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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温”饱?雾都伦敦的燃料经济与政治

2019-7-12 08:59:5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美]威廉·卡弗特著,王庆奖、苏前辉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何以“温”饱?雾都伦敦的燃料经济与政治

  本文选摘自《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美]威廉·卡弗特(William M. Cavert) 著,王庆奖、苏前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煤炭之需”:伦敦燃料市场与匮乏的政治

  伦敦人并不是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获得燃料。森林、林地、沼泽地和其他公共用地的习惯性使用权及用灌木篱笆圈地的木柴燃料在英格兰很重要,这些与都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毫无关系。只有市场能够向伦敦这种规模的城市供应足够的燃料。长期以来,这座中世纪的城市从泰晤士河谷上下流域、其支流与河口获取燃料。但是1600年前后转向使用煤炭后,伦敦就依赖于由生产者、运输者、批发商、中间商组成的一条长且复杂的商业链条。因此,伦敦燃料市场的商业化已非新生事物,但其复杂性和规模程度倒是鲜为人知。虽然类似利奇菲尔德和莱斯特这样的小城镇居民尚能从自己的城市土地获取燃料,但伦敦人却只能购买经过了许多劳动者手的燃料,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这些劳动者。因此,其结构之复杂可谓独一无二,不过讨论伦敦人燃料的话语并不复杂。与英国其他地方一样,伦敦人及其管理者声称人人需要燃料,但穷人最需要。伦敦和其他地方一样,111燃料的供给充满着道德和政治含义。因此燃料的道德经济并非伦敦独有,但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独特的市场和独特的重要性意味着市场道德话语在这个大都市里得到了不同的应用。

  这种言辞与乡村讨论燃料的话语和假设有很多共同之处。与英格兰的农村一样,首都人们常常把燃料与食物关联起来,如1579年女王的大臣们下令对伦敦城“饮食、燃料及其他必需品”的运销进行管理。1630年,枢密院传唤肉商和木材商,让他们对肉类和煤炭的高价格做出解释。有人认为,济贫官在1700年前后应按法律要求提供三类生活必需品:“肉、衣物、燃料”。当然,食物与燃料之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现代早期的伦敦人分不清面包与煤炭,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在概念上存在实质的重叠。

  “匮乏”(dearth)是时人讨论燃料短缺的一个术语,历史学家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缺少食物而不是其他商品。然而,食物和燃料在现代早期是紧密相关的必需品,缺乏任何一类都可称为匮乏。一段写于1643~1644年那个冬季的讽刺性对话说到(当时伦敦议会禁止了与纽卡斯尔的一切贸易),海煤的“匮乏”比现实更为真实,因为批发商大量囤积导致海煤价格飞涨。1653年,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的一位情报员说:“煤炭之‘匮乏’令伦敦人发怒,而接下来与荷兰战争期间,伦敦市议会限定了谁有权在伦敦附近运输煤炭,‘为了在匮乏与稀缺时期维护穷人的利益’。”休·普拉特在描述煤块的新配方时,一再把“饮食匮乏”与燃料的“匮乏和稀缺”联系在一起。在解释为什么政府应该要求消费者112购买其燃料时,普拉特提到了目前的收成危机,认为政府的强制措施是合理的,因为“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休·普拉特在为国家政权服务时,把燃料与食物短缺混合使用,却意外地得到倡导议会自由的大人物爱德华·柯克的支持。在1628年的一次议会会议上,查理一世简要地向下院表达了良好意愿,柯克借机发表了一场和解演讲。在该演讲中,他试图掩盖宪法上的分裂,这将很快导致议会向国王提交《权利请愿书》(Declaration of Right)。在短暂的和谐之后,柯克说习惯法和王室特权根本不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为了举例说明这个观点,他说当时煤炭贸易史中的法治以及随之产生的财产权,与皇家特权规定的紧急措施完全兼容。柯克解释道,在“匮乏时期,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有一套行为规范,个人为售卖自己的玉米定价,近期伦敦煤炭的情况即是如此”。对于柯克和普拉特来说,此处的重点是,燃料的匮乏与食物缺乏都是一个意思。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需要授权采取紧急措施,取代平时的财产权。

  如果燃料和食物的普遍缺乏在概念上被认为相似,那么穷人在这种时候所感受到的也是如此,特别是对穷人在燃料匮乏时如何受罪(无论是因为贫穷、寒冷还是高昂的燃料价格)的描述和表述往往更多地聚焦于饥饿而不是寒冷。1665年,下院的发言人表达了“值此严寒季节”的困境,“本城人民尤为如是,他们因燃料缺乏而坐以待毙,煤价竟然不合理地上涨了”。两年后,人们据说再次陷入绝望。1667年3月,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煤炭价格为平时的四倍,而天气“非常寒冷”。几天后,伦敦居民向枢密院请愿,抗议煤价过高,“如若不迅速采取措施,将导致数百陛下之贫民饥寒”。显然这种要求辞藻很华丽,而在某些情况下则以荒谬的113词语来掩盖显而易见的谋利动机。在1628年的请愿书中,谋划者主张王室拥有北方几座煤矿的所有权,通过重复表达“老人、穷人、残疾人”缺乏煤炭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当的。他们宣称,对这些人和其他臣民“有必要加以限制,其使用海煤之频度应与呼吸空气之频度相等。若无空气,他们无法呼吸;若两者皆无,他们无法生存”。到了17世纪末,有人以类似的理由对税收提出强烈抗议,认为“煤绝对是生活必需品,除非价格适中,否则穷人将会冻死”。类似陈述说明,煤炭为穷人生活必需品的说法可以被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但这并没有削弱煤炭的威力,伦敦穷人确实因燃料匮乏而受苦。煤炭价格上涨时,许多家庭的确在食物与燃料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他们最强烈的感受很可能是两者都缺。

  因此,廉价燃料确实对穷人很重要,大多数讨论燃料政策或燃料治理所采用的言辞都强化了煤炭尤其是穷人生活的必需品。在1628年案例中,谋划者展示了这种话语完全可以是出于自利,但官员也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尽管他们与此没有直接个人利益或经济利益。相反,煤炭为穷人之燃料这种说法给政策的指定带来了正当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利用这个正当性去调节快速增长的贸易。1595年10月伦敦市民代表向伯格利勋爵(Lord Burghley)投诉,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Newcastles Hostmen)限制了煤炭贸易、降低煤炭质量、提高煤炭价格,所有这些行为均“于穷人之燃料使用不利”。几个星期后,枢密院再次谴责了这种“对穷人之巨大压迫行为”,并责成北方枢密院院长对此开展调查。此外,这种“压迫”与1590年代中期收成危机期间盛行的高粮价有明显的关联。当伦敦的官员特别意识到各社会政治阶层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时,伊恩·阿切尔(Ian Archer)“追求稳定”的观点就很重要了。

  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出现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已经过去,但煤炭作为穷人的燃料而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语仍在持续。不过这并非考虑或支114持某项具体政策的人讨论煤炭的唯一方式。另一种方式与煤炭是所有人常用燃料的观点有着紧密关系。对于那些以共同利益为名来对抗私人和特殊利益的人来说,这种方法特别有用。当几个案件的调查结论认为伦敦的木柴商人追逐“私人钱财”是导致煤炭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时,这些牟取暴利的商人被斥责为民众的敌人。

  在16、17世纪,大都市穷人的利益似乎大多反映在投诉煤炭供应和价格的问题上。这些投诉针对的是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及伦敦的批发商。因此,一位叫威廉·尼科尔斯(William Nicholls)的人1623年向财政大臣请愿称,富裕的燃料批发商存在欺诈行为,吞噬穷人利益。尼科尔斯自如地引用《圣经》经文来说明,无视穷人利益的官员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我恳求阁下聆听穷人哭声。不愿聆听穷人哭泣之人亦会哭泣,然其泣声终将不为人所听。”几乎没有人会威胁诅咒一个潜在的保护人,但尼可尔斯把穷人的绝望与燃料批发商的贪婪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甚至在上下两院和枢密院也不例外。即使不去诋毁贪婪,穷人苦难在言辞上依然有用。1610年,下院向国王请愿,说对沿海煤炭贸易(事实上是极少部分)征税令穷人感到“极度痛心”。战时这类抱怨的声音最大也最具预测性,因为经常发生的海战以及对纽卡斯尔真假难辨的入侵恐吓使得伦敦煤价上涨。尤其是1643~1644年的那个冬季,伦敦议会对纽卡斯尔保皇党人实施贸易禁令,主要受害者是穷人。在整个现代早期,伦敦的燃料供应问题尤与无法满足穷人的需求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立即引起人们对稳定的担忧。

  “骚乱之源”:燃料供应与追求稳定

  塞缪尔·佩皮斯担心高煤价会引发骚乱的时刻,对于许多伦敦人来说也是一个既不寻常又熟悉的时刻。1667年6月伦敦的煤炭价格特别高,从现实的角度看可能是最高的,从绝对的角度看也几乎是最高的,20世纪才出现比这更高的。因为梅德韦战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人们担忧整个运煤船队可能被摧毁或滞留在港口。可是这种独特的经历与1660年代早已确立的模式相符,并将贯穿整个现代早期(甚至此后)。战争一般都会使伦敦煤价上涨。大家已经普遍而又理所当然地认识到穷人在战时特别没有安全感这一基本事实。人们认为穷途末路的穷人往往很危险,因此不稳定的贸易渠道可以直接引发统治危机,这对当时许多人来说似乎很有说服力。因此,安格尔西伯爵认为“对煤炭的需求”是促使1667年战争结束的主要原因。他把煤炭供应与政局稳定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已经是老生常谈。

  查理一世统治的头几年,伦敦首次面对由海战导致煤炭供应减少并威胁社会秩序的情况。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使英国沿海航运面临攻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敦刻尔克(Hapsburg Dunkirk)武装民船的袭击。这造成了严重损失,使纽卡斯尔煤炭运输总量减少了1/3,导致煤价上涨。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iot)对下院说,这种掠夺使得“伦敦穷人失声痛哭”。他的目标是攻击海军大臣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未能充分履行保护海岸的责任,而为白金汉公爵辩护的人则回应称,导致“对穷人尤甚”的价格上涨,主要责任在批发商的囤积行为,而不是海岸线的不安全。但无论责任在谁,穷人的痛哭都显得很危险。

  为应对这种危险,当局采取行动以保护116最需要帮助的人。1627年10月,政府对燃料库存的调查发现库存几乎告罄。次月,伦敦市长下令将100个查尔特隆的煤分成小份,提供给那些持有教堂委员会票证的真正穷人。如果这样做的意图是给最脆弱和需要帮助的人实施燃料配给的话,那么其实际效果反映了城市贫民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有人发现把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召集到两个中心分配站难度很大,因为“运煤官员无法执行此项任务,亦无法抵抗穷人之暴力”。为了驱散暴民、制止“暴力”,相关市政委员会在26个区设立了救济点,更多地实施当地分配。尽管如此,煤炭价格还在持续高涨,直到战争结束,穷人仍然很危险。1630年3月,负责保护沿海贸易的海军接到命令去护送纽卡斯尔的运煤船队。为了强调该命令的紧迫性,其中提到“伦敦民众非常缺煤,他们对(海军)大臣实施了巨大的骚扰”。最终,1620年代的海战导致外敌首次提出将煤炭贸易纳入战略考虑。1628年,白金汉公爵的代表传阅了一份由国外耶稣会士伪造的讨论稿,内容是如何削弱英格兰。据他们观察:“伦敦已经遭受燃料匮乏之困。”这份讨论稿虽属伪造,但仍然表明1620年代后期煤炭匮乏造成了真正的破坏。穷人为廉价供给而战,愤怒地向政府官员表达了诉求,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在资敌,有如马基雅维利的计谋:在国内播撒不和谐之种子,以利于最终之征服。

  1620年代英格兰的内部矛盾空前尖锐,尽管这位外国耶稣会士并不存在,但其伪造的议题实际上成为英国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英国的沿海贸易受到了损害,而在1643~1644年几乎完全停滞。1643年1月,议会下令停止与纽卡斯尔保皇派进行贸易,引证说此举对王室金库有好处。尽管该条例117声称各地“煤炭充足”,但还是立即着手采取措施监督、管理和扩大伦敦的煤炭供应。到了5月,相关委员会得出正式结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不足以供给,“只有纽卡斯尔的煤方能满足伦敦城的需要”。该结论还说到,获取煤炭供给“最可能”的方式是“武力踏平纽卡斯尔,无论从海上或是陆地,或两者兼用”。因此,该结论还建议准备一笔5万英镑、8%利息的贷款,征服纽卡斯尔的计划需要这笔钱。几天后,议会接纳了这些建议,其正当理由依然是满足城市贫民不可抗拒而又危险的需求:“伦敦城及整个王国为该商品的匮乏而深受其苦,皆因此物为维持生存之绝对必需,可能对底层贫困人的生活必需品产生影响,后果非常危险。”

  到了10月,纽卡斯尔尚未征服,冬季则已临近。议会再次援引穷人的迫切需求及其潜在暴力的说辞,为自己采用新手段获取燃料进行辩护。这个法令再次以缺乏“海煤,无此则几乎难以承受冬季之苦痛,贫弱底层之人尤其如此”的说法来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他们所谓的“难以承受冬季之苦痛”早已转化为险情。“普通民众为获得生活必需的燃料,已于近期打砸木材商店,此事尚在持续之中。”因此,该法令还批准对伦敦60英里范围内违法获取的木材可以开展有组织的抢夺,从而使得伦敦“每一教区之底层贫民可先行获得燃料”。

  因此,伦敦市政和议会领导层明确表示,燃料匮乏会导致社会混乱,应优先考虑防止社会失序的办法。这些声明也是为了应付保皇党人。1643年5月,保皇党报纸突然刊发伦敦燃料可能即将短缺的报道,声称煤价高居不下,每天都在上涨,“迫使民众起来造反,议院领袖忧虑其后果”。1643年,一位苏格兰游客注意到,尽管伦敦人“每天获得苏格兰的救济”,但仍然不断抱怨煤价昂贵,并为“失去泰恩河之便利而哀叹”。1644年,议会派报纸强调最终征服纽卡斯尔后所能提供的救济,并预测“本城将立即获得便宜的煤炭”。1644年的苏格兰军队与1640年一样用赞赏的口吻说,抵达伦敦民众心坎的方式是穿过他们的壁炉,以此宣传他们在征服泰恩河后立即向城市贫民供煤的努力。最后,威尼斯大使重复了与煤炭政治含义相关的传统观点。1643年10月,煤炭“开始缺乏”,引发“极大骚动”。第二年夏天,威尼斯大使预测如果苏格兰人不放松煤炭供应,伦敦将会发生骚乱。1644年10月,他开始使用密码发送信件(表示是特别敏感的消息),预测苏格兰人控制泰恩赛德煤矿会让他们获得“对伦敦的优势”,未来很可能会与英格兰盟友分道扬镳。

  至1644年底,保皇派、议会派、中立派、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外国人都清楚伦敦的煤炭供应既依赖于政治稳定,也影响政治稳定。稀缺、昂贵的煤炭引发了怨怒、投诉,并且似乎有可能引发频繁的、轻微的、可控的混乱。无论是1628年记载的“穷人的暴力”,还是1643~1644年记载的哄抢木柴和燃料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没有证据表明伦敦曾经出现过燃料暴乱。尽管如此,时人从内战经历汲取的教训并非城市社会在面对匮乏和威胁时的稳定,而是大都市秩序的脆弱。

  从1640年代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煤炭匮乏让穷人受苦,其结果是穷人会弃守文明和服从的基本规则。于是,伦敦的市议员在1650年代担心,春季煤运姗姗来迟将引起“城市贫民的巨大骚乱,他们需要必要之燃料”。爱德华·海德警告说:“煤炭匮乏令民众愤怒,如若荷兰人让我们无法获得煤炭,我们很快就将互相残杀。”1653年春季,威尼119斯大使得出结论:最近抵达的运煤船队防止了首都“普遍之恐慌”和“暴乱”。以上三类观察者的议题虽然完全不同,市议员希望避免失序;被流放国外的保皇派海德则相反;威尼斯人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过他们都分析了煤炭与贫民管理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塞缪尔·佩皮斯1667年担心发生叛乱,而几年后一位谋划请愿的人援引新近的经历,说道:“本城煤炭之匮乏令人难以置信,已近乎起义之虐。”安格尔西伯爵认为“煤炭匮乏”极大地“加速了和平条约的签订”。希望局面不稳的人也认识到了其中的关系。1708年、1715年,詹姆士派的阴谋家及其盟友都非常乐观地认为让伦敦无法获得纽卡斯尔煤即可加速政权的崩溃。有人在1708年断言,如果没有煤炭,伦敦在六周内就会受苦。而在1715年,玛尔勋爵(Lord Mar)提出,从东北部进攻的成功概率很大,因为煤炭贸易将由此受阻,从而“迫使伦敦宣布投降,至少也可扰乱政局”。整个18世纪,虽然内战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甚至与荷兰的战争也过去很久了,伦敦的稳定似乎依然取决于煤炭的供应情况。一位历史学家在1730年代写道:一旦寒冬来临、海战出现,“不仅伦敦贫民面临灭顶之灾,政府也将因暴乱而陷入困境”。即使晚至美国独立战争,约翰·琼斯(John Paul Jones)还认为只需几艘护卫舰就可以摧毁“纽卡斯尔之煤运,将最大限度造成伦敦燃料之困”。这些说法都取决于有关伦敦贫民可疑的假设,但首都的燃料暴乱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即使曾经发生过,城市贫民并非一群想推翻政权的暴民。尽管如此,燃料匮乏引发社会失序的说法持续了很久、很普遍,并非空穴来风。

  短缺的危害

  燃料为必需品,匮乏为危险品,政府则是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燃料的威力部分来自英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包括贫民在基督教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仁政可以带来繁荣的理念。但把穷人与城市燃料供应关联起来,并通过政界和商界的利益分配来实现这种关联,其中所蕴含的特殊力量则必须通过现代早期伦敦人的亲身经历才能得到解释。正是因为伦敦贫民对商业燃料市场的完全依赖,才使他们在复杂的供应网络中断时度过真正的苦难。历史学者普遍低估了燃料在贫民预算中的重要性。在典型的冬季,贫困家庭可能用总收入的10%以上购买燃料。当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时,预算会深受影响。如果价格上涨三倍(战时常有之事),依赖固定收入的中等家庭将不得不减少35%的食物开支以购买相同数量的燃煤;非常贫困家庭的食物开支将会减少更多。因此,穷人将会因煤炭匮乏而“饿死”,这不仅仅是夸大其词。虽然涨价不常有,却也周期性发生,伦敦贫民真要面对是购买食物还是购买燃料的两难选择。

  燃料极端匮乏虽不多见,但伦敦贫民更能感同身受。按照当代标准,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缺乏燃料和能源,但重要的是其相对匮乏的生活经验也是主观的。毫无疑问,寒冷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感受,但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对燃料匮乏的认知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也许还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认为,对任何物品匮乏的认知,无论是食物、伙伴还是时间,都会引导人们以相似的方式集中精力。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欲求对象占据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心理能力,因为对匮乏物品的单一追求必然需要牺牲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甚至还要牺牲基本的认知能力。他们认为,贫困潦倒的人会在短期内专注、担心和困扰于生存问题,直到薪水发放或下一顿饭。虽然他们研究的是21世纪社会,但想象一下燃料匮乏或价格高昂的时代,伦敦的穷人不仅121感到非常寒冷,而且还要对眼下如何取暖保暖等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其中的道理则是人同此心。因此,对穷人困扰于寒冷和燃料的描述,可能不仅仅是夸大其词或文学表现。如内德·沃德(Ned Ward)所言,城市贫民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诅咒面包和煤炭昂贵”。精英和官员都对此心知肚明,害怕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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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温”饱?雾都伦敦的燃料经济与政治

2019年7月12日 08: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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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摘自《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美]威廉·卡弗特(William M. Cavert) 著,王庆奖、苏前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煤炭之需”:伦敦燃料市场与匮乏的政治

  伦敦人并不是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获得燃料。森林、林地、沼泽地和其他公共用地的习惯性使用权及用灌木篱笆圈地的木柴燃料在英格兰很重要,这些与都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毫无关系。只有市场能够向伦敦这种规模的城市供应足够的燃料。长期以来,这座中世纪的城市从泰晤士河谷上下流域、其支流与河口获取燃料。但是1600年前后转向使用煤炭后,伦敦就依赖于由生产者、运输者、批发商、中间商组成的一条长且复杂的商业链条。因此,伦敦燃料市场的商业化已非新生事物,但其复杂性和规模程度倒是鲜为人知。虽然类似利奇菲尔德和莱斯特这样的小城镇居民尚能从自己的城市土地获取燃料,但伦敦人却只能购买经过了许多劳动者手的燃料,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这些劳动者。因此,其结构之复杂可谓独一无二,不过讨论伦敦人燃料的话语并不复杂。与英国其他地方一样,伦敦人及其管理者声称人人需要燃料,但穷人最需要。伦敦和其他地方一样,111燃料的供给充满着道德和政治含义。因此燃料的道德经济并非伦敦独有,但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独特的市场和独特的重要性意味着市场道德话语在这个大都市里得到了不同的应用。

  这种言辞与乡村讨论燃料的话语和假设有很多共同之处。与英格兰的农村一样,首都人们常常把燃料与食物关联起来,如1579年女王的大臣们下令对伦敦城“饮食、燃料及其他必需品”的运销进行管理。1630年,枢密院传唤肉商和木材商,让他们对肉类和煤炭的高价格做出解释。有人认为,济贫官在1700年前后应按法律要求提供三类生活必需品:“肉、衣物、燃料”。当然,食物与燃料之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现代早期的伦敦人分不清面包与煤炭,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在概念上存在实质的重叠。

  “匮乏”(dearth)是时人讨论燃料短缺的一个术语,历史学家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缺少食物而不是其他商品。然而,食物和燃料在现代早期是紧密相关的必需品,缺乏任何一类都可称为匮乏。一段写于1643~1644年那个冬季的讽刺性对话说到(当时伦敦议会禁止了与纽卡斯尔的一切贸易),海煤的“匮乏”比现实更为真实,因为批发商大量囤积导致海煤价格飞涨。1653年,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的一位情报员说:“煤炭之‘匮乏’令伦敦人发怒,而接下来与荷兰战争期间,伦敦市议会限定了谁有权在伦敦附近运输煤炭,‘为了在匮乏与稀缺时期维护穷人的利益’。”休·普拉特在描述煤块的新配方时,一再把“饮食匮乏”与燃料的“匮乏和稀缺”联系在一起。在解释为什么政府应该要求消费者112购买其燃料时,普拉特提到了目前的收成危机,认为政府的强制措施是合理的,因为“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休·普拉特在为国家政权服务时,把燃料与食物短缺混合使用,却意外地得到倡导议会自由的大人物爱德华·柯克的支持。在1628年的一次议会会议上,查理一世简要地向下院表达了良好意愿,柯克借机发表了一场和解演讲。在该演讲中,他试图掩盖宪法上的分裂,这将很快导致议会向国王提交《权利请愿书》(Declaration of Right)。在短暂的和谐之后,柯克说习惯法和王室特权根本不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为了举例说明这个观点,他说当时煤炭贸易史中的法治以及随之产生的财产权,与皇家特权规定的紧急措施完全兼容。柯克解释道,在“匮乏时期,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有一套行为规范,个人为售卖自己的玉米定价,近期伦敦煤炭的情况即是如此”。对于柯克和普拉特来说,此处的重点是,燃料的匮乏与食物缺乏都是一个意思。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需要授权采取紧急措施,取代平时的财产权。

  如果燃料和食物的普遍缺乏在概念上被认为相似,那么穷人在这种时候所感受到的也是如此,特别是对穷人在燃料匮乏时如何受罪(无论是因为贫穷、寒冷还是高昂的燃料价格)的描述和表述往往更多地聚焦于饥饿而不是寒冷。1665年,下院的发言人表达了“值此严寒季节”的困境,“本城人民尤为如是,他们因燃料缺乏而坐以待毙,煤价竟然不合理地上涨了”。两年后,人们据说再次陷入绝望。1667年3月,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煤炭价格为平时的四倍,而天气“非常寒冷”。几天后,伦敦居民向枢密院请愿,抗议煤价过高,“如若不迅速采取措施,将导致数百陛下之贫民饥寒”。显然这种要求辞藻很华丽,而在某些情况下则以荒谬的113词语来掩盖显而易见的谋利动机。在1628年的请愿书中,谋划者主张王室拥有北方几座煤矿的所有权,通过重复表达“老人、穷人、残疾人”缺乏煤炭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当的。他们宣称,对这些人和其他臣民“有必要加以限制,其使用海煤之频度应与呼吸空气之频度相等。若无空气,他们无法呼吸;若两者皆无,他们无法生存”。到了17世纪末,有人以类似的理由对税收提出强烈抗议,认为“煤绝对是生活必需品,除非价格适中,否则穷人将会冻死”。类似陈述说明,煤炭为穷人生活必需品的说法可以被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但这并没有削弱煤炭的威力,伦敦穷人确实因燃料匮乏而受苦。煤炭价格上涨时,许多家庭的确在食物与燃料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他们最强烈的感受很可能是两者都缺。

  因此,廉价燃料确实对穷人很重要,大多数讨论燃料政策或燃料治理所采用的言辞都强化了煤炭尤其是穷人生活的必需品。在1628年案例中,谋划者展示了这种话语完全可以是出于自利,但官员也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尽管他们与此没有直接个人利益或经济利益。相反,煤炭为穷人之燃料这种说法给政策的指定带来了正当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利用这个正当性去调节快速增长的贸易。1595年10月伦敦市民代表向伯格利勋爵(Lord Burghley)投诉,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Newcastles Hostmen)限制了煤炭贸易、降低煤炭质量、提高煤炭价格,所有这些行为均“于穷人之燃料使用不利”。几个星期后,枢密院再次谴责了这种“对穷人之巨大压迫行为”,并责成北方枢密院院长对此开展调查。此外,这种“压迫”与1590年代中期收成危机期间盛行的高粮价有明显的关联。当伦敦的官员特别意识到各社会政治阶层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时,伊恩·阿切尔(Ian Archer)“追求稳定”的观点就很重要了。

  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出现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已经过去,但煤炭作为穷人的燃料而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语仍在持续。不过这并非考虑或支114持某项具体政策的人讨论煤炭的唯一方式。另一种方式与煤炭是所有人常用燃料的观点有着紧密关系。对于那些以共同利益为名来对抗私人和特殊利益的人来说,这种方法特别有用。当几个案件的调查结论认为伦敦的木柴商人追逐“私人钱财”是导致煤炭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时,这些牟取暴利的商人被斥责为民众的敌人。

  在16、17世纪,大都市穷人的利益似乎大多反映在投诉煤炭供应和价格的问题上。这些投诉针对的是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及伦敦的批发商。因此,一位叫威廉·尼科尔斯(William Nicholls)的人1623年向财政大臣请愿称,富裕的燃料批发商存在欺诈行为,吞噬穷人利益。尼科尔斯自如地引用《圣经》经文来说明,无视穷人利益的官员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我恳求阁下聆听穷人哭声。不愿聆听穷人哭泣之人亦会哭泣,然其泣声终将不为人所听。”几乎没有人会威胁诅咒一个潜在的保护人,但尼可尔斯把穷人的绝望与燃料批发商的贪婪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甚至在上下两院和枢密院也不例外。即使不去诋毁贪婪,穷人苦难在言辞上依然有用。1610年,下院向国王请愿,说对沿海煤炭贸易(事实上是极少部分)征税令穷人感到“极度痛心”。战时这类抱怨的声音最大也最具预测性,因为经常发生的海战以及对纽卡斯尔真假难辨的入侵恐吓使得伦敦煤价上涨。尤其是1643~1644年的那个冬季,伦敦议会对纽卡斯尔保皇党人实施贸易禁令,主要受害者是穷人。在整个现代早期,伦敦的燃料供应问题尤与无法满足穷人的需求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立即引起人们对稳定的担忧。

  “骚乱之源”:燃料供应与追求稳定

  塞缪尔·佩皮斯担心高煤价会引发骚乱的时刻,对于许多伦敦人来说也是一个既不寻常又熟悉的时刻。1667年6月伦敦的煤炭价格特别高,从现实的角度看可能是最高的,从绝对的角度看也几乎是最高的,20世纪才出现比这更高的。因为梅德韦战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人们担忧整个运煤船队可能被摧毁或滞留在港口。可是这种独特的经历与1660年代早已确立的模式相符,并将贯穿整个现代早期(甚至此后)。战争一般都会使伦敦煤价上涨。大家已经普遍而又理所当然地认识到穷人在战时特别没有安全感这一基本事实。人们认为穷途末路的穷人往往很危险,因此不稳定的贸易渠道可以直接引发统治危机,这对当时许多人来说似乎很有说服力。因此,安格尔西伯爵认为“对煤炭的需求”是促使1667年战争结束的主要原因。他把煤炭供应与政局稳定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已经是老生常谈。

  查理一世统治的头几年,伦敦首次面对由海战导致煤炭供应减少并威胁社会秩序的情况。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使英国沿海航运面临攻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敦刻尔克(Hapsburg Dunkirk)武装民船的袭击。这造成了严重损失,使纽卡斯尔煤炭运输总量减少了1/3,导致煤价上涨。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iot)对下院说,这种掠夺使得“伦敦穷人失声痛哭”。他的目标是攻击海军大臣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未能充分履行保护海岸的责任,而为白金汉公爵辩护的人则回应称,导致“对穷人尤甚”的价格上涨,主要责任在批发商的囤积行为,而不是海岸线的不安全。但无论责任在谁,穷人的痛哭都显得很危险。

  为应对这种危险,当局采取行动以保护116最需要帮助的人。1627年10月,政府对燃料库存的调查发现库存几乎告罄。次月,伦敦市长下令将100个查尔特隆的煤分成小份,提供给那些持有教堂委员会票证的真正穷人。如果这样做的意图是给最脆弱和需要帮助的人实施燃料配给的话,那么其实际效果反映了城市贫民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有人发现把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召集到两个中心分配站难度很大,因为“运煤官员无法执行此项任务,亦无法抵抗穷人之暴力”。为了驱散暴民、制止“暴力”,相关市政委员会在26个区设立了救济点,更多地实施当地分配。尽管如此,煤炭价格还在持续高涨,直到战争结束,穷人仍然很危险。1630年3月,负责保护沿海贸易的海军接到命令去护送纽卡斯尔的运煤船队。为了强调该命令的紧迫性,其中提到“伦敦民众非常缺煤,他们对(海军)大臣实施了巨大的骚扰”。最终,1620年代的海战导致外敌首次提出将煤炭贸易纳入战略考虑。1628年,白金汉公爵的代表传阅了一份由国外耶稣会士伪造的讨论稿,内容是如何削弱英格兰。据他们观察:“伦敦已经遭受燃料匮乏之困。”这份讨论稿虽属伪造,但仍然表明1620年代后期煤炭匮乏造成了真正的破坏。穷人为廉价供给而战,愤怒地向政府官员表达了诉求,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在资敌,有如马基雅维利的计谋:在国内播撒不和谐之种子,以利于最终之征服。

  1620年代英格兰的内部矛盾空前尖锐,尽管这位外国耶稣会士并不存在,但其伪造的议题实际上成为英国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英国的沿海贸易受到了损害,而在1643~1644年几乎完全停滞。1643年1月,议会下令停止与纽卡斯尔保皇派进行贸易,引证说此举对王室金库有好处。尽管该条例117声称各地“煤炭充足”,但还是立即着手采取措施监督、管理和扩大伦敦的煤炭供应。到了5月,相关委员会得出正式结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不足以供给,“只有纽卡斯尔的煤方能满足伦敦城的需要”。该结论还说到,获取煤炭供给“最可能”的方式是“武力踏平纽卡斯尔,无论从海上或是陆地,或两者兼用”。因此,该结论还建议准备一笔5万英镑、8%利息的贷款,征服纽卡斯尔的计划需要这笔钱。几天后,议会接纳了这些建议,其正当理由依然是满足城市贫民不可抗拒而又危险的需求:“伦敦城及整个王国为该商品的匮乏而深受其苦,皆因此物为维持生存之绝对必需,可能对底层贫困人的生活必需品产生影响,后果非常危险。”

  到了10月,纽卡斯尔尚未征服,冬季则已临近。议会再次援引穷人的迫切需求及其潜在暴力的说辞,为自己采用新手段获取燃料进行辩护。这个法令再次以缺乏“海煤,无此则几乎难以承受冬季之苦痛,贫弱底层之人尤其如此”的说法来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他们所谓的“难以承受冬季之苦痛”早已转化为险情。“普通民众为获得生活必需的燃料,已于近期打砸木材商店,此事尚在持续之中。”因此,该法令还批准对伦敦60英里范围内违法获取的木材可以开展有组织的抢夺,从而使得伦敦“每一教区之底层贫民可先行获得燃料”。

  因此,伦敦市政和议会领导层明确表示,燃料匮乏会导致社会混乱,应优先考虑防止社会失序的办法。这些声明也是为了应付保皇党人。1643年5月,保皇党报纸突然刊发伦敦燃料可能即将短缺的报道,声称煤价高居不下,每天都在上涨,“迫使民众起来造反,议院领袖忧虑其后果”。1643年,一位苏格兰游客注意到,尽管伦敦人“每天获得苏格兰的救济”,但仍然不断抱怨煤价昂贵,并为“失去泰恩河之便利而哀叹”。1644年,议会派报纸强调最终征服纽卡斯尔后所能提供的救济,并预测“本城将立即获得便宜的煤炭”。1644年的苏格兰军队与1640年一样用赞赏的口吻说,抵达伦敦民众心坎的方式是穿过他们的壁炉,以此宣传他们在征服泰恩河后立即向城市贫民供煤的努力。最后,威尼斯大使重复了与煤炭政治含义相关的传统观点。1643年10月,煤炭“开始缺乏”,引发“极大骚动”。第二年夏天,威尼斯大使预测如果苏格兰人不放松煤炭供应,伦敦将会发生骚乱。1644年10月,他开始使用密码发送信件(表示是特别敏感的消息),预测苏格兰人控制泰恩赛德煤矿会让他们获得“对伦敦的优势”,未来很可能会与英格兰盟友分道扬镳。

  至1644年底,保皇派、议会派、中立派、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外国人都清楚伦敦的煤炭供应既依赖于政治稳定,也影响政治稳定。稀缺、昂贵的煤炭引发了怨怒、投诉,并且似乎有可能引发频繁的、轻微的、可控的混乱。无论是1628年记载的“穷人的暴力”,还是1643~1644年记载的哄抢木柴和燃料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没有证据表明伦敦曾经出现过燃料暴乱。尽管如此,时人从内战经历汲取的教训并非城市社会在面对匮乏和威胁时的稳定,而是大都市秩序的脆弱。

  从1640年代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煤炭匮乏让穷人受苦,其结果是穷人会弃守文明和服从的基本规则。于是,伦敦的市议员在1650年代担心,春季煤运姗姗来迟将引起“城市贫民的巨大骚乱,他们需要必要之燃料”。爱德华·海德警告说:“煤炭匮乏令民众愤怒,如若荷兰人让我们无法获得煤炭,我们很快就将互相残杀。”1653年春季,威尼119斯大使得出结论:最近抵达的运煤船队防止了首都“普遍之恐慌”和“暴乱”。以上三类观察者的议题虽然完全不同,市议员希望避免失序;被流放国外的保皇派海德则相反;威尼斯人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过他们都分析了煤炭与贫民管理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塞缪尔·佩皮斯1667年担心发生叛乱,而几年后一位谋划请愿的人援引新近的经历,说道:“本城煤炭之匮乏令人难以置信,已近乎起义之虐。”安格尔西伯爵认为“煤炭匮乏”极大地“加速了和平条约的签订”。希望局面不稳的人也认识到了其中的关系。1708年、1715年,詹姆士派的阴谋家及其盟友都非常乐观地认为让伦敦无法获得纽卡斯尔煤即可加速政权的崩溃。有人在1708年断言,如果没有煤炭,伦敦在六周内就会受苦。而在1715年,玛尔勋爵(Lord Mar)提出,从东北部进攻的成功概率很大,因为煤炭贸易将由此受阻,从而“迫使伦敦宣布投降,至少也可扰乱政局”。整个18世纪,虽然内战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甚至与荷兰的战争也过去很久了,伦敦的稳定似乎依然取决于煤炭的供应情况。一位历史学家在1730年代写道:一旦寒冬来临、海战出现,“不仅伦敦贫民面临灭顶之灾,政府也将因暴乱而陷入困境”。即使晚至美国独立战争,约翰·琼斯(John Paul Jones)还认为只需几艘护卫舰就可以摧毁“纽卡斯尔之煤运,将最大限度造成伦敦燃料之困”。这些说法都取决于有关伦敦贫民可疑的假设,但首都的燃料暴乱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即使曾经发生过,城市贫民并非一群想推翻政权的暴民。尽管如此,燃料匮乏引发社会失序的说法持续了很久、很普遍,并非空穴来风。

  短缺的危害

  燃料为必需品,匮乏为危险品,政府则是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燃料的威力部分来自英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包括贫民在基督教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仁政可以带来繁荣的理念。但把穷人与城市燃料供应关联起来,并通过政界和商界的利益分配来实现这种关联,其中所蕴含的特殊力量则必须通过现代早期伦敦人的亲身经历才能得到解释。正是因为伦敦贫民对商业燃料市场的完全依赖,才使他们在复杂的供应网络中断时度过真正的苦难。历史学者普遍低估了燃料在贫民预算中的重要性。在典型的冬季,贫困家庭可能用总收入的10%以上购买燃料。当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时,预算会深受影响。如果价格上涨三倍(战时常有之事),依赖固定收入的中等家庭将不得不减少35%的食物开支以购买相同数量的燃煤;非常贫困家庭的食物开支将会减少更多。因此,穷人将会因煤炭匮乏而“饿死”,这不仅仅是夸大其词。虽然涨价不常有,却也周期性发生,伦敦贫民真要面对是购买食物还是购买燃料的两难选择。

  燃料极端匮乏虽不多见,但伦敦贫民更能感同身受。按照当代标准,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缺乏燃料和能源,但重要的是其相对匮乏的生活经验也是主观的。毫无疑问,寒冷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感受,但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对燃料匮乏的认知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也许还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认为,对任何物品匮乏的认知,无论是食物、伙伴还是时间,都会引导人们以相似的方式集中精力。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欲求对象占据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心理能力,因为对匮乏物品的单一追求必然需要牺牲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甚至还要牺牲基本的认知能力。他们认为,贫困潦倒的人会在短期内专注、担心和困扰于生存问题,直到薪水发放或下一顿饭。虽然他们研究的是21世纪社会,但想象一下燃料匮乏或价格高昂的时代,伦敦的穷人不仅121感到非常寒冷,而且还要对眼下如何取暖保暖等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其中的道理则是人同此心。因此,对穷人困扰于寒冷和燃料的描述,可能不仅仅是夸大其词或文学表现。如内德·沃德(Ned Ward)所言,城市贫民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诅咒面包和煤炭昂贵”。精英和官员都对此心知肚明,害怕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