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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回顾周总理生活点滴,来听听西花厅里的“家风”故事

2019-8-6 12:44:29

来源:东方网 作者:熊芳雨 选稿:桑怡

  东方网记者熊芳雨8月6日报道:“我的伯父在上海开展了很多活动,也在这里居住过,希望能把伯父伯母生活中的点滴跟大家分享。”今年7月21日,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上海图书馆作了题为“周总理家风”讲座,在她看来,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或生活作风,应该多跟年轻人交流,把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是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情书: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

  革命夫妻之间的恩爱,你是难以想象的。周秉德说,伯父早年在法国留学,给伯母写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伯父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可是情书啊?你们能想象吗?周秉德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的惊讶。

  周恩来与邓颖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工作,清晨五六点也不睡觉,警卫提醒该休息了,他也顾不上。“伯母就想了个办法,让上幼儿园的妹妹拉着伯父去公园看花,不肯去就给妹妹系个蝴蝶结,用这种方式让他放松下。”周秉德说,伯父工作太辛苦了,因此伯母总是煞费苦心想些“点子”让他轻松点。

  周恩来平时开会、见外宾时间安排满满的。于是邓颖超看到周恩来回来,便让孩子们到车库旁等他。周恩来看到孩子们迎出来,自然就下车跟孩子们说说话,走上几百米路,活动下筋骨再回到后面的院子办公,也算是短暂的“调剂”。

  1954年周恩来到日内瓦开会,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于是邓颖超给他寄了一片枫叶,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思念”,短短一句,其中饱含的情意不用多说。周恩来在日内瓦的院子里栽了花,寄给邓颖超。周秉德说,伯母把花晾干挂着,挂在她的卧室里。

  对自己和亲人近乎“苛刻”

  年过八旬的周秉德至今记得,周恩来对自己和亲人近乎“苛刻”。“他住的西花厅的老房子都是大青砖,很潮湿,伯伯和伯母经常腿疼。有一次,秘书趁他们去外地开会时给室内修缮了一下,有裂纹的窗帘、浴缸都换掉,把硬板床也换成了软床。伯伯回来后大发雷霆,坚决不住了。”周秉德说,周总理为此两次主动在国务会议上做检讨。

  看似特殊的成长环境,并未给周秉德的生活带来变化。“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人,绝不能有特殊思想。伯父不但在口头上要求你,遇到具体事情他还要纠正你,让你时刻明白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

  那时候周秉德和弟弟妹妹上学都是坐公交车,到了寒假要带被子回家换洗,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于是妹妹便给伯母写信:“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妹妹觉得理由还挺充分的。等到下午,有位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把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拉到学校门口,再雇了辆三轮车,把孩子和行李一起接回去了。回去后邓颖超批评了她们:“你们口气不小,还要派车,车是给伯伯工作用的。”

周秉德

  周秉德直言,之前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特殊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在这一刻,她知道,即使是国家总理的亲侄女,和最普通的战士也是平等的,而非高人一等。

  为了不让胞弟周恩寿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享有“高官厚禄”,他也特地做过交代:职务要尽量地低,待遇要尽量地少,哪怕每个月拿出自己一半的工资补贴弟弟的家用。

  “伯父也非常痛恨因为他的关系走捷径的行为。当时从学校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来调到区委机关工作。伯父知道了,就严肃地问我,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周秉德直言,这样的对话,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有发生。

  “他希望我们能和普通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奋斗闯出一片天。有时别人会想当然的以为,我是周恩来的侄女,办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但我从来都没办过‘一句话’的事。是伯父教育我们,共产党就应该如此,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后代。”周秉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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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回顾周总理生活点滴,来听听西花厅里的“家风”故事

2019年8月6日 12:44 来源:东方网

  东方网记者熊芳雨8月6日报道:“我的伯父在上海开展了很多活动,也在这里居住过,希望能把伯父伯母生活中的点滴跟大家分享。”今年7月21日,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在上海图书馆作了题为“周总理家风”讲座,在她看来,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或生活作风,应该多跟年轻人交流,把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是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情书: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

  革命夫妻之间的恩爱,你是难以想象的。周秉德说,伯父早年在法国留学,给伯母写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伯父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可是情书啊?你们能想象吗?周秉德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的惊讶。

  周恩来与邓颖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工作,清晨五六点也不睡觉,警卫提醒该休息了,他也顾不上。“伯母就想了个办法,让上幼儿园的妹妹拉着伯父去公园看花,不肯去就给妹妹系个蝴蝶结,用这种方式让他放松下。”周秉德说,伯父工作太辛苦了,因此伯母总是煞费苦心想些“点子”让他轻松点。

  周恩来平时开会、见外宾时间安排满满的。于是邓颖超看到周恩来回来,便让孩子们到车库旁等他。周恩来看到孩子们迎出来,自然就下车跟孩子们说说话,走上几百米路,活动下筋骨再回到后面的院子办公,也算是短暂的“调剂”。

  1954年周恩来到日内瓦开会,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于是邓颖超给他寄了一片枫叶,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思念”,短短一句,其中饱含的情意不用多说。周恩来在日内瓦的院子里栽了花,寄给邓颖超。周秉德说,伯母把花晾干挂着,挂在她的卧室里。

  对自己和亲人近乎“苛刻”

  年过八旬的周秉德至今记得,周恩来对自己和亲人近乎“苛刻”。“他住的西花厅的老房子都是大青砖,很潮湿,伯伯和伯母经常腿疼。有一次,秘书趁他们去外地开会时给室内修缮了一下,有裂纹的窗帘、浴缸都换掉,把硬板床也换成了软床。伯伯回来后大发雷霆,坚决不住了。”周秉德说,周总理为此两次主动在国务会议上做检讨。

  看似特殊的成长环境,并未给周秉德的生活带来变化。“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人,绝不能有特殊思想。伯父不但在口头上要求你,遇到具体事情他还要纠正你,让你时刻明白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

  那时候周秉德和弟弟妹妹上学都是坐公交车,到了寒假要带被子回家换洗,看到别的同学有车来接,于是妹妹便给伯母写信:“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妹妹觉得理由还挺充分的。等到下午,有位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把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拉到学校门口,再雇了辆三轮车,把孩子和行李一起接回去了。回去后邓颖超批评了她们:“你们口气不小,还要派车,车是给伯伯工作用的。”

周秉德

  周秉德直言,之前自己可能并不明白“特殊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在这一刻,她知道,即使是国家总理的亲侄女,和最普通的战士也是平等的,而非高人一等。

  为了不让胞弟周恩寿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享有“高官厚禄”,他也特地做过交代:职务要尽量地低,待遇要尽量地少,哪怕每个月拿出自己一半的工资补贴弟弟的家用。

  “伯父也非常痛恨因为他的关系走捷径的行为。当时从学校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来调到区委机关工作。伯父知道了,就严肃地问我,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周秉德直言,这样的对话,在他们的生活中时有发生。

  “他希望我们能和普通人一样,通过自己的奋斗闯出一片天。有时别人会想当然的以为,我是周恩来的侄女,办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但我从来都没办过‘一句话’的事。是伯父教育我们,共产党就应该如此,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后代。”周秉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