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陈力卫:中日之间的语词漂移

2019-7-15 09:04:2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陈力卫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陈力卫:中日之间的语词漂移

  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

  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中国是这一文化圈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周边其他国家扩散。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日语中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来,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现在并不远,所以中日文的词形和词义都完全一致。通过这样一来一往的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大量所谓的中日同形词。

  东京为庆祝新年而举办的新年书法比赛

  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分要多得多。早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就的作品,故可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国风黑暗时代”。反过来说,这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17世纪以后,在欧洲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介绍西方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中文著作。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方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日本加快对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10年(1877)左右,日本通过大量引进中文书刊,系统地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日本迅速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

  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享。

  从词汇交流史上来看,以上中文与日语的关系可以整理归纳成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汉语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知识;4.新词由日本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汉语词由中文进入日语;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则可以看作日本人创造和改造新词的努力。而最后一种情况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阐述。

  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

  通过中文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手段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通过汉文来阅读。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较少,魏源的《海国图志》、来华传教士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这些书中用来表示新概念的汉语词汇,就直接被日语所接受了。

  根据其影响和时代,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玛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实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

  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在本书第四章将要谈到的《博物新编》(1855)中,就可找出下列具有近代特征的词:

  气压风雨针 外气 差异 体重 赤道 流动 陆地 贸易风 牵引

  汽车 电气 效能 蒸气 机器 轨道 光速 湿气 幻影 点线

  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二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翻译事业的时期,故在性质上与前两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本书也设专章介绍)、《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图书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日本。如在本书第六章提到的《地学浅释》(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述,江南制造局,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语:

  地球 凝结 地质 地理 生物 种类 气候 探索者

  半径 天文家 位置 火山石 水底 腐乱 沉积 海底

  平地 地面 陆地 热气 曲折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流质 压力 消化 石质 地学 时代 必须 平行

  化学法 炭酸 硫酸 斜度 直角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深海”“位置”“流动”等一般现代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

  日本对这些书都进行了翻刻。据八耳俊文的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日文译注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随之被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中国译刻的西学新书不仅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

  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在中国出版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为数不少,其中对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五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

  马礼逊(R.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

  apostle使徒 blacklead pencil铅笔 Christ基利斯督 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

  exchange交换 judge审判 law法律 level水平 medicine医学

  natural自然的 necessarily必要 news新闻 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 organ风琴 practice演习 radius半径线 spirit精神 unit单位/men人类

  life生命 plaintiff原告 materials材料 arithmetic数学 method方法 conduct行为 language言语

  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

  cabinet内阁 elect选举 newspaper新闻纸 diamond金刚石 record记录、记事/yard码 grammar文法 consul领事

  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diameter直径 knowledge知识 machine机器 manage干事 matter物质

  lane平面 platina白金 accident偶然 educate教养 association交际

  Lord天主 revelation默示 sympathy同情/fiction小说 essence本质

  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6-1869

  protein蛋白质 positive pole阳极 adjutant副官 bank银行 bier麦酒 imagination幻想、想象 carbonic炭酸 negative pole阴极 insurance保险

  flag of truce白旗 literature文学 marshal元帅 original sin原本之罪 passion受难 principia原理 privilege特权 propaganda宣传 right wing右翼

  rule法则 frigid zone寒带 torrid zone热带 writer作者/love恋爱 reader读者

  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

  telegraph电报 galvanic battery电池 light光线 numerator分子 geology地质论

  properties of matter物理 momentum动力/optics光学 area面积 constant常数

  differential calculus微分学 logarithm代数 custom house税关

  parliament congress国会 united states美国、合众国、联合之邦

  national university国学、大学 republic民主之国 reigning family国家、国朝

  privilege权利、利益之处

  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他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两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使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

  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很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中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词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刘正埮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个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上述五种英华字典的词例中(如每一组斜线前,共65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这足以修订很多近代中文的新词是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而每一组斜线后面的词,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一并列出,以便对照。

  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

  当然,日本有其独自接受西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知识,到19世纪向英学转换方向,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

  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进入明治时期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而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中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

  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1881)的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做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

  Motive动机 《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

  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记录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证明译词的合理性,才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

  《哲学字汇》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範疇”“絶対”“相対”等词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被逐渐推广开来,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観”“世界観”“美学”“幻覚”“個性”“錯覚”“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辞典中。“観”“学”“性”“覚”等作为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日语语汇的造词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覚”一词中可以分出“幻覚”“錯覚”“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和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不断产生。

  作为近代新词,其含义与古代用法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一旦将它们作为外来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再望文生义地加以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対象”“現象”“観念”“存在”等不少来自汉译佛典的词,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在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还是时代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其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为佛教用语,实际上在明治7年5月《明六杂志》第8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才开始作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词出现。明治14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的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義”等概念产生的土壤。

  可以确切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去从大量汉文书籍中寻找适当的汉语词,他们头脑中涌现的汉语词汇,毋宁说是其熟读中国古典并将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9)盐谷世弘著的《隔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尚未对接的“政治”“宣言”“文明”“組織”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

  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开始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大正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居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中的新词剧增。像昭和7-10年(1932-1935)的《大言海》收录的词尾带“素”的二字词条仅12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 水素 要素 臭素 色素 窒素 砒素 塩素 元素 酸素 炭素 沃素

  而1995年的《大辞林》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2个:

  酵素 同素 硼素 尿素 画素 毒素 酪素 熱素 弗素 茶素 音素 燃素

  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紅藻素”“繊維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転写酵素”等四字词条,以及像“四塩化炭素”等五字以上的词条,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就显得十分庞大了。

  这种现象在人文社科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9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4)摘出下列新语来看,三字以上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多得多。如:

  超能力 座談会 文庫本 非常時 高姿勢 低姿勢 核家族 営業中

  火炎瓶 生命線 赤外線 主題歌 妥当性 超弩級 適齢期 特殊鋼

  肺活量 陪審員 背任罪 偏平足 摩天楼 末梢的 無神論 有機体

  優生学 容疑者 露出狂 擬人法 過渡期 既得権 紫外線 公証人

  自叙伝 再教育

  安全第一 英雄主義 階級意識 緩衝地帯 虚無主義 機械文明

  軍国主義 国粋主義 最後通牒 三角関係 外交辞令 自然主義

  整形外科 耽美主義 同人雑誌 特権階級 不労所得 変態心理

  報告文学 保護貿易 浪漫主義

  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词被吸收到中文里。三字以上的词汇说明性较强,也容易为中文所接受。

  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

  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到日本,后来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

  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尤其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开始反过来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也是参考了五本日本的独和辞书(《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编撰而成的。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中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日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

  ①狄考文(C.W.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1904

  形而上学 哲学 腺 衛生学 物理学 科学 動産

  ②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第2版,1906

  目的 信托 发明 经济学 革命 主义 商标 发行

  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和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地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 1904年初版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年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1904年版把society译为“人世”,1910年版则译为“社会”。日本字“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中的。

  还有,《英华大辞典》(1908)开始用记号标注出新词来。而《英华合解辞汇》也用“新”字明确标记新词,如“绷带”“普通”等。再有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官话》,1916)用“新”和“部定”(教育部制定)来表示新词(后者多是严复参与编写的)。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来自日本的新词的高度重视。其中1917年Handbook of New Terms and Newspaper Chinese首次用符号J标出了“arbitrator仲裁”“attorneyatlaw辩护士”“authority, to have支配 ”“authorize裁(认)可”“cholera虎列拉”等75个来自日语的新词。

  对于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周作人等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都是来自日本的。

  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如“瓦斯”“俱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随着时代潮流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词已被其他词所代替。

  面对日本新词的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其有点受不住了,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7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联:

  [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

  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继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意义无关的词,都纳入“中源”的框架之中。

  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当然,中国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如称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用全新的字词及其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明确词义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其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亚洲共识的平台——近代化进程的知识共享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亚洲近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知识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推动各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日本的报刊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日语中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和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

  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验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

  所以,我们可以把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

  1.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如:

  電気 電報 電信 鉄道 工業 銀行 保険 医学 化学 直径 風琴

  2.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如:

  警察 演説 主義 経済 社会 文学 文化 文明 教育 芸術 思想

  自由 精神 生産 交通 進歩 流行 革命 観察 実験

  3.日本人独创的汉语词。如:

  電話 郵便 商業 情報 象徴 科学 美学 美術

  止揚 哲学 心理学 論理学 倫理学 物理学 地理学 天文学

  主観 客観 現象

  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情况,而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事实,再将第二种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只是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类词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类词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差别很大;第三类词中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俗成”而已。

  总之,围绕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着眼于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受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来。这样一去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构成了整个东亚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亚洲共同的财富。

  (本文摘自陈力卫著《东来东往: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推荐阅读

上一篇稿件

陈力卫:中日之间的语词漂移

2019年7月15日 09:04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陈力卫:中日之间的语词漂移

  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

  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中国是这一文化圈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周边其他国家扩散。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日语中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来,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现在并不远,所以中日文的词形和词义都完全一致。通过这样一来一往的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大量所谓的中日同形词。

  东京为庆祝新年而举办的新年书法比赛

  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分要多得多。早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就的作品,故可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国风黑暗时代”。反过来说,这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17世纪以后,在欧洲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介绍西方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中文著作。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方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日本加快对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10年(1877)左右,日本通过大量引进中文书刊,系统地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日本迅速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

  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享。

  从词汇交流史上来看,以上中文与日语的关系可以整理归纳成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汉语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知识;4.新词由日本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汉语词由中文进入日语;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则可以看作日本人创造和改造新词的努力。而最后一种情况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阐述。

  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

  通过中文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手段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通过汉文来阅读。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较少,魏源的《海国图志》、来华传教士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这些书中用来表示新概念的汉语词汇,就直接被日语所接受了。

  根据其影响和时代,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玛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实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

  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在本书第四章将要谈到的《博物新编》(1855)中,就可找出下列具有近代特征的词:

  气压风雨针 外气 差异 体重 赤道 流动 陆地 贸易风 牵引

  汽车 电气 效能 蒸气 机器 轨道 光速 湿气 幻影 点线

  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二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翻译事业的时期,故在性质上与前两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本书也设专章介绍)、《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图书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日本。如在本书第六章提到的《地学浅释》(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述,江南制造局,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语:

  地球 凝结 地质 地理 生物 种类 气候 探索者

  半径 天文家 位置 火山石 水底 腐乱 沉积 海底

  平地 地面 陆地 热气 曲折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流质 压力 消化 石质 地学 时代 必须 平行

  化学法 炭酸 硫酸 斜度 直角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深海”“位置”“流动”等一般现代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

  日本对这些书都进行了翻刻。据八耳俊文的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日文译注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随之被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中国译刻的西学新书不仅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

  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在中国出版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为数不少,其中对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五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

  马礼逊(R.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

  apostle使徒 blacklead pencil铅笔 Christ基利斯督 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

  exchange交换 judge审判 law法律 level水平 medicine医学

  natural自然的 necessarily必要 news新闻 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 organ风琴 practice演习 radius半径线 spirit精神 unit单位/men人类

  life生命 plaintiff原告 materials材料 arithmetic数学 method方法 conduct行为 language言语

  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

  cabinet内阁 elect选举 newspaper新闻纸 diamond金刚石 record记录、记事/yard码 grammar文法 consul领事

  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diameter直径 knowledge知识 machine机器 manage干事 matter物质

  lane平面 platina白金 accident偶然 educate教养 association交际

  Lord天主 revelation默示 sympathy同情/fiction小说 essence本质

  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6-1869

  protein蛋白质 positive pole阳极 adjutant副官 bank银行 bier麦酒 imagination幻想、想象 carbonic炭酸 negative pole阴极 insurance保险

  flag of truce白旗 literature文学 marshal元帅 original sin原本之罪 passion受难 principia原理 privilege特权 propaganda宣传 right wing右翼

  rule法则 frigid zone寒带 torrid zone热带 writer作者/love恋爱 reader读者

  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

  telegraph电报 galvanic battery电池 light光线 numerator分子 geology地质论

  properties of matter物理 momentum动力/optics光学 area面积 constant常数

  differential calculus微分学 logarithm代数 custom house税关

  parliament congress国会 united states美国、合众国、联合之邦

  national university国学、大学 republic民主之国 reigning family国家、国朝

  privilege权利、利益之处

  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他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两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使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

  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很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中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词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刘正埮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个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上述五种英华字典的词例中(如每一组斜线前,共65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这足以修订很多近代中文的新词是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而每一组斜线后面的词,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一并列出,以便对照。

  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

  当然,日本有其独自接受西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知识,到19世纪向英学转换方向,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

  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进入明治时期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而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中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

  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1881)的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做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

  Motive动机 《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

  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记录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证明译词的合理性,才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

  《哲学字汇》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範疇”“絶対”“相対”等词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被逐渐推广开来,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観”“世界観”“美学”“幻覚”“個性”“錯覚”“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辞典中。“観”“学”“性”“覚”等作为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日语语汇的造词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覚”一词中可以分出“幻覚”“錯覚”“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和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不断产生。

  作为近代新词,其含义与古代用法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一旦将它们作为外来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再望文生义地加以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対象”“現象”“観念”“存在”等不少来自汉译佛典的词,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在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还是时代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其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为佛教用语,实际上在明治7年5月《明六杂志》第8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才开始作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词出现。明治14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的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義”等概念产生的土壤。

  可以确切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去从大量汉文书籍中寻找适当的汉语词,他们头脑中涌现的汉语词汇,毋宁说是其熟读中国古典并将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9)盐谷世弘著的《隔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尚未对接的“政治”“宣言”“文明”“組織”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

  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开始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大正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居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中的新词剧增。像昭和7-10年(1932-1935)的《大言海》收录的词尾带“素”的二字词条仅12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 水素 要素 臭素 色素 窒素 砒素 塩素 元素 酸素 炭素 沃素

  而1995年的《大辞林》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2个:

  酵素 同素 硼素 尿素 画素 毒素 酪素 熱素 弗素 茶素 音素 燃素

  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紅藻素”“繊維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転写酵素”等四字词条,以及像“四塩化炭素”等五字以上的词条,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就显得十分庞大了。

  这种现象在人文社科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9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4)摘出下列新语来看,三字以上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多得多。如:

  超能力 座談会 文庫本 非常時 高姿勢 低姿勢 核家族 営業中

  火炎瓶 生命線 赤外線 主題歌 妥当性 超弩級 適齢期 特殊鋼

  肺活量 陪審員 背任罪 偏平足 摩天楼 末梢的 無神論 有機体

  優生学 容疑者 露出狂 擬人法 過渡期 既得権 紫外線 公証人

  自叙伝 再教育

  安全第一 英雄主義 階級意識 緩衝地帯 虚無主義 機械文明

  軍国主義 国粋主義 最後通牒 三角関係 外交辞令 自然主義

  整形外科 耽美主義 同人雑誌 特権階級 不労所得 変態心理

  報告文学 保護貿易 浪漫主義

  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词被吸收到中文里。三字以上的词汇说明性较强,也容易为中文所接受。

  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

  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到日本,后来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

  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尤其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开始反过来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也是参考了五本日本的独和辞书(《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编撰而成的。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中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日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

  ①狄考文(C.W.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1904

  形而上学 哲学 腺 衛生学 物理学 科学 動産

  ②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第2版,1906

  目的 信托 发明 经济学 革命 主义 商标 发行

  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和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地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 1904年初版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年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1904年版把society译为“人世”,1910年版则译为“社会”。日本字“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中的。

  还有,《英华大辞典》(1908)开始用记号标注出新词来。而《英华合解辞汇》也用“新”字明确标记新词,如“绷带”“普通”等。再有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官话》,1916)用“新”和“部定”(教育部制定)来表示新词(后者多是严复参与编写的)。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来自日本的新词的高度重视。其中1917年Handbook of New Terms and Newspaper Chinese首次用符号J标出了“arbitrator仲裁”“attorneyatlaw辩护士”“authority, to have支配 ”“authorize裁(认)可”“cholera虎列拉”等75个来自日语的新词。

  对于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周作人等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都是来自日本的。

  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如“瓦斯”“俱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随着时代潮流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词已被其他词所代替。

  面对日本新词的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其有点受不住了,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7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联:

  [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

  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继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意义无关的词,都纳入“中源”的框架之中。

  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当然,中国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如称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用全新的字词及其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明确词义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其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亚洲共识的平台——近代化进程的知识共享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亚洲近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知识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推动各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日本的报刊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日语中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和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

  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验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

  所以,我们可以把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

  1.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如:

  電気 電報 電信 鉄道 工業 銀行 保険 医学 化学 直径 風琴

  2.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如:

  警察 演説 主義 経済 社会 文学 文化 文明 教育 芸術 思想

  自由 精神 生産 交通 進歩 流行 革命 観察 実験

  3.日本人独创的汉语词。如:

  電話 郵便 商業 情報 象徴 科学 美学 美術

  止揚 哲学 心理学 論理学 倫理学 物理学 地理学 天文学

  主観 客観 現象

  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情况,而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事实,再将第二种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只是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类词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类词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差别很大;第三类词中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俗成”而已。

  总之,围绕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着眼于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受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来。这样一去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构成了整个东亚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亚洲共同的财富。

  (本文摘自陈力卫著《东来东往: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