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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里的腐朽、蒙昧与晨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

2019-7-18 08:44:2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英]里夫斯(Michael Reeves) 著 孙岱君 译 选稿:桑怡

原标题:暗夜里的腐朽、蒙昧与晨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

  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的根基曾经看起来是何等稳固,而今在变革的风暴中都崩溃了,为一个迥异的新时代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今天回望过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个旧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看到“中世纪”这个词,人们会联想到一幅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其中充斥着避世诵经的修士和迷信反叛的农民。一切在现代人看来都是那么怪异。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民主平等主义者,中世纪的人却看一切都是等级森严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如何培养、喂养并纵容自我,中世纪的人却尽其所能否定或贬低自我(或者,他们至少钦佩这样做的人)。要对比下去,真是没完没了。可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是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神学的语境。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既是革命,它就是为着某个目标而战,也是为着反抗某些事物而战,而宗教改革所反抗的就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个世纪,作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教宗、神父和炼狱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这不足为奇。耶稣曾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这位彼得,据说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而教会正是建造在他身上。于是,正如罗马帝国奉罗马城为母亲,奉凯撒为父亲。如今,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帝国仍奉罗马教会为母亲,奉彼得的继任者为父亲,“爸爸”(papa)或“教宗”。与此稍有不同,颇令罗马尴尬的是在11世纪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去的东正教会。然而每家都有一个败家子,其他基督徒都把罗马和教宗看成是不可取代的父母。没有教宗作父亲,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作母亲,就没有救恩。

  簇拥教皇的队伍列队行进

  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

  人们首先是通过接受洗礼圣事(通常是在婴儿时期)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并从而开始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然而,圣体圣事(即弥撒)才是整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只要走进本地的一所天主教堂,你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朝向祭坛,也就是要施行弥撒的地方。之所以称为祭坛,是因为在做弥撒时,基督的身体要重新被献给上帝。日复一日,神父把这个“无血的”祭物献给上帝,重复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血的”献祭,借此上帝对罪的烈怒得到平息。每一天基督都被作为赎罪祭献给上帝。于是,每一天的罪都得到了处理。

  然而,这个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事物都有其“本质”(内部固有之实在),也有其“偶性”(外在形态)。比如说,椅子的“本质”可以是木头,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肮脏。给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会改变。变体说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饼和酒的质地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

  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说出基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变化的时刻就来临了。随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神父举起饼。普通信众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这饼(至于那杯中的酒,他们永远也喝不到。要是有哪位笨手笨脚的农民不小心把基督的血洒到地板上,那可怎么办?),他们只要望一眼被举起的饼,恩典就临到他们了。因此,有更为敬虔的人狂热地从一个教堂赶到另一个教堂,只为多望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这就不足为奇了。

  支撑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体系和思想的是一种可追溯至奥古斯丁(354—430年)的救恩论。准确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这个爱的神学居然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恐惧是多么讽刺啊!)。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凭本性却做不到,必须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上帝凭“让我们称义”帮助了我们,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让我们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据说是上帝通过这些圣事倾倒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让我们更有爱心、更公正来“让我们称义”。据此而论,上帝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公义、更有爱心所需要的燃料;而这种人至终就应获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凭恩典得救。

  上帝把他的恩典浇灌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更有爱,并因此配得拯救,这种说辞经由奥古斯丁说出,听起来或许美妙。但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思想渐渐蒙上了一层黑暗的色彩。中世纪的神学家以动听、乐观的口吻来谈论上帝的恩典如何工作。他们的口号令人雀跃:“上帝不会拒绝把恩典赐给尽力而为的人。”可你怎么能确知你已尽力而为?你怎么能肯定你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当然,教会的官方教导清楚指出,没有人在死的时候,有足够的公义让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杀人罪,而且没有悔改(这样他必坠入地狱无疑了),那么他在死后还是会有机会,即他的罪会在炼狱中被慢慢地洗除净尽,然后他就洁净了,就可进入天国了。大约在15世纪末期,热那亚的凯瑟琳写了《论炼狱》(Treatise on Purgatory)一书。她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炼狱。她解释说,灵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洁、被净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够欣然接受惩罚。然而,那些比凯瑟琳更属世的灵魂,一想到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惩罚,就没那么愉快了。大多数人面对此种前景,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他们只想很快走完炼狱中的旅程,也想要他们所爱的人很快走过。他们为在炼狱中的人祈祷,也为他们做弥撒,相信上帝通过弥撒倾倒下来的恩典,可直接应用于已经去世或在炼狱中受刑罚的灵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炼狱的教导而出现的产业发展起来: 有钱人设立小教堂,请神父专门在里面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幸运受益人祈祷和做弥撒;不那么有钱的人也为着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形成互助会(fraternity),共同出钱请神父。

  炼狱中的一种刑罚

  中世纪天主教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各地到处是圣徒留下的圣迹。这些圣迹之所以重要,不仅有属灵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圣迹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够多的遗物,这就保证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朝圣。这样一来,谁都不吃亏: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遗物,在圣迹收税的人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似乎让圣徒崇拜兴盛起来,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复活升天的基督越来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审判者,全然圣洁可畏。谁能来到他面前呢?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于是,当基督退到天上去时,马利亚成了人们赖以接近他的中间人。然而,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很多荣耀,她转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无法靠近。照此逻辑,人们又开始向马利亚的母亲安妮祈求,让她向马利亚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兴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热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满是圣徒,都很适合作罪人和审判者之间的中间人。而地上似乎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这些遗物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恩典和功德带给人的物件。当然,有些遗物是否真实,颇令人怀疑。有一个笑话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残片”,要是加在一起,原来的十字架可就太庞大了,没有人能背得动。但基督能背得动,他毕竟是全能的。

  马利亚和圣徒是给人尊敬的,不是要人来敬拜的。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官方说法。然而,对于未受教育的普罗大众而言,这一说法未免令人捉摸不定。更常见的情形是,整个圣徒群体被当作万神殿来对待,他们的遗物也就成了有法力的辟邪物件。怎么能把这么复杂的神学体系教导给不识字的百姓,让他们免于犯拜偶像的罪呢?现成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哪怕是在最简陋的教堂里,百姓都置身于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形象中间。这些图像或是玻璃彩绘,或是雕像,或是壁画。这些就是“穷人的圣经”“不识字之人的书卷”。既然无法借助文字,百姓就从图像中学到知识。然而,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空洞。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几乎不能教导人区分尊敬与敬拜。此外,天主教会的礼拜都是用拉丁文来进行的,而百姓大多不懂拉丁文,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教导百姓并不是天主教看为优先的工作。有些神学家想要绕过这一点,他们辩解说,拉丁文是神圣的语言,并因而大有能力,甚至足以给不懂拉丁文的人带来影响。这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百姓不需要听懂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种未成形的“默从的信心”就足以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了。的确,因为缺乏教导,也就只能这样了。

  天上的女王马利亚,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作于1511年的木刻版画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还是腐败透顶?

  你若运气不佳,发现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同处一室,你若想要活跃一下气氛,那就不妨大声抛出这个问题:“在改教的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我保证你会引发一场大战。几年前,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理睬。那时,大家都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改教之前,欧洲人都在痛苦叹息,盼望改变。他们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现在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了。

  历史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历史研究,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当然,有人发牢骚也是免不了的,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委身宗教。与从前相比,更多人花钱为去世的人做弥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来,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树立起来,更多人去朝圣。属灵书籍在有能力阅读的人中间也格外流行,在这类书籍中,有关敬虔和灵修的内容彼此掺杂在一起,就像现今一样。

  人们有宗教热情,这就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在整个14世纪,各个修会都在对自身进行改革,甚至教宗的职任都经历了零星的改革努力。所有人都同意,在天主教会这棵树上,有几根枯枝和几个烂苹果。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把教宗尼古拉斯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狱的第八层,人们读到这里,每每掩卷而笑。当然,有年老的教宗和神父生活腐败,他们在做弥撒之前就喝醉了。但人们对此还能发笑,这一事实表明教会显得何等稳固、安全,似乎教会对这类言辞和笑声还能够承载得起。他们想要把枯枝砍掉,这说明他们多么爱这棵树。他们如此渴望改革,丝毫也想象不到,或许树干中已经有了致命的朽烂。毕竟,想要有更好的教宗和根本不想要教宗完全是两码事;想要有更好的神父和弥撒与不想要神父职分和弥撒也不一样。但丁不只在他的《神曲》中惩罚了坏的教宗,也给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定制了上帝施加的报应,因为教宗无论好坏,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们献身宗教,致力于改善宗教,但不是要推翻宗教。当时的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只是把人所共知的错谬清除掉,而不是激进变革。

  这样看来,当时的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这是错误的对立说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无疑受人欢迎,并且充满活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经。实际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将带来的那种变革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顺其自然的社会运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们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那不是一场道德层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战。他们声称上帝之道闯入了这个世界,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场改革出乎时人预料,也与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分裂的教权

  宗教改革或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小范围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纪的晴朗天空中,黑云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没人在意,但那却是预兆,预示着天穹即将塌陷,砸向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

  第一朵云出现在罗马上空。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被选立为教宗,然而他却由于各种原因不愿迁居罗马。当时人们期望教宗住在罗马,而这位大主教却选择把教宗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法国国王得知后非常高兴:身为法国人的教宗住在法国境内,真是太方便办事了。那么,如果选出的下一位教宗也是法国人,而且他也选择住在阿维农,该不会有人感到意外吧!事实上,下几任教宗果真如此。法国以外的人可没那么兴奋。相反,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教会被掳巴比伦”。教宗应该是罗马主教,而罗马教会是众教会的母亲。然而,这些住在阿维农的人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吗?就这样,基督教界开始对教宗职分失去信任。

  七十年以后,罗马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教廷毕竟曾是罗马的尊严(也是收入)的最大来源。于是,当1378年枢机主教团正在罗马开会准备选举下一任教宗时,民众把他们包围起来,要求他们选出一位合适的意大利人来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罗马人。受惊吓的枢机主教们让步了。然而,选出的新任教宗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枢机主教们见此后悔莫及。许多人说这场选举结果无效,因为它是在受人胁迫之下达成的。于是他们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国人。可先前选出的那一位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他拒绝逊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对方逐出教会。结果出现了两个神圣父亲,这就需要有两个母教会。

  整个欧洲在拥护哪一位教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法国当然支持那位法国人教宗,英格兰则本能地拥护另一位。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于是相关人员召集了一次公会议,期望结束混乱局面。这次会议所达成的解决方案是罢免现任的两位教宗,同时再选出一位新教宗。然而,让两位教宗逊位谈何容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位教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分裂”。大分裂的局面后来被更有实力的康斯坦茨公会议解决了。康斯坦茨公会议从1414年一直开到1418年。这次会议成功地让三位教宗中的两位同意辞职,而住在阿维农的第三位教宗拒绝辞职。于是会议宣布罢免他,另选出一位新教宗来代替前面那三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然支持阿维农的那位教宗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位新教宗。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它却造成了一场权柄危机:教会的最高权柄在哪里?在阿维农还是在罗马?既然公会议确定了哪位教宗才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那么是否公会议拥有高于教宗的权柄呢?分裂局面结束之后,权柄危机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康斯坦茨公会议宣告公会议的权柄高过教宗,而此后的几任教宗却拼命反对这个说法。这么多人你争我夺,普通基督徒又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

  同时,有好几任教宗住到别处,罗马城因而日渐衰败了。这是羞辱,但还不只是羞辱。罗马若是基督教界各处所仰望的荣耀的母亲,她就不会成为破败之城。若要恢复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让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荣耀,要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赞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进了他们的轨道: 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品杜里秋(Pinturrichio)都曾接受过教宗聘任;拉斐尔(Raphael)被委任来梵蒂冈修饰教宗的私人宅邸;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来修饰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切辉煌盖世,但花费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处筹款,百姓开始抱怨,说教宗似乎对他们的钱袋子比对他们的灵魂更感兴趣,又说那些艺术类玩意儿看上去更像是异教的东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艺术。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带来的恶果,远超过教宗最可怕的噩梦,因为它将激发马丁·路德的怒火。

  此外,罗马城开始弥漫腐烂的气息,加上表面的浮华,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博尔贾家族统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 Borgia)只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一步,就收买了足够的选票,被选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让枢机主教们难堪的教宗执政岁月就此开始了。新教宗有多个情妇,为他生了许多孩子。据说,他还和他的一个热衷举办宴会、戴毒戒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生了一个孩子。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并且毒杀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神圣父亲这一职分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的继任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在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种“爸爸”(papa)。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七岁时就被按立神父,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当然,教宗职分此前也曾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在权柄危机中时,失去人们的敬重实在糟糕。


  伊拉斯谟与古腾堡印刷术

  另一朵云在阿维农上空成形。它的出现或许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可它看上去却是最无辜的一朵云。它与住在那里的教宗没有太大关系。这是因为在阿维农住着一位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轻人。他在那里不仅成长为一位诗人,还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学者。到14世纪30年代,彼特拉克开始相信历史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是辉煌的古典文明和古典文化时代,另一个是他所称作的无知野蛮的“黑暗时代”。在他看来,“黑暗时代”起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5世纪,一直持续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然而,彼特拉克也梦想着未来的第三个时代(想必这个时代将会由购买彼特拉克著作的人所开创),届时古典文明将得以再生。

  彼得拉克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随者,他们开始被称作“人文主义者”。他们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或“复兴”),并因此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终结这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他们以优美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为武器,来围攻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而“回到源头!”(Ad fontes!)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这种状况对于教宗统治的罗马来说相当不幸,因为罗马教会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成长起来的,而新学的光芒绝不会对她客气。

  罗马教宗的权力主要由“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来支撑。这份文件据说是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写给教宗的,上面记载,当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时,他把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给了教宗。中世纪的教宗声称他们对欧洲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教宗高于君王。然而,一位名叫罗伦佐·瓦拉(Lorenza Valla)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份文件进行考证时,凭借其深厚的拉丁文功底,看出它实际上是用8世纪——而非4世纪——时的拉丁文写成,且是8世纪的文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1440年,瓦拉把他所发现的秘密公之于众。这就等于拆毁了教宗的一项关键声明赖以成立的基础。不仅如此,这还让人们对教宗的一切声明开始产生怀疑——还有什么其他传统信条可能是伪造的呢?

  瓦拉最伟大的遗产还是他所著的《新约注释》(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这本书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笔记搜集起来编纂而成。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文训练,他借此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武加大译本存在错误。但由于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笔记并未出版,因而他从未看到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出现了,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发现了瓦拉留下的笔记手稿,将其编辑出版,并进而使用它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反击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谟回到信仰源头圣经,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他在希腊文旁边也列出了拉丁文译文,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译本,而是他自己翻译的经文。伊拉斯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促使教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改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会给罗马带来伤害。事实上,他甚至把这本新约圣经题献给当时的教宗,教宗还满怀谢意地回信表达感谢,并大加推荐。但教宗的回复未免过早。因为每逢伊拉斯谟的新约与官方的武加大译本不同,就会牵涉到神学上的差异。例如《马太福音》4: 17中耶稣的话,武加大译本译作“……行补赎”,而伊拉斯谟则译作“……要悔过”,后来的版本译作“改变心意”。伊拉斯谟若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就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教人去行外在的补赎,而是说罪人需要内在的改变心意,远离罪。罗马天主教若对这节经文解读有误,那还有其他什么是她解读错的呢?那她还有什么属灵权柄呢?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德西德里乌·伊拉斯谟

  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活动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追随彼特拉克,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神学家。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看来,神学家似乎只对那些最晦涩和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兴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变成黄瓜,而不是变成人?”邓·司各脱(Duns Scotus)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方式“微妙”的神学家的代表,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简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随他的人也都被嘲笑为“邓人”(Duns man)或“蠢材”(Dunce)。

  神学家们于是成了人文主义者笔下讽刺文学的主角。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次年,坊间就开始流传一份小册子《尤利乌斯被拦在天堂门外》(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伊拉斯谟从未承认这本小册子出自他的手笔(要是承认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可是我们手头就有一本这种小册子的复印本,其笔迹是伊拉斯谟的,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尤利乌斯来到天堂大门外,像平时一样穿戴整齐,顶盔贯甲,蓄着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这是他当初发誓要向许多仇敌复仇的证据。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拦阻,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侍卫,若有必要的话,侍卫可以狠砸大门。然后,守门人彼得让尤利乌斯看上去显得愚蠢自负,随后,故事的结论就是书名预先表明的。到最后,教会和神学家成为人文主义者的笑料,其实这还算不得什么。这个笑话所清楚表明的东西才更重要,那就是,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探求真理的不同路径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柄: 学者会不会比教宗更了解真理?罗马和她那班神学家是不是错了?

  古腾堡印刷机

  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学识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们搅动起的争议倒也无关紧要。但技术的发展却似乎与他们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5世纪80年代,印刷所在欧洲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时候,书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知识的传播更快了。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腾堡拉丁文圣经,这一点意义非凡:真道广传的时代已然来临。

  本文摘录自《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英]里夫斯(Michael Reeves) 著,孙岱君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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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8日 08:44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暗夜里的腐朽、蒙昧与晨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

  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的根基曾经看起来是何等稳固,而今在变革的风暴中都崩溃了,为一个迥异的新时代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今天回望过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个旧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看到“中世纪”这个词,人们会联想到一幅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其中充斥着避世诵经的修士和迷信反叛的农民。一切在现代人看来都是那么怪异。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民主平等主义者,中世纪的人却看一切都是等级森严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如何培养、喂养并纵容自我,中世纪的人却尽其所能否定或贬低自我(或者,他们至少钦佩这样做的人)。要对比下去,真是没完没了。可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是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神学的语境。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既是革命,它就是为着某个目标而战,也是为着反抗某些事物而战,而宗教改革所反抗的就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个世纪,作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教宗、神父和炼狱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这不足为奇。耶稣曾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这位彼得,据说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而教会正是建造在他身上。于是,正如罗马帝国奉罗马城为母亲,奉凯撒为父亲。如今,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帝国仍奉罗马教会为母亲,奉彼得的继任者为父亲,“爸爸”(papa)或“教宗”。与此稍有不同,颇令罗马尴尬的是在11世纪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去的东正教会。然而每家都有一个败家子,其他基督徒都把罗马和教宗看成是不可取代的父母。没有教宗作父亲,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作母亲,就没有救恩。

  簇拥教皇的队伍列队行进

  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

  人们首先是通过接受洗礼圣事(通常是在婴儿时期)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并从而开始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然而,圣体圣事(即弥撒)才是整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只要走进本地的一所天主教堂,你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朝向祭坛,也就是要施行弥撒的地方。之所以称为祭坛,是因为在做弥撒时,基督的身体要重新被献给上帝。日复一日,神父把这个“无血的”祭物献给上帝,重复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血的”献祭,借此上帝对罪的烈怒得到平息。每一天基督都被作为赎罪祭献给上帝。于是,每一天的罪都得到了处理。

  然而,这个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事物都有其“本质”(内部固有之实在),也有其“偶性”(外在形态)。比如说,椅子的“本质”可以是木头,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肮脏。给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会改变。变体说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饼和酒的质地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

  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说出基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变化的时刻就来临了。随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神父举起饼。普通信众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这饼(至于那杯中的酒,他们永远也喝不到。要是有哪位笨手笨脚的农民不小心把基督的血洒到地板上,那可怎么办?),他们只要望一眼被举起的饼,恩典就临到他们了。因此,有更为敬虔的人狂热地从一个教堂赶到另一个教堂,只为多望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这就不足为奇了。

  支撑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体系和思想的是一种可追溯至奥古斯丁(354—430年)的救恩论。准确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这个爱的神学居然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恐惧是多么讽刺啊!)。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凭本性却做不到,必须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上帝凭“让我们称义”帮助了我们,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让我们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5)。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据说是上帝通过这些圣事倾倒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让我们更有爱心、更公正来“让我们称义”。据此而论,上帝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公义、更有爱心所需要的燃料;而这种人至终就应获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凭恩典得救。

  上帝把他的恩典浇灌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更有爱,并因此配得拯救,这种说辞经由奥古斯丁说出,听起来或许美妙。但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思想渐渐蒙上了一层黑暗的色彩。中世纪的神学家以动听、乐观的口吻来谈论上帝的恩典如何工作。他们的口号令人雀跃:“上帝不会拒绝把恩典赐给尽力而为的人。”可你怎么能确知你已尽力而为?你怎么能肯定你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当然,教会的官方教导清楚指出,没有人在死的时候,有足够的公义让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杀人罪,而且没有悔改(这样他必坠入地狱无疑了),那么他在死后还是会有机会,即他的罪会在炼狱中被慢慢地洗除净尽,然后他就洁净了,就可进入天国了。大约在15世纪末期,热那亚的凯瑟琳写了《论炼狱》(Treatise on Purgatory)一书。她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炼狱。她解释说,灵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洁、被净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够欣然接受惩罚。然而,那些比凯瑟琳更属世的灵魂,一想到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惩罚,就没那么愉快了。大多数人面对此种前景,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他们只想很快走完炼狱中的旅程,也想要他们所爱的人很快走过。他们为在炼狱中的人祈祷,也为他们做弥撒,相信上帝通过弥撒倾倒下来的恩典,可直接应用于已经去世或在炼狱中受刑罚的灵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炼狱的教导而出现的产业发展起来: 有钱人设立小教堂,请神父专门在里面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幸运受益人祈祷和做弥撒;不那么有钱的人也为着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形成互助会(fraternity),共同出钱请神父。

  炼狱中的一种刑罚

  中世纪天主教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各地到处是圣徒留下的圣迹。这些圣迹之所以重要,不仅有属灵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圣迹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够多的遗物,这就保证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朝圣。这样一来,谁都不吃亏: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遗物,在圣迹收税的人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似乎让圣徒崇拜兴盛起来,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复活升天的基督越来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审判者,全然圣洁可畏。谁能来到他面前呢?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于是,当基督退到天上去时,马利亚成了人们赖以接近他的中间人。然而,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很多荣耀,她转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无法靠近。照此逻辑,人们又开始向马利亚的母亲安妮祈求,让她向马利亚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兴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热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满是圣徒,都很适合作罪人和审判者之间的中间人。而地上似乎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这些遗物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恩典和功德带给人的物件。当然,有些遗物是否真实,颇令人怀疑。有一个笑话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残片”,要是加在一起,原来的十字架可就太庞大了,没有人能背得动。但基督能背得动,他毕竟是全能的。

  马利亚和圣徒是给人尊敬的,不是要人来敬拜的。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官方说法。然而,对于未受教育的普罗大众而言,这一说法未免令人捉摸不定。更常见的情形是,整个圣徒群体被当作万神殿来对待,他们的遗物也就成了有法力的辟邪物件。怎么能把这么复杂的神学体系教导给不识字的百姓,让他们免于犯拜偶像的罪呢?现成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哪怕是在最简陋的教堂里,百姓都置身于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形象中间。这些图像或是玻璃彩绘,或是雕像,或是壁画。这些就是“穷人的圣经”“不识字之人的书卷”。既然无法借助文字,百姓就从图像中学到知识。然而,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空洞。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几乎不能教导人区分尊敬与敬拜。此外,天主教会的礼拜都是用拉丁文来进行的,而百姓大多不懂拉丁文,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教导百姓并不是天主教看为优先的工作。有些神学家想要绕过这一点,他们辩解说,拉丁文是神圣的语言,并因而大有能力,甚至足以给不懂拉丁文的人带来影响。这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百姓不需要听懂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种未成形的“默从的信心”就足以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了。的确,因为缺乏教导,也就只能这样了。

  天上的女王马利亚,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作于1511年的木刻版画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还是腐败透顶?

  你若运气不佳,发现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同处一室,你若想要活跃一下气氛,那就不妨大声抛出这个问题:“在改教的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我保证你会引发一场大战。几年前,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理睬。那时,大家都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改教之前,欧洲人都在痛苦叹息,盼望改变。他们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现在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了。

  历史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历史研究,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当然,有人发牢骚也是免不了的,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委身宗教。与从前相比,更多人花钱为去世的人做弥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来,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树立起来,更多人去朝圣。属灵书籍在有能力阅读的人中间也格外流行,在这类书籍中,有关敬虔和灵修的内容彼此掺杂在一起,就像现今一样。

  人们有宗教热情,这就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在整个14世纪,各个修会都在对自身进行改革,甚至教宗的职任都经历了零星的改革努力。所有人都同意,在天主教会这棵树上,有几根枯枝和几个烂苹果。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把教宗尼古拉斯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狱的第八层,人们读到这里,每每掩卷而笑。当然,有年老的教宗和神父生活腐败,他们在做弥撒之前就喝醉了。但人们对此还能发笑,这一事实表明教会显得何等稳固、安全,似乎教会对这类言辞和笑声还能够承载得起。他们想要把枯枝砍掉,这说明他们多么爱这棵树。他们如此渴望改革,丝毫也想象不到,或许树干中已经有了致命的朽烂。毕竟,想要有更好的教宗和根本不想要教宗完全是两码事;想要有更好的神父和弥撒与不想要神父职分和弥撒也不一样。但丁不只在他的《神曲》中惩罚了坏的教宗,也给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定制了上帝施加的报应,因为教宗无论好坏,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们献身宗教,致力于改善宗教,但不是要推翻宗教。当时的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只是把人所共知的错谬清除掉,而不是激进变革。

  这样看来,当时的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这是错误的对立说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无疑受人欢迎,并且充满活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经。实际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将带来的那种变革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顺其自然的社会运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们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那不是一场道德层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战。他们声称上帝之道闯入了这个世界,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场改革出乎时人预料,也与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分裂的教权

  宗教改革或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小范围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纪的晴朗天空中,黑云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没人在意,但那却是预兆,预示着天穹即将塌陷,砸向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

  第一朵云出现在罗马上空。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被选立为教宗,然而他却由于各种原因不愿迁居罗马。当时人们期望教宗住在罗马,而这位大主教却选择把教宗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法国国王得知后非常高兴:身为法国人的教宗住在法国境内,真是太方便办事了。那么,如果选出的下一位教宗也是法国人,而且他也选择住在阿维农,该不会有人感到意外吧!事实上,下几任教宗果真如此。法国以外的人可没那么兴奋。相反,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教会被掳巴比伦”。教宗应该是罗马主教,而罗马教会是众教会的母亲。然而,这些住在阿维农的人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吗?就这样,基督教界开始对教宗职分失去信任。

  七十年以后,罗马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教廷毕竟曾是罗马的尊严(也是收入)的最大来源。于是,当1378年枢机主教团正在罗马开会准备选举下一任教宗时,民众把他们包围起来,要求他们选出一位合适的意大利人来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罗马人。受惊吓的枢机主教们让步了。然而,选出的新任教宗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枢机主教们见此后悔莫及。许多人说这场选举结果无效,因为它是在受人胁迫之下达成的。于是他们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国人。可先前选出的那一位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他拒绝逊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对方逐出教会。结果出现了两个神圣父亲,这就需要有两个母教会。

  整个欧洲在拥护哪一位教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法国当然支持那位法国人教宗,英格兰则本能地拥护另一位。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于是相关人员召集了一次公会议,期望结束混乱局面。这次会议所达成的解决方案是罢免现任的两位教宗,同时再选出一位新教宗。然而,让两位教宗逊位谈何容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位教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分裂”。大分裂的局面后来被更有实力的康斯坦茨公会议解决了。康斯坦茨公会议从1414年一直开到1418年。这次会议成功地让三位教宗中的两位同意辞职,而住在阿维农的第三位教宗拒绝辞职。于是会议宣布罢免他,另选出一位新教宗来代替前面那三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然支持阿维农的那位教宗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位新教宗。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它却造成了一场权柄危机:教会的最高权柄在哪里?在阿维农还是在罗马?既然公会议确定了哪位教宗才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那么是否公会议拥有高于教宗的权柄呢?分裂局面结束之后,权柄危机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康斯坦茨公会议宣告公会议的权柄高过教宗,而此后的几任教宗却拼命反对这个说法。这么多人你争我夺,普通基督徒又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

  同时,有好几任教宗住到别处,罗马城因而日渐衰败了。这是羞辱,但还不只是羞辱。罗马若是基督教界各处所仰望的荣耀的母亲,她就不会成为破败之城。若要恢复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让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荣耀,要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赞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进了他们的轨道: 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品杜里秋(Pinturrichio)都曾接受过教宗聘任;拉斐尔(Raphael)被委任来梵蒂冈修饰教宗的私人宅邸;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来修饰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切辉煌盖世,但花费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处筹款,百姓开始抱怨,说教宗似乎对他们的钱袋子比对他们的灵魂更感兴趣,又说那些艺术类玩意儿看上去更像是异教的东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艺术。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带来的恶果,远超过教宗最可怕的噩梦,因为它将激发马丁·路德的怒火。

  此外,罗马城开始弥漫腐烂的气息,加上表面的浮华,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博尔贾家族统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 Borgia)只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一步,就收买了足够的选票,被选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让枢机主教们难堪的教宗执政岁月就此开始了。新教宗有多个情妇,为他生了许多孩子。据说,他还和他的一个热衷举办宴会、戴毒戒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生了一个孩子。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并且毒杀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神圣父亲这一职分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的继任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在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种“爸爸”(papa)。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七岁时就被按立神父,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当然,教宗职分此前也曾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在权柄危机中时,失去人们的敬重实在糟糕。


  伊拉斯谟与古腾堡印刷术

  另一朵云在阿维农上空成形。它的出现或许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可它看上去却是最无辜的一朵云。它与住在那里的教宗没有太大关系。这是因为在阿维农住着一位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轻人。他在那里不仅成长为一位诗人,还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学者。到14世纪30年代,彼特拉克开始相信历史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是辉煌的古典文明和古典文化时代,另一个是他所称作的无知野蛮的“黑暗时代”。在他看来,“黑暗时代”起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5世纪,一直持续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然而,彼特拉克也梦想着未来的第三个时代(想必这个时代将会由购买彼特拉克著作的人所开创),届时古典文明将得以再生。

  彼得拉克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随者,他们开始被称作“人文主义者”。他们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或“复兴”),并因此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终结这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他们以优美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为武器,来围攻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而“回到源头!”(Ad fontes!)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这种状况对于教宗统治的罗马来说相当不幸,因为罗马教会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成长起来的,而新学的光芒绝不会对她客气。

  罗马教宗的权力主要由“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来支撑。这份文件据说是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写给教宗的,上面记载,当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时,他把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给了教宗。中世纪的教宗声称他们对欧洲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教宗高于君王。然而,一位名叫罗伦佐·瓦拉(Lorenza Valla)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份文件进行考证时,凭借其深厚的拉丁文功底,看出它实际上是用8世纪——而非4世纪——时的拉丁文写成,且是8世纪的文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1440年,瓦拉把他所发现的秘密公之于众。这就等于拆毁了教宗的一项关键声明赖以成立的基础。不仅如此,这还让人们对教宗的一切声明开始产生怀疑——还有什么其他传统信条可能是伪造的呢?

  瓦拉最伟大的遗产还是他所著的《新约注释》(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这本书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笔记搜集起来编纂而成。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文训练,他借此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武加大译本存在错误。但由于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笔记并未出版,因而他从未看到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出现了,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发现了瓦拉留下的笔记手稿,将其编辑出版,并进而使用它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反击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谟回到信仰源头圣经,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他在希腊文旁边也列出了拉丁文译文,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译本,而是他自己翻译的经文。伊拉斯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促使教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改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会给罗马带来伤害。事实上,他甚至把这本新约圣经题献给当时的教宗,教宗还满怀谢意地回信表达感谢,并大加推荐。但教宗的回复未免过早。因为每逢伊拉斯谟的新约与官方的武加大译本不同,就会牵涉到神学上的差异。例如《马太福音》4: 17中耶稣的话,武加大译本译作“……行补赎”,而伊拉斯谟则译作“……要悔过”,后来的版本译作“改变心意”。伊拉斯谟若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就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教人去行外在的补赎,而是说罪人需要内在的改变心意,远离罪。罗马天主教若对这节经文解读有误,那还有其他什么是她解读错的呢?那她还有什么属灵权柄呢?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德西德里乌·伊拉斯谟

  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活动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追随彼特拉克,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神学家。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看来,神学家似乎只对那些最晦涩和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兴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变成黄瓜,而不是变成人?”邓·司各脱(Duns Scotus)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方式“微妙”的神学家的代表,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简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随他的人也都被嘲笑为“邓人”(Duns man)或“蠢材”(Dunce)。

  神学家们于是成了人文主义者笔下讽刺文学的主角。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次年,坊间就开始流传一份小册子《尤利乌斯被拦在天堂门外》(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伊拉斯谟从未承认这本小册子出自他的手笔(要是承认的话,那就太愚蠢了),可是我们手头就有一本这种小册子的复印本,其笔迹是伊拉斯谟的,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尤利乌斯来到天堂大门外,像平时一样穿戴整齐,顶盔贯甲,蓄着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这是他当初发誓要向许多仇敌复仇的证据。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拦阻,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侍卫,若有必要的话,侍卫可以狠砸大门。然后,守门人彼得让尤利乌斯看上去显得愚蠢自负,随后,故事的结论就是书名预先表明的。到最后,教会和神学家成为人文主义者的笑料,其实这还算不得什么。这个笑话所清楚表明的东西才更重要,那就是,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探求真理的不同路径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柄: 学者会不会比教宗更了解真理?罗马和她那班神学家是不是错了?

  古腾堡印刷机

  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学识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们搅动起的争议倒也无关紧要。但技术的发展却似乎与他们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5世纪80年代,印刷所在欧洲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时候,书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知识的传播更快了。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腾堡拉丁文圣经,这一点意义非凡:真道广传的时代已然来临。

  本文摘录自《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英]里夫斯(Michael Reeves) 著,孙岱君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