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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2019-8-26 08:57:5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美]菲利普·韦斯特 著 程龙 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本文录自《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哈佛燕京学社”一节。该书作者是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197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由程龙译成中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燕大校园生活中倒是有一个机构不受动荡的国民党统治的影响,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通过该学社与哈佛大学的联系,有利于提高燕大在中国的声誉。而学社的名字本身也能帮助西方学生了解燕大。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成立,并存续了50多年。学社的目的与“生命社”的宗旨几乎完全一样。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哈佛燕京学社的3位总干事(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刘廷芳、博晨光和洪业都是“生命社”的早期成员,这也并非巧合。诺思(Eric M. North)是学社的董事,1928—1966年他在董事会工作了近40年(1954—1966年还担任董事会的副主席),他还长期担任美国圣经协会的会长。对上述人员来说,宗教与学术总是结合在一起。

  燕大对学社的支持有多种原因。一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这是中国从近代以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二是相信教育以及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可以救国。支持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原因,是燕大相信学术可以帮助师生们跨越民族主义的障碍,这在中西文化之间不算难事,毕竟燕大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着联系,但中日之间的障碍就更加难以逾越。社会主义革命后,哈佛燕京学社也未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一些学者和学社紧密合作,如陆志韦、聂崇岐、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等人,但20世纪50年代初,当学校面临革命思想的严峻挑战,行政管理陷入混乱时,他们却都变成了学校里的积极反对者。

  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所写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名学者。但在燕大,他却把自己当作其他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手。包贵思女士曾依据她在燕大的经历,撰写了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泉水之源》,她在文中描述,司徒雷登的工作并不是建立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研究机构,即哈佛燕京学社。在小说当中,司徒雷登因此得到的荣誉,比他创建世界著名大学和不带任何偏见地探索知识都要高得多。当革命迫使学社中断与美国的联系时,包贵思不免对逝去的过往感到惋惜,“那时候,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双向思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尚有交流,但这样的局面很快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重现。随之而去的,还有斯顿(司徒雷登在小说中的化名)的研究机构,其原本的梦想是推动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当然,燕大其他教员并不赞同包贵思对学术研究的推崇,他们甚至质疑学术的终极价值。然而,哈佛燕京学社却成了模范,建立了一套现仍在使用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最终影响了西方人对东亚的认识和了解。它也代表了一种专业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精神仍在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蓬勃兴盛。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司徒雷登就开始和霍尔资产公司的董事们接触,但并未马上获得实质的经济资助。1925年,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大学资金募集委员会主席顿汉(Wallace B. Donham)也非常积极地想从霍尔公司得到这笔资金(顿汉在后来的1928—1954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董事,1934—1954年担任董事会主席)。霍尔公司的董事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告诉顿汉霍尔地产公司在资金使用上的规定,并敦促他和当时尚在纽约的司徒雷登联系。1926年,顿汉带着戴维斯的建议,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并提议出资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同时在燕大和哈佛设立中心,其目的是“推进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其任务是“以美国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批判方法来鼓励中国的东方研究”。这项任务的完成将依靠“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相关教育资源的帮助”,该机构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传播和继承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学者和学生”。

  霍尔董事会被这项提议深深打动,同意资助其要求的6万美元,学社也得以成立(在成立最初的数年间,其名称为“哈佛北京学社”)。司徒雷登受到这一良好开局的鼓舞,继续敦促霍尔公司增加资助,1928年,燕大得到了15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100万美元直接用于燕大的各项开销,另外50万美元则由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掌握,用来推动燕大的中国研究。1928年的提议和谈判也让中国其他基督教大学以类似的方式获得了少量资助:岭南大学,70万美元;金陵大学,30万美元;华西协和大学,20万美元;齐鲁大学,15万美元;福建协和大学,5万美元。

  哈佛燕京学社通过两种途径向燕大提供资金,一是资助燕大国学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一是资助本科课程。1927—1951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出版半年刊《燕京学报》,仅在抗日战争期间短暂中断过。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这些系列专著的出版形式五花八门,学社内外的学者都可以读到。在中文系容庚和历史系顾颉刚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学社在考古调查方面也发挥了先驱作用。1930年,在洪业的指导下,学社开始编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这些目录指向经典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其使用的检索方法,是根据字形和笔画为每一个汉字编排一个数字。到1946年,洪业已经主持编纂了64部主要古籍的引得,从那时起,它们就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邀请对东亚感兴趣的年轻西方学者到燕大和北京,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积累研究经验,提高语言水平。他们当中有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Joscfh G. Needham)、顾立雅(Harlee Glessner Creel)、魏鲁南(James R. Ware)、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 )、卜德(DerkBodd)、泰勒(George Tayler)、芮沃寿(Arthur Wright)、狄百瑞(Theodole de Baty)、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等。

  1940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的洪业,建议学社率先在中国授予博士学位,但持续的抗战和后来的内战使这个想法化为泡影。学社资金的另一项用途是修建汉学研究的大型图书馆。燕大图书馆早年主要收藏英文书,保存在数个木匣中。1925年,中西文图书的总数还不到1万册。1929年,中文藏书的数量增加到14万册,1933年更增加到220411册,西文书为36744册。 53到1940年,燕大图书馆收藏了大多数清代文献和多达20021册的地方志。为了减弱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在鸟居龙藏的领导下,1940年2月,哈佛燕京学社编纂了发表在175部日文期刊上的“东方研究索引”。与此同时,图书馆的日文书也增加到1854部。

  燕大校园中的激情和活力也同样存在于哈佛燕京学社。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社的年度报告中就列满了学术研究活动和出版物,既有已经举行和出版的,也有未来计划中的。通常,学社中的全职学者要在校内开设两门课,尤其是参与本科教育。

  哈佛燕京学社的很多学者都是著名汉学家,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们都被收录在霍华德·布曼(Howard K. Boorman)编撰的《民国名人辞典》(Biolog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中。第一位是陈垣,1928—1930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后来的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后该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的研究包括,对含犹太人在内的在华宗教团体的历史考察,尤其是早期耶稣会,他还在《四库全书》和重要佛教典籍的编目工作中发挥了先驱作用。第二位是容庚,他接替陈垣担任学社社长和《燕京学报》编辑,他以在中国青铜器、书法和早期绘画方面的研究而著名。其他名人还有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以编纂汉学引得而闻名的洪业。另一个跟哈佛燕京学社有关的人物是许地山,他是燕大校友(1921年毕业)和“生命社”成员,以道教和佛教哲学以及鸦片战争(1839—1842)方面的研究著称,但最著名的还是其小说创作。近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也应该列入这份名人名单,因为他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在燕大执教,并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了几年讲师。他擅长的领域是中国哲学史。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

  这份中国知名学者和作家的名单很长,其中有些人并非哈佛燕京学社的雇员,只是短期和学社有所交往,或通过中文系与学社保持着间接联系。布曼的词典也收录了这些人的名字:钱穆、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张尔田、白寿彝和三位燕大校友,即剧作家熊佛西、诗人谢婉莹和俞平伯。尽管与学社的联系形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为哈佛燕京学社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在本科教育方面,用司徒雷登的话说,学社鼓励学生们“克服阅读和书写文言文的不足”,“使他们与本国的文学遗产更加接近”。洪业说,燕大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有意要鼓励一些年轻人去回望中国历史,重新发现和保护其文化遗产中的永恒价值,那是与其当代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做一个现代人和置身于中国历史之间,二者是矛盾的。那些倾向从事现代职业的人,比如说科学研究,很少关注中国历史和哈佛燕京学社想要达到的目的。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认为,那些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本科生,对其他非中国研究领域知之甚少,很难被国外甚至燕大自己的研究生专业录取,因为世界各地的学术要求都很高。但也有一些学生例外,他们能很好地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如邓嗣禹,他曾在1936—193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员,1932年他曾撰写了一篇本科论文《中国考试制度史》,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马上就得以出版发行。另外一些燕大本科毕业生在西方国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不过,他们只以英文出版物闻名学术界。例如,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即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本科生对邓嗣禹及其燕大校友的著作也十分熟悉,比如,房兆楹(1928年入校)、施友忠(1930年入校)、郑德坤(1931年入校)、杨庆堃(1933年入校)、费孝通(1933年入校,获硕士学位)、瞿同祖(1934年入校)、刘子健(1941年入校)、徐中约(1946年入校)和余英时(1951年离校)。

  哈佛燕京学社还资助出版了《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两份刊物分别由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负责编辑。另外一项试图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宏大计划,就是开设语言学本科专业。这项计划由陆志韦领导,20世纪30年代,他曾参与过一些语言研究。与陆志韦一起合作的,有研究汉语词法学的容庚和王静宇、高明凯两位年轻教师,他们分别研究语音学和语法,而陆志韦则主要研究方言和语言心理学。这项计划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这是哈佛燕京学社尝试创新的又一个例证。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的进展要比在燕大落后一些,但对于美国的东亚研究来说,其重要历史意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中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大学形成了鲜明反差。哈佛燕京学社的目的,就是从哈佛大学开始来弥补这一差距。学社邀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出任首位社长。1928—1929年,伯希和在哈佛大学讲学,当年,他和洪业及博晨光一起确定了研究和教学方向。但实际上,直到1934年叶理绥(Serge Eissee )到来之后,哈佛燕京学社才具备了雏形。日本学家叶理绥是伯希和的年轻同事(他是第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西方人),也接受过传统中国研究的训练。直到1957年,叶理绥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同时也在远东语言系任教。在叶理绥的领导下,学社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了远东语言系,这在美国开创了先例;在裘开明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兴建,起初图书馆只有哈佛大学的有限藏书,但40多年间,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展成拥有大多数东亚文献的藏书机构;1936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创刊,同时还有一系列专著出版。在学社的帮助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哈佛大学已经发展成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军机构。

  1950年,中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后,哈佛燕京学社被迫中止了对中国大陆研究项目和机构的资助,特别是燕京大学,并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姊妹学校。东亚研究在东亚地区“发展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管理,学社的新主任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美国驻日大使夫妇之子)为每一个地区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1954—1968年,在访问学者项目支持下,150多名来自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数都在哈佛游学一年多;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亚洲研究生也得到了奖学金;哈佛燕京图书馆扩大了资料收藏的范围,把当代东亚文献也囊括其中;学社的出版物也继续蓬勃发展。数年间,除了刊物,哈佛燕京学社的系列专著、《蒙古抄本集刊》以及语言教材和工具书都相继出版。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办学目的,即“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发展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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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2019年8月26日 08:57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本文录自《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哈佛燕京学社”一节。该书作者是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197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由程龙译成中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燕大校园生活中倒是有一个机构不受动荡的国民党统治的影响,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通过该学社与哈佛大学的联系,有利于提高燕大在中国的声誉。而学社的名字本身也能帮助西方学生了解燕大。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成立,并存续了50多年。学社的目的与“生命社”的宗旨几乎完全一样。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哈佛燕京学社的3位总干事(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刘廷芳、博晨光和洪业都是“生命社”的早期成员,这也并非巧合。诺思(Eric M. North)是学社的董事,1928—1966年他在董事会工作了近40年(1954—1966年还担任董事会的副主席),他还长期担任美国圣经协会的会长。对上述人员来说,宗教与学术总是结合在一起。

  燕大对学社的支持有多种原因。一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这是中国从近代以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二是相信教育以及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可以救国。支持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原因,是燕大相信学术可以帮助师生们跨越民族主义的障碍,这在中西文化之间不算难事,毕竟燕大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着联系,但中日之间的障碍就更加难以逾越。社会主义革命后,哈佛燕京学社也未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一些学者和学社紧密合作,如陆志韦、聂崇岐、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等人,但20世纪50年代初,当学校面临革命思想的严峻挑战,行政管理陷入混乱时,他们却都变成了学校里的积极反对者。

  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所写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名学者。但在燕大,他却把自己当作其他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手。包贵思女士曾依据她在燕大的经历,撰写了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泉水之源》,她在文中描述,司徒雷登的工作并不是建立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研究机构,即哈佛燕京学社。在小说当中,司徒雷登因此得到的荣誉,比他创建世界著名大学和不带任何偏见地探索知识都要高得多。当革命迫使学社中断与美国的联系时,包贵思不免对逝去的过往感到惋惜,“那时候,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双向思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尚有交流,但这样的局面很快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重现。随之而去的,还有斯顿(司徒雷登在小说中的化名)的研究机构,其原本的梦想是推动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当然,燕大其他教员并不赞同包贵思对学术研究的推崇,他们甚至质疑学术的终极价值。然而,哈佛燕京学社却成了模范,建立了一套现仍在使用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最终影响了西方人对东亚的认识和了解。它也代表了一种专业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精神仍在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蓬勃兴盛。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司徒雷登就开始和霍尔资产公司的董事们接触,但并未马上获得实质的经济资助。1925年,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大学资金募集委员会主席顿汉(Wallace B. Donham)也非常积极地想从霍尔公司得到这笔资金(顿汉在后来的1928—1954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董事,1934—1954年担任董事会主席)。霍尔公司的董事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告诉顿汉霍尔地产公司在资金使用上的规定,并敦促他和当时尚在纽约的司徒雷登联系。1926年,顿汉带着戴维斯的建议,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并提议出资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同时在燕大和哈佛设立中心,其目的是“推进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其任务是“以美国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批判方法来鼓励中国的东方研究”。这项任务的完成将依靠“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相关教育资源的帮助”,该机构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传播和继承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学者和学生”。

  霍尔董事会被这项提议深深打动,同意资助其要求的6万美元,学社也得以成立(在成立最初的数年间,其名称为“哈佛北京学社”)。司徒雷登受到这一良好开局的鼓舞,继续敦促霍尔公司增加资助,1928年,燕大得到了15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100万美元直接用于燕大的各项开销,另外50万美元则由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掌握,用来推动燕大的中国研究。1928年的提议和谈判也让中国其他基督教大学以类似的方式获得了少量资助:岭南大学,70万美元;金陵大学,30万美元;华西协和大学,20万美元;齐鲁大学,15万美元;福建协和大学,5万美元。

  哈佛燕京学社通过两种途径向燕大提供资金,一是资助燕大国学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一是资助本科课程。1927—1951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出版半年刊《燕京学报》,仅在抗日战争期间短暂中断过。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这些系列专著的出版形式五花八门,学社内外的学者都可以读到。在中文系容庚和历史系顾颉刚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学社在考古调查方面也发挥了先驱作用。1930年,在洪业的指导下,学社开始编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这些目录指向经典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其使用的检索方法,是根据字形和笔画为每一个汉字编排一个数字。到1946年,洪业已经主持编纂了64部主要古籍的引得,从那时起,它们就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邀请对东亚感兴趣的年轻西方学者到燕大和北京,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积累研究经验,提高语言水平。他们当中有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Joscfh G. Needham)、顾立雅(Harlee Glessner Creel)、魏鲁南(James R. Ware)、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 )、卜德(DerkBodd)、泰勒(George Tayler)、芮沃寿(Arthur Wright)、狄百瑞(Theodole de Baty)、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等。

  1940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的洪业,建议学社率先在中国授予博士学位,但持续的抗战和后来的内战使这个想法化为泡影。学社资金的另一项用途是修建汉学研究的大型图书馆。燕大图书馆早年主要收藏英文书,保存在数个木匣中。1925年,中西文图书的总数还不到1万册。1929年,中文藏书的数量增加到14万册,1933年更增加到220411册,西文书为36744册。 53到1940年,燕大图书馆收藏了大多数清代文献和多达20021册的地方志。为了减弱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在鸟居龙藏的领导下,1940年2月,哈佛燕京学社编纂了发表在175部日文期刊上的“东方研究索引”。与此同时,图书馆的日文书也增加到1854部。

  燕大校园中的激情和活力也同样存在于哈佛燕京学社。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社的年度报告中就列满了学术研究活动和出版物,既有已经举行和出版的,也有未来计划中的。通常,学社中的全职学者要在校内开设两门课,尤其是参与本科教育。

  哈佛燕京学社的很多学者都是著名汉学家,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们都被收录在霍华德·布曼(Howard K. Boorman)编撰的《民国名人辞典》(Biolog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中。第一位是陈垣,1928—1930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后来的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后该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的研究包括,对含犹太人在内的在华宗教团体的历史考察,尤其是早期耶稣会,他还在《四库全书》和重要佛教典籍的编目工作中发挥了先驱作用。第二位是容庚,他接替陈垣担任学社社长和《燕京学报》编辑,他以在中国青铜器、书法和早期绘画方面的研究而著名。其他名人还有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以编纂汉学引得而闻名的洪业。另一个跟哈佛燕京学社有关的人物是许地山,他是燕大校友(1921年毕业)和“生命社”成员,以道教和佛教哲学以及鸦片战争(1839—1842)方面的研究著称,但最著名的还是其小说创作。近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也应该列入这份名人名单,因为他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在燕大执教,并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了几年讲师。他擅长的领域是中国哲学史。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

  这份中国知名学者和作家的名单很长,其中有些人并非哈佛燕京学社的雇员,只是短期和学社有所交往,或通过中文系与学社保持着间接联系。布曼的词典也收录了这些人的名字:钱穆、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张尔田、白寿彝和三位燕大校友,即剧作家熊佛西、诗人谢婉莹和俞平伯。尽管与学社的联系形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为哈佛燕京学社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在本科教育方面,用司徒雷登的话说,学社鼓励学生们“克服阅读和书写文言文的不足”,“使他们与本国的文学遗产更加接近”。洪业说,燕大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有意要鼓励一些年轻人去回望中国历史,重新发现和保护其文化遗产中的永恒价值,那是与其当代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做一个现代人和置身于中国历史之间,二者是矛盾的。那些倾向从事现代职业的人,比如说科学研究,很少关注中国历史和哈佛燕京学社想要达到的目的。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认为,那些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本科生,对其他非中国研究领域知之甚少,很难被国外甚至燕大自己的研究生专业录取,因为世界各地的学术要求都很高。但也有一些学生例外,他们能很好地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如邓嗣禹,他曾在1936—193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员,1932年他曾撰写了一篇本科论文《中国考试制度史》,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马上就得以出版发行。另外一些燕大本科毕业生在西方国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不过,他们只以英文出版物闻名学术界。例如,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即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本科生对邓嗣禹及其燕大校友的著作也十分熟悉,比如,房兆楹(1928年入校)、施友忠(1930年入校)、郑德坤(1931年入校)、杨庆堃(1933年入校)、费孝通(1933年入校,获硕士学位)、瞿同祖(1934年入校)、刘子健(1941年入校)、徐中约(1946年入校)和余英时(1951年离校)。

  哈佛燕京学社还资助出版了《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两份刊物分别由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负责编辑。另外一项试图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宏大计划,就是开设语言学本科专业。这项计划由陆志韦领导,20世纪30年代,他曾参与过一些语言研究。与陆志韦一起合作的,有研究汉语词法学的容庚和王静宇、高明凯两位年轻教师,他们分别研究语音学和语法,而陆志韦则主要研究方言和语言心理学。这项计划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这是哈佛燕京学社尝试创新的又一个例证。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的进展要比在燕大落后一些,但对于美国的东亚研究来说,其重要历史意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中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大学形成了鲜明反差。哈佛燕京学社的目的,就是从哈佛大学开始来弥补这一差距。学社邀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出任首位社长。1928—1929年,伯希和在哈佛大学讲学,当年,他和洪业及博晨光一起确定了研究和教学方向。但实际上,直到1934年叶理绥(Serge Eissee )到来之后,哈佛燕京学社才具备了雏形。日本学家叶理绥是伯希和的年轻同事(他是第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西方人),也接受过传统中国研究的训练。直到1957年,叶理绥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同时也在远东语言系任教。在叶理绥的领导下,学社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了远东语言系,这在美国开创了先例;在裘开明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兴建,起初图书馆只有哈佛大学的有限藏书,但40多年间,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展成拥有大多数东亚文献的藏书机构;1936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创刊,同时还有一系列专著出版。在学社的帮助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哈佛大学已经发展成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军机构。

  1950年,中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后,哈佛燕京学社被迫中止了对中国大陆研究项目和机构的资助,特别是燕京大学,并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姊妹学校。东亚研究在东亚地区“发展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管理,学社的新主任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美国驻日大使夫妇之子)为每一个地区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1954—1968年,在访问学者项目支持下,150多名来自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数都在哈佛游学一年多;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亚洲研究生也得到了奖学金;哈佛燕京图书馆扩大了资料收藏的范围,把当代东亚文献也囊括其中;学社的出版物也继续蓬勃发展。数年间,除了刊物,哈佛燕京学社的系列专著、《蒙古抄本集刊》以及语言教材和工具书都相继出版。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办学目的,即“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发展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