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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村、坐船、访寺:1900年港督卜力的中国内地之行

2019-7-3 09:01:22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英]亨利·卜力 著 李菲 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走村、坐船、访寺:1900年港督卜力的中国内地之行

  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如下:

  第一级:士(文人),因为思想比物质更为重要。

  第二级:农(农民),因为他在田地里耕种,获得粮食。

  第三级:工(工匠),因为他用原材料制作出生活用品。

  第四级:商(商人),因为人们能从他这里获得生活生产所需要的物品。

  第五级:兵(士兵),因为他就是个破坏者。

  这种划分从表面上看符合逻辑,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反而认为军队会摧毁其他几个阶级的生存,而这种谬论已经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因为最近数年,中国出现了各种“军队”,而这些所谓的“军队”不过是一群没有原则纪律的武夫,他们的军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有时候是因勇猛过人而获得宽恕的强盗,而且获得了管理所谓的士兵的指挥权。而现在,这种局面得到了改观,袁世凯和张之洞(湖广总督)的军队就是训练有素、管理到位的。在中国,士人一直都蔑视军人,总督张之洞就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对抗士人对军人的蔑视。他还创建了海军和农业学堂,以及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的学堂,并且将学生编入后备军队。我在汉口的时候,张之洞总督还邀请我去参观他创建的8000人的军队,这支部队当时正在汉口附近地区演习,我到达他们驻地的时候,这支后备部队的百人仪仗队出来迎接我,他们一身戎装,有礼有节,我对他们印象深刻。他们的穿着十分精致,武器装备也很不赖,确实是正规军队的模样。总督指派麾下的一名德裔将领带我参观他们的演习,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些现在就成为实习军官的学生们,将来一定能提高整个军队的素质。

  农业与风水

  每年,在北京的先农坛,皇帝都会在所有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犁出三道沟,随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犁地。整个中国约有9/10 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土壤肥力保持得更好。我走过中国这么多地方,没有见到过荒地,乡间各处的田地里都栽满了谷物蔬菜,盛产丝绸的地方种着桑树,还有大量的粉色和白色的荷花,它的籽和块茎状的根都可以食用,宽大的叶子可以做包装。城镇乡村都不兴浪费,所有可以做肥料的东西都可以回归到土壤里。在中国,没有被城市下水道污染的河流,运河的河岸上,农民甚至会用各种独特的工具疏浚河流,把水引进自家的田地里。

  农民居住在村庄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村长和元老,所有村民都对他们非常恭顺。有时候两个村庄会因为地界或其他小问题产生纷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元老无法平息纠纷,那么纷争就可能导致战争,引发多人死亡。没有人干预,纠纷就会变成武装冲突。

  乡村的居民都很迷信,非常不喜欢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的建筑物,因为他们说,这样的建筑不合风水,也即自然之力。这种迷信观念给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带来了麻烦,这些观念由风水师传播开来,他们神秘的工作包括为家庭坟地选择合适的地方,重要人士的尸体可能存放多年不下葬,直到风水师找到合适的墓地位置,而这些位置通常在山坡上。他们还会为婚礼的举办挑选良辰吉日。香港和广州通电报的时候,某地的村民纷纷强烈反对在村里的某地树电报杆,因为他们说,这会扰乱村里的风水。幸好负责的工程师知道这些中国人的迷信信仰,他没有反驳,而是掏出双筒望远镜,仔细看了看地面,然后说:“你们说得对,我很高兴风水师为我指出了这一点,这里不是个好地方。”然后他再次用上了望远镜,查看了其他几个他原本没有打算树电报杆的地方。最后,他去了距原来的地点20 码远的一个地方,发现那里跟之前那个地方一样适合施工,仔细勘察了一番之后,他长叹一口气:“啊,这个地方也很棒,我很高兴。”终于,再没有人反对,而电报杆也被安置好了。

  尽管经常有强盗,但却没有什么毛贼,在小城镇里,人们会依靠当地的“警官”,他被雇用时要作出保证:如果有偷盗发生,他要为损害作出赔偿。在小偷小盗的案子上,这样是很有效的。

  为了确保村庄不受外来的袭击,乡村大都用高墙围住,这样就能避免小型袭击侵扰。在某些村庄里,墙上还架着古老的枪。

  城镇的繁荣程度可以通过当铺显示出来,当铺通常都有坚固的高塔,防御性很强。中国的当铺跟西方国家的很不一样,因为它不仅是人们以物换钱的地方,也是闲置物品的储存所。夏天时,中国人不将冬天的衣物放在家里,冬天时也不将夏天的衣物放在家里。季节更换了,衣服也换掉了,换下的衣物就会被当掉,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为了确保价格昂贵的衣物安全。如果手里没有多余的钱,在季节转换前,将合适的衣物当掉,去赎回已经典当掉的衣服。有时候,当铺老板会留下一些价值昂贵的珠宝和瓷器,他的店铺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中国的渔业

  地位仅次于农业的就是渔业,中国的渔业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河船人口,他们的家就在船上。中国的船有多种类型,港口和大江大河上通行的数万只船的舷板承载量从5—500吨不等,大江和运河岸上的城镇还有船屋、花船、船上餐厅和音乐厅、客船、渔船、商船,等等。在这些船上,家庭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船上,母亲忙碌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在船上爬来爬去,用一根粗绳束缚住他,背上还绑着一个葫芦,万一掉到水里了,这个葫芦还会漂浮在水面上,以等待人发现将绳子拉回来。据统计,香港港口约有3万渔民,母亲摇桨时,将小婴孩背在背上,小孩子的头完全暴露在烈日下,在母亲背上摇来摇去,让人怀疑小孩的头会不会飞出去。

  大船的船尾很高大,舷板呈流线型,夕阳的余晖照在黄色的竹席编成的风帆上,这样的画面会引出艺术家的灵感。海上或河上的江洋大盗跟岸上的劫匪一样危险,西江上的大盗就是臭名昭著的。船上晚上是不点灯的,以防止遭到盗贼袭击,但这样会增加撞船的

  风险,日落后在中国南方的海域里行船,船家要提高警惕才行。这些船只装载着沿河以及海岸周边城镇里出来的所有货物,抵达贸易港口,中国和外国的所有商贸活动都在贸易港口举行。方形的大船尾为船员提供了食宿之所,但没有人胆敢坐在船首。

  春分时节,我们通过运河去杭州,途中,我们停在了海宁,看到滔天大浪从海湾涌向河流,这真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象。我们得到了船主许可,正准备在船首做个标记以测量海浪的高度,一位男士坐到船首,船主很恼怒地拽着他离开,并要求他下船。我们的翻译这时赶了过来,听恼怒的船主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船主声称,船首的位置至关重要,他要在这里烧高香保佑船只顺利通行,人坐在这里一定会带来厄运,甚至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随后,那位男士对自己居然无视这一点进行了辩解和道歉,最后还花了一点钱来表示和解。我们上船,要向船尾甲板触帽,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以前,船舷板上还会置放十字架。

  上文所提及的海湾里的浪头距河岸约6英里,水墙汹涌而至,10分钟之前我们就听到了它的咆哮声,前方的浪头约10英尺高,水流速度每小时14英里,然而浪头后的大海上有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加壮观的景象。我准确测量了水流的速度和浪头的高度,1分钟内,从海宁往北100英里的海堤上浪头就升到了9英尺9英寸,海堤高度17英尺,用裸石堆砌而成,海堤顶端还有沉重的石头(4英尺长,1英尺宽),用铁制的夹钳契合到一起,跟我后来在毗邻山海关海域的长城末端的石头差不多。

  如果说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未经开垦的荒原,那么也可以说水都不是未经探索的死水,因为海里、河里、湖里甚至是池塘里,只要有水淌过的地方,人们就会动用想象力,制造任何可能的器具捕鱼,捕获的大部分鱼都被送上餐桌。没有比渔业规模更大的了,一口小鱼塘甚至比大它10倍的耕种地更有价值。有时候,鱼塘属于某个村庄,从鱼塘边的水草到丝绸产区的蚕粪便,无不是用来养鱼的,而村庄的公用厕所通常都建在鱼塘边,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来华的欧洲人总是不吃池鱼,而更喜欢新鲜的海鱼。这些池塘里的鱼长势很快,渔民用各种各样的渔网捕捉它们。有时候,一张40平方英尺的网,用竹篾片、绳索和滑轮固定,将网放到水里,过了一段时间,鱼就会游到网内,慢慢抬起网,鱼留在网里,边沿不断有水滴下。大鱼塘里,可能见到四五十人一起捕鱼,用的渔网从12到15平方英尺不等。整个池塘都被设下渔网,鱼儿不停游动,大量的鱼都落入渔网中。如果池塘靠近河边,河边又停满了船,那这些活蹦乱跳的鱼儿很快就会被运到集市上去。夏天的时候,海湾沿岸布满了不计其数的大渔网,偶尔能看到80平方英尺的正方形渔网,网的四角被固定在两根长竹竿的顶端,竹竿长度要与水深成比例,其他边缘都用重物固定住。捕鱼的人们待在很重的长木棒搭建的小屋里,用绑在东南西北四个角上的绳索来确保安全。在木筏上,渔网被挂在用绞盘吊起的绳索上。渔网被拉上来时,鱼就掉到了网中间的一个小袋子里,此时,并排站在悬在半空的网下的人们移开了网,让鱼从袋子里掉到船上。这些网有时也会深入水下9—10英寻。除了在中国,我没在其他国家见到过这样使用的渔网。在我们国家的海水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海草,能闻到海水的气息,品尝到海盐的滋味,而在中国,这些都做不到。

  中国人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从上述的大渔网到沟渠和存水湾里设置的小陷阱等,而且还不止如此,长江流域的宜昌城里,还有人训练水獭将鱼赶到渔网里;在湖上或运河上,航行的船上通常有8只鸬鹚,只要渔人一声令下,它们就会潜入水里去捕鱼。有时候,鸬鹚不听话,人只要用长竹竿在鸬鹚附近的水面拍打几次,鸬鹚就会立刻钻入水中捕鱼。捕到鱼之后,鸬鹚回到船上,渔民在鸬鹚面前放一只篮子,将它的下颌掰开,鱼儿毫发无损地从鸬鹚嘴里滑落,鸬鹚之所以没有吃掉捕到的鱼,是因为它的脖子下方绑了一圈绳子。

  但最有趣的捕鱼方式在珠江及其支流西江上,贫穷的渔民坐在又长又窄的小船船尾,旁边挂着一块被涂成了白色的木板,晚上,渔民将木板调整到合适的角度,想要跳起来咬它的鱼就会刚好落到船里。在挪威峡湾,渔夫捕鱼的方式也差不多,将小艇停在岩石峭壁旁,在岩石峭壁上挂个篮子或者迎风系张渔网,用白色的石灰浆将篮子或网边的石块涂白,鱼儿误以为这些白色的痕迹是瀑布,于是就朝白色痕迹那里跳,结果就掉落在下面的渔网或篮子里。

  两广总督李鸿章

  内陆水域的船民也可能跟陆地上的居民一样有被持械抢劫的风险,河盗也给渔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连在欧洲船员的操控下,往来于西江河面上的美式大船也不总是安全可靠的,但大家来来往往都非常谨慎。如果河盗知道船上有贵重物品,他们有时会假扮成乘客上船,按事前约定时间,掏出枪来,挟持船长和船员,另一部分河盗驾船跟随,假扮成乘客的河盗得手后,带着获得的赃物逃到同伙的贼船上。因此,客船后都不拖驳船,以防那些盗贼上船。所有中国人使用的大型蒸汽船上,下层甲板跟其他高层甲板是用铁栅栏和紧锁的大门分隔开来的,或者有一名手持武器的保安站在下层甲板上,这都是为了防盗。6年前的一天傍晚,两艘客船约定一起从香港赶往西江,进入珠江河口的内伶仃岛北部。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第一艘船改道往内伶仃岛的南部地区航行,于是,第二艘船的船长认为,第一艘船肯定遭遇了盗贼劫掠,所以他也改变了航道,拉响了汽笛,并朝第一艘船开火。看到这种情况,第一艘船也认为第二艘船遭遇了劫掠,并准备袭击自己。第一艘船的船长又改道返回香港,一边航行一边开枪回击,双方的枪战一直持续,直到两艘船返回香港的港口,他们遇到了警用船,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双方开了300多枪,幸运的是并没有人被击中。不到一年前,一支由七八艘船屋组成的船队,由一艘在杭州和苏州之间的运河航行的汽船引领,船上都载满了乘客,但是后来被河盗劫持了,他们洗劫了船队,就像美国西部各州的火车上不时会遭到盗贼袭击。这些不法之徒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政府忽视了为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配置警力的首要职责,在恰当的管理下,大部分中国人生来是安分守己、温良恭顺的。除了主要城市外,中国的其他地方体系通常没有考虑到警务安保措施。小村庄里会自行安排治安人员,如果发生了更加严重的冲突,却缺乏特定的军队来通过官方途径处理。政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只是加大了处罚力度,犯罪之后的惩罚对那些坏蛋而言只是威慑手段。因此,省总督如果能力强,他管辖的省份就会风平浪静。有人向李鸿章提出管理一个以匪巢著称的城镇的建议,他却很平静地回应道:“我们会消灭他们的。”李鸿章是两广总督,在两广地区统治很严格,却让广州城里的富人随时都要担心财产和生命安危,使他深感遗憾。

  李鸿章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官员之一,他获得了俄国人的青睐。如果“义和团”运动在酝酿时,他不在广州,而是在天津或北京,那这场密谋起义可能不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当时,“大刀会”运动已经在江苏和湖北两省拉开了帷幕,但驻守南京和汉口的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仍维持着省内的安定,而李鸿章甚至比他们两位还要更强势。李鸿章离开广州,准备去北京处理“义和团”事件,然而为时已晚,中国政府已经联合了外国势力一起处理“义和团”的问题。如果留在他曾严厉而有效治理的那些动乱的南方省份,他会做得更好。“义和团”运动影响非常广泛,它显示出中国各地希望团结抗外的决心。运动在北方爆发的时候,天津大学有大量的广州学生,他们就像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广州某些富人因为无法带儿子离开天津,非常担心,希望我能出面帮忙。他们请求我尽力争取让英国领事带他们的儿子离开,只要领事租船让学生离开天津,就承诺送价值1万美元的任何东西给我们。我发电报给英国领事,确定了人数和钱数,他很仁慈地提供了一艘船,特许运送这些年轻人,那些向我求助的中国富人立刻送上了一张超过9000美元的支票。

  西江与峡谷

  在中国,各省使用的方言都不一样,过去的许多个世纪,因为语言的不通,打斗和冲突不断。直到今日,汕头的船在香港港口靠岸卸货,港口要雇用很多汕头的苦力,如果港口的苦力都是广州人,那港口就可能因为语言不通陷入混乱中,在货物卸载完成之前可能还会发生打斗。

  在中国旅行的人一定会对其广袤的疆土印象深刻,这片土地上,土壤肥沃,江河纵横交错,桥梁坚固精美,城墙厚重敦实,城市中富丽堂皇与肮脏污秽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知疲倦地劳作。更令人赞赏的是他们炉火纯青的手工艺。

  沿着西江往上游行进,穿过一座座峡谷,我们能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国水中世界。在引起外国人注意的江河中,西江仅次于长江,因为这里也是河盗最经常出没的地方。实际上,数年之前,如果不支付被勒索的金额并插上暗示已付钱款的旗子,中国的船不可能安然通过河流。也许河上最有趣的船要算明轮船了,是由人力驱动的,16位船夫像踏车一样踩踏着明轮,还有4位轮换者等在一边。这种工作很辛苦,做这种苦力活的劳动力寿命不长,而在中国,无论是船主还是劳工们都不会考虑这一点。在宽阔的江河里,经常能看到木筏在浑黄的水中缓缓前行—木筏约三四百码长,驾木筏的人们舒服地住在上面;大帆船上则有像纸扇一样形状如画的风帆;在每一个小镇上,都有大量的“小船”,即舢板船,这种船的船头有一个活动顶棚,乘客们就坐在这里边。中国海关的主要关口就设在三水城的河道上,一只载着12人的龙舟驶出来了,船上有一把大红伞和一面绿色的旗帜,这把伞是荣誉的象征,旁边则画着象征船主的尊贵标记。在这里,40码1卷的泰清竹席售价10美元。

  峡谷是从广利岛附近开始的,西江就是通过这道峡谷流向平原区而注入大海的。广利岛上有150多座小山丘,峡谷和陡峭的山谷一起蜿蜒盘旋,大雨倾盆时,山脉更显挺拔险峻。

  峡谷之上,坐落着肇庆古城,它毫不起眼,在名为“七星岩”的7块白色大理石上陡峭险峻的地方,建有很多庙宇。这些庙宇古色古香、精美绝伦,只能攀爬进入其中。主庙在悬崖底部,里面有观音菩萨的铜像,两位护财童子各站一边,这些铜像约10英尺高,据估计已有超过1000年历史了,庙里还有一个年岁更加久远的铜钟。

  通过一个大山洞,再沿着大理石石阶而上,就抵达了一座大理石庙宇,里面有一尊天后坐像。修建庙宇和制作塑像都是由岩石雕琢而成的,天后的塑像位于一个洞顶端有开口的神龛内,这样,顶部的自然光线投射到精雕细琢的塑像和白色大理石褶皱上,熠熠生辉。七星岩附近的土地十分平坦,很适合人们种植稻米、荷花,以及养鱼。庙宇脚下的一个大池塘中,一只母水牛正在撕扯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大荷叶吃,而小牛则平静地跟随在母亲身侧游着,不时将头靠在母亲身上。要明白,水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如果没有水牛,水稻的耕种就会大打折扣。水牛牵着犁,耕犁水田,田里的水漫过它的肚皮,其他的动物根本无法将这样粗糙的犁拖到泥地里。肇庆以其锡制品闻名,七星岩上的各种大理石也可以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肇庆的西部是广西的梧州城,桂江和西江在该城交汇。以往,桂江上有一座吊桥,现已不存在了,不过如今还有2根约9英尺高、直径12英寸的铁柱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们已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了。两根铁柱被焊入地里的深度约4英尺,我不知道现在铸铁能不能进行焊接,如果不能,那这项中国人熟知的技能就失传了。

  拜访后沥佛寺

  沿梧州顺流而下,河岸右侧的一个地区平坦开阔,总有一天会吸引伟大的运动员光临。这里有很多老虎,所以很不安全,下午四五点过后,居民都不敢出门。再向下游走,左岸上有一座中国重要的佛教庙宇—后沥佛寺,这里约有200名僧侣,而且还能容纳200名香客,香客们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刻前来烧香拜佛禅修。该寺庙位于距离河岸2 英里远的一座山上,距地平面1500英尺高。通往寺庙的山路陡峭,庙门前有两名身穿灰色长袍的和尚守卫,手握长矛以防止不法之徒进入。尽管山路陡峭,然而进入寺庙,却比较平坦,而且附近有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更显环境清幽。寺庙的香火旺盛,香客众多,每天都有礼佛的仪式,而且这里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寺庙不一样,整洁干净,设备齐全。我参观寺庙的时候,众僧侣和其他信众正在吟诵经文,每一次重复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要跪在地上磕头。念诵经文的时候,伴奏的乐器只有锣和鼓,和尚敲打木鱼以控制节奏,不过声音不大。一位和尚要敲击两三种不同大小的锣,最小的一种直径仅有6英寸。平常摆放经文的长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糕点,桌前挂着精美的刺绣。这样一次礼拜的钱由香客们出,香客们享用到桌上的食物,他们也可以带回家跟其他人分享。

  随后我跟庙里的方丈进行了一番长谈,他非常和蔼,十分友好。他说出家人也有自己的习俗规则要遵守,就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座寺庙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寺庙里有多座神龛,每座神龛都有香烛和念珠出售,香火十分旺盛。低处的会客室里有几位女士,在等待的时候她们买了一位和尚所写的祷文。每一份祷文的价格从60美分到1美元不等。

  本文摘录自《遇见中国——卜力眼中的东方世界》,[英]亨利·阿瑟·卜力 著,李菲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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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日 09:01 来源:上观新闻

原标题:走村、坐船、访寺:1900年港督卜力的中国内地之行

  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如下:

  第一级:士(文人),因为思想比物质更为重要。

  第二级:农(农民),因为他在田地里耕种,获得粮食。

  第三级:工(工匠),因为他用原材料制作出生活用品。

  第四级:商(商人),因为人们能从他这里获得生活生产所需要的物品。

  第五级:兵(士兵),因为他就是个破坏者。

  这种划分从表面上看符合逻辑,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反而认为军队会摧毁其他几个阶级的生存,而这种谬论已经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因为最近数年,中国出现了各种“军队”,而这些所谓的“军队”不过是一群没有原则纪律的武夫,他们的军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有时候是因勇猛过人而获得宽恕的强盗,而且获得了管理所谓的士兵的指挥权。而现在,这种局面得到了改观,袁世凯和张之洞(湖广总督)的军队就是训练有素、管理到位的。在中国,士人一直都蔑视军人,总督张之洞就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对抗士人对军人的蔑视。他还创建了海军和农业学堂,以及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的学堂,并且将学生编入后备军队。我在汉口的时候,张之洞总督还邀请我去参观他创建的8000人的军队,这支部队当时正在汉口附近地区演习,我到达他们驻地的时候,这支后备部队的百人仪仗队出来迎接我,他们一身戎装,有礼有节,我对他们印象深刻。他们的穿着十分精致,武器装备也很不赖,确实是正规军队的模样。总督指派麾下的一名德裔将领带我参观他们的演习,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些现在就成为实习军官的学生们,将来一定能提高整个军队的素质。

  农业与风水

  每年,在北京的先农坛,皇帝都会在所有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犁出三道沟,随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犁地。整个中国约有9/10 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土壤肥力保持得更好。我走过中国这么多地方,没有见到过荒地,乡间各处的田地里都栽满了谷物蔬菜,盛产丝绸的地方种着桑树,还有大量的粉色和白色的荷花,它的籽和块茎状的根都可以食用,宽大的叶子可以做包装。城镇乡村都不兴浪费,所有可以做肥料的东西都可以回归到土壤里。在中国,没有被城市下水道污染的河流,运河的河岸上,农民甚至会用各种独特的工具疏浚河流,把水引进自家的田地里。

  农民居住在村庄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村长和元老,所有村民都对他们非常恭顺。有时候两个村庄会因为地界或其他小问题产生纷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元老无法平息纠纷,那么纷争就可能导致战争,引发多人死亡。没有人干预,纠纷就会变成武装冲突。

  乡村的居民都很迷信,非常不喜欢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的建筑物,因为他们说,这样的建筑不合风水,也即自然之力。这种迷信观念给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带来了麻烦,这些观念由风水师传播开来,他们神秘的工作包括为家庭坟地选择合适的地方,重要人士的尸体可能存放多年不下葬,直到风水师找到合适的墓地位置,而这些位置通常在山坡上。他们还会为婚礼的举办挑选良辰吉日。香港和广州通电报的时候,某地的村民纷纷强烈反对在村里的某地树电报杆,因为他们说,这会扰乱村里的风水。幸好负责的工程师知道这些中国人的迷信信仰,他没有反驳,而是掏出双筒望远镜,仔细看了看地面,然后说:“你们说得对,我很高兴风水师为我指出了这一点,这里不是个好地方。”然后他再次用上了望远镜,查看了其他几个他原本没有打算树电报杆的地方。最后,他去了距原来的地点20 码远的一个地方,发现那里跟之前那个地方一样适合施工,仔细勘察了一番之后,他长叹一口气:“啊,这个地方也很棒,我很高兴。”终于,再没有人反对,而电报杆也被安置好了。

  尽管经常有强盗,但却没有什么毛贼,在小城镇里,人们会依靠当地的“警官”,他被雇用时要作出保证:如果有偷盗发生,他要为损害作出赔偿。在小偷小盗的案子上,这样是很有效的。

  为了确保村庄不受外来的袭击,乡村大都用高墙围住,这样就能避免小型袭击侵扰。在某些村庄里,墙上还架着古老的枪。

  城镇的繁荣程度可以通过当铺显示出来,当铺通常都有坚固的高塔,防御性很强。中国的当铺跟西方国家的很不一样,因为它不仅是人们以物换钱的地方,也是闲置物品的储存所。夏天时,中国人不将冬天的衣物放在家里,冬天时也不将夏天的衣物放在家里。季节更换了,衣服也换掉了,换下的衣物就会被当掉,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为了确保价格昂贵的衣物安全。如果手里没有多余的钱,在季节转换前,将合适的衣物当掉,去赎回已经典当掉的衣服。有时候,当铺老板会留下一些价值昂贵的珠宝和瓷器,他的店铺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中国的渔业

  地位仅次于农业的就是渔业,中国的渔业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河船人口,他们的家就在船上。中国的船有多种类型,港口和大江大河上通行的数万只船的舷板承载量从5—500吨不等,大江和运河岸上的城镇还有船屋、花船、船上餐厅和音乐厅、客船、渔船、商船,等等。在这些船上,家庭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船上,母亲忙碌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在船上爬来爬去,用一根粗绳束缚住他,背上还绑着一个葫芦,万一掉到水里了,这个葫芦还会漂浮在水面上,以等待人发现将绳子拉回来。据统计,香港港口约有3万渔民,母亲摇桨时,将小婴孩背在背上,小孩子的头完全暴露在烈日下,在母亲背上摇来摇去,让人怀疑小孩的头会不会飞出去。

  大船的船尾很高大,舷板呈流线型,夕阳的余晖照在黄色的竹席编成的风帆上,这样的画面会引出艺术家的灵感。海上或河上的江洋大盗跟岸上的劫匪一样危险,西江上的大盗就是臭名昭著的。船上晚上是不点灯的,以防止遭到盗贼袭击,但这样会增加撞船的

  风险,日落后在中国南方的海域里行船,船家要提高警惕才行。这些船只装载着沿河以及海岸周边城镇里出来的所有货物,抵达贸易港口,中国和外国的所有商贸活动都在贸易港口举行。方形的大船尾为船员提供了食宿之所,但没有人胆敢坐在船首。

  春分时节,我们通过运河去杭州,途中,我们停在了海宁,看到滔天大浪从海湾涌向河流,这真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象。我们得到了船主许可,正准备在船首做个标记以测量海浪的高度,一位男士坐到船首,船主很恼怒地拽着他离开,并要求他下船。我们的翻译这时赶了过来,听恼怒的船主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船主声称,船首的位置至关重要,他要在这里烧高香保佑船只顺利通行,人坐在这里一定会带来厄运,甚至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随后,那位男士对自己居然无视这一点进行了辩解和道歉,最后还花了一点钱来表示和解。我们上船,要向船尾甲板触帽,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以前,船舷板上还会置放十字架。

  上文所提及的海湾里的浪头距河岸约6英里,水墙汹涌而至,10分钟之前我们就听到了它的咆哮声,前方的浪头约10英尺高,水流速度每小时14英里,然而浪头后的大海上有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加壮观的景象。我准确测量了水流的速度和浪头的高度,1分钟内,从海宁往北100英里的海堤上浪头就升到了9英尺9英寸,海堤高度17英尺,用裸石堆砌而成,海堤顶端还有沉重的石头(4英尺长,1英尺宽),用铁制的夹钳契合到一起,跟我后来在毗邻山海关海域的长城末端的石头差不多。

  如果说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未经开垦的荒原,那么也可以说水都不是未经探索的死水,因为海里、河里、湖里甚至是池塘里,只要有水淌过的地方,人们就会动用想象力,制造任何可能的器具捕鱼,捕获的大部分鱼都被送上餐桌。没有比渔业规模更大的了,一口小鱼塘甚至比大它10倍的耕种地更有价值。有时候,鱼塘属于某个村庄,从鱼塘边的水草到丝绸产区的蚕粪便,无不是用来养鱼的,而村庄的公用厕所通常都建在鱼塘边,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来华的欧洲人总是不吃池鱼,而更喜欢新鲜的海鱼。这些池塘里的鱼长势很快,渔民用各种各样的渔网捕捉它们。有时候,一张40平方英尺的网,用竹篾片、绳索和滑轮固定,将网放到水里,过了一段时间,鱼就会游到网内,慢慢抬起网,鱼留在网里,边沿不断有水滴下。大鱼塘里,可能见到四五十人一起捕鱼,用的渔网从12到15平方英尺不等。整个池塘都被设下渔网,鱼儿不停游动,大量的鱼都落入渔网中。如果池塘靠近河边,河边又停满了船,那这些活蹦乱跳的鱼儿很快就会被运到集市上去。夏天的时候,海湾沿岸布满了不计其数的大渔网,偶尔能看到80平方英尺的正方形渔网,网的四角被固定在两根长竹竿的顶端,竹竿长度要与水深成比例,其他边缘都用重物固定住。捕鱼的人们待在很重的长木棒搭建的小屋里,用绑在东南西北四个角上的绳索来确保安全。在木筏上,渔网被挂在用绞盘吊起的绳索上。渔网被拉上来时,鱼就掉到了网中间的一个小袋子里,此时,并排站在悬在半空的网下的人们移开了网,让鱼从袋子里掉到船上。这些网有时也会深入水下9—10英寻。除了在中国,我没在其他国家见到过这样使用的渔网。在我们国家的海水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海草,能闻到海水的气息,品尝到海盐的滋味,而在中国,这些都做不到。

  中国人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从上述的大渔网到沟渠和存水湾里设置的小陷阱等,而且还不止如此,长江流域的宜昌城里,还有人训练水獭将鱼赶到渔网里;在湖上或运河上,航行的船上通常有8只鸬鹚,只要渔人一声令下,它们就会潜入水里去捕鱼。有时候,鸬鹚不听话,人只要用长竹竿在鸬鹚附近的水面拍打几次,鸬鹚就会立刻钻入水中捕鱼。捕到鱼之后,鸬鹚回到船上,渔民在鸬鹚面前放一只篮子,将它的下颌掰开,鱼儿毫发无损地从鸬鹚嘴里滑落,鸬鹚之所以没有吃掉捕到的鱼,是因为它的脖子下方绑了一圈绳子。

  但最有趣的捕鱼方式在珠江及其支流西江上,贫穷的渔民坐在又长又窄的小船船尾,旁边挂着一块被涂成了白色的木板,晚上,渔民将木板调整到合适的角度,想要跳起来咬它的鱼就会刚好落到船里。在挪威峡湾,渔夫捕鱼的方式也差不多,将小艇停在岩石峭壁旁,在岩石峭壁上挂个篮子或者迎风系张渔网,用白色的石灰浆将篮子或网边的石块涂白,鱼儿误以为这些白色的痕迹是瀑布,于是就朝白色痕迹那里跳,结果就掉落在下面的渔网或篮子里。

  两广总督李鸿章

  内陆水域的船民也可能跟陆地上的居民一样有被持械抢劫的风险,河盗也给渔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连在欧洲船员的操控下,往来于西江河面上的美式大船也不总是安全可靠的,但大家来来往往都非常谨慎。如果河盗知道船上有贵重物品,他们有时会假扮成乘客上船,按事前约定时间,掏出枪来,挟持船长和船员,另一部分河盗驾船跟随,假扮成乘客的河盗得手后,带着获得的赃物逃到同伙的贼船上。因此,客船后都不拖驳船,以防那些盗贼上船。所有中国人使用的大型蒸汽船上,下层甲板跟其他高层甲板是用铁栅栏和紧锁的大门分隔开来的,或者有一名手持武器的保安站在下层甲板上,这都是为了防盗。6年前的一天傍晚,两艘客船约定一起从香港赶往西江,进入珠江河口的内伶仃岛北部。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第一艘船改道往内伶仃岛的南部地区航行,于是,第二艘船的船长认为,第一艘船肯定遭遇了盗贼劫掠,所以他也改变了航道,拉响了汽笛,并朝第一艘船开火。看到这种情况,第一艘船也认为第二艘船遭遇了劫掠,并准备袭击自己。第一艘船的船长又改道返回香港,一边航行一边开枪回击,双方的枪战一直持续,直到两艘船返回香港的港口,他们遇到了警用船,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双方开了300多枪,幸运的是并没有人被击中。不到一年前,一支由七八艘船屋组成的船队,由一艘在杭州和苏州之间的运河航行的汽船引领,船上都载满了乘客,但是后来被河盗劫持了,他们洗劫了船队,就像美国西部各州的火车上不时会遭到盗贼袭击。这些不法之徒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政府忽视了为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配置警力的首要职责,在恰当的管理下,大部分中国人生来是安分守己、温良恭顺的。除了主要城市外,中国的其他地方体系通常没有考虑到警务安保措施。小村庄里会自行安排治安人员,如果发生了更加严重的冲突,却缺乏特定的军队来通过官方途径处理。政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只是加大了处罚力度,犯罪之后的惩罚对那些坏蛋而言只是威慑手段。因此,省总督如果能力强,他管辖的省份就会风平浪静。有人向李鸿章提出管理一个以匪巢著称的城镇的建议,他却很平静地回应道:“我们会消灭他们的。”李鸿章是两广总督,在两广地区统治很严格,却让广州城里的富人随时都要担心财产和生命安危,使他深感遗憾。

  李鸿章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官员之一,他获得了俄国人的青睐。如果“义和团”运动在酝酿时,他不在广州,而是在天津或北京,那这场密谋起义可能不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当时,“大刀会”运动已经在江苏和湖北两省拉开了帷幕,但驻守南京和汉口的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仍维持着省内的安定,而李鸿章甚至比他们两位还要更强势。李鸿章离开广州,准备去北京处理“义和团”事件,然而为时已晚,中国政府已经联合了外国势力一起处理“义和团”的问题。如果留在他曾严厉而有效治理的那些动乱的南方省份,他会做得更好。“义和团”运动影响非常广泛,它显示出中国各地希望团结抗外的决心。运动在北方爆发的时候,天津大学有大量的广州学生,他们就像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广州某些富人因为无法带儿子离开天津,非常担心,希望我能出面帮忙。他们请求我尽力争取让英国领事带他们的儿子离开,只要领事租船让学生离开天津,就承诺送价值1万美元的任何东西给我们。我发电报给英国领事,确定了人数和钱数,他很仁慈地提供了一艘船,特许运送这些年轻人,那些向我求助的中国富人立刻送上了一张超过9000美元的支票。

  西江与峡谷

  在中国,各省使用的方言都不一样,过去的许多个世纪,因为语言的不通,打斗和冲突不断。直到今日,汕头的船在香港港口靠岸卸货,港口要雇用很多汕头的苦力,如果港口的苦力都是广州人,那港口就可能因为语言不通陷入混乱中,在货物卸载完成之前可能还会发生打斗。

  在中国旅行的人一定会对其广袤的疆土印象深刻,这片土地上,土壤肥沃,江河纵横交错,桥梁坚固精美,城墙厚重敦实,城市中富丽堂皇与肮脏污秽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不知疲倦地劳作。更令人赞赏的是他们炉火纯青的手工艺。

  沿着西江往上游行进,穿过一座座峡谷,我们能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国水中世界。在引起外国人注意的江河中,西江仅次于长江,因为这里也是河盗最经常出没的地方。实际上,数年之前,如果不支付被勒索的金额并插上暗示已付钱款的旗子,中国的船不可能安然通过河流。也许河上最有趣的船要算明轮船了,是由人力驱动的,16位船夫像踏车一样踩踏着明轮,还有4位轮换者等在一边。这种工作很辛苦,做这种苦力活的劳动力寿命不长,而在中国,无论是船主还是劳工们都不会考虑这一点。在宽阔的江河里,经常能看到木筏在浑黄的水中缓缓前行—木筏约三四百码长,驾木筏的人们舒服地住在上面;大帆船上则有像纸扇一样形状如画的风帆;在每一个小镇上,都有大量的“小船”,即舢板船,这种船的船头有一个活动顶棚,乘客们就坐在这里边。中国海关的主要关口就设在三水城的河道上,一只载着12人的龙舟驶出来了,船上有一把大红伞和一面绿色的旗帜,这把伞是荣誉的象征,旁边则画着象征船主的尊贵标记。在这里,40码1卷的泰清竹席售价10美元。

  峡谷是从广利岛附近开始的,西江就是通过这道峡谷流向平原区而注入大海的。广利岛上有150多座小山丘,峡谷和陡峭的山谷一起蜿蜒盘旋,大雨倾盆时,山脉更显挺拔险峻。

  峡谷之上,坐落着肇庆古城,它毫不起眼,在名为“七星岩”的7块白色大理石上陡峭险峻的地方,建有很多庙宇。这些庙宇古色古香、精美绝伦,只能攀爬进入其中。主庙在悬崖底部,里面有观音菩萨的铜像,两位护财童子各站一边,这些铜像约10英尺高,据估计已有超过1000年历史了,庙里还有一个年岁更加久远的铜钟。

  通过一个大山洞,再沿着大理石石阶而上,就抵达了一座大理石庙宇,里面有一尊天后坐像。修建庙宇和制作塑像都是由岩石雕琢而成的,天后的塑像位于一个洞顶端有开口的神龛内,这样,顶部的自然光线投射到精雕细琢的塑像和白色大理石褶皱上,熠熠生辉。七星岩附近的土地十分平坦,很适合人们种植稻米、荷花,以及养鱼。庙宇脚下的一个大池塘中,一只母水牛正在撕扯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大荷叶吃,而小牛则平静地跟随在母亲身侧游着,不时将头靠在母亲身上。要明白,水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如果没有水牛,水稻的耕种就会大打折扣。水牛牵着犁,耕犁水田,田里的水漫过它的肚皮,其他的动物根本无法将这样粗糙的犁拖到泥地里。肇庆以其锡制品闻名,七星岩上的各种大理石也可以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肇庆的西部是广西的梧州城,桂江和西江在该城交汇。以往,桂江上有一座吊桥,现已不存在了,不过如今还有2根约9英尺高、直径12英寸的铁柱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们已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了。两根铁柱被焊入地里的深度约4英尺,我不知道现在铸铁能不能进行焊接,如果不能,那这项中国人熟知的技能就失传了。

  拜访后沥佛寺

  沿梧州顺流而下,河岸右侧的一个地区平坦开阔,总有一天会吸引伟大的运动员光临。这里有很多老虎,所以很不安全,下午四五点过后,居民都不敢出门。再向下游走,左岸上有一座中国重要的佛教庙宇—后沥佛寺,这里约有200名僧侣,而且还能容纳200名香客,香客们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刻前来烧香拜佛禅修。该寺庙位于距离河岸2 英里远的一座山上,距地平面1500英尺高。通往寺庙的山路陡峭,庙门前有两名身穿灰色长袍的和尚守卫,手握长矛以防止不法之徒进入。尽管山路陡峭,然而进入寺庙,却比较平坦,而且附近有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更显环境清幽。寺庙的香火旺盛,香客众多,每天都有礼佛的仪式,而且这里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寺庙不一样,整洁干净,设备齐全。我参观寺庙的时候,众僧侣和其他信众正在吟诵经文,每一次重复经文的时候,他们都要跪在地上磕头。念诵经文的时候,伴奏的乐器只有锣和鼓,和尚敲打木鱼以控制节奏,不过声音不大。一位和尚要敲击两三种不同大小的锣,最小的一种直径仅有6英寸。平常摆放经文的长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糕点,桌前挂着精美的刺绣。这样一次礼拜的钱由香客们出,香客们享用到桌上的食物,他们也可以带回家跟其他人分享。

  随后我跟庙里的方丈进行了一番长谈,他非常和蔼,十分友好。他说出家人也有自己的习俗规则要遵守,就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座寺庙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寺庙里有多座神龛,每座神龛都有香烛和念珠出售,香火十分旺盛。低处的会客室里有几位女士,在等待的时候她们买了一位和尚所写的祷文。每一份祷文的价格从60美分到1美元不等。

  本文摘录自《遇见中国——卜力眼中的东方世界》,[英]亨利·阿瑟·卜力 著,李菲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