时也如此。今晚徇绅商之情,准排演一次。余艺员此剧乃系谭叫天秘授,故词句作派打法,莫不独操胜着,与众不同。诸君观野狐禅的珠帘寨,有不惬于怀者乎,则盍来观余艺员此剧,管教视听皆娱,击节叫绝也。佳座无多,乞早贲临为盼。”

  著名京剧票友何时希对此戏单评论说:

  “戏院如此告白,涉及传授及演技,视他人演珠帘寨寨者为野狐禅,可谓推重备至,殆出自通人手笔,与一般戏院广告之庸俗者不同。”(《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p544,545)

  余叔岩对于这头一次上海之行,也是踌躇满志。谁知开场锣鼓响起后,不正常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台上小花脸在锣声中出来念白时,台下前座有三排观众却一个个离座退席,鱼贯撤退,场内一阵骚乱。此刻余叔岩刚刚调整好情绪和嗓音,正准备登台,闻讯大吃一惊,压到丹田里的气又浮了上来。这时只听台上小花脸念道:“待我用起功来——”,场面上打“八大仓”,余叔岩努力敛神,摇晃着身子和步子,在“纽丝”的锣经中出场,开唱西皮散板:“山前山后俱找到,寻不见妻儿为那条”,由于气息不稳,声音有点飘,又因为紧张,腿也在微微颤抖。没想到这倒是歪打正着,与剧中人范仲禹失落妻儿后的恍惚神态很契合。上海人看戏爱热闹,不少观众喝起彩来,于是台下彩声和嘘声混杂,响作一片。

  一连三天,都在开场不久,前三排观众即陆续离席,天天如此,场面颇为尷尬。当地报纸更是推波助澜,渲染起当年余叔岩与王克琴的艳事,进行批评和挖苦,某小报一篇题为“余三排”的报道称:

  京城驰名须生余叔岩连日在丹桂献艺,不想每场有整整三排固定观众在其出场之前集体“抽签”,场面颇为尴尬,好事者称此景象为“余三排”,正闹得不亦乐乎。

  余叔岩程继先演《镇潭州》

  余叔岩仗其三代梨园名家,且获伶界大王谭鑫培亲授,自视甚高,来沪后仅在小圈子活动,人心大失。沪上诸票房原是捧角儿最力者,今不堪余艺员之傲慢,决定采取联合抵制行动,包下三排座位而届时“抽签”,非给他难堪不可。与此同时,关于余叔岩的花边新闻也在剧场门口流传,其中不无荤料。

  对此余叔岩心中着急,私下打听,原因是他到了上海没有去“拜客”,被人认为过于狂妄,另外也有陈彦衡从中捣乱的因素。原来凡是新来的角儿到上海,在演出前先要去拜客,就是先到各票房和报馆去联络感情。在票房去清唱几段,表示与大家同乐,没有架子;又到各报馆去向总编辑等行个礼,送上几张包厢的票,同时向记者、编辑老爷们示一下尊敬。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礼数不到,这些大票友们面上无光,便会恼羞成怒,给你来个下马威。至于陈彦衡(著名琴师),在余叔岩“二度出山”前,曾提出要余叔岩向自己磕头拜师,并希望出任余叔岩的琴师,条件是包银分成。余叔岩当时想,自己的老师很多,磕过头的惟有谭鑫培,若向陈彦衡磕了头,其他老师怎么办呢?而在翊群社和喜群社期间,余叔岩的戏份并不高,若再分一份包银给陈彦衡,自己就捉襟见肘了,因此这两件事余叔岩都没有答应。另外,余叔岩早年学谭过程中,曾受到陈彦衡的指点和教导,但在学习后期,他对陈彦衡所授《桑园寄子》,糅进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陈彦衡知道后心里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要“胡改”。余叔岩回话说:“教得都对,但我得把它化用到台上去啊。”陈彦衡听了大怒,把余叔岩狠狠骂了一通。这几天前三排捣乱的人中,就有陈彦衡方面的人。

  得知了内中详情,余叔岩听从好友的建议,特意为上海的地方大佬加演了几场指定的戏目,情形得到了扭转,剧场开始满座。首次来沪演出,余叔岩在丹桂第一台演出了三十四天,虽然指责者不乏其人,但著文赞誉的也不少。特别是他演的《战太平》,虽不全是谭派的演法,但是他独特的技术组合,使观众感到新意盎然,甚至还有人觉得不比谭鑫培差,“余派”就从这场《战太平》被开始叫起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59)

  余叔岩张伯驹演《四郎探母》

  在这次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曲折。有一天是星期日,早晚两场戏,白天压轴是朱琴心的《玉堂春》,大轴是余叔岩的《铁莲花》(又叫《扫雪打碗》),晚上是余叔岩的《失·空·斩》。就在这天白天朱琴心演《玉堂春》上场后,余叔岩还没到后台,大伙儿都很着急,管事的李玉安赶紧跑到大东旅社去找他。一看,他还没起床,一副痛苦的样子,原来是生病了。余叔岩让李玉安向尤鸿卿请假,尤鸿卿一听就急了,因为戏票全都卖出去了。他马上亲自跑到大东旅社,要求余叔岩上场,并说,票卖出去了,哪怕只唱一场,应付应付也好。余叔岩勉强坐车来到戏院,匆忙扮完了装,台上的《玉堂春》刚演完,他接着上场,唱完一场以后,就打住了。可是,台下的观众不走,也不言语,过了大约十分钟,台下见台上没有动静,炸窝了。这时余叔岩正在地下室卸装,前台的喊叫声他未听见,前台管事的急忙向观众解释,但是一上台就被观众用苹果、茶碗打了下来。老板尤鸿卿上台去解释,也被轰了下来。于是,尤鸿卿又到后台跟余叔岩说,只唱一场,台下不答应,叫余叔岩自己上台去解释。管事的李玉安挽着余叔岩上了台,也被轰了下来。这一来,余叔岩可急了,就跟鼓师杭子和说:“杭大哥,您先上去压住场,咱们接唱后半出。”果然琴师们上场后,台下就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再闹了。为了避免再出纰漏,余叔岩这后半出《铁莲花》,真卖了力气,比以往任何时候唱得都好,台下接二连三地鼓掌叫好。戏演完,观众也满意地走了。

  散了戏,回到大东旅社,余叔岩叫李玉安去告诉尤鸿卿,说他有病不唱了,话刚说完,尤鸿卿就来了。尤鸿卿本来是想说服余叔岩,让他晚上继续把《失·空·斩》唱下来,见余叔岩正在发脾气,也没敢开口。余叔岩一见尤鸿卿,气更大了,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有病请假,不唱了。”又说:“我初到上海,不熟悉此地习惯,你说唱一场应付应付,为什么唱了还起哄?是你把我骗了去出丑!今天这出《铁莲花》,我对得起观众。我有病,你另邀好角儿吧,我不唱了。”尤鸿卿一看余叔岩果真生气不唱了,他怕观众再闹,怕赚不了钱,于是就拿合同压他。尤说:“咱们订了三十天的合同,你怎么能只唱半个月呢?”余叔岩听了更火了,冲着尤说:“有合同我也不能把命卖给你。我有病,包银退给你。”这时余叔岩带去的一帮演员怕把事情闹僵,劝余叔岩先养病,等病好了再唱。在大家劝说下,余叔岩才把火压了下去,把后半期唱了下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7)

  据京剧名票罗亮生回忆,余叔岩这次来沪演出期间,曾托人向上海百代公司接洽,希望录制唱片。也许因为余叔岩此次演出上座并不太理想,百代公司的中方经理张长福表示,公司对余叔岩的唱工不感兴趣,余叔岩听后非常生气。所以后来1923年时,百代公司接到北平分公司的通知,说京城已把小余的演技当做老谭一样了,百代公司赶快派技师到北平,结果费了许许多多周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录制了余叔岩六张十二面唱片。(刘曾复著、娄悦编《刘曾复京剧文存》 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p84)

  第二次来沪:从收到子弹,到大红大紫,均在席下一念间

  余叔岩与程砚秋

  1922年12月中下旬,余叔岩又应上海亦舞台邀请,率朱琴心、王长林、鲍吉祥,鼓师杭子和,琴师李佩卿等来上海演出。其实几个月前,余叔岩曾应上海亦舞台邀请,带着程砚秋来过上海,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上海的军警同余叔岩捣乱,余叔岩没办法,只好偷偷买好火车票回了北平,结果给程砚秋提供了机会,以头牌角色,首次在上海舞台亮相,当年程砚秋才20岁。

  也许是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亦舞台这次以斗大金字张贴海报,广为宣传。余叔岩三天打炮戏码分别是《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上海观众称之为“三打”。上演初期,观众纷至沓来,填坑满谷,演至中期因为配角力量单薄,余叔岩的许多拿手剧目无法演出,上座率渐次下降。亦舞台为了充实演出阵容,自1923年1月17日起特邀欧阳予倩加入合作演出专场。欧阳予倩演压轴,余叔岩演大轴,再次掀起高潮。

  正在演出出现高潮时,又出现了波折。余叔岩一行下榻在好友杨梧出家中。这一天,有人向杨家信筒扔进一封信,杨家人打开一看,是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包有一颗子弹,信上只有一句话:“小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正在余叔岩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谁会干此事,其意图又是什么时,第二天又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画着一颗炸弹,写道:“莫道杨府能护身,疏黄偏炸狂妄人!”经派人打探,原来写匿名信者姓李,是袁克文的弟子。再仔细打听,原来袁克文是个十足的谭迷,他认为余叔岩太狂妄自大,竟然擅自改动谭派的唱腔,于是就让人送上匿名信,想给余叔岩一个“下马威”。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天晚上演出时,余叔岩特意让戏院老板把袁克文安排在包厢,并在原定戏码《失印救火》之外,加演了那出《战太平》。袁克文毕竟懂戏,看了演出后说:“叔岩改得合情合理,更好听了,但仍未出谭派的圈儿。看来,外界纯属误传,我也错怪叔岩了。”

  其实,余叔岩在继承谭鑫培唱腔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嗓音醇厚圆润,但不很响亮,有时带沙啞音却能有刚有柔,刚柔并济。刚音则慷慨激昂,柔音则委婉、细致入微而不萎靡。他的唱腔不求花哨而韵味醇厚,是“云遮月”的嗓音,音量虽比不上谭鑫培,但在苍凉沙音中带有一股清醇甜测的韵味。这也是余叔岩能够得到众多观众和行家追捧的一大原因。(刘新文编著《京剧名家评析》华文出版社2016年版p61)

  因为得到袁克定这样重量级票友的肯定,余叔岩于是在上海大红大紫。上海《申报》为余叔岩第二次来沪演出作了如下描绘:

  “余叔岩……应亦舞台聘,南来一月。海上士大夫相与从风,虽重裘深夜、常日深居筒出者,亦为叔岩破其戒律……”(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160)

  1923年1月10日的《大公报》上,有文章称余叔岩为“谭派唯一传人”,其中写道:

  “奉谭为师,亲承指教,历时八年之久,得之三胜者一一还之叔岩,自是叔岩遂能绳其祖武。老谭每谓人曰:‘吾子碌碌,他日传吾衣钵者,惟余子耳。’”

  第三次到上海:最后的离场

  余叔岩杨小楼演《失街亭》

  1923年10月间,余叔岩第三次来到上海,先演了三天堂会,后又应共舞台之邀,与程砚秋合作一期。

  这次共舞台演出中有一段插曲。余叔岩这次来上海,本是应陶宅堂会,原说三天堂会,演完就赶回北平。而上海共舞台老板黄金荣想乘此机会邀余叔岩唱三天戏,因为当时如果从北平直接邀他,要花销一切路费,而这样顺便请他唱,省了路费开销,可以赚大钱。余叔岩想黄金荣不好惹,就勉强答应下来。开头只答应演三天,可是观者热烈,一再加演,演了八天。

  余叔岩本来身体不好,加上心情不佳,演到最后一场时已是强弩之末,自感体力不支,就想唱一出歇工戏。谁知共舞台非要他演叫座力最强的重头戏《珠帘寨》,余叔岩坚决予以拒绝。共舞台方面没有办法,让黄金荣亲自来到余叔岩下榻的旅馆,劝说余叔岩卖个面子,让他过一次癮。然而余叔岩并不买账,反复申明自己身体有恙,还请谅解为盼。这就把黄金荣惹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余叔岩的确是个角儿,但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是上海滩。告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拂袖而去。

  周围的人,都为余叔岩捏一把汗,都来规劝,说没有必要得罪黄金荣,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了吧。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你如果真心诚意跟他交朋友,无论穷富,也别管你身份高低,他能同样跟你交心。如果你跟他摆架子,甚至于使势力压他,或是因自己有钱有势力瞧不起他,一者他不理你,再惹恼了他,他会跟你拼命,宁折不弯,他就是这种性格。这次黄金荣逼迫他唱《珠帘寨》,要不是大伙儿为息事宁人进行劝解,黄金荣就是把他打死,他也不肯唱。

  看在大伙劝说的份上,余叔岩总算把这一出《珠帘寨》唱了,但赌气从此再也不到上海演戏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说余叔岩》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p309)果然,1931年夏天,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建成杜家祠堂,拟举办三天大规模的堂会,点名要南北派京剧名角悉数参加,当然少不了余叔岩。对于杜月笙举办的这场盛会,其他许多名角都接受了邀请,唯独余叔岩无动于衷,当时就有人劝他,上次你得罪了黄金荣,这次再得罪杜月笙,以后可就不能再到上海去了。可不管怎么劝,都没用,他向杜月笙发去电报:“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杜月笙认为余叔岩不到是美中不足,曾一再派人去向他诱以重金,晓以利害。但余叔岩有他的古怪脾气,说过不来就无论如何也不肯来,财货和权势都不能打动他、吓倒他。对此杜月笙尽管心里恼火,但也无可奈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7)上海书店出版社p87)余叔岩的好友张伯驹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此事:“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再难到,不来出演杜家祠。”由此可见余叔岩崛强的个性。(陆阳著《曲终人未散》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

  就这样,直至去世,对于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码头,余叔岩仅来过三次,这短短的三次演出,成为余叔岩在北平之外最重要的演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