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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日本是怎样变成“东瀛”的

2019-8-2 09:17:0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维舟 选稿:桑怡

原标题:维舟:日本是怎样变成“东瀛”的

  “东瀛”一词,如今普遍被用作对日本的代称。不过,在晚清以前,“东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还曾用来指代崇明岛和台湾岛,直到近代中日交流兴起,才变成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在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人对海外地理认知的变迁,还有文化心理上的转变。

  “东瀛”的本意是指东海,在古典诗文中不时可见,但又不仅是现在所说的有明确边界的“东海”之意,还隐含着两层意味:一是因中国东濒于海,“东瀛”意味着东边无边无际的海洋;二是这一“瀛海”是因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瀛洲得名,带有神话色彩。在传统的宇宙模式中,这其实是环绕中土的大洋,故《清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序:“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正因此,晚清时徐继畲论述世界地理的名著书名为《瀛寰志略》,因为这一宇宙模式中,“瀛海”环绕大地,故“瀛寰”即世界。之所以不称“大洋”,是因为早先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在唐以前整个海洋都被称为‘海’,如‘大瀛海’、‘涨海’等名,当时尚未以‘洋’来指远离陆地的深水区。一直到宋代,才出现‘海’、‘洋’并逐渐以‘洋’代‘海’的情况。”(辛元欧《上海沙船》)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逐渐形成了海上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的神话,发展到东汉以后,结合道教他界观、纬书地理说,以及原本的乐园神话,形成一种新的仙境模式;到魏晋时期则进一步增衍出“形如壶器”的圣岛想象。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现代学者,认为这些神话中的岛屿均有其现实原型,但其说法不一:江闻杰结合古汉语和古埃及语、古希腊地名,认为三神山中,蓬莱与吉萨大金字塔(Pyramid)极其吻合,方丈极有可能是古埃及的法罗斯(Pharos)灯塔,瀛洲则是埃及的神圣之城因努洲(Innu);连横《台湾通史》主张“澎湖则古之方壶,而台湾为岱员,于音实似”;而周运中则考证海外五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实即今加里曼丹、澎湖、台湾、屋久、九州,从南到北排列,译名兼顾音意。但王颋《圣王肇业》一书中,则根据《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中关于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禽兽尽白”等特征推断,这些海外仙岛其实只是冰山:“北极的禽、兽:如北极狐、北极熊等毛色皆白;就是毛色本杂者,如雷鸟、旅鼠等,逮秋以后,也都得换上银装。冰山在海上边浮边融,初见时或‘望之如云’,及至眼前,或因消解与海水平齐,‘反居水下’。由于冰山不停的移动,加上春初的风潮,船只靠近当然不易,‘临之,风则引去’。冰上世界,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琼楼玉宇,令人联想万端。”

  这种想象或许原有所本,但在长久的文化演变中已增添了太多丰富的意涵,使得纯粹实证式的考证无甚意义。BBC纪录片《文明》第三集“画卷天堂”在谈到波斯地毯艺术时说:“地毯并不是精确表现自然世界的照片,它象征了自然界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能被看作是一张关于天堂或者来世或者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地图,而是我们认为的天堂中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那么,这道理对中国的“海外仙山”想象也一样。

  张经纬认为,这些天堂般的海外神仙世界“十洲三岛”,其实就是祖先之灵生活的地方,是东夷观念中人们死后要去往的彼岸永恒世界,但在秦汉以后,却变成无数生者向往的仙境,并且被人具体地描绘出来,“从这座海上神山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基本定型,以后包括绘画、雕塑、园林,甚至地毯编织在内所有的平面和造型艺术,全都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的确,在东南亚马来等族的葬礼神话中,“逝者之船”会带着死者的灵魂返回“最初的家乡”,那是一个神话之地,而一片被视为死亡水域的海洋将之与人们现在居住的大地分开。在这样的仪式中,“历史”被不断转化为神话,但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则出现了逆转:现在神话被不断转化为“历史”。

  因为,人们在向往仙境之余,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在现实中再现这一仙境。高莉芬在《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中指出,这一海外三神山的仙乡模型逐渐成为中国园林中构建人间仙境的典范蓝图,乃至成为中国园林景观的基本设计建构图;所谓“一池环三山”的景观模式,甚至向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成为东方园林的典型庭院特征。这里的“一池”是太液池,象征环绕大地的海洋,而“三山”即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从汉武帝的建章宫开始,到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乾隆的颐和园,历代帝王的宫廷园林多包含这一基本形态,南京玄武湖中的四岛,虽然现在已难看出痕迹,但最初其实也是南朝帝王模仿三神山堆出的三个小岛;私家园林中凿池堆岛象征仙山,如苏州拙政园、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壶状明白象征壶形仙岛,故名“小瀛洲”),全都采用了这一模式,它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关于海外仙岛的一个宇宙微缩模型。

  由于这样一个仙境首先为帝王所享,故而其含义又出现了引申。唐太宗在长安设文学馆,当时入选者被称为“登瀛洲”,自此“登瀛”寓意士人身登荣宠,到科举时代又有了新科进士及第授官之意——这种将科举及第与升仙隐喻的话语,可能在唐代即已出现,所谓“来年遂鹏化,一举上瀛洲”。明清时代各地都出现了诸多祈愿科举高升的“登瀛”地名,如盐城八景之一的登瀛桥、江西婺源旧有登瀛坊、四川筠连县有登瀛塔,北京以往很多旧饭庄(尤其是鲁菜馆),多冠以“登瀛楼”之名,以招徕士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同文化中都有一种基本冲动,即在人间再现神圣空间;而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神圣空间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它在皇家园林中被赋予政治性的意味,并且还普遍渗透到民间,投射到现实的地理空间里,转化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的地理投射,有时是在水滨,如太湖中有三山岛;南京西南长江南岸旧也有三山,晋太康年间王濬伐吴,自牛渚顺流而下,抵三山,即此地。南朝定都建康,此处是形胜之地,南齐时诗人谢朓有《晩登三山望京邑》,唐李白的名篇《登金陵凤凰台》中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即是此地。在杭州,西湖除了三潭印月象征“一池三山”之外,还有“西湖三山”,即孤山、丁家山(小孤山)、夕照山(雷峰)。白居易咏孤山如见仙岛:“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孤山也因此旧称蓬莱岛、瀛屿(据康熙《钱塘县志》),明末张岱《西湖梦寻》记述的孤山则是“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用《汉书》卷二五《郊祀志》记述海外求仙的典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清人孙嘉淦《南游记》笔下孤山的清帝行宫也运用同样的隐喻:“左右高楼,近挹湖光,远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阙,而望十洲三岛之仙踪也。”在这里,“三山”与“蓬莱”或“瀛洲”当然密切相连,甚至是同义词,如唐雍裕之诗《曲江池上》:“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

  除了水滨之外,“三山”更多的则是在各地城市中,其格局中有“三山”被视为关乎当地风水气运。潮州有“三山国王信仰”,祭祀揭阳县明山、巾山、独山,虽然其起源未明,但“三山”发展为民间信仰,并非无由。北京有著名的“京西三山五园”,此三山通常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武汉的三山(龟山、蛇山、洪山)扼守江汉,镇江也有“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济南有“三山不见”,虽然哪三座山诸说不一,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指老济南城中有三座山,虽在却看不见——这个看似奇怪的说法,只有结合三神山的传说才能理解。不过,最有名的“三山”还是在福州,据说是因福州城中西有闽山、东有九仙山、北有越王山,自宋代起“三山”遂成福州别称。虽然这些山的名称表面上看与仙岛无关,但这么多城市中不约而同出现“三山”,这决非偶然,只能解释为世人心理上神仙世界在现实地理中的投射。

  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些海外仙岛的名字对应到地理空间中。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香格里拉”(Shangri-la)一名原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失落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个世外桃源,小说中根本不曾提到它的具体地理位置,这就像“香巴拉”一样只是个虚构的文化象征;但当这个形象广为人们所向外之后,“香格里拉”不仅成为一个连锁酒店的名字(一如古代园林使用“小瀛洲”、“蓬莱胜境”之名),还引发争讼,很多地方争相宣称自己这里才是最符合小说中描绘的世外桃源。1997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宣布: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庆州;2001年,迪庆州的中甸县正式更名“香格里拉县”。

  古人在寻找海外仙岛时的心态也大体如此,许多地方因与三神山沾染某种联系而被命名或更名。今山东蓬莱县,就是因汉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奏请,析越州鄮县地置四县,其中翁山县(今定海)下设富都、安期、蓬莱三乡,而其中后两个地名均与海外神仙有关——“安期”是以传说中长生千岁的安期生而得名。现舟山下辖的岱山县,唐至清末便为蓬莱乡地,而“岱山”(岱屿)之名原本也是源出仙岛。舟山自古也别称“瀛洲”,城中至今有东瀛路、东瀛宾馆。

  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不仅园林中有模拟仙境的“小瀛洲”,自比为“瀛洲”的也所在多有。今福建宁德便有“古瀛洲”(俗称莒洲,为河中小岛);福州台江有瀛洲社区、瀛洲街道、瀛洲河,仓山则有“登瀛胜境”;安徽绩溪县也有瀛洲乡;但更常被指称为瀛洲的,除了舟山之外,则是崇明岛。明太祖朱元璋便曾为崇明题字“东海瀛洲”,此事写入县志,为当地所自豪,至今也有瀛洲公园、瀛洲宾馆等地名遗留,摘录当地历代诗人的一部诗集,索性便名为《清瀛洲诗钞选注》。

  在现在看来或许不可思议的是,清末之前但凡提到“东瀛”,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这些滨海之地。明初崇明籍诗人秦约提到“东瀛”时,其实是指崇明岛;清代崇明诗人杨家驹(雍正十二年秀才)《木棉歌》中一句“东瀛蕞尔种偏多,七分棉花三分谷”,则更明确是以“东瀛”指本乡。清初,据守台湾的郑经曾在答福建总督书中称“本岛风帆所指,南极高辽,北止东瀛”,此处所说的“东瀛”还没有明确指向,犹言“大洋”;但到乾隆年间,台湾已不时被称为“瀛壖”,晚清王韬论台湾的著作仍名《瀛壖杂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一部丁绍仪所著台湾记述,书名就叫《东瀛识略》,可见直到此时,“东瀛”都还可用以作为台湾的美称。

  事实上,现在文献中可查到的“东瀛”,最早竟是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代称,出自晚唐陆龟蒙诗《和袭美为新罗弘惠上人撰灵鹫山周禅师碑送归》:“一函迢递过东瀛,只为先生处乞铭。”在当时,这类美称并无专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原本也多被喻为海外仙山,甚或以此自比。入唐的朝鲜诗人崔致远的友人顾云有赠别诗《送崔致远西游将还》,这是中韩关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第一句就是:“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暗示朝鲜是三神山。李仁老《破闲集》卷中,记载昌华公李子渊游历中原,到镇江之甘露寺,归国后与人说:“况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山川清秀,甲于中朝万万。”直到清代中叶,乾隆帝仍以“东瀛”指称朝鲜,他在“赏集东瀛西大蒙”一句之下,自注是指朝鲜及漠西外藩。

  和朝鲜一样,日本自古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甚至日本古代的藤原京,也由“大和三山”(香具山、耳成山、亩傍山)环绕而成,这显然是受中国式三神山观念的影响。类似中国园林“一池三山”格局的池泉、中岛、龟岛、鹤岛也是日本园林的核心要素,同样旨在模拟传说中的蓬莱仙岛。有意思的是,日本本身就是中国人最经常投射“仙岛”的地理空间,据张俊哲归纳,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名称多达24种,其中多包括蓬莱、瀛洲、蓬瀛、三岛、扶桑、祖洲这类海外仙岛的隐喻;日本学者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一书则列举出日本27种称号(其中“扶桑”、“倭国”等7种属于“和汉通称”),但其中却没有“三山”、“东瀛”这类带有强烈中国文化气息的称号。除了“扶桑”一词之外,中国历代对日本的雅称也大多已被人所淡忘,现在最流行的代称倒是近代兴起的“东瀛”。实际上,中国诗文中虽然早就用“扶桑”来指代日本,但也不尽然,如宋人吕胜己《促拍满路花》词:“凌仙仙子,邂逅水云乡。更约南枝友,游遍江南,共归三岛扶桑。”这里无论是“三岛”还是“扶桑”,都是指其本义(“海外仙岛”),而不是指日本。


  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内文

  晚清时,精通典籍的文人偶尔还会用“瀛洲”借指日本,如章炳麟《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鲁迅《集外集·〈题三义塔〉诗》:“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但或许是为与日语中的“东洋”对应,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东瀛”来指代日本。1869年起来沪的日本高级妓女,当时就被称为“东瀛名校书”。清光绪八年(1882),岸田国华专程携带日本各家汉诗集来华,约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次年六月,俞氏编成《东瀛诗选》四十卷刊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编选日本汉诗;又过一年,1884年,日本人冈千仞在上海发现,中国人渐渐关注东亚大势,《东瀛诗撰》(即《东瀛诗选》)、《朝鲜志略》、《安南国志》等书大卖。《辞源》“东瀛”条提到指代日本的最早一例,即是俞樾此书。

  从1880年初起的三十年,可能是关键节点,正是在此期间,“东瀛”开始频繁地用来指代日本。光绪十一年(1885),署名“四明浮槎客”者刊行《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此人生平不详,据周作人推测很可能是旅日商人,书前有娄东外史作序:“如生长中原未步东瀛者,购读一过,不啻身入蓬莱。”这里虽然仍借用了传统的“蓬莱”说辞,但已明确用“东瀛”指代日本。此后东渡日本者遂习以为常,曾任四川提督的丁鸿臣,1899年赴日考察军事,归而撰成《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一书;1903年方守敦诗《东瀛归来闻近事,书愤一律》;又如秋瑾1907年《〈中国女报〉发刊辞》中说:“自兹以后,行见东瀛留学界,蒸蒸日盛矣。”这里均以“东瀛”指日本。

  当时深受中国文化熏习的日本知识分子,仍会用诸如“蓬壶”这样的隐喻来指代日本。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间,黎庶昌两次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其随员、参赞官陈明远在回国之际,曾得日本史学家、诗人重野安绎赠别诗,其中“云帆夕日渺蓬壶”之语,即以“蓬壶”称日本。黎庶昌的另一随员黄超曾,世居崇明,出洋归来后著《东瀛游草》六卷。在日本,他所结识的日本汉诗人森槐南(1863-1911)为其诗集题写一阕《国香慢》词,其中有一句“草绿瀛洲”,夏承焘注称“此借指日本”,但从主宾之礼和全词意义来看,其实森槐南恐怕是以“瀛洲”指崇明岛,他就算不知崇明的这一雅称,必定也会从黄超曾处得知。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两地都曾被称为“瀛洲”和“东瀛”,但在此之后,“东瀛”渐渐成为日本的专指,黄超曾的《东瀛游草》显然因日本得名。到宣统元年(1909),另一位崇明籍女诗人施淑仪刊印其诗集《湘痕吟草》,其中提到“游学东瀛”的弟弟,此“东瀛”当然也是指日本。

  在此之前的1906-1907年间,日本军人日野强穿越内陆西行,后著有《伊犁纪行》一书。值得留意的是,该书附录“新疆琼瑶”的诗歌酬答中,中国人大多提到“大瀛东”、“瀛海蓬莱”、“沧瀛水”、“瀛海九州”、“东瀛”、“海外三山岛”,以此指称日本;而他本人在陕西渭南时曾赋汉诗:“渭南正值天长节,遥望东瀛拜紫宸。”意味着日本人也已用“东瀛”指代本国。到民国以后,随着日本的存在感强化,“东瀛=日本”更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1918年,毛泽东因友人留学日本,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有“东瀛濯剑有书还”一句;常任侠1935-36年留日期间的散文所结集的书也名为《东瀛印象记》,此类事例极多。自此,“东瀛”已被视为日本专用的代称,并被社会普遍接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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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日本是怎样变成“东瀛”的

2019年8月2日 09:17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维舟:日本是怎样变成“东瀛”的

  “东瀛”一词,如今普遍被用作对日本的代称。不过,在晚清以前,“东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还曾用来指代崇明岛和台湾岛,直到近代中日交流兴起,才变成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在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人对海外地理认知的变迁,还有文化心理上的转变。

  “东瀛”的本意是指东海,在古典诗文中不时可见,但又不仅是现在所说的有明确边界的“东海”之意,还隐含着两层意味:一是因中国东濒于海,“东瀛”意味着东边无边无际的海洋;二是这一“瀛海”是因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瀛洲得名,带有神话色彩。在传统的宇宙模式中,这其实是环绕中土的大洋,故《清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序:“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正因此,晚清时徐继畲论述世界地理的名著书名为《瀛寰志略》,因为这一宇宙模式中,“瀛海”环绕大地,故“瀛寰”即世界。之所以不称“大洋”,是因为早先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在唐以前整个海洋都被称为‘海’,如‘大瀛海’、‘涨海’等名,当时尚未以‘洋’来指远离陆地的深水区。一直到宋代,才出现‘海’、‘洋’并逐渐以‘洋’代‘海’的情况。”(辛元欧《上海沙船》)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逐渐形成了海上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的神话,发展到东汉以后,结合道教他界观、纬书地理说,以及原本的乐园神话,形成一种新的仙境模式;到魏晋时期则进一步增衍出“形如壶器”的圣岛想象。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现代学者,认为这些神话中的岛屿均有其现实原型,但其说法不一:江闻杰结合古汉语和古埃及语、古希腊地名,认为三神山中,蓬莱与吉萨大金字塔(Pyramid)极其吻合,方丈极有可能是古埃及的法罗斯(Pharos)灯塔,瀛洲则是埃及的神圣之城因努洲(Innu);连横《台湾通史》主张“澎湖则古之方壶,而台湾为岱员,于音实似”;而周运中则考证海外五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实即今加里曼丹、澎湖、台湾、屋久、九州,从南到北排列,译名兼顾音意。但王颋《圣王肇业》一书中,则根据《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中关于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禽兽尽白”等特征推断,这些海外仙岛其实只是冰山:“北极的禽、兽:如北极狐、北极熊等毛色皆白;就是毛色本杂者,如雷鸟、旅鼠等,逮秋以后,也都得换上银装。冰山在海上边浮边融,初见时或‘望之如云’,及至眼前,或因消解与海水平齐,‘反居水下’。由于冰山不停的移动,加上春初的风潮,船只靠近当然不易,‘临之,风则引去’。冰上世界,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琼楼玉宇,令人联想万端。”

  这种想象或许原有所本,但在长久的文化演变中已增添了太多丰富的意涵,使得纯粹实证式的考证无甚意义。BBC纪录片《文明》第三集“画卷天堂”在谈到波斯地毯艺术时说:“地毯并不是精确表现自然世界的照片,它象征了自然界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能被看作是一张关于天堂或者来世或者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地图,而是我们认为的天堂中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那么,这道理对中国的“海外仙山”想象也一样。

  张经纬认为,这些天堂般的海外神仙世界“十洲三岛”,其实就是祖先之灵生活的地方,是东夷观念中人们死后要去往的彼岸永恒世界,但在秦汉以后,却变成无数生者向往的仙境,并且被人具体地描绘出来,“从这座海上神山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基本定型,以后包括绘画、雕塑、园林,甚至地毯编织在内所有的平面和造型艺术,全都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的确,在东南亚马来等族的葬礼神话中,“逝者之船”会带着死者的灵魂返回“最初的家乡”,那是一个神话之地,而一片被视为死亡水域的海洋将之与人们现在居住的大地分开。在这样的仪式中,“历史”被不断转化为神话,但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则出现了逆转:现在神话被不断转化为“历史”。

  因为,人们在向往仙境之余,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在现实中再现这一仙境。高莉芬在《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中指出,这一海外三神山的仙乡模型逐渐成为中国园林中构建人间仙境的典范蓝图,乃至成为中国园林景观的基本设计建构图;所谓“一池环三山”的景观模式,甚至向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成为东方园林的典型庭院特征。这里的“一池”是太液池,象征环绕大地的海洋,而“三山”即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从汉武帝的建章宫开始,到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乾隆的颐和园,历代帝王的宫廷园林多包含这一基本形态,南京玄武湖中的四岛,虽然现在已难看出痕迹,但最初其实也是南朝帝王模仿三神山堆出的三个小岛;私家园林中凿池堆岛象征仙山,如苏州拙政园、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壶状明白象征壶形仙岛,故名“小瀛洲”),全都采用了这一模式,它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关于海外仙岛的一个宇宙微缩模型。

  由于这样一个仙境首先为帝王所享,故而其含义又出现了引申。唐太宗在长安设文学馆,当时入选者被称为“登瀛洲”,自此“登瀛”寓意士人身登荣宠,到科举时代又有了新科进士及第授官之意——这种将科举及第与升仙隐喻的话语,可能在唐代即已出现,所谓“来年遂鹏化,一举上瀛洲”。明清时代各地都出现了诸多祈愿科举高升的“登瀛”地名,如盐城八景之一的登瀛桥、江西婺源旧有登瀛坊、四川筠连县有登瀛塔,北京以往很多旧饭庄(尤其是鲁菜馆),多冠以“登瀛楼”之名,以招徕士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同文化中都有一种基本冲动,即在人间再现神圣空间;而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神圣空间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它在皇家园林中被赋予政治性的意味,并且还普遍渗透到民间,投射到现实的地理空间里,转化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的地理投射,有时是在水滨,如太湖中有三山岛;南京西南长江南岸旧也有三山,晋太康年间王濬伐吴,自牛渚顺流而下,抵三山,即此地。南朝定都建康,此处是形胜之地,南齐时诗人谢朓有《晩登三山望京邑》,唐李白的名篇《登金陵凤凰台》中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即是此地。在杭州,西湖除了三潭印月象征“一池三山”之外,还有“西湖三山”,即孤山、丁家山(小孤山)、夕照山(雷峰)。白居易咏孤山如见仙岛:“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孤山也因此旧称蓬莱岛、瀛屿(据康熙《钱塘县志》),明末张岱《西湖梦寻》记述的孤山则是“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用《汉书》卷二五《郊祀志》记述海外求仙的典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清人孙嘉淦《南游记》笔下孤山的清帝行宫也运用同样的隐喻:“左右高楼,近挹湖光,远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阙,而望十洲三岛之仙踪也。”在这里,“三山”与“蓬莱”或“瀛洲”当然密切相连,甚至是同义词,如唐雍裕之诗《曲江池上》:“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

  除了水滨之外,“三山”更多的则是在各地城市中,其格局中有“三山”被视为关乎当地风水气运。潮州有“三山国王信仰”,祭祀揭阳县明山、巾山、独山,虽然其起源未明,但“三山”发展为民间信仰,并非无由。北京有著名的“京西三山五园”,此三山通常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武汉的三山(龟山、蛇山、洪山)扼守江汉,镇江也有“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济南有“三山不见”,虽然哪三座山诸说不一,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指老济南城中有三座山,虽在却看不见——这个看似奇怪的说法,只有结合三神山的传说才能理解。不过,最有名的“三山”还是在福州,据说是因福州城中西有闽山、东有九仙山、北有越王山,自宋代起“三山”遂成福州别称。虽然这些山的名称表面上看与仙岛无关,但这么多城市中不约而同出现“三山”,这决非偶然,只能解释为世人心理上神仙世界在现实地理中的投射。

  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些海外仙岛的名字对应到地理空间中。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香格里拉”(Shangri-la)一名原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失落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个世外桃源,小说中根本不曾提到它的具体地理位置,这就像“香巴拉”一样只是个虚构的文化象征;但当这个形象广为人们所向外之后,“香格里拉”不仅成为一个连锁酒店的名字(一如古代园林使用“小瀛洲”、“蓬莱胜境”之名),还引发争讼,很多地方争相宣称自己这里才是最符合小说中描绘的世外桃源。1997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宣布: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庆州;2001年,迪庆州的中甸县正式更名“香格里拉县”。

  古人在寻找海外仙岛时的心态也大体如此,许多地方因与三神山沾染某种联系而被命名或更名。今山东蓬莱县,就是因汉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奏请,析越州鄮县地置四县,其中翁山县(今定海)下设富都、安期、蓬莱三乡,而其中后两个地名均与海外神仙有关——“安期”是以传说中长生千岁的安期生而得名。现舟山下辖的岱山县,唐至清末便为蓬莱乡地,而“岱山”(岱屿)之名原本也是源出仙岛。舟山自古也别称“瀛洲”,城中至今有东瀛路、东瀛宾馆。

  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不仅园林中有模拟仙境的“小瀛洲”,自比为“瀛洲”的也所在多有。今福建宁德便有“古瀛洲”(俗称莒洲,为河中小岛);福州台江有瀛洲社区、瀛洲街道、瀛洲河,仓山则有“登瀛胜境”;安徽绩溪县也有瀛洲乡;但更常被指称为瀛洲的,除了舟山之外,则是崇明岛。明太祖朱元璋便曾为崇明题字“东海瀛洲”,此事写入县志,为当地所自豪,至今也有瀛洲公园、瀛洲宾馆等地名遗留,摘录当地历代诗人的一部诗集,索性便名为《清瀛洲诗钞选注》。

  在现在看来或许不可思议的是,清末之前但凡提到“东瀛”,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这些滨海之地。明初崇明籍诗人秦约提到“东瀛”时,其实是指崇明岛;清代崇明诗人杨家驹(雍正十二年秀才)《木棉歌》中一句“东瀛蕞尔种偏多,七分棉花三分谷”,则更明确是以“东瀛”指本乡。清初,据守台湾的郑经曾在答福建总督书中称“本岛风帆所指,南极高辽,北止东瀛”,此处所说的“东瀛”还没有明确指向,犹言“大洋”;但到乾隆年间,台湾已不时被称为“瀛壖”,晚清王韬论台湾的著作仍名《瀛壖杂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一部丁绍仪所著台湾记述,书名就叫《东瀛识略》,可见直到此时,“东瀛”都还可用以作为台湾的美称。

  事实上,现在文献中可查到的“东瀛”,最早竟是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代称,出自晚唐陆龟蒙诗《和袭美为新罗弘惠上人撰灵鹫山周禅师碑送归》:“一函迢递过东瀛,只为先生处乞铭。”在当时,这类美称并无专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原本也多被喻为海外仙山,甚或以此自比。入唐的朝鲜诗人崔致远的友人顾云有赠别诗《送崔致远西游将还》,这是中韩关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第一句就是:“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暗示朝鲜是三神山。李仁老《破闲集》卷中,记载昌华公李子渊游历中原,到镇江之甘露寺,归国后与人说:“况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山川清秀,甲于中朝万万。”直到清代中叶,乾隆帝仍以“东瀛”指称朝鲜,他在“赏集东瀛西大蒙”一句之下,自注是指朝鲜及漠西外藩。

  和朝鲜一样,日本自古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甚至日本古代的藤原京,也由“大和三山”(香具山、耳成山、亩傍山)环绕而成,这显然是受中国式三神山观念的影响。类似中国园林“一池三山”格局的池泉、中岛、龟岛、鹤岛也是日本园林的核心要素,同样旨在模拟传说中的蓬莱仙岛。有意思的是,日本本身就是中国人最经常投射“仙岛”的地理空间,据张俊哲归纳,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名称多达24种,其中多包括蓬莱、瀛洲、蓬瀛、三岛、扶桑、祖洲这类海外仙岛的隐喻;日本学者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一书则列举出日本27种称号(其中“扶桑”、“倭国”等7种属于“和汉通称”),但其中却没有“三山”、“东瀛”这类带有强烈中国文化气息的称号。除了“扶桑”一词之外,中国历代对日本的雅称也大多已被人所淡忘,现在最流行的代称倒是近代兴起的“东瀛”。实际上,中国诗文中虽然早就用“扶桑”来指代日本,但也不尽然,如宋人吕胜己《促拍满路花》词:“凌仙仙子,邂逅水云乡。更约南枝友,游遍江南,共归三岛扶桑。”这里无论是“三岛”还是“扶桑”,都是指其本义(“海外仙岛”),而不是指日本。


  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内文

  晚清时,精通典籍的文人偶尔还会用“瀛洲”借指日本,如章炳麟《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鲁迅《集外集·〈题三义塔〉诗》:“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但或许是为与日语中的“东洋”对应,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东瀛”来指代日本。1869年起来沪的日本高级妓女,当时就被称为“东瀛名校书”。清光绪八年(1882),岸田国华专程携带日本各家汉诗集来华,约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次年六月,俞氏编成《东瀛诗选》四十卷刊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编选日本汉诗;又过一年,1884年,日本人冈千仞在上海发现,中国人渐渐关注东亚大势,《东瀛诗撰》(即《东瀛诗选》)、《朝鲜志略》、《安南国志》等书大卖。《辞源》“东瀛”条提到指代日本的最早一例,即是俞樾此书。

  从1880年初起的三十年,可能是关键节点,正是在此期间,“东瀛”开始频繁地用来指代日本。光绪十一年(1885),署名“四明浮槎客”者刊行《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此人生平不详,据周作人推测很可能是旅日商人,书前有娄东外史作序:“如生长中原未步东瀛者,购读一过,不啻身入蓬莱。”这里虽然仍借用了传统的“蓬莱”说辞,但已明确用“东瀛”指代日本。此后东渡日本者遂习以为常,曾任四川提督的丁鸿臣,1899年赴日考察军事,归而撰成《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一书;1903年方守敦诗《东瀛归来闻近事,书愤一律》;又如秋瑾1907年《〈中国女报〉发刊辞》中说:“自兹以后,行见东瀛留学界,蒸蒸日盛矣。”这里均以“东瀛”指日本。

  当时深受中国文化熏习的日本知识分子,仍会用诸如“蓬壶”这样的隐喻来指代日本。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间,黎庶昌两次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其随员、参赞官陈明远在回国之际,曾得日本史学家、诗人重野安绎赠别诗,其中“云帆夕日渺蓬壶”之语,即以“蓬壶”称日本。黎庶昌的另一随员黄超曾,世居崇明,出洋归来后著《东瀛游草》六卷。在日本,他所结识的日本汉诗人森槐南(1863-1911)为其诗集题写一阕《国香慢》词,其中有一句“草绿瀛洲”,夏承焘注称“此借指日本”,但从主宾之礼和全词意义来看,其实森槐南恐怕是以“瀛洲”指崇明岛,他就算不知崇明的这一雅称,必定也会从黄超曾处得知。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两地都曾被称为“瀛洲”和“东瀛”,但在此之后,“东瀛”渐渐成为日本的专指,黄超曾的《东瀛游草》显然因日本得名。到宣统元年(1909),另一位崇明籍女诗人施淑仪刊印其诗集《湘痕吟草》,其中提到“游学东瀛”的弟弟,此“东瀛”当然也是指日本。

  在此之前的1906-1907年间,日本军人日野强穿越内陆西行,后著有《伊犁纪行》一书。值得留意的是,该书附录“新疆琼瑶”的诗歌酬答中,中国人大多提到“大瀛东”、“瀛海蓬莱”、“沧瀛水”、“瀛海九州”、“东瀛”、“海外三山岛”,以此指称日本;而他本人在陕西渭南时曾赋汉诗:“渭南正值天长节,遥望东瀛拜紫宸。”意味着日本人也已用“东瀛”指代本国。到民国以后,随着日本的存在感强化,“东瀛=日本”更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1918年,毛泽东因友人留学日本,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有“东瀛濯剑有书还”一句;常任侠1935-36年留日期间的散文所结集的书也名为《东瀛印象记》,此类事例极多。自此,“东瀛”已被视为日本专用的代称,并被社会普遍接受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