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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庚辛史料》与许同莘其人

2019-7-30 13:19:3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戴海斌 选稿:桑怡

原标题:戴海斌:《庚辛史料》与许同莘其人

  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一篇。

  《庚辛史料》,许同莘辑,连载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据辑录者“题记”交代:

  庚子拳匪之变,私家记载,不下数十种,或事后追述,或得之传闻,难资依据。曩岁编张文襄全集,就往来电报,辑录成编,虽电码译文间有脱误,然语语征实,可为信史,爰付印行,备他日修史者采焉。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许同莘记。

  由是可知,此种“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也可以说是许同莘编纂《张文襄公全集[书]》的一个副产品。按《河北月刊》为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主办期刊,1935—1936年间河北省会曾迁转天津、保定两地,许同莘供职于省政府秘书处,故多向河北月刊社供稿。

  《庚辛史料》,顾名思义,主题集中于“庚子拳匪之变”,内容至少包含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年,当时应已成编,拟分卷刊载,然未刊毕。目前可见《河北月刊》的连载版本,起自庚子五月初九日,迄至九月初三日,共528件,总计约7万字。据编辑体例,“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则这部分资料可与《张文襄公全集》及今刊《张之洞全集》互补。


  《庚辛史料》,许同莘辑,连载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

  据笔者整理统计,《庚辛史料》所录主要是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收各方来电,不录发电,而来电责任人总计近百人,涵盖范围相当广泛,除居于当时电报网络中心地位的大理寺少卿、总办电报局之盛宣怀外,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将军、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后改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直隶总督裕禄、布政使廷雍(后署直隶总督)、河南巡抚裕长、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成都将军绰哈布、云南总督丁振铎、山东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鹿传霖、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浙江巡抚刘树堂、布政使恽祖翼、广东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司锡良(后改山西巡抚)、布政使湍多布、署按察使夏献铭、江西巡抚松寿、广西巡抚黄槐森、贵州巡抚积诚、云南矿务督办唐炯;

  (2)各海关道,如上海道余联沅、厦门道延年、江汉关道陈夔麟、重庆关道夏时;

  (3)各地重要武官,如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贵州提督梅东益、云南提督冯子材、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

  (4)京官,如许景澄(以吏部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以太常寺卿充总理衙门大臣);

  (5)出使各国大臣,如驻日公使李盛铎、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

  (6)各国领事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如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Georges G.S. Bezaure)、美国驻沪总领事古那(John Goodnow,一译古纳)、意大利驻香港领事伏比斯礼(Z. Volpicelli)、德国亨利亲王(Prinz Heinrich);

  (7)湖北省内各级文武官员,如荆州将军、湖北提督、安襄郧荆道、荆宜施道、施南府、德安府、黄冈县、宜都县、江陵县、巴东厘局委员;

  (8)各地电局委员,如衢州电局、安徽电局、厦门电局、太原电局、赵城电局、牛杜电局;

  (9)湖北驻各地侦探委员,如陈公恕、巢凤冈、曾磬、章师程、程云、张华燕、李兰皋,等等。

  以上各方来电,大多篇幅短小,且内容零散,头绪纷杂,初读者一时难免困惑。诚如许同莘所指示,“一事之起,必有由来;一端之发,必有究竟。电文既略,若不与来电参观,则如隐谜、歇后,索然无味矣”。(《〈张文襄公电稿〉例言》)关于许同莘其人其事,世人所知不多,他对于近代史料与史料学实大有关系,尤其对于作为晚清史料一大渊薮的张之洞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堪谓第一功臣。而《庚辛史料》原即广义的“张之洞电稿”的一部分,要理解其性质、位置与史料价值,有必要追溯“张之洞电稿”这一宗巨型史料的来源、编纂与流传的情况。

  许同莘(1879—1951),字溯伊(叔伊),江苏无锡人,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出使意大利公使许珏之侄,张之洞部下名幕张曾畴之外甥,同邑人杨寿楠称许其“濡染家学,才藻冠时”,并谓“早岁入张文襄公幕府,参与机宜文字;旋官译曹,君出入内外,明于当世之务。又习闻名公巨卿之议论,郎曹、幕职之选,君实兼之”。按,许同莘入张之洞幕府之缘起,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初至湖广督署“学习办事”。据许氏自述:

  岁己亥,同莘始游武昌,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是时距曾(国藩)、胡(林翼)诸公之殁三四十年,幕中诸先生时时诵其文章,道其轶事,而督部张文襄公视草严(原文如此),掾吏兢兢,无或敢一字苟者。(《公牍学史·自序》)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初版,笔者自藏本

  许同莘初至武昌,多得助于其舅父张曾畴的关系。张曾畴(1867—1911),字望屹,别号潜园,江苏无锡人,精于书法,而擅长文牍,甲午后以诸生入张之洞幕府,为缮校文案委员,此后佐幕多年,时人言其“为人精敏强记,恬静寡营,张督部雅重其才,深加倚任,先后从事十有七年”,“职视秘书,最为文襄所信重,而奉职之勤、治事之敏、守口之慎、律身之严,同人咸推敬焉”。辛亥年(1911),以候补知府管理汉阳车站货捐局榷务,事变爆发之际,在汉口投江死难。许同莘在其身后为撰“事略”,并编有《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所影印手书奏议、往来公牍、朋僚函稿,均由张曾畴代张之洞草拟或抄缮。熟悉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说“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许同莘称其舅父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张公雅重其才,自吏治军务,以至交涉事宜,事无大小,咸令参预”,又以工书,模仿幕主笔体形神兼备,“壬辰(1892)、癸巳(1893)以后,凡墨迹署张公款者,皆出先生手笔,江汉之间得片纸只字,竞相摩仿,谓之‘帅体’”。  

  伯父许珏与许同莘关系亲近,经常通信,给予的教诲、训诫也颇多。许珏(1843—1916),字静山,晚号复庵,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四川总督丁葆桢幕,十一年(1885)由阎敬铭荐,随张荫桓出使美、日、秘三国,后以参赞相继随薛福成、杨儒出使欧美诸国,甲午后一度入张之洞幕府,旋因故辞去,二十八年(1902),派充出使意大利公使。《复庵遗集》节抄《谕从子同莘》家书约三十通,起自甲午(1894),迄至丙辰(1916),前后逾二十年,凡“看书”、“做人”、“应酬”、“处世”诸端无不涉及,以身说法,言之谆谆。许同莘甫入湖广督署,许珏即去函叮嘱:“连接来信,悉到鄂后已进督署学习,甚慰,但能处处留心,自然识见日长。”此后经历庚辛之变,家书中除指点时务,又常教以在剧烈的新旧纷争中“相时而动、择地而蹈”之守身要义:“侄欲留心时事,须认真体认,切勿学矮子观场,凡事非胸有确见,第扣盘扪烛,侈口妄谈,未有不贻祸大局者”、“鄂中新说盛行,风气日坏, 吾侄天资甚高, 必已灼见其非,务望刻苦凝静,闇然自修,力屏时下浮嚣习,至嘱。”

  前文所言“会稽施先生”,此前研究多误为江南名幕、浙江会稽人施炳燮,因其人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精研外交文书,许同莘曾向之请教“洋务之要”。实则,施炳燮长期奉职两江幕府,与此时的许同莘并无交集,且其擅长的交涉业务,也与文中所谓“法家言”非一事,不可混同。此处“施先生”当为另一位“绍兴师爷”施煃(?—1931)。笔者检到许同莘为其所作“行状”,可从中窥知施煃大概履历,以及当时张之洞幕府的一些内情:

  先生姓施氏,讳煃,字仲鲁,号悔盦。世为会稽望族,……早岁居襄阳,肄业鹿门书院,两世宦游湖北,例得占籍,遂以给古文辞入武昌府学,光绪丁酉举乡试第六人。先生少承家学,即究心当世利弊,姊婿章鹤汀先生治刑名钱谷,声江汉间,先生从问业于湖广幕府逾一年。张文襄督湖广,先生为幕府子弟,未之奇也。又五年,文襄移督两江,先生为幕僚治牍,辄如文襄所欲言,既而他去,文襄怪幕僚治事不如前,询之得其故,亟撽先生授幕职,自是从文襄者八年。是时海内多故,而江楚东南重镇,文襄所规画率国家大计,庚子辛丑间,外患益亟,幕府治事,昧旦而起,宵分而不休,文襄宏奖人才,方闻硕学之士,云集幕下,吏事则凌仲桓、诸肖鞠、杨葆初、劳筱濂诸先生,洋务则辜鸿铭、梁崧生(梁敦彦)诸先生,而汪荃台(汪凤瀛)先生兼之,至论庶事综练,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者,则必推先生。文襄亦曰施某人中杰也,积劳以知县荐。……壬寅,文襄再督两江,受代入觐,于是先生留江苏,权知六合县事。……(许同莘《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

  由此可知,施煃约自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的甲午年(1894)入幕,至壬寅(1902)年离去,“从文襄者八年”。他出生于师爷世家,在张幕中长于经理庶务,以“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见称,据许同莘所述,“早岁从先生游,先生不凡才视之”、“先生博览群书,务其大义,治法律,旁逮河渠、食货、兵备、外交,研几极深,见诸实用”。这正可与上引“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一言相印证。这也是后来成为法政留学生、并一度从事“修律之业”的许同莘最初涉猎“传统律学”的一个起点。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许同莘赴江宁试,中式举人。三十年(1904),中选江苏赴日游学公费考试,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学习,至三十二年(1906)夏,正式卒业。(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有关其学习法政及从事“修律之业”的情况,可参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归国后,复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文案委员。许珏来函道贺,并为鼓励:“知荷南皮宫保委办文案,从此阅历渐深,蔚成大器,将来从政临民,自有把握,欣慰之至”、“侄以少年为名公卿赏拔,笔墨之外,兼能于操履致慎,在幕府为得士,在家庭为亢宗,良可欣幸。”次年(1907)七月,张之洞奉旨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北上赴京,许同莘亦指定随行。

  入京以后,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张之洞病逝,许同莘一直没有脱离张之洞幕府。许同莘从弟,即许珏之子许同莱在其所撰《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一文中提到:“自光绪己亥(1899)至壬寅(1902),为学习办事时期。自丙午(1906)至己酉(1909),为任职幕僚时期。”则许同莘在张之洞幕中前后两段,长达八年。在京阶段,他曾奉法部调,入修订法律馆办事,又在宪政编查馆、贵胄学堂、外务部秘书股等处兼差,日常事务相当繁忙,“而主业则在法律馆”,从事新民律的习惯调查和新刑律的校订参核工作。有论者指出,许同莘身处清末民初过渡时代,“经历跨越幕职、郎曹两面,传统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议论介于中西、新旧之间”,要探究其略显独特的法学理路,“不能不从其幕主张之洞处入手”。许同莘本人曾为张之洞“调停新旧”之说辩护:

  世人论张文襄,以调停新旧为病,此未知当时实事也。文襄所调停者,孝钦母子之间,亦不始于戊戌以后。自光绪之初,论为大行立嗣,论中官殴禁军,皆揆度事理,措词委婉。至其论学论政,则直抒己见,不为苟同。故言经学则斥《公羊》,言洋务则非弭兵,言时政则采外国之长,而必以不背中国礼教为主。自谓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固未尝为调停说也。

  再,时人揭示张之洞“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的一面外,兼有“奖新学而喜旧文”的另一面。作为“洋学生”之一的许同莘,也注意到幕主“及其晚年,怵中国旧学之日荒,文字之日敝,则兢兢于保存国粹。以为不读经史,不习文辞,则以后入仕途者,将求其称职而不可得”。

  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之洞在京病逝,许同莘受其家属委托,负责主持张氏著述的整理工作,经十余年的努力,始刊《张文襄公四稿》和《广雅堂集》等七种,继编成《张文襄公年谱》(详后)。辛亥革命后,许同莘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1913年任外交部总务厅文书科佥事,次年升文书科长,据《北京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其任此职一直到1920年,后改通商司第六、第四科长,1928 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外交部解散,遂离职。(参见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

  在北洋外交部供职期间,他的一项主要业绩是与同事汪毅生、张承棨合作编纂了清代历朝对外条约集,包括《康熙雍正乾隆条约》(4卷)、《道光条约》(8卷)、《同治条约》(23卷)、《光绪条约》(102卷)、《宣统条约》(19卷)。许同莘对外交文书的重视,其来有自,早年从施炳燮学,后者正以研究近代条约“独为透澈”见长。他逐渐形成“外交辞令自昔所尚,今日尤要”的认识,后来成书的《公牍学史》专门附有“辞命”二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光绪条约》作“序”,回顾“我国编辑国际条约而列于官书者”的历史,以光绪八年(1882)总理衙门排印之《中俄约章会要》为开端,但这一工作时断时续,不成系统,一直到民国初年,“(外交)部员于从公之暇,殚力搜集,荟萃刊印,其体例稍稍完备”。他介绍说:

  我国国际事类之重要,而订约又最繁多者,厥维光绪一朝,佥事许同莘、汪毅生、张承棨诸君,近复搜求文书,补纂遗佚,而成《光绪条约》一书,共得百有二卷,视旧刊之新编,条约增数十,分年有表,分国有表,厘定原约之名称,附列订约之奏牍,以供外交官稽考之资。与夫学士大夫研精之助,其用力可谓勤矣。抑余更有进者,我国与各国订约,汉、洋文并重,而解释约文,恒以洋文为主,旧约中有因迻译舛误而滋疑虑者,故洋文约稿亟应同时校印,以成全璧,庶可以餍读约者之心,而于国际亦多裨益,是尤余所深望者也。(《光绪条约》,孙宝琦序,民国三年九月)

  许同莘等编各朝条约集,前均有“凡例”,列“分年表”、“分国表”、“条约检查一览表”,方便阅者检索,条约、章程本文后多附有关约章订立过程的大臣折件及所奉谕旨,可资参考,“以期阅者洞悉立约之原委”。各朝汇编卷帙不一,其中以《光绪条约》最为庞大,总计达102 卷。据编者交代,“洋、汉约文,本宜并列,惟校对洋文须极精详,故先将汉文付印,作为暂行之本,再板时当再分国汇编,添配洋文”。就当时条件来看,这套条约集搜罗丰富,编校也较精详,为研究清代外交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多次翻印,影响颇广。另外,许同莘与曹汝霖、刘孚淦等合编有《外交部藏书目录》七卷,以外交部图书处名义印行。据说,他尚有计划再进一步,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写一部《外交全史》,但“因故未能实现”。

  许同莘、汪毅生、张承棨编纂《光绪条约》(102卷),外交部图书处,1914年

  1918年6月,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主持编成《许文肃公(景澄)遗集》,由外交部印刷所刊行,许同莘作为“部中同志”,也是主要编纂人员之一。陆征祥述此书缘起,“会唐君蔚芝(文治)以前刊公奏疏、函牍见赠,受而读之,如获拱璧。亟与部中同志许君同莘、孙君昌烜、张君承棨、方君元熙增而辑之,合为《遗稿》十二卷,重付排印”。1922年,许同莘汇辑张曾畴手书,成《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附函电)》付梓,邓楫序曰:“先生既殁之十有一年,其甥许孝廉溯伊谋所以不朽者,撰著经乱丧失不可得,可得者惟书,书之大且精者又不可以梓,梓其所写文襄奏议、函电十数通亦仅矣。”同年,许珏之子许同范等人纂辑《复庵遗集》二十四卷,许同莘义不容辞,亦力任“参校之役”。

  《许文肃公(景澄)遗集》(1918)


  许同莘参校《复庵遗集》(1922)

  北洋政府结束后,许同莘一度出关,在哈尔滨地方政府任事。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约1934年离职。据与许同莘有交的金毓黻记,“民国后出关,佐张文襄之孙忠荪(厚璟)于哈尔滨,与余数通函问于沈阳”。(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5723页)孙厚璟,张之洞嫡孙,张权次子。

  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写作时间约在1930年代初,其一内称:“再承询部况,甚感。侄在此月入二百元,近兼某处讲席,以钟点计算,可得七八十元,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合计不足四百元。儿女累重,教育费多,京津两处开销,合之儿女学费,大约须四百元之谱。至编书一事,似以北京为便,即如年谱取材,必须向各图书馆及史宬等处检阅邸钞、档册,方无谬误。姪前在滨江,即思属稿,终以查书不便而止。如承燕公厚意,月能津贴所需之半,便当将笔墨教习之事一概谢绝,专意为之,庶可观成有日。”按“燕卿”,张仁乐,字燕卿,张之洞第十一子,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九一八”事变投日,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伪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据此信文意推断,当时许同莘正在天津(河北省府),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其编书、编谱工作,似多得到张仁乐的资助。

  张仁乐(1898—1971)


  许同莘致王嵩儒函,1930年代初(来自孔网)

  1934年以后,许同莘曾经入川,游幕蜀中”,并在重庆出版了《张文襄公年谱》。后似任过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惟缺少直接材料,难究其详。1934年11月16日,随中央大学南迁的金毓黻也到过重庆,曾“诣李子壩花纱布管制局访许溯伊(同莘)”,并有赠诗。次年1月15日记:“许溯伊先生自渝来书,并寄赠五古一章,醇雅真挚,真老手也。”许诗题作“静庵先生曩以文字相契,未识面也。避兵巴渝,忽承过访,并赋诗见赠,喜而有作”。(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723、5726页)

  金毓黻(1887—1962)

  比较清楚的是,河北时期,许同莘的主要精力用于公牍学研究,先后写成《治牍要旨》、《治牍须知》、《公牍铨义》、《牍髓》等,最后完成传世之作《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后世对于许同莘其人的关注和了解,其实也多聚焦于这一部系统研究我国数千年公牍演进及其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文书档案学论著”。(《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年)许同莘与公牍学结缘,与在张之洞幕府的职事历练,以及爬梳纂辑张之洞遗文的经验密不可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公牍学史》即“取向所闻于父师及览观所得者,条举而详说之”。他曾回忆,“光绪季年,同莘始入幕下,文襄每具草凡有关典制者,辄属遍检群书”,张之洞殁后,授命编纂《张文襄公全书》,也启发了“公牍学”研究的最初构想:

  己酉(1909)冬,始辑文襄遗书,发箧而尽读之, 得具知治事之要。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闻见为一书,曰《公牍丛话》,多事卒卒未能也。(《公牍学史·自序》)

  及至1930年代,国民政府掀起行政效率运动,倡导文书档案改革,许同莘发表一系列公牍学著述,既是他多年积累的产出,也迎合了时代需要。1933—1935年,约稍早于《庚辛史料》见刊,《河北月刊》上也连载了《公牍诠义》、《公牍诠义补》,分述指、导源、流变、观通、酌雅、通俗、法后、去忍、养耻、博趣、余论、辞命等十二篇,实为1947年商务版《公牍学史》之滥觞。

  许同莘:《公牍诠义》,《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12期,1934年第2卷第1—12期。

  许同莘一生勤于撰述,留下文字不少,惜身后萧条,缺少整理。许同莱言“余兄平日好谱学之书,所收近代名人年谱甚夥”,除张之洞年谱外,他还纂有《歙县迁锡许氏宗谱》、《无锡华氏谱略》、《河朔氏族谱略》等很有分量的家族谱,以及研讨“谱学”的一些理论性著述。

  许同莘:《谱例商榷》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6期,1946年

  他性喜游山访古,自谓“名山如名人,游名山,如读史,山之面目,未易识也,无已则就读书所得以实吾游所见闻,或亦来者之助乎”,故多有“游记”作品发表。1930年代初,与许同莘有交往的金毓黻,便对其游记文字称道不置,以为《石步山人游记》“词笔渊雅,如读道元《水经注》,披阅之际,爱不忍释”,又谓“溯伊能文章,昨以《游吉敦路记》见示,中间考证古事之处精博可喜,渊源所自,弥深景仰”。此外,有关日本法政学、中日关系、晚清政治、古代文化、中西交通史以及东北、华北地方文史的文章,数量亦不少,散见于《法政杂志》(东京)、《交通丛报》、《东方杂志》、《河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河南政治》、《河南博物馆馆刊》、《旅游杂志》等期刊,值得进一步挖掘研究。如许同莘在滨江时期,撰写 《中东路站名改称议》一文,为金毓黻所见,许作“援古证今,殊为罕见之文”,拟登其所编《东北丛刊》“以张之”。


  许同莘:《嵩洛游记》,《河南政治》第6卷第4—6期,1936 年,收入《石步山人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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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庚辛史料》与许同莘其人

2019年7月30日 13:19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戴海斌:《庚辛史料》与许同莘其人

  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一篇。

  《庚辛史料》,许同莘辑,连载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据辑录者“题记”交代:

  庚子拳匪之变,私家记载,不下数十种,或事后追述,或得之传闻,难资依据。曩岁编张文襄全集,就往来电报,辑录成编,虽电码译文间有脱误,然语语征实,可为信史,爰付印行,备他日修史者采焉。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许同莘记。

  由是可知,此种“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也可以说是许同莘编纂《张文襄公全集[书]》的一个副产品。按《河北月刊》为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主办期刊,1935—1936年间河北省会曾迁转天津、保定两地,许同莘供职于省政府秘书处,故多向河北月刊社供稿。

  《庚辛史料》,顾名思义,主题集中于“庚子拳匪之变”,内容至少包含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年,当时应已成编,拟分卷刊载,然未刊毕。目前可见《河北月刊》的连载版本,起自庚子五月初九日,迄至九月初三日,共528件,总计约7万字。据编辑体例,“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则这部分资料可与《张文襄公全集》及今刊《张之洞全集》互补。


  《庚辛史料》,许同莘辑,连载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

  据笔者整理统计,《庚辛史料》所录主要是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收各方来电,不录发电,而来电责任人总计近百人,涵盖范围相当广泛,除居于当时电报网络中心地位的大理寺少卿、总办电报局之盛宣怀外,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将军、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后改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直隶总督裕禄、布政使廷雍(后署直隶总督)、河南巡抚裕长、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成都将军绰哈布、云南总督丁振铎、山东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鹿传霖、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浙江巡抚刘树堂、布政使恽祖翼、广东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司锡良(后改山西巡抚)、布政使湍多布、署按察使夏献铭、江西巡抚松寿、广西巡抚黄槐森、贵州巡抚积诚、云南矿务督办唐炯;

  (2)各海关道,如上海道余联沅、厦门道延年、江汉关道陈夔麟、重庆关道夏时;

  (3)各地重要武官,如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贵州提督梅东益、云南提督冯子材、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

  (4)京官,如许景澄(以吏部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以太常寺卿充总理衙门大臣);

  (5)出使各国大臣,如驻日公使李盛铎、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

  (6)各国领事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如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Georges G.S. Bezaure)、美国驻沪总领事古那(John Goodnow,一译古纳)、意大利驻香港领事伏比斯礼(Z. Volpicelli)、德国亨利亲王(Prinz Heinrich);

  (7)湖北省内各级文武官员,如荆州将军、湖北提督、安襄郧荆道、荆宜施道、施南府、德安府、黄冈县、宜都县、江陵县、巴东厘局委员;

  (8)各地电局委员,如衢州电局、安徽电局、厦门电局、太原电局、赵城电局、牛杜电局;

  (9)湖北驻各地侦探委员,如陈公恕、巢凤冈、曾磬、章师程、程云、张华燕、李兰皋,等等。

  以上各方来电,大多篇幅短小,且内容零散,头绪纷杂,初读者一时难免困惑。诚如许同莘所指示,“一事之起,必有由来;一端之发,必有究竟。电文既略,若不与来电参观,则如隐谜、歇后,索然无味矣”。(《〈张文襄公电稿〉例言》)关于许同莘其人其事,世人所知不多,他对于近代史料与史料学实大有关系,尤其对于作为晚清史料一大渊薮的张之洞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堪谓第一功臣。而《庚辛史料》原即广义的“张之洞电稿”的一部分,要理解其性质、位置与史料价值,有必要追溯“张之洞电稿”这一宗巨型史料的来源、编纂与流传的情况。

  许同莘(1879—1951),字溯伊(叔伊),江苏无锡人,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出使意大利公使许珏之侄,张之洞部下名幕张曾畴之外甥,同邑人杨寿楠称许其“濡染家学,才藻冠时”,并谓“早岁入张文襄公幕府,参与机宜文字;旋官译曹,君出入内外,明于当世之务。又习闻名公巨卿之议论,郎曹、幕职之选,君实兼之”。按,许同莘入张之洞幕府之缘起,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初至湖广督署“学习办事”。据许氏自述:

  岁己亥,同莘始游武昌,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是时距曾(国藩)、胡(林翼)诸公之殁三四十年,幕中诸先生时时诵其文章,道其轶事,而督部张文襄公视草严(原文如此),掾吏兢兢,无或敢一字苟者。(《公牍学史·自序》)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初版,笔者自藏本

  许同莘初至武昌,多得助于其舅父张曾畴的关系。张曾畴(1867—1911),字望屹,别号潜园,江苏无锡人,精于书法,而擅长文牍,甲午后以诸生入张之洞幕府,为缮校文案委员,此后佐幕多年,时人言其“为人精敏强记,恬静寡营,张督部雅重其才,深加倚任,先后从事十有七年”,“职视秘书,最为文襄所信重,而奉职之勤、治事之敏、守口之慎、律身之严,同人咸推敬焉”。辛亥年(1911),以候补知府管理汉阳车站货捐局榷务,事变爆发之际,在汉口投江死难。许同莘在其身后为撰“事略”,并编有《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所影印手书奏议、往来公牍、朋僚函稿,均由张曾畴代张之洞草拟或抄缮。熟悉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说“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许同莘称其舅父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张公雅重其才,自吏治军务,以至交涉事宜,事无大小,咸令参预”,又以工书,模仿幕主笔体形神兼备,“壬辰(1892)、癸巳(1893)以后,凡墨迹署张公款者,皆出先生手笔,江汉之间得片纸只字,竞相摩仿,谓之‘帅体’”。  

  伯父许珏与许同莘关系亲近,经常通信,给予的教诲、训诫也颇多。许珏(1843—1916),字静山,晚号复庵,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四川总督丁葆桢幕,十一年(1885)由阎敬铭荐,随张荫桓出使美、日、秘三国,后以参赞相继随薛福成、杨儒出使欧美诸国,甲午后一度入张之洞幕府,旋因故辞去,二十八年(1902),派充出使意大利公使。《复庵遗集》节抄《谕从子同莘》家书约三十通,起自甲午(1894),迄至丙辰(1916),前后逾二十年,凡“看书”、“做人”、“应酬”、“处世”诸端无不涉及,以身说法,言之谆谆。许同莘甫入湖广督署,许珏即去函叮嘱:“连接来信,悉到鄂后已进督署学习,甚慰,但能处处留心,自然识见日长。”此后经历庚辛之变,家书中除指点时务,又常教以在剧烈的新旧纷争中“相时而动、择地而蹈”之守身要义:“侄欲留心时事,须认真体认,切勿学矮子观场,凡事非胸有确见,第扣盘扪烛,侈口妄谈,未有不贻祸大局者”、“鄂中新说盛行,风气日坏, 吾侄天资甚高, 必已灼见其非,务望刻苦凝静,闇然自修,力屏时下浮嚣习,至嘱。”

  前文所言“会稽施先生”,此前研究多误为江南名幕、浙江会稽人施炳燮,因其人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精研外交文书,许同莘曾向之请教“洋务之要”。实则,施炳燮长期奉职两江幕府,与此时的许同莘并无交集,且其擅长的交涉业务,也与文中所谓“法家言”非一事,不可混同。此处“施先生”当为另一位“绍兴师爷”施煃(?—1931)。笔者检到许同莘为其所作“行状”,可从中窥知施煃大概履历,以及当时张之洞幕府的一些内情:

  先生姓施氏,讳煃,字仲鲁,号悔盦。世为会稽望族,……早岁居襄阳,肄业鹿门书院,两世宦游湖北,例得占籍,遂以给古文辞入武昌府学,光绪丁酉举乡试第六人。先生少承家学,即究心当世利弊,姊婿章鹤汀先生治刑名钱谷,声江汉间,先生从问业于湖广幕府逾一年。张文襄督湖广,先生为幕府子弟,未之奇也。又五年,文襄移督两江,先生为幕僚治牍,辄如文襄所欲言,既而他去,文襄怪幕僚治事不如前,询之得其故,亟撽先生授幕职,自是从文襄者八年。是时海内多故,而江楚东南重镇,文襄所规画率国家大计,庚子辛丑间,外患益亟,幕府治事,昧旦而起,宵分而不休,文襄宏奖人才,方闻硕学之士,云集幕下,吏事则凌仲桓、诸肖鞠、杨葆初、劳筱濂诸先生,洋务则辜鸿铭、梁崧生(梁敦彦)诸先生,而汪荃台(汪凤瀛)先生兼之,至论庶事综练,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者,则必推先生。文襄亦曰施某人中杰也,积劳以知县荐。……壬寅,文襄再督两江,受代入觐,于是先生留江苏,权知六合县事。……(许同莘《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

  由此可知,施煃约自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的甲午年(1894)入幕,至壬寅(1902)年离去,“从文襄者八年”。他出生于师爷世家,在张幕中长于经理庶务,以“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见称,据许同莘所述,“早岁从先生游,先生不凡才视之”、“先生博览群书,务其大义,治法律,旁逮河渠、食货、兵备、外交,研几极深,见诸实用”。这正可与上引“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一言相印证。这也是后来成为法政留学生、并一度从事“修律之业”的许同莘最初涉猎“传统律学”的一个起点。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许同莘赴江宁试,中式举人。三十年(1904),中选江苏赴日游学公费考试,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学习,至三十二年(1906)夏,正式卒业。(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有关其学习法政及从事“修律之业”的情况,可参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归国后,复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文案委员。许珏来函道贺,并为鼓励:“知荷南皮宫保委办文案,从此阅历渐深,蔚成大器,将来从政临民,自有把握,欣慰之至”、“侄以少年为名公卿赏拔,笔墨之外,兼能于操履致慎,在幕府为得士,在家庭为亢宗,良可欣幸。”次年(1907)七月,张之洞奉旨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北上赴京,许同莘亦指定随行。

  入京以后,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张之洞病逝,许同莘一直没有脱离张之洞幕府。许同莘从弟,即许珏之子许同莱在其所撰《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一文中提到:“自光绪己亥(1899)至壬寅(1902),为学习办事时期。自丙午(1906)至己酉(1909),为任职幕僚时期。”则许同莘在张之洞幕中前后两段,长达八年。在京阶段,他曾奉法部调,入修订法律馆办事,又在宪政编查馆、贵胄学堂、外务部秘书股等处兼差,日常事务相当繁忙,“而主业则在法律馆”,从事新民律的习惯调查和新刑律的校订参核工作。有论者指出,许同莘身处清末民初过渡时代,“经历跨越幕职、郎曹两面,传统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议论介于中西、新旧之间”,要探究其略显独特的法学理路,“不能不从其幕主张之洞处入手”。许同莘本人曾为张之洞“调停新旧”之说辩护:

  世人论张文襄,以调停新旧为病,此未知当时实事也。文襄所调停者,孝钦母子之间,亦不始于戊戌以后。自光绪之初,论为大行立嗣,论中官殴禁军,皆揆度事理,措词委婉。至其论学论政,则直抒己见,不为苟同。故言经学则斥《公羊》,言洋务则非弭兵,言时政则采外国之长,而必以不背中国礼教为主。自谓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固未尝为调停说也。

  再,时人揭示张之洞“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的一面外,兼有“奖新学而喜旧文”的另一面。作为“洋学生”之一的许同莘,也注意到幕主“及其晚年,怵中国旧学之日荒,文字之日敝,则兢兢于保存国粹。以为不读经史,不习文辞,则以后入仕途者,将求其称职而不可得”。

  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之洞在京病逝,许同莘受其家属委托,负责主持张氏著述的整理工作,经十余年的努力,始刊《张文襄公四稿》和《广雅堂集》等七种,继编成《张文襄公年谱》(详后)。辛亥革命后,许同莘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1913年任外交部总务厅文书科佥事,次年升文书科长,据《北京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其任此职一直到1920年,后改通商司第六、第四科长,1928 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外交部解散,遂离职。(参见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

  在北洋外交部供职期间,他的一项主要业绩是与同事汪毅生、张承棨合作编纂了清代历朝对外条约集,包括《康熙雍正乾隆条约》(4卷)、《道光条约》(8卷)、《同治条约》(23卷)、《光绪条约》(102卷)、《宣统条约》(19卷)。许同莘对外交文书的重视,其来有自,早年从施炳燮学,后者正以研究近代条约“独为透澈”见长。他逐渐形成“外交辞令自昔所尚,今日尤要”的认识,后来成书的《公牍学史》专门附有“辞命”二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光绪条约》作“序”,回顾“我国编辑国际条约而列于官书者”的历史,以光绪八年(1882)总理衙门排印之《中俄约章会要》为开端,但这一工作时断时续,不成系统,一直到民国初年,“(外交)部员于从公之暇,殚力搜集,荟萃刊印,其体例稍稍完备”。他介绍说:

  我国国际事类之重要,而订约又最繁多者,厥维光绪一朝,佥事许同莘、汪毅生、张承棨诸君,近复搜求文书,补纂遗佚,而成《光绪条约》一书,共得百有二卷,视旧刊之新编,条约增数十,分年有表,分国有表,厘定原约之名称,附列订约之奏牍,以供外交官稽考之资。与夫学士大夫研精之助,其用力可谓勤矣。抑余更有进者,我国与各国订约,汉、洋文并重,而解释约文,恒以洋文为主,旧约中有因迻译舛误而滋疑虑者,故洋文约稿亟应同时校印,以成全璧,庶可以餍读约者之心,而于国际亦多裨益,是尤余所深望者也。(《光绪条约》,孙宝琦序,民国三年九月)

  许同莘等编各朝条约集,前均有“凡例”,列“分年表”、“分国表”、“条约检查一览表”,方便阅者检索,条约、章程本文后多附有关约章订立过程的大臣折件及所奉谕旨,可资参考,“以期阅者洞悉立约之原委”。各朝汇编卷帙不一,其中以《光绪条约》最为庞大,总计达102 卷。据编者交代,“洋、汉约文,本宜并列,惟校对洋文须极精详,故先将汉文付印,作为暂行之本,再板时当再分国汇编,添配洋文”。就当时条件来看,这套条约集搜罗丰富,编校也较精详,为研究清代外交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多次翻印,影响颇广。另外,许同莘与曹汝霖、刘孚淦等合编有《外交部藏书目录》七卷,以外交部图书处名义印行。据说,他尚有计划再进一步,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写一部《外交全史》,但“因故未能实现”。

  许同莘、汪毅生、张承棨编纂《光绪条约》(102卷),外交部图书处,1914年

  1918年6月,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主持编成《许文肃公(景澄)遗集》,由外交部印刷所刊行,许同莘作为“部中同志”,也是主要编纂人员之一。陆征祥述此书缘起,“会唐君蔚芝(文治)以前刊公奏疏、函牍见赠,受而读之,如获拱璧。亟与部中同志许君同莘、孙君昌烜、张君承棨、方君元熙增而辑之,合为《遗稿》十二卷,重付排印”。1922年,许同莘汇辑张曾畴手书,成《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附函电)》付梓,邓楫序曰:“先生既殁之十有一年,其甥许孝廉溯伊谋所以不朽者,撰著经乱丧失不可得,可得者惟书,书之大且精者又不可以梓,梓其所写文襄奏议、函电十数通亦仅矣。”同年,许珏之子许同范等人纂辑《复庵遗集》二十四卷,许同莘义不容辞,亦力任“参校之役”。

  《许文肃公(景澄)遗集》(1918)


  许同莘参校《复庵遗集》(1922)

  北洋政府结束后,许同莘一度出关,在哈尔滨地方政府任事。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约1934年离职。据与许同莘有交的金毓黻记,“民国后出关,佐张文襄之孙忠荪(厚璟)于哈尔滨,与余数通函问于沈阳”。(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5723页)孙厚璟,张之洞嫡孙,张权次子。

  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写作时间约在1930年代初,其一内称:“再承询部况,甚感。侄在此月入二百元,近兼某处讲席,以钟点计算,可得七八十元,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合计不足四百元。儿女累重,教育费多,京津两处开销,合之儿女学费,大约须四百元之谱。至编书一事,似以北京为便,即如年谱取材,必须向各图书馆及史宬等处检阅邸钞、档册,方无谬误。姪前在滨江,即思属稿,终以查书不便而止。如承燕公厚意,月能津贴所需之半,便当将笔墨教习之事一概谢绝,专意为之,庶可观成有日。”按“燕卿”,张仁乐,字燕卿,张之洞第十一子,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九一八”事变投日,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伪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据此信文意推断,当时许同莘正在天津(河北省府),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其编书、编谱工作,似多得到张仁乐的资助。

  张仁乐(1898—1971)


  许同莘致王嵩儒函,1930年代初(来自孔网)

  1934年以后,许同莘曾经入川,游幕蜀中”,并在重庆出版了《张文襄公年谱》。后似任过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惟缺少直接材料,难究其详。1934年11月16日,随中央大学南迁的金毓黻也到过重庆,曾“诣李子壩花纱布管制局访许溯伊(同莘)”,并有赠诗。次年1月15日记:“许溯伊先生自渝来书,并寄赠五古一章,醇雅真挚,真老手也。”许诗题作“静庵先生曩以文字相契,未识面也。避兵巴渝,忽承过访,并赋诗见赠,喜而有作”。(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723、5726页)

  金毓黻(1887—1962)

  比较清楚的是,河北时期,许同莘的主要精力用于公牍学研究,先后写成《治牍要旨》、《治牍须知》、《公牍铨义》、《牍髓》等,最后完成传世之作《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后世对于许同莘其人的关注和了解,其实也多聚焦于这一部系统研究我国数千年公牍演进及其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文书档案学论著”。(《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年)许同莘与公牍学结缘,与在张之洞幕府的职事历练,以及爬梳纂辑张之洞遗文的经验密不可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公牍学史》即“取向所闻于父师及览观所得者,条举而详说之”。他曾回忆,“光绪季年,同莘始入幕下,文襄每具草凡有关典制者,辄属遍检群书”,张之洞殁后,授命编纂《张文襄公全书》,也启发了“公牍学”研究的最初构想:

  己酉(1909)冬,始辑文襄遗书,发箧而尽读之, 得具知治事之要。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闻见为一书,曰《公牍丛话》,多事卒卒未能也。(《公牍学史·自序》)

  及至1930年代,国民政府掀起行政效率运动,倡导文书档案改革,许同莘发表一系列公牍学著述,既是他多年积累的产出,也迎合了时代需要。1933—1935年,约稍早于《庚辛史料》见刊,《河北月刊》上也连载了《公牍诠义》、《公牍诠义补》,分述指、导源、流变、观通、酌雅、通俗、法后、去忍、养耻、博趣、余论、辞命等十二篇,实为1947年商务版《公牍学史》之滥觞。

  许同莘:《公牍诠义》,《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12期,1934年第2卷第1—12期。

  许同莘一生勤于撰述,留下文字不少,惜身后萧条,缺少整理。许同莱言“余兄平日好谱学之书,所收近代名人年谱甚夥”,除张之洞年谱外,他还纂有《歙县迁锡许氏宗谱》、《无锡华氏谱略》、《河朔氏族谱略》等很有分量的家族谱,以及研讨“谱学”的一些理论性著述。

  许同莘:《谱例商榷》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6期,1946年

  他性喜游山访古,自谓“名山如名人,游名山,如读史,山之面目,未易识也,无已则就读书所得以实吾游所见闻,或亦来者之助乎”,故多有“游记”作品发表。1930年代初,与许同莘有交往的金毓黻,便对其游记文字称道不置,以为《石步山人游记》“词笔渊雅,如读道元《水经注》,披阅之际,爱不忍释”,又谓“溯伊能文章,昨以《游吉敦路记》见示,中间考证古事之处精博可喜,渊源所自,弥深景仰”。此外,有关日本法政学、中日关系、晚清政治、古代文化、中西交通史以及东北、华北地方文史的文章,数量亦不少,散见于《法政杂志》(东京)、《交通丛报》、《东方杂志》、《河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河南政治》、《河南博物馆馆刊》、《旅游杂志》等期刊,值得进一步挖掘研究。如许同莘在滨江时期,撰写 《中东路站名改称议》一文,为金毓黻所见,许作“援古证今,殊为罕见之文”,拟登其所编《东北丛刊》“以张之”。


  许同莘:《嵩洛游记》,《河南政治》第6卷第4—6期,1936 年,收入《石步山人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