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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2019-9-20 09:08:3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邓野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 邓野: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本文系《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邓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一书“导读”,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自德国出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突袭珍珠港(1941年12月),在此两年多的时间,从国际关系的构成与演变来看,肯定是近代最为活跃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里,中、英、美、苏、德、意、日,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伐谋,伐交,伐兵,诱秦诓楚,风云奇诡。其间,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两条国际阵线由混沌走向澄清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际阵线,各自利益的选择与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打成一片,就此摆脱长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 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 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鉴于《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入“政略”一词,本书按现在的习惯,统称战略。

  本书将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

  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 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

  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第三,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

  在这个历史的活跃时期,蒋介石绝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个搅局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私下向英美献策,唆使德日两军进攻苏联。

  战略思想的构成,首先是利益,同时也包括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也是利益。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阶级政治家”,蒋介石相当一部分战略思想,出自其本能的反苏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蒋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苏军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是牵制日军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同时,由于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关系,蒋在下手反共之际,往往又须顾虑苏联的反应,因此苏联对蒋而言,亦友亦敌。一方面,蒋需要利用苏联的力量牵制日军,并获得援华物资;另一方面,又一再策划德日两军进攻苏联,力图借德日之手消耗苏联,削弱苏联,打击第三国际,从而制止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主张由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当然,苏联问题归结在中共,蒋是把削弱苏联视为制裁中共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蒋曾多次向英美献策,奉劝两国不要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牵制德日,以便德日两军放开手脚,倾全力攻击苏联。

  第四,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

  本书的研究与论述将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的线索展开:蒋介石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的观察与判断。当然,所谓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之着眼点并非德日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问题背后的苏联与美国。

  自欧战爆发,德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为中欧、北欧、西欧、南欧、北非;而日本于1937年7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长期以来,日军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中国西南、西北。德军向北、西、南进攻,避免了直接与苏联碰撞;而日军向西,其兵力仍然摆在中国战场,这就避免了直接与英美、苏联交锋;反过来,由于自身未遭侵犯,苏美两国也就能够继续奉行其中立国策。这样,尽管战火早已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美两国并不参战,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

  问题在于:苏美是两大强国,苏美参战与否,将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说,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那么,苏美怎样才能卷入战争?只有在遭到德日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而德日是否攻击苏美,则取决于其战略方向调整与否。具体而论:德军在击败法国之后,是继续向西攻击英国,还是调过头来,向东攻击苏联;日军是继续向西攻击中国西北、西南,还是调整方向,或者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攻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

  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介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长时间、多角度予以观察、分析、研判,这些问题将十分具体地体现蒋的战略视野。

  这是一个颠簸的年代。

  在蒋介石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大国关系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突发事件频频滋生,反过来,对渝府的波及与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利弊复杂,因此,也是蒋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蒋立足于渝府的自身利益,分别做出一系列战略观察与预测,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战略策划与布局,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渝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分辨是非、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乘间抵隙。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位弱国统帅,蒋介石游走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烧身。正是在这样一个险象环生过程中,蒋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最为活跃。

  那么,蒋是怎样观察、联系、提出问题,又是怎样捕捉机遇、分辨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如何策划、游说、实施战略布局,这些就是本书将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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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2019年9月20日 09:08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 邓野: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本文系《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邓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一书“导读”,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自德国出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突袭珍珠港(1941年12月),在此两年多的时间,从国际关系的构成与演变来看,肯定是近代最为活跃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里,中、英、美、苏、德、意、日,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伐谋,伐交,伐兵,诱秦诓楚,风云奇诡。其间,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两条国际阵线由混沌走向澄清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际阵线,各自利益的选择与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打成一片,就此摆脱长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 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 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鉴于《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入“政略”一词,本书按现在的习惯,统称战略。

  本书将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

  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 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

  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第三,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

  在这个历史的活跃时期,蒋介石绝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个搅局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私下向英美献策,唆使德日两军进攻苏联。

  战略思想的构成,首先是利益,同时也包括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也是利益。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阶级政治家”,蒋介石相当一部分战略思想,出自其本能的反苏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蒋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苏军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是牵制日军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同时,由于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关系,蒋在下手反共之际,往往又须顾虑苏联的反应,因此苏联对蒋而言,亦友亦敌。一方面,蒋需要利用苏联的力量牵制日军,并获得援华物资;另一方面,又一再策划德日两军进攻苏联,力图借德日之手消耗苏联,削弱苏联,打击第三国际,从而制止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主张由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当然,苏联问题归结在中共,蒋是把削弱苏联视为制裁中共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蒋曾多次向英美献策,奉劝两国不要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牵制德日,以便德日两军放开手脚,倾全力攻击苏联。

  第四,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

  本书的研究与论述将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的线索展开:蒋介石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的观察与判断。当然,所谓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之着眼点并非德日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问题背后的苏联与美国。

  自欧战爆发,德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为中欧、北欧、西欧、南欧、北非;而日本于1937年7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长期以来,日军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中国西南、西北。德军向北、西、南进攻,避免了直接与苏联碰撞;而日军向西,其兵力仍然摆在中国战场,这就避免了直接与英美、苏联交锋;反过来,由于自身未遭侵犯,苏美两国也就能够继续奉行其中立国策。这样,尽管战火早已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美两国并不参战,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

  问题在于:苏美是两大强国,苏美参战与否,将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说,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那么,苏美怎样才能卷入战争?只有在遭到德日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而德日是否攻击苏美,则取决于其战略方向调整与否。具体而论:德军在击败法国之后,是继续向西攻击英国,还是调过头来,向东攻击苏联;日军是继续向西攻击中国西北、西南,还是调整方向,或者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攻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

  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介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长时间、多角度予以观察、分析、研判,这些问题将十分具体地体现蒋的战略视野。

  这是一个颠簸的年代。

  在蒋介石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大国关系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突发事件频频滋生,反过来,对渝府的波及与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利弊复杂,因此,也是蒋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蒋立足于渝府的自身利益,分别做出一系列战略观察与预测,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战略策划与布局,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渝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分辨是非、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乘间抵隙。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位弱国统帅,蒋介石游走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烧身。正是在这样一个险象环生过程中,蒋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最为活跃。

  那么,蒋是怎样观察、联系、提出问题,又是怎样捕捉机遇、分辨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如何策划、游说、实施战略布局,这些就是本书将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