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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

2019-9-3 09:05:3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杨亿力 整理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会议︱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

  2019年8月17-18日,“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学术工作坊暨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第二十次讨论会于杭州师范大学顺利召开。本次学术工作坊由“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与“武汉宋代文史同人会”共同发起,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集结来自海内外数十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学者,围绕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切磋、讨论。

  工作坊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正平研究员主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兆肆教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沈松勤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先后致辞,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岩教授作了主旨说明。

  工作坊为期一天半,以分组的形式,共举行了十二场讨论会。与会学者以文史融通的视角,从人物、文本、地域等相关议题切入,围绕着十余个专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研讨,力图呈现宋代文史的多重面相。

  一、历史人物的再解读

  武汉大学谭新红教授提交《夏竦综论》一文。此文对夏竦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夏竦有史才,长于诗歌、辞赋、诏诰等诸多体裁且秉持致用的文学观,在地方上的政绩亦颇为可观,在军事思想尤其是对夏战略方面坚持以守为主的战略,在个人品德方面能做到仗义执言、有所操守。而他不能容人之过、报复心重及私生活有亏,则是其被目为“奸邪”的主要原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缙副教授的《试论张商英的佛教形象塑造》一文着重探讨宗教对于历史人物接受的影响。通过与《宋史》本传的比较,发现《五灯会元》等佛教文献在记载张商英时,除了侧重点的不同外,还不乏刻意塑造的成分。这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对于佛教的接纳以及佛教为获得话语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文章还强调,宋代宗教文献对于历史人物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今人在考察人物时须注重不同类型文献的对比、甄别与研究。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胡潮晖《〈两朝国史〉“是丁谓”初探——兼论丁谓形象的演变》一文则重点关注党争对于人物接受的影响。文章首先对读了《宋史·丁谓传》与其所本的《两朝国史·丁谓传》,指出后者代表了变法阵营认可丁谓的观点;前者虽承袭了后者所载之史实,但立足于理学化历史叙述,在史论部分对丁谓予以全盘否定,从而确立了其“奸邪”形象,此种印象在明人的宋史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胡文强调,明确《两朝国史》与《宋史》之间的叙述差别,可为理解真、仁之际政争以及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一新颖视角。

  上海大学张呈忠副教授《北宋后期役法变革中的蔡京》一文则从特定时段的历史事件中考察人物所扮演的角色。邵伯温《闻见录》中的蔡京在役法变革中观望反覆的态度与行为,奠定了后世史书中蔡京“奸臣”论断的基调。然而,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蔡京迎合司马光”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蔡京于绍圣时坚定地主张免役法,非是为迎合章惇;于哲宗亲政时也是坚定地主张免役法,且在《绍圣常平免役敕令》的制定上贡献最大。对于蔡京本人而言,他对免役法等新法的坚持为其在徽宗朝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二、两宋学术的多重面向

  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发表《〈弟子记〉与北宋中期儒学——以刘敞、王安石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四库馆臣“《弟子记》多攻王氏新学”的论断没有考虑到刘敞的卒年而错将仁宗嘉祐朝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冲突,置于新旧党争的语境中,至于经学史上“王安石修经义本于(刘)敞”的说法更不足为据。文章指出,刘敞《弟子记》与王安石学术思想存在的差异,可概括为“教化之儒”与“功利之儒”两种模式的对立,即前者中呈现的强调社会自治、礼乐教化为主的儒学思想与后者积极有为的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此种对立在仁宗时代就已有之。儒学内部的分歧及其所衍化成的政争,是神宗和王安石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山西大学张吉寅副教授《从“应天以文”到“畏天典范”:宋仁宗的灾异观念与后世诠释》一文力图在揭示宋仁宗灾异观念的发展过程、政治表现的基础上,考察时人及后人的评价及立场。在仁宗灾异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除命人编撰文献,还主动自撰著作并咨询大臣。文章以“祈禳”、“改元”为例考察仁宗灾异观的政治实践,并注意到仁宗无论如何行动,都不能满足士大夫群体个性化的期许,反而得到“应天以文不以实”的批评;与此相反,南宋人对于仁宗之所为评价颇高,甚至将其奉为“畏天修德”之典范,则是士大夫在王安石变法后集体记忆与历史经验的一种反映。

  苏州科技大学周扬波教授《宋代小学的构建及其影响》认为,以朱熹为核心的宋代理学家群体,通过发掘“三代”小学先礼后文、有教无类的精神资源,构建成礼规、义理、性理三面向的小学体系,开启了小学教育全面普及的里程。以程端蒙和陈淳为代表的朱门传人继承了朱熹的小学体系,入元后则出现了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并成为元以下儿童学习的指导纲领。尽管程端礼将朱熹礼规、义理、性理三面向的比重排序颠倒,但仍然兼顾了理想与现实。宋以下首重性理、崇尚伦理又兼重践履的童蒙教育特色,也因而成为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底色。理学构建小学的意义与西方新教改革促成小学教育普及类似,但早于后者至少三百年。

  日本学习院大学段宇博士《历史记忆的地域性转变——以宋代金石学为着眼点的研究》一文试图将金石学置于宋代观念史的场域中进行考察。古器物之学多与礼制相关,而礼在古代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撰《集古录》的动机,并非出于礼制研究,也非出于“推尊三代”的政治诉求,而源自一种非功利的、带有自我意识的雅趣。不过,这种雅趣展示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而在南宋特定的背景下,金石学成为重建朝廷礼仪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金石(尤其是石刻)逐渐成为文人吟咏唱和的对象,一方面体现出文化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历史观念的地域性转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瑜副教授《欧阳修的谱录撰述与经史之学》一文则重在观察谱录之学与经史之学之间的关联。文章指出,要认知欧阳修的谱录之学,须将其置于欧阳氏一生的文化事业与学术活动中进行考察。可以说,经史之学是其谱录之学的基础,而谱录之学则是经史之学的延伸:一方面,谱录之学有经学传统之源;另一方面,谱录之学具补益史学之用。

  三、两宋制度的动态演进

  上海师范大学雷家圣副教授《理想兵制的困境——宋神宗时期“保甲法”的再探讨》一文对熙宁变法中的“保甲法”进行了检讨。文章认为,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于训练不专、训练时间短,保丁的实际战斗力有限,故而战争时大多仅能发挥搬运粮草等辅助作用。其次,王安石变法缺少整体的配套规划,且与募役法相冲突——百姓依照“募役法”免服差役而缴纳免役钱,却又须按“保甲法”充保丁,百姓差役未减却多缴了一笔免役钱,负担变相加重,导致民怨沸腾。

  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副教授《北宋文武换官的缘由与途径考述》一文考察了北宋时期的文武换官制度(也称“换秩”或“换职”)。当时,文资转武资的缘由主要有四:一是追求高俸禄,二是规免解官持服,三是文士武举及第或朝廷奖励、提拔文士中有武勇者,四是文官成为外戚或与宗室联姻。而武臣转文臣的情形主要有三:一是因荫封得武资者,在科举上获得成功后可转文资;二是恢复文资;三是武臣习文或通过一定的考试,得到认可,即可改换文资。武臣转文资的考试存在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至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明晰的“武官换官试法”制度,并为南宋所继承。相比之下,武官转换文资相对而言比较严格,存在诸多障碍。

  常州工学院于士倬副教授所宣读的《南宋后期宰属任官考述》一文重在梳理检正、左右司等宰属任官的基本信息。在通过考辨并明确了检正、左右司官制衍变情况之后,文章又以细致的文献检索,对南宋后期检正、左右司的人事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分别整理出检正名单(43人)、左右司名单(87人),从而明晰了上述两职的入官、出官情况,此外,还统计了相关人员的科举出身、籍贯、兼职等信息。据此可知,南宋后期的宰属任用越来越重视任职经历与经验,并逐渐回归其“要而不清”的本质。

  浙江大学束保成博士提交《南宋武臣磨勘叙迁制度探析——以〈吏部条法〉所载制度规范为中心》一文,以《吏部条法》为基本依据,从无品武官、小使臣、大使臣、高级武臣四个角度,对南宋武臣磨勘叙迁制度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南宋武臣的磨勘叙迁制度中,不仅有军功优赏等优待政策,也存在一系列的止法条令,其深意在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并进而可知两宋对武臣一直采取“厚其禄而薄其礼”的基本政策。

  北京科技大学樋口能成老师的《南宋建炎年间の在京榷货务と东京失陥の关系について》一文着重从迁移的角度,考察作为南宋财政基石的榷货务与朝廷政治走向之间的关联。文章描绘了榷货务逐渐由京城迁出的路线,确认其最终并入行在榷货务,并断言此举可视为南宋中央政府在开封府陷落之前即已放弃首都东京的宣言。

  四、多维视角下的地方社会

  河北大学张勇老师《衔接与分隔: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一文指出,南宋时代的物资转输区域形成后,产生了飞地和本体之间的新形态。各大物资转输区域之间形成了衔接和分隔这样两种存在状态:在衔接状态下,有中间区域将两个不同质区域衔接起来,起到了连接两大区域物资转输的作用。中间区域所设的转般仓是维系两大区域的物资转输联系的跳板;在分隔状态下,某一区域可以代发、储存的形式对另一区域产生影响。这两种互动说明:在南宋总领所制度下,物资转输区域更加无序化,且可跨区域和其他总领所辖下的区域发生联系。

  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周运中博士提交的报告主要考察了南方移民中的“南雄珠玑巷”传说。他的《南宋南雄珠玑巷移民珠三角考实》试图在文献记录之外,引入语言学、地名学、人类学等多种视角,明晰珠三角区域社会形成的大致时段。还结合周边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况,考证南宋初年南雄人南迁之史实,进而明确“南雄珠玑巷传说” 在宋末元初就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并非明代的编造。

  成都师范学院董春林教授《依水邻海,或游走混杂——宋代广南西路的生界》一文关注的是西南地区的边疆问题。文章认为,宋代广南西路的生界大致依水为界,集中分布在王江沿岸王口寨至安口寨段,小环江偏西北与荔波峒相接区域,以及右江以南、左江以西区域,以黎母山为中心的海南黎峒地区。生界地区的熟化最初是在宋王朝主观拓边及区域治理视角下完成,此种熟化并不彻底;生蛮往往在内扰失败后得到宋王朝的政治抚慰,生界名义上被王化,但其归化后并不稳定。一方面,生蛮活动区域不断向省地方向扩展,与此同时生界区位得以不断细化和独立化;另一方面,生界面临严重的熟化现象,省地与羁縻州县似难分伯仲。宋代广南西路生界区位的发展尚存不平衡性:对于处于腹地或外患较少的地区,宋王朝采取积极收复政策;对于藩篱重地,则广泛推行羁縻州县制。

  扬州大学王旭副教授《论宋代的镇志》一文认为,宋代的镇志主要有《澉水志》、《乌青记》、《乌青拾遗》和《青龙志》数种。从中可发现宋代镇志编纂过程中所呈现的三个特点:官民合作、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镇志的出现,还与彼时皇权下县、市镇认同的提升以及市镇大姓家族的刻意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

  五、礼仪与空间中的多重内涵

  华中师范大学陈燕妮副教授《融合与超越:北宋相国寺宗教与世俗关系之探究》一文,从政治、商业和艺术三个层面,以文学文本为依据,试图厘清北宋东京相国寺的世俗性和宗教性。在政治层面,作为担负镇护功能的皇家寺院,相国寺较好地融合了世俗性与宗教性。在商业层面,相国寺既是市肆场所,也是信息流通之处。在艺术层面,相国寺中的诸多壁画和雕塑更多地展示了该寺院的宗教属性。可以说,地处都城的相国寺一面与世俗生活最大限度地融合,一面又极力从城市世俗中突围,于商业交易和日常生活中强调宗教教义,令都人在感受繁华的同时,也获得心灵的超越与向宗教趋近皈依之感。

  苏州大学丁义珏副教授《自适·共乐·教化——论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观营建活动》一文重点指出,北宋中期,士大夫知州们曾一度积极在子城郡圃以及邑郊修建供官民观游赏玩的亭台馆榭等公共性的景观建筑。这股营建热潮在仁、英两朝集中出现,并非因朝廷中央的倡导,而是来自士大夫们自发的推动,甚至被当成地方政务的重要一环。神宗即位后,即加强对此的审查与压制,政风一变,热潮中辍。就主观目的而言,北宋士人营建景观虽承唐以来的传统,但景观不再被当作寄托“吏隐”的小天地,而是能让他们修心娱情,以便更好投入地方政务的场所;同时也是引导民众走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最终起到儒家化移风俗效用的场所。

  长江大学孙继老师发表的《宋代鹿鸣宴探微》一文先是对宋代鹿鸣宴的举办情况进行了鸟瞰,继而分析宋代鹿鸣宴与乡饮酒礼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鹿鸣宴的经费来源,并归纳出鹿鸣宴的增强地方社会凝聚力、提升地方文化声望、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等实际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林航教授《辽代公主嫁仪图景——库伦1号辽墓墓道壁画释义新解》结合史料记载和其他图像材料,通过对库伦1号辽墓墓道两壁壁画所绘车辆、旗鼓、人物、方斗等细节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壁画所展现的并非“出行图”和“归来图”,而是辽代公主嫁仪的部分图景;另据该墓所处之地——萧氏后族聚居之地,且为越国公主头下私城懿州所辖——可断定墓葬主人为建立懿州的耶律槊古和萧孝忠。

  六、政治倾向的多元申说

  华中师范大学罗昌繁副教授提交的《北宋中晚期石刻题识的“常”与“变”——以党争为背景的考察》一文,除梳理石刻题识的一般形态外,亦论及党争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北宋中期,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题刻频率呈现相关性,文人型、官僚型士大夫、武将的题刻行为各有面相,大致可分为恣情游玩的常题与公事闲暇的偶题两种风致,其代表了古人石刻题识的常态。但至北宋晚期,党争态势、流贬措施一定程度上既促进又制约了士大夫们的游玩心性与题刻行为。尤其到崇宁党禁时期,被列入党籍的士大夫普遍惧题,造成了此时党人石刻题识大量缺席的情形。此为北宋晚期石刻题识之“变”。

  北京大学王启玮博士《言论?修辞?观念——北宋仁宗朝士大夫党争再探讨》一文,从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庆历士大夫的对立面——以吕夷简为首的吕党入手,全面梳理双方的政论之辞,并从双方的毁誉之辞中寻绎出“言论—观念”的结构性对抗,即吕、范二党分别持有“老成”“英俊”两个完全对立、倒错的话语系统,而由此造成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抗则是党争的起因之一。同时,借助社会学“角色丛”的概念,王文认为,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抗之原因可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之争,进而根据政治理念的差异,又可将庆历年间政治谱系划分为元老旧臣、庆历士大夫、庆历同年党、苏梁党人四个方阵。文章强调,北宋激烈党争的背后,是士大夫之间不断强化的“言论—观念”的结构性对抗。

  杭州师范大学马强才副教授则注意到了“宋人注宋诗”中所隐含的政治信息,其《政治立场与笺训用心:李壁注王安石诗发微》一文认为,没有选择乡先贤三苏的诗文来注释,而着力笺训掀起熙宁变法的王安石诗文,李壁实有自己的“私心”。注释诗作之时,李壁援引大量史料,揭示王氏私德、学问和政见,意欲塑造值得肯定的著者形象,从而为自己曾经动议的北伐之类政治举措张本。

  七、文体与文化的交互

  法国法兰西公学院戎恒颖老师侧重从考场律诗、律赋、策论等原始文献的勾稽与细读出发,考察科场文章的写作范式及话语方式。其论文《北宋科举考试与古文运动再探——以嘉祐二年省试答卷为中心》强调,嘉祐二年的“文风”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风格(style),而是一种表达的模式;而文献中有关苏轼策论“何须出处”的三种不同记载,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试卷中的“用典”并不是为了考察士子所记诵的古典知识,而是评估其讽谏的技能。

  南宋的学派在古文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而隐性的作用。台湾“中央”大学郑芳祥助理教授《薛季宣奏议、书信与〈书古文训〉关系研究》一文试图解答薛季宣学术思想与古文创作之间关系何在的问题。薛氏的古文融入了“以而遗之”“触类而长”的《尚书》学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薛季宣《书古文训》与奏议、书信所论政治思想与时事议题,可析为“知人”“安民”“叙、谋”三方面内容。由此可知,薛氏《书古文训》与奏议、书信的关系密切,是观察南宋国是议题以及学术影响古文创作的良好案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宇晴博士《浅谈宋代“私人”青词》一文立足于“公共”和“私人”两种写作维度,观照十世纪开始出现的青词写作“私人化”倾向。士大夫于个人生活中创作的青词在保持宗教性的同时,发展出了多种新功能。相对而言,“私人”青词程序化较低且语言风格不一。同时,士人私人青词创作的热潮又引起了道团的负面响应,这侧面反映了宗教文本在宋代的“俗化”。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地方精英在创作部分私人青词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缓解民间焦虑的作用。正是上述因素促成了十世纪青词创作私人化、地方化转型。

  八、群体与阶层的立体观照

  杭州师范大学楼培老师《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一文,与人们多关注该集团在诗文革新上的意义不同,讨论其在词体创作上的贡献。文章先归纳了该团体的创作机制,即在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环境中,由幕主钱惟演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应和,配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文章还从欧阳修的词体创作切入,审视该团体的影响:一方面,与诗文相类,欧词中亦有书写其“洛阳情节”;另一方面,与钱惟演等的唱和也促进了欧阳修自觉贯通南唐、吴越的词学传统,创作诸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词,成为“南词北进”的重要一环。

  浙江大学张婧博士所关注的是南宋士人对陷金遗民的真实认知与文学表达之间存在差异。她在所提交的《论南宋陷金遗民的差异化书写》一文中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南宋士人对陷金遗民的衣冠服饰、年龄结构、生存状态以及政治立场的描述均存在一定变形。文本中“追忆”和“纪实”的不同,是差异化书写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这种差异化书写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两端:一是建构了“陷金遗民”这一富有政治意味的新意象,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文体界线,拓展了纪行诗词的文体功能。

  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发表的《宋季诗歌中的“边缘人”:江湖术士、伎艺之徒与市井商人——以科举高第士人的诗文题赠为中心》一文,以科举高第士人的题赠诗文为中心,探究宋季诗歌中的术士、伎艺之徒与商人等“边缘人”;认为宋代科举的激烈竞争,加速了社会流动,促使下行流动的士人不得不在职业选择上趋于多元化,塾师、相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画师、书商等等,都成为士人的择业选项,由此也模糊了士人的身份界线。“边缘人”与状元等科举高第者的诗歌往还,主要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也是江湖诗人的一员,这恰成为宋代文学下移的表征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刘宇副教授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的“有闲阶级”概念,对宋代士人阶层进行了宏观的考察。他所宣读的《宋代的有闲阶级:以笔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宋人的笔记正是“有闲阶级”在“有闲创作”中所取得的成果,而笔记中也记载了“有闲阶级”在物质、知识、德行、信仰等领域的诉求,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他们的尚武精神。

  九、士人社交与文学生态

  “馈赠礼物”是一项常见的社交行为。武汉大学汪超副教授《秀才人情:苏门文人的礼物与诗文》一文,试图从苏门文人“馈赠礼物”切入,考察诗歌在馈赠活动中的意义以及所受到的影响。苏门文人的馈赠形式多样,如济贫救难、日常生活、文房实用、鉴藏雅玩等馈赠。而超越物质之上的诗文,更为礼物的赠受双方提供了沟通、联结的平台,体现了“礼”的内涵。此外,士人馈赠相关的诗作是个人态度的表达,体现着他们在群体中的位置;在巩固彼此情感联系的同时,更是宋代文学日常化书写的体现。

  北京师范大学王欣悦博士试图从唱酬中,寻绎社交活动与杨万里诗歌之间的关联。她所提交的《杨万里交游诗与淳熙后期的临安诗坛——以〈朝天集〉〈朝天续集〉为中心》一文,首先对杨氏在京时期的唱酬对象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再将送别诗置于馆阁制度文化的语境中,探查朝官文人交游群体对杨万里交游生活、诗歌内容的塑造作用,例如在体式上以结构整饬工稳、易于对仗用典的七律为主,在风格上则趋于沉雄、沉郁、壮阔——这些都与诚斋体有较大的差异;继而从二集的序言中可知,临安的文学交游是杨万里以诗坛盟主的身份传播自己的创作成就、获得诗坛声望的重要场域和推动力量。

  福建工程学院杨亿力老师关注的是元人在社交过程中所运用的特殊文卷——“赠行卷”。在《“赠行卷”与元代士人的交际》一文中,他首先对“赠行卷”作了一番定义——“赠行卷”是流行于元代、主要收录友人赠别诗的一种文卷,同时指出这种文献虽没有原本传世,但其中的不少饯别诗、题辞与序跋留存于元人别集之中。文章还对“赠行卷”的汇编方式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地方士人在官员和名士离任或远行之前,常会为其编辑“赠行卷”。有时,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那些声名未显的士子只能奔走于名公之间,甚至以空白的卷轴讨要送序、求取赠别诗,再以之汇编成卷。至于“赠行卷”的功用,文章将其归为两端:一为提升士人的名望,二为友人给予的同情、劝慰和建议。

  十、景观书写中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学界对苏辙的关注逐渐增多。武汉大学程磊老师《论苏辙山水诗》一文就试图揭示苏辙山水诗中的文化意蕴。文章重点考察了苏辙山水诗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宦游山水表现仕途之倦累与无奈,借山水乐赏化解行役烦劳、平衡情理冲突、补偿家园失落;与苏轼的山水唱和成为联结兄弟情谊、表达田园归思、感慨命运浮沉的重要方式,有着契合一致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询;悬拟的山水诗体式则反映出士人借山水解决仕隐矛盾的深沉焦虑感。亭园构成了士人吏隐生活中寄托山水意趣的重要载体,景观营造与交游乐赏使士人宦游中的身心安顿有了现实的依托,并与心性的养炼、人格的挺立沟通起来,开掘了幽深的精神境界。

  西湖在唐宋文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杭州师范大学刘婷婷副教授以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作为研讨对象。她在《隐逸之滨与留寓之居——南宋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与西湖意象的双重建构》一文中写道,杭州西湖以其湖城一体的独特形态迎合和承载了南宋江湖诗人“行藏两无策”的生存状态和“夜夜推敲学苦吟”的文学理想,从而留下了大量西湖诗歌;江湖诗人视西湖为隐逸之滨和流寓之居,构建了一个清苦、孤寒又不乏意趣的平民西湖、贫士西湖。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是其生命体验的投射,是西湖“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的雅俗共赏包容品质的直接体现。文章同时指出,借以对江湖诗人的西湖诗歌的考察,可以透视出自唐宋至元明清“西湖”逐渐演变成文学中一个多维的、具有浓厚地域特征的意象,而南宋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和西湖意象的建构是这一动态过程的重要环节。

  中南民族大学邵大为老师《南宋人文景观画像初探——方法篇》一文侧重于以GIS技术对人文景观展开研讨,努力进行方法上的尝试和方法论上的思考。文章从《方舆胜览》切入,尝试通过数据建库的方式为南宋人文景观画像提供基础,并具体以杭州西湖为例,初步验证借助计算机技术半自动化建立景观知识图谱的方法。文章强调:在充分数据准备的基础上,借助数据建库的方法,既可从广阔的时空角度观照人文景观的整体面貌,也易于从细节局部建立人文景观的各类知识关联,为景观画像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新手段。

  十一、文献的生成与谱系的建构

  上海师范大学赵龙副教授提交《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分类的早期认知——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谈起》一文,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中所录笔记进行对比,试图研讨“四库馆臣”对于宋人笔记认知的变化。从文中可知,《存目》与《总目》所收录的笔记总数不同,二者均有著录的笔记为90种,而其中仅有27种在类别归属上完全一致;余下63种不仅存在小类上的变动,如从史部别史类改入载记类、史部杂史类改入地理类等,也出现大类上的调整,如从子部改入史部,或由集部改入子部等。此外,“四库馆臣”还在《存目》中对笔记的真伪、书名、著者、版本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辨,为《总目》的顺利编撰奠定了积极有利的基础。

  江汉大学盛莉副教授所留意的是《太平广记》中所体现出的宋初士人对于佛教知识的接纳。她的论文《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史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指出,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中新设的“异僧”类反映了宋初官方文人对佛教人物的选择喜好以及知识倾向;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为对佛教僧史经典《高僧传》的重新解读,同时在尊奉《高僧传》为僧史经典的前提下,强化了僧人的神异事迹——“异僧”类所录人物均是具有神迹的僧人,构建了一部小说视域下的佛教神通僧史。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佛教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华中师范大学苏小露博士立足于东亚文化圈的视野,考察朱熹《家礼》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情况。其宣读的《古朝鲜学者对朱熹〈家礼〉版本的不解与误解——兼谈〈家礼〉的版本系统》一文认为,为《家礼》作注释的中国学者代不乏人,由宋迄明,注释被不断叠加和整改,以至《家礼》的版本系统异常复杂多样;但在研究和遵行《家礼》的朝鲜李氏王朝,流行和使用的版本多是单一且时代较晚的明朝《性理大全》本。因地域所限,在朝鲜朝的学者无法见到更多、更早的《家礼》版本的情况下,把宋刊本和《性理大全》本中的注文混为一淡,并对注文的作者有诸多争论、疑惑和误解。

  《文公家礼仪节》是明代著名学者丘濬在朱熹《家礼》的基础上改编的一部实用性礼仪书籍。杭州师范大学姚永辉副教授着眼于这部书籍的编撰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编者的观点与立场。她的《重寻“吾礼之柄”: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文本生成理路》一文认为,为了使礼仪之文通俗易懂且切实有用,丘濬在体例和结构上作了较多改动:将通礼、冠、昏、丧、祭主体内容分为七卷,每卷又包含仪节、余注、考证、图式四大版块,最后附以图式说明。在内容方面,丘氏采用了改写、补充、移动和增详四种改造策略。“考于文势”是他进行补充与考证的主要依据。而这一切改造都是在“礼俗相得”的总体目标下完成的。

  作为现存目录学著作中所记载的最早族谱类文献以及流传至今最早的皇族谱牒,《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教授《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再发现》一文立足于新近发现的几种残本、抄本,尽可能厘清宋写本的存世基本面貌。文章指出,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主要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宋残叶及清抄本见藏上海图书馆。宋写本历南宋、元、明、清七百年深藏无闻,其意外发现与近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整理直接相关。结合钤印及夹签可考见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源出江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受张之洞委派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刘启瑞是隐藏在写本背后的关键人物。上海图书馆藏宋残叶系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散出佚文,南北残帙能够衔接“合璧”。此外,罗振玉私藏“宋玉牒写本残叶”其实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并非罗氏所猜测的属别种体例的谱牒文本。

  在闭幕式上,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罗昌繁博士、苏州大学丁义珏博士先后发言。最后,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史融通已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宋代文学研究者注意吸收宋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宋史学者开始留意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动向,并逐渐常态化,文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之间展开对话与切磋十分必要。然而,要真正做到文史交汇并非易事,诸如视野、方法、机制等学理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讨和解决,“汇通文史”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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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

2019年9月3日 09:05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会议︱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

  2019年8月17-18日,“人物·文本·地域:宋代文史的沟通与对话”学术工作坊暨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第二十次讨论会于杭州师范大学顺利召开。本次学术工作坊由“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与“武汉宋代文史同人会”共同发起,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集结来自海内外数十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学者,围绕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切磋、讨论。

  工作坊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正平研究员主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兆肆教授,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沈松勤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先后致辞,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岩教授作了主旨说明。

  工作坊为期一天半,以分组的形式,共举行了十二场讨论会。与会学者以文史融通的视角,从人物、文本、地域等相关议题切入,围绕着十余个专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研讨,力图呈现宋代文史的多重面相。

  一、历史人物的再解读

  武汉大学谭新红教授提交《夏竦综论》一文。此文对夏竦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夏竦有史才,长于诗歌、辞赋、诏诰等诸多体裁且秉持致用的文学观,在地方上的政绩亦颇为可观,在军事思想尤其是对夏战略方面坚持以守为主的战略,在个人品德方面能做到仗义执言、有所操守。而他不能容人之过、报复心重及私生活有亏,则是其被目为“奸邪”的主要原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缙副教授的《试论张商英的佛教形象塑造》一文着重探讨宗教对于历史人物接受的影响。通过与《宋史》本传的比较,发现《五灯会元》等佛教文献在记载张商英时,除了侧重点的不同外,还不乏刻意塑造的成分。这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对于佛教的接纳以及佛教为获得话语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文章还强调,宋代宗教文献对于历史人物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今人在考察人物时须注重不同类型文献的对比、甄别与研究。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胡潮晖《〈两朝国史〉“是丁谓”初探——兼论丁谓形象的演变》一文则重点关注党争对于人物接受的影响。文章首先对读了《宋史·丁谓传》与其所本的《两朝国史·丁谓传》,指出后者代表了变法阵营认可丁谓的观点;前者虽承袭了后者所载之史实,但立足于理学化历史叙述,在史论部分对丁谓予以全盘否定,从而确立了其“奸邪”形象,此种印象在明人的宋史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胡文强调,明确《两朝国史》与《宋史》之间的叙述差别,可为理解真、仁之际政争以及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一新颖视角。

  上海大学张呈忠副教授《北宋后期役法变革中的蔡京》一文则从特定时段的历史事件中考察人物所扮演的角色。邵伯温《闻见录》中的蔡京在役法变革中观望反覆的态度与行为,奠定了后世史书中蔡京“奸臣”论断的基调。然而,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蔡京迎合司马光”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蔡京于绍圣时坚定地主张免役法,非是为迎合章惇;于哲宗亲政时也是坚定地主张免役法,且在《绍圣常平免役敕令》的制定上贡献最大。对于蔡京本人而言,他对免役法等新法的坚持为其在徽宗朝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二、两宋学术的多重面向

  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发表《〈弟子记〉与北宋中期儒学——以刘敞、王安石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四库馆臣“《弟子记》多攻王氏新学”的论断没有考虑到刘敞的卒年而错将仁宗嘉祐朝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冲突,置于新旧党争的语境中,至于经学史上“王安石修经义本于(刘)敞”的说法更不足为据。文章指出,刘敞《弟子记》与王安石学术思想存在的差异,可概括为“教化之儒”与“功利之儒”两种模式的对立,即前者中呈现的强调社会自治、礼乐教化为主的儒学思想与后者积极有为的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此种对立在仁宗时代就已有之。儒学内部的分歧及其所衍化成的政争,是神宗和王安石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山西大学张吉寅副教授《从“应天以文”到“畏天典范”:宋仁宗的灾异观念与后世诠释》一文力图在揭示宋仁宗灾异观念的发展过程、政治表现的基础上,考察时人及后人的评价及立场。在仁宗灾异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除命人编撰文献,还主动自撰著作并咨询大臣。文章以“祈禳”、“改元”为例考察仁宗灾异观的政治实践,并注意到仁宗无论如何行动,都不能满足士大夫群体个性化的期许,反而得到“应天以文不以实”的批评;与此相反,南宋人对于仁宗之所为评价颇高,甚至将其奉为“畏天修德”之典范,则是士大夫在王安石变法后集体记忆与历史经验的一种反映。

  苏州科技大学周扬波教授《宋代小学的构建及其影响》认为,以朱熹为核心的宋代理学家群体,通过发掘“三代”小学先礼后文、有教无类的精神资源,构建成礼规、义理、性理三面向的小学体系,开启了小学教育全面普及的里程。以程端蒙和陈淳为代表的朱门传人继承了朱熹的小学体系,入元后则出现了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并成为元以下儿童学习的指导纲领。尽管程端礼将朱熹礼规、义理、性理三面向的比重排序颠倒,但仍然兼顾了理想与现实。宋以下首重性理、崇尚伦理又兼重践履的童蒙教育特色,也因而成为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底色。理学构建小学的意义与西方新教改革促成小学教育普及类似,但早于后者至少三百年。

  日本学习院大学段宇博士《历史记忆的地域性转变——以宋代金石学为着眼点的研究》一文试图将金石学置于宋代观念史的场域中进行考察。古器物之学多与礼制相关,而礼在古代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撰《集古录》的动机,并非出于礼制研究,也非出于“推尊三代”的政治诉求,而源自一种非功利的、带有自我意识的雅趣。不过,这种雅趣展示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强烈意识。而在南宋特定的背景下,金石学成为重建朝廷礼仪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金石(尤其是石刻)逐渐成为文人吟咏唱和的对象,一方面体现出文化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历史观念的地域性转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瑜副教授《欧阳修的谱录撰述与经史之学》一文则重在观察谱录之学与经史之学之间的关联。文章指出,要认知欧阳修的谱录之学,须将其置于欧阳氏一生的文化事业与学术活动中进行考察。可以说,经史之学是其谱录之学的基础,而谱录之学则是经史之学的延伸:一方面,谱录之学有经学传统之源;另一方面,谱录之学具补益史学之用。

  三、两宋制度的动态演进

  上海师范大学雷家圣副教授《理想兵制的困境——宋神宗时期“保甲法”的再探讨》一文对熙宁变法中的“保甲法”进行了检讨。文章认为,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于训练不专、训练时间短,保丁的实际战斗力有限,故而战争时大多仅能发挥搬运粮草等辅助作用。其次,王安石变法缺少整体的配套规划,且与募役法相冲突——百姓依照“募役法”免服差役而缴纳免役钱,却又须按“保甲法”充保丁,百姓差役未减却多缴了一笔免役钱,负担变相加重,导致民怨沸腾。

  杭州师范大学尤东进副教授《北宋文武换官的缘由与途径考述》一文考察了北宋时期的文武换官制度(也称“换秩”或“换职”)。当时,文资转武资的缘由主要有四:一是追求高俸禄,二是规免解官持服,三是文士武举及第或朝廷奖励、提拔文士中有武勇者,四是文官成为外戚或与宗室联姻。而武臣转文臣的情形主要有三:一是因荫封得武资者,在科举上获得成功后可转文资;二是恢复文资;三是武臣习文或通过一定的考试,得到认可,即可改换文资。武臣转文资的考试存在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至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明晰的“武官换官试法”制度,并为南宋所继承。相比之下,武官转换文资相对而言比较严格,存在诸多障碍。

  常州工学院于士倬副教授所宣读的《南宋后期宰属任官考述》一文重在梳理检正、左右司等宰属任官的基本信息。在通过考辨并明确了检正、左右司官制衍变情况之后,文章又以细致的文献检索,对南宋后期检正、左右司的人事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分别整理出检正名单(43人)、左右司名单(87人),从而明晰了上述两职的入官、出官情况,此外,还统计了相关人员的科举出身、籍贯、兼职等信息。据此可知,南宋后期的宰属任用越来越重视任职经历与经验,并逐渐回归其“要而不清”的本质。

  浙江大学束保成博士提交《南宋武臣磨勘叙迁制度探析——以〈吏部条法〉所载制度规范为中心》一文,以《吏部条法》为基本依据,从无品武官、小使臣、大使臣、高级武臣四个角度,对南宋武臣磨勘叙迁制度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南宋武臣的磨勘叙迁制度中,不仅有军功优赏等优待政策,也存在一系列的止法条令,其深意在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并进而可知两宋对武臣一直采取“厚其禄而薄其礼”的基本政策。

  北京科技大学樋口能成老师的《南宋建炎年间の在京榷货务と东京失陥の关系について》一文着重从迁移的角度,考察作为南宋财政基石的榷货务与朝廷政治走向之间的关联。文章描绘了榷货务逐渐由京城迁出的路线,确认其最终并入行在榷货务,并断言此举可视为南宋中央政府在开封府陷落之前即已放弃首都东京的宣言。

  四、多维视角下的地方社会

  河北大学张勇老师《衔接与分隔: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一文指出,南宋时代的物资转输区域形成后,产生了飞地和本体之间的新形态。各大物资转输区域之间形成了衔接和分隔这样两种存在状态:在衔接状态下,有中间区域将两个不同质区域衔接起来,起到了连接两大区域物资转输的作用。中间区域所设的转般仓是维系两大区域的物资转输联系的跳板;在分隔状态下,某一区域可以代发、储存的形式对另一区域产生影响。这两种互动说明:在南宋总领所制度下,物资转输区域更加无序化,且可跨区域和其他总领所辖下的区域发生联系。

  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周运中博士提交的报告主要考察了南方移民中的“南雄珠玑巷”传说。他的《南宋南雄珠玑巷移民珠三角考实》试图在文献记录之外,引入语言学、地名学、人类学等多种视角,明晰珠三角区域社会形成的大致时段。还结合周边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况,考证南宋初年南雄人南迁之史实,进而明确“南雄珠玑巷传说” 在宋末元初就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并非明代的编造。

  成都师范学院董春林教授《依水邻海,或游走混杂——宋代广南西路的生界》一文关注的是西南地区的边疆问题。文章认为,宋代广南西路的生界大致依水为界,集中分布在王江沿岸王口寨至安口寨段,小环江偏西北与荔波峒相接区域,以及右江以南、左江以西区域,以黎母山为中心的海南黎峒地区。生界地区的熟化最初是在宋王朝主观拓边及区域治理视角下完成,此种熟化并不彻底;生蛮往往在内扰失败后得到宋王朝的政治抚慰,生界名义上被王化,但其归化后并不稳定。一方面,生蛮活动区域不断向省地方向扩展,与此同时生界区位得以不断细化和独立化;另一方面,生界面临严重的熟化现象,省地与羁縻州县似难分伯仲。宋代广南西路生界区位的发展尚存不平衡性:对于处于腹地或外患较少的地区,宋王朝采取积极收复政策;对于藩篱重地,则广泛推行羁縻州县制。

  扬州大学王旭副教授《论宋代的镇志》一文认为,宋代的镇志主要有《澉水志》、《乌青记》、《乌青拾遗》和《青龙志》数种。从中可发现宋代镇志编纂过程中所呈现的三个特点:官民合作、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镇志的出现,还与彼时皇权下县、市镇认同的提升以及市镇大姓家族的刻意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

  五、礼仪与空间中的多重内涵

  华中师范大学陈燕妮副教授《融合与超越:北宋相国寺宗教与世俗关系之探究》一文,从政治、商业和艺术三个层面,以文学文本为依据,试图厘清北宋东京相国寺的世俗性和宗教性。在政治层面,作为担负镇护功能的皇家寺院,相国寺较好地融合了世俗性与宗教性。在商业层面,相国寺既是市肆场所,也是信息流通之处。在艺术层面,相国寺中的诸多壁画和雕塑更多地展示了该寺院的宗教属性。可以说,地处都城的相国寺一面与世俗生活最大限度地融合,一面又极力从城市世俗中突围,于商业交易和日常生活中强调宗教教义,令都人在感受繁华的同时,也获得心灵的超越与向宗教趋近皈依之感。

  苏州大学丁义珏副教授《自适·共乐·教化——论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观营建活动》一文重点指出,北宋中期,士大夫知州们曾一度积极在子城郡圃以及邑郊修建供官民观游赏玩的亭台馆榭等公共性的景观建筑。这股营建热潮在仁、英两朝集中出现,并非因朝廷中央的倡导,而是来自士大夫们自发的推动,甚至被当成地方政务的重要一环。神宗即位后,即加强对此的审查与压制,政风一变,热潮中辍。就主观目的而言,北宋士人营建景观虽承唐以来的传统,但景观不再被当作寄托“吏隐”的小天地,而是能让他们修心娱情,以便更好投入地方政务的场所;同时也是引导民众走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最终起到儒家化移风俗效用的场所。

  长江大学孙继老师发表的《宋代鹿鸣宴探微》一文先是对宋代鹿鸣宴的举办情况进行了鸟瞰,继而分析宋代鹿鸣宴与乡饮酒礼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鹿鸣宴的经费来源,并归纳出鹿鸣宴的增强地方社会凝聚力、提升地方文化声望、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等实际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林航教授《辽代公主嫁仪图景——库伦1号辽墓墓道壁画释义新解》结合史料记载和其他图像材料,通过对库伦1号辽墓墓道两壁壁画所绘车辆、旗鼓、人物、方斗等细节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壁画所展现的并非“出行图”和“归来图”,而是辽代公主嫁仪的部分图景;另据该墓所处之地——萧氏后族聚居之地,且为越国公主头下私城懿州所辖——可断定墓葬主人为建立懿州的耶律槊古和萧孝忠。

  六、政治倾向的多元申说

  华中师范大学罗昌繁副教授提交的《北宋中晚期石刻题识的“常”与“变”——以党争为背景的考察》一文,除梳理石刻题识的一般形态外,亦论及党争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北宋中期,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题刻频率呈现相关性,文人型、官僚型士大夫、武将的题刻行为各有面相,大致可分为恣情游玩的常题与公事闲暇的偶题两种风致,其代表了古人石刻题识的常态。但至北宋晚期,党争态势、流贬措施一定程度上既促进又制约了士大夫们的游玩心性与题刻行为。尤其到崇宁党禁时期,被列入党籍的士大夫普遍惧题,造成了此时党人石刻题识大量缺席的情形。此为北宋晚期石刻题识之“变”。

  北京大学王启玮博士《言论?修辞?观念——北宋仁宗朝士大夫党争再探讨》一文,从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庆历士大夫的对立面——以吕夷简为首的吕党入手,全面梳理双方的政论之辞,并从双方的毁誉之辞中寻绎出“言论—观念”的结构性对抗,即吕、范二党分别持有“老成”“英俊”两个完全对立、倒错的话语系统,而由此造成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抗则是党争的起因之一。同时,借助社会学“角色丛”的概念,王文认为,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抗之原因可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之争,进而根据政治理念的差异,又可将庆历年间政治谱系划分为元老旧臣、庆历士大夫、庆历同年党、苏梁党人四个方阵。文章强调,北宋激烈党争的背后,是士大夫之间不断强化的“言论—观念”的结构性对抗。

  杭州师范大学马强才副教授则注意到了“宋人注宋诗”中所隐含的政治信息,其《政治立场与笺训用心:李壁注王安石诗发微》一文认为,没有选择乡先贤三苏的诗文来注释,而着力笺训掀起熙宁变法的王安石诗文,李壁实有自己的“私心”。注释诗作之时,李壁援引大量史料,揭示王氏私德、学问和政见,意欲塑造值得肯定的著者形象,从而为自己曾经动议的北伐之类政治举措张本。

  七、文体与文化的交互

  法国法兰西公学院戎恒颖老师侧重从考场律诗、律赋、策论等原始文献的勾稽与细读出发,考察科场文章的写作范式及话语方式。其论文《北宋科举考试与古文运动再探——以嘉祐二年省试答卷为中心》强调,嘉祐二年的“文风”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风格(style),而是一种表达的模式;而文献中有关苏轼策论“何须出处”的三种不同记载,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试卷中的“用典”并不是为了考察士子所记诵的古典知识,而是评估其讽谏的技能。

  南宋的学派在古文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而隐性的作用。台湾“中央”大学郑芳祥助理教授《薛季宣奏议、书信与〈书古文训〉关系研究》一文试图解答薛季宣学术思想与古文创作之间关系何在的问题。薛氏的古文融入了“以而遗之”“触类而长”的《尚书》学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薛季宣《书古文训》与奏议、书信所论政治思想与时事议题,可析为“知人”“安民”“叙、谋”三方面内容。由此可知,薛氏《书古文训》与奏议、书信的关系密切,是观察南宋国是议题以及学术影响古文创作的良好案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宇晴博士《浅谈宋代“私人”青词》一文立足于“公共”和“私人”两种写作维度,观照十世纪开始出现的青词写作“私人化”倾向。士大夫于个人生活中创作的青词在保持宗教性的同时,发展出了多种新功能。相对而言,“私人”青词程序化较低且语言风格不一。同时,士人私人青词创作的热潮又引起了道团的负面响应,这侧面反映了宗教文本在宋代的“俗化”。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地方精英在创作部分私人青词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缓解民间焦虑的作用。正是上述因素促成了十世纪青词创作私人化、地方化转型。

  八、群体与阶层的立体观照

  杭州师范大学楼培老师《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一文,与人们多关注该集团在诗文革新上的意义不同,讨论其在词体创作上的贡献。文章先归纳了该团体的创作机制,即在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环境中,由幕主钱惟演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应和,配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文章还从欧阳修的词体创作切入,审视该团体的影响:一方面,与诗文相类,欧词中亦有书写其“洛阳情节”;另一方面,与钱惟演等的唱和也促进了欧阳修自觉贯通南唐、吴越的词学传统,创作诸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词,成为“南词北进”的重要一环。

  浙江大学张婧博士所关注的是南宋士人对陷金遗民的真实认知与文学表达之间存在差异。她在所提交的《论南宋陷金遗民的差异化书写》一文中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南宋士人对陷金遗民的衣冠服饰、年龄结构、生存状态以及政治立场的描述均存在一定变形。文本中“追忆”和“纪实”的不同,是差异化书写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这种差异化书写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两端:一是建构了“陷金遗民”这一富有政治意味的新意象,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文体界线,拓展了纪行诗词的文体功能。

  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发表的《宋季诗歌中的“边缘人”:江湖术士、伎艺之徒与市井商人——以科举高第士人的诗文题赠为中心》一文,以科举高第士人的题赠诗文为中心,探究宋季诗歌中的术士、伎艺之徒与商人等“边缘人”;认为宋代科举的激烈竞争,加速了社会流动,促使下行流动的士人不得不在职业选择上趋于多元化,塾师、相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画师、书商等等,都成为士人的择业选项,由此也模糊了士人的身份界线。“边缘人”与状元等科举高第者的诗歌往还,主要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也是江湖诗人的一员,这恰成为宋代文学下移的表征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刘宇副教授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的“有闲阶级”概念,对宋代士人阶层进行了宏观的考察。他所宣读的《宋代的有闲阶级:以笔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宋人的笔记正是“有闲阶级”在“有闲创作”中所取得的成果,而笔记中也记载了“有闲阶级”在物质、知识、德行、信仰等领域的诉求,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他们的尚武精神。

  九、士人社交与文学生态

  “馈赠礼物”是一项常见的社交行为。武汉大学汪超副教授《秀才人情:苏门文人的礼物与诗文》一文,试图从苏门文人“馈赠礼物”切入,考察诗歌在馈赠活动中的意义以及所受到的影响。苏门文人的馈赠形式多样,如济贫救难、日常生活、文房实用、鉴藏雅玩等馈赠。而超越物质之上的诗文,更为礼物的赠受双方提供了沟通、联结的平台,体现了“礼”的内涵。此外,士人馈赠相关的诗作是个人态度的表达,体现着他们在群体中的位置;在巩固彼此情感联系的同时,更是宋代文学日常化书写的体现。

  北京师范大学王欣悦博士试图从唱酬中,寻绎社交活动与杨万里诗歌之间的关联。她所提交的《杨万里交游诗与淳熙后期的临安诗坛——以〈朝天集〉〈朝天续集〉为中心》一文,首先对杨氏在京时期的唱酬对象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再将送别诗置于馆阁制度文化的语境中,探查朝官文人交游群体对杨万里交游生活、诗歌内容的塑造作用,例如在体式上以结构整饬工稳、易于对仗用典的七律为主,在风格上则趋于沉雄、沉郁、壮阔——这些都与诚斋体有较大的差异;继而从二集的序言中可知,临安的文学交游是杨万里以诗坛盟主的身份传播自己的创作成就、获得诗坛声望的重要场域和推动力量。

  福建工程学院杨亿力老师关注的是元人在社交过程中所运用的特殊文卷——“赠行卷”。在《“赠行卷”与元代士人的交际》一文中,他首先对“赠行卷”作了一番定义——“赠行卷”是流行于元代、主要收录友人赠别诗的一种文卷,同时指出这种文献虽没有原本传世,但其中的不少饯别诗、题辞与序跋留存于元人别集之中。文章还对“赠行卷”的汇编方式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地方士人在官员和名士离任或远行之前,常会为其编辑“赠行卷”。有时,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那些声名未显的士子只能奔走于名公之间,甚至以空白的卷轴讨要送序、求取赠别诗,再以之汇编成卷。至于“赠行卷”的功用,文章将其归为两端:一为提升士人的名望,二为友人给予的同情、劝慰和建议。

  十、景观书写中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学界对苏辙的关注逐渐增多。武汉大学程磊老师《论苏辙山水诗》一文就试图揭示苏辙山水诗中的文化意蕴。文章重点考察了苏辙山水诗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宦游山水表现仕途之倦累与无奈,借山水乐赏化解行役烦劳、平衡情理冲突、补偿家园失落;与苏轼的山水唱和成为联结兄弟情谊、表达田园归思、感慨命运浮沉的重要方式,有着契合一致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询;悬拟的山水诗体式则反映出士人借山水解决仕隐矛盾的深沉焦虑感。亭园构成了士人吏隐生活中寄托山水意趣的重要载体,景观营造与交游乐赏使士人宦游中的身心安顿有了现实的依托,并与心性的养炼、人格的挺立沟通起来,开掘了幽深的精神境界。

  西湖在唐宋文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杭州师范大学刘婷婷副教授以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作为研讨对象。她在《隐逸之滨与留寓之居——南宋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与西湖意象的双重建构》一文中写道,杭州西湖以其湖城一体的独特形态迎合和承载了南宋江湖诗人“行藏两无策”的生存状态和“夜夜推敲学苦吟”的文学理想,从而留下了大量西湖诗歌;江湖诗人视西湖为隐逸之滨和流寓之居,构建了一个清苦、孤寒又不乏意趣的平民西湖、贫士西湖。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是其生命体验的投射,是西湖“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的雅俗共赏包容品质的直接体现。文章同时指出,借以对江湖诗人的西湖诗歌的考察,可以透视出自唐宋至元明清“西湖”逐渐演变成文学中一个多维的、具有浓厚地域特征的意象,而南宋江湖诗人的西湖书写和西湖意象的建构是这一动态过程的重要环节。

  中南民族大学邵大为老师《南宋人文景观画像初探——方法篇》一文侧重于以GIS技术对人文景观展开研讨,努力进行方法上的尝试和方法论上的思考。文章从《方舆胜览》切入,尝试通过数据建库的方式为南宋人文景观画像提供基础,并具体以杭州西湖为例,初步验证借助计算机技术半自动化建立景观知识图谱的方法。文章强调:在充分数据准备的基础上,借助数据建库的方法,既可从广阔的时空角度观照人文景观的整体面貌,也易于从细节局部建立人文景观的各类知识关联,为景观画像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新手段。

  十一、文献的生成与谱系的建构

  上海师范大学赵龙副教授提交《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分类的早期认知——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谈起》一文,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中所录笔记进行对比,试图研讨“四库馆臣”对于宋人笔记认知的变化。从文中可知,《存目》与《总目》所收录的笔记总数不同,二者均有著录的笔记为90种,而其中仅有27种在类别归属上完全一致;余下63种不仅存在小类上的变动,如从史部别史类改入载记类、史部杂史类改入地理类等,也出现大类上的调整,如从子部改入史部,或由集部改入子部等。此外,“四库馆臣”还在《存目》中对笔记的真伪、书名、著者、版本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辨,为《总目》的顺利编撰奠定了积极有利的基础。

  江汉大学盛莉副教授所留意的是《太平广记》中所体现出的宋初士人对于佛教知识的接纳。她的论文《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史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指出,小说是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太平广记》中新设的“异僧”类反映了宋初官方文人对佛教人物的选择喜好以及知识倾向;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为对佛教僧史经典《高僧传》的重新解读,同时在尊奉《高僧传》为僧史经典的前提下,强化了僧人的神异事迹——“异僧”类所录人物均是具有神迹的僧人,构建了一部小说视域下的佛教神通僧史。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佛教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华中师范大学苏小露博士立足于东亚文化圈的视野,考察朱熹《家礼》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情况。其宣读的《古朝鲜学者对朱熹〈家礼〉版本的不解与误解——兼谈〈家礼〉的版本系统》一文认为,为《家礼》作注释的中国学者代不乏人,由宋迄明,注释被不断叠加和整改,以至《家礼》的版本系统异常复杂多样;但在研究和遵行《家礼》的朝鲜李氏王朝,流行和使用的版本多是单一且时代较晚的明朝《性理大全》本。因地域所限,在朝鲜朝的学者无法见到更多、更早的《家礼》版本的情况下,把宋刊本和《性理大全》本中的注文混为一淡,并对注文的作者有诸多争论、疑惑和误解。

  《文公家礼仪节》是明代著名学者丘濬在朱熹《家礼》的基础上改编的一部实用性礼仪书籍。杭州师范大学姚永辉副教授着眼于这部书籍的编撰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编者的观点与立场。她的《重寻“吾礼之柄”:丘濬〈文公家礼仪节〉的文本生成理路》一文认为,为了使礼仪之文通俗易懂且切实有用,丘濬在体例和结构上作了较多改动:将通礼、冠、昏、丧、祭主体内容分为七卷,每卷又包含仪节、余注、考证、图式四大版块,最后附以图式说明。在内容方面,丘氏采用了改写、补充、移动和增详四种改造策略。“考于文势”是他进行补充与考证的主要依据。而这一切改造都是在“礼俗相得”的总体目标下完成的。

  作为现存目录学著作中所记载的最早族谱类文献以及流传至今最早的皇族谱牒,《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教授《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再发现》一文立足于新近发现的几种残本、抄本,尽可能厘清宋写本的存世基本面貌。文章指出,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主要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宋残叶及清抄本见藏上海图书馆。宋写本历南宋、元、明、清七百年深藏无闻,其意外发现与近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整理直接相关。结合钤印及夹签可考见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源出江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受张之洞委派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刘启瑞是隐藏在写本背后的关键人物。上海图书馆藏宋残叶系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散出佚文,南北残帙能够衔接“合璧”。此外,罗振玉私藏“宋玉牒写本残叶”其实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并非罗氏所猜测的属别种体例的谱牒文本。

  在闭幕式上,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罗昌繁博士、苏州大学丁义珏博士先后发言。最后,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史融通已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宋代文学研究者注意吸收宋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宋史学者开始留意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动向,并逐渐常态化,文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之间展开对话与切磋十分必要。然而,要真正做到文史交汇并非易事,诸如视野、方法、机制等学理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讨和解决,“汇通文史”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