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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回忆牟复礼先生

2019-8-2 09:19:41

来源:王汎森 作者:王汎森 选稿:桑怡

原标题:王汎森:回忆牟复礼先生

  本文选摘自《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王汎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264页,59.00元

  牟复礼先生的回忆录(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出版之后,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人郑重加以介绍。不久前终于在《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上看到了一篇,内心相当高兴。

  我并不是牟复礼先生的学生,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牟公已经退休,此后他每年冬天会回到普大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大多在他的故乡科罗拉多一处山谷中,所以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很少,加上我不喜欢敲门找老师,那么我们就只是偶然在走廊、停车场和系中的交谊厅相遇了。

  牟先生酷嗜古典音乐,就在他每年像归鸟般开车来往于科罗拉多与普林斯顿时,有一回车子滑入一个小山坳,但牟老先生仍坚持听完某一个精彩的钢琴弹奏的段落,才下车处理这个小危机。

  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空间很珍贵。有一年我到芬兰研究院参观,没想到管理阶层反复强调的管理工具就是经费与空间,而且随着研究人员每年的研究表现伸缩其空间,这不得不使我想起福柯的“权力与空间”之说了。牟先生退休之后,只能屈居在一个小房间,似乎还是与人合用。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回见到Jansen老师的一位老学生在他的研究室谦慎地请教着,过了没多久,Jansen退休,那位学生接了他的教席、接走了研究室,Jansen当天马上搬到地下室多人共享的研究室。

  我从未进过牟先生那个小房间,但牟先生知道我正在写傅斯年,有一天突然在我信箱放了一份几十年前的小刊物,牟先生提醒我注意其中一篇很不引人注意的短文,似乎是说洪承畴的后人到李庄史语所,傅斯年表示,洪承畴的后人是不可以进史语所的。

  《春秋》说“九世仇必报”,但是对研究历史记忆的我而言,这条古训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历史记忆能维持个两三代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么,傅斯年何以在近三百年后还坚持这一点,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个人价值信持及整个社会文化的背景。

  我与牟先生谈话不多,能记起来的只有几回。有一次我们都在“壮思堂”(Jones Hall)。这个“壮思堂”大有来头,因为过去数学系就在这里,所以爱因斯坦也常在这活动。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John F. Nash)一开始听系主任训话,讲到冷战时期数学家应有的报国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壮思堂”。当我们坐候演讲者到来时,一位老同学问我,应该先熟读一手史料,还是先熟悉二手研究?我不假思索觉得应先沉浸在一手史料中。不意五六尺外的牟老先生听到了,马上表示不同意见。他大概是说如果不先熟二手史料,则一手史料的意义将会不清楚。

  牟复礼

  在我毕业回到台湾之后,牟先生居然给我写过几次信。由于我的疏懒,未曾系统收存长者的书信,所以现在也无从稽考其内容。只依稀记得有一两封信询及史语所老辈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状态。如果我记得不错,有一封问到王崇武先生。王崇武是牟公在南京大学时期的老师,据说是在一次酒席间,问到谁可以指导牟复礼时,王先生因不善言辞,来不及推辞,所以就被大家指派了。牟公来信问我说有一些文章提到王崇武在1949年之前思想早已相当左倾,他想确定此事。我当时急持信函请教史语所唯一尚在的李庄老辈黄彰健先生。黄先生不敢确认此事,他只告诉我据说王从英国回来之后,与所长傅斯年先生大吵一架。

  牟先生貌似严肃,其实温和,而且语气中总带着鼓励。我从美国毕业重回史语所之后,有一次突然收到他的信,其中提到说,记得有一次在停车场你问我“您还在译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吗?”(牟先生英译的上册,在西方许多人奉为治学津梁)信上接着说,“正因为你关心,所以我还在作这件事”。

  我从普大毕业之后,有十年之久不曾重履校园,更不用说去科罗拉多拜访老先生了,但每次想到他在科罗拉多一个不知名山谷中的孤灯下,就勾起小时候对美国西部民谣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我与牟先生只通过一次电话。2003年我正负责史语所的所务,每年要开一次会推荐“傅斯年讲座”,在那一次会议中大家很快就想到牟先生,以牟公在西方汉学界崇高的地位,这个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承全体委员之命打了生平第一个电话到科罗拉多。牟先生很高兴地表示感谢,但又委婉地表示“体中不佳”(当时似患重感冒)。牟先生并未明白拒绝,但我已听出他委实不能前来的意思。

  牟先生故逝之后,台湾的普林斯顿校友还在中研院开了一个简单隆重的追悼会。如今牟公已故逝十年,我常望着他晚年的巨著兴叹。这样一本耗尽牟公晚年力量完成的巨著,竟然因为篇幅太大而无缘成为西方近世中国历史最风行的读本,实在太可惜了。在牟公故去之后,牟夫人及他的故人也曾想将牟公的藏书送给史语所,我曾表示竭诚欢迎之意,后来考虑到这一批书对中研院用处较小,对美国大学则意义甚大,所以终究留在美国,未像杜希德先生的文库,在南港与我们晨昏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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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回忆牟复礼先生

2019年8月2日 09:19 来源:王汎森

原标题:王汎森:回忆牟复礼先生

  本文选摘自《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王汎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264页,59.00元

  牟复礼先生的回忆录(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出版之后,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人郑重加以介绍。不久前终于在《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上看到了一篇,内心相当高兴。

  我并不是牟复礼先生的学生,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牟公已经退休,此后他每年冬天会回到普大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大多在他的故乡科罗拉多一处山谷中,所以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很少,加上我不喜欢敲门找老师,那么我们就只是偶然在走廊、停车场和系中的交谊厅相遇了。

  牟先生酷嗜古典音乐,就在他每年像归鸟般开车来往于科罗拉多与普林斯顿时,有一回车子滑入一个小山坳,但牟老先生仍坚持听完某一个精彩的钢琴弹奏的段落,才下车处理这个小危机。

  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空间很珍贵。有一年我到芬兰研究院参观,没想到管理阶层反复强调的管理工具就是经费与空间,而且随着研究人员每年的研究表现伸缩其空间,这不得不使我想起福柯的“权力与空间”之说了。牟先生退休之后,只能屈居在一个小房间,似乎还是与人合用。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回见到Jansen老师的一位老学生在他的研究室谦慎地请教着,过了没多久,Jansen退休,那位学生接了他的教席、接走了研究室,Jansen当天马上搬到地下室多人共享的研究室。

  我从未进过牟先生那个小房间,但牟先生知道我正在写傅斯年,有一天突然在我信箱放了一份几十年前的小刊物,牟先生提醒我注意其中一篇很不引人注意的短文,似乎是说洪承畴的后人到李庄史语所,傅斯年表示,洪承畴的后人是不可以进史语所的。

  《春秋》说“九世仇必报”,但是对研究历史记忆的我而言,这条古训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历史记忆能维持个两三代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么,傅斯年何以在近三百年后还坚持这一点,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个人价值信持及整个社会文化的背景。

  我与牟先生谈话不多,能记起来的只有几回。有一次我们都在“壮思堂”(Jones Hall)。这个“壮思堂”大有来头,因为过去数学系就在这里,所以爱因斯坦也常在这活动。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John F. Nash)一开始听系主任训话,讲到冷战时期数学家应有的报国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壮思堂”。当我们坐候演讲者到来时,一位老同学问我,应该先熟读一手史料,还是先熟悉二手研究?我不假思索觉得应先沉浸在一手史料中。不意五六尺外的牟老先生听到了,马上表示不同意见。他大概是说如果不先熟二手史料,则一手史料的意义将会不清楚。

  牟复礼

  在我毕业回到台湾之后,牟先生居然给我写过几次信。由于我的疏懒,未曾系统收存长者的书信,所以现在也无从稽考其内容。只依稀记得有一两封信询及史语所老辈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状态。如果我记得不错,有一封问到王崇武先生。王崇武是牟公在南京大学时期的老师,据说是在一次酒席间,问到谁可以指导牟复礼时,王先生因不善言辞,来不及推辞,所以就被大家指派了。牟公来信问我说有一些文章提到王崇武在1949年之前思想早已相当左倾,他想确定此事。我当时急持信函请教史语所唯一尚在的李庄老辈黄彰健先生。黄先生不敢确认此事,他只告诉我据说王从英国回来之后,与所长傅斯年先生大吵一架。

  牟先生貌似严肃,其实温和,而且语气中总带着鼓励。我从美国毕业重回史语所之后,有一次突然收到他的信,其中提到说,记得有一次在停车场你问我“您还在译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吗?”(牟先生英译的上册,在西方许多人奉为治学津梁)信上接着说,“正因为你关心,所以我还在作这件事”。

  我从普大毕业之后,有十年之久不曾重履校园,更不用说去科罗拉多拜访老先生了,但每次想到他在科罗拉多一个不知名山谷中的孤灯下,就勾起小时候对美国西部民谣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我与牟先生只通过一次电话。2003年我正负责史语所的所务,每年要开一次会推荐“傅斯年讲座”,在那一次会议中大家很快就想到牟先生,以牟公在西方汉学界崇高的地位,这个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承全体委员之命打了生平第一个电话到科罗拉多。牟先生很高兴地表示感谢,但又委婉地表示“体中不佳”(当时似患重感冒)。牟先生并未明白拒绝,但我已听出他委实不能前来的意思。

  牟先生故逝之后,台湾的普林斯顿校友还在中研院开了一个简单隆重的追悼会。如今牟公已故逝十年,我常望着他晚年的巨著兴叹。这样一本耗尽牟公晚年力量完成的巨著,竟然因为篇幅太大而无缘成为西方近世中国历史最风行的读本,实在太可惜了。在牟公故去之后,牟夫人及他的故人也曾想将牟公的藏书送给史语所,我曾表示竭诚欢迎之意,后来考虑到这一批书对中研院用处较小,对美国大学则意义甚大,所以终究留在美国,未像杜希德先生的文库,在南港与我们晨昏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