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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教授流动: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2019-6-24 09:02:4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学斌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民国时期的教授流动: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高校如何“挖”教授

  1929年夏天,时任职南开的何廉对于身边同事纷纷跳槽深感伤心,不禁惋惜道:“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高校间人才循环流动,学者们自谋发展天地,本是再自然不过之事。然虽皆是另攀新枝,每位教授之隐衷又各不相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泪存其心中。故针对境遇迥异之教授,高校挖人手段可谓花样迭出。

  不妨还是从何廉的二位同事蒋廷黻与萧公权讲起。蒋氏29岁赴南开任教,六年内发表的诸如《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统一方法的讨论》等论文,在学界反响颇大,实属冉冉升起之明星。当时罗家伦执掌清华,准备打造一支文科航母与北大相颉颃。所谓“航母”,无非广揽名角,形成规模优势,而带头人则显得愈发重要。放眼国内,罗氏认定年仅35岁的蒋廷黻独堪此任。于是其亲赴南开挖墙脚,来到蒋宅,劝其改投清华。蒋本来在南开干得好好的,不想离开天津。无奈罗施展软磨硬泡的功夫,“赖功”一流,坐着不走,整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究拗不过罗家伦,答应赴清华任教。

  蒋廷黻

  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若蒋廷黻算被罗家伦“生拉硬拽”到清华的话,那么萧公权调任东北大学则属于“两厢情愿”型。初来南开,萧氏颇感惬意,享读书快乐之余,还深受友朋之乐。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萧公权

  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用萧的原话描述,“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有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萧氏在东北期间,曾遇到一段趣事。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在那里教书。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乃少帅张学良。张见到林徽因这位女教授,顿时倾倒不已,嘱咐手下向她致意,并请其做家庭教师。二人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奉系“少帅”自然非民国“女神”的菜,林婉辞谢绝。等到学期结束,林立即同丈夫离开东北,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挖走。这也算是“退避三舍”型了吧?

  高校聘教授,自然是为了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但高校亦是江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故有时领导挖人又难免带有几分平衡校内势力的考虑。民国学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显例。

  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时。为彻底打击此势力,北大校长何燏时从教育部将朱希祖挖来。其后朱利用同门情谊,陆续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诸人聘至北大,章门弟子齐聚首,将桐城诸老之影响一扫而空。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风骚三五年,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渐成规模,至30年代已呈取章门而代之势头。此时朱希祖之处境便异常尴尬。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出现要求朱辞职的风潮。迫于无奈,朱只得请辞。

  朱希祖

  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

  据朱希祖儿子回忆,“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学阀们相处得不大好,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学棍的排挤,把他调离了北京大学,这学年甚至没有能够开课,所以心境十分不佳。”直到1932年10月,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教授。至此,朱方走出学术低谷。

  其实,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流动实属平常,但落到个人身上,却往往不平常,其间的缘由并非皆足与人道。是故,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呐!

  那些选择跳槽的教授们

  1920年秋季开学之际,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不无沮丧地向全校师生宣布,学校近来出现颇为严重之经费困难。由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拨款迟迟不到位,北大日常运营所需居然要靠四处赊账,倘若“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蒋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债。堂堂一校之长,竟落得如此狼狈,这在时人看来,殊堪发笑。

  然而随着时局之日益恶化,政治动荡、军费激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非但北大,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经济状况可谓俱跌至谷底,情形已绝非一个“笑话”可轻松带过。1921年4月,因索薪无果,北京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教职员宣布辞职,后酿成“六三事件”。次年秋天,北京国立八所大学校长更是集体辞职,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

  无论请愿,抑或辞职,皆改变不了时局激变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至1926年,各高校教授们已至忍耐之极限,据《申报》载:“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

  鲁迅1920年时年薪被拖欠3个月,次年被拖欠半年,到了26年,他已干脆不于日记里细算这笔糊涂账。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后起之秀顾颉刚此时之窘境谈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年初,北大仍无法按时发薪,顾兼职的孔德学校也“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得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由于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来,顾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妻子时常面露“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其郁闷之极。到了6月份,实在无计可施,顾向恩师求援,“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然胡适亦不是印钞机,其生活水准也随局势恶化而风光不再。穷困到无计可施,向来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不得不“卖稿”,用其言讲,即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如果当时有买血收肾的生意,估计不少大牌教授会舍命前往。

  顾颉刚

  况且,1926年之北京上空,还笼罩着厚厚一层恐怖阴霾。由于北方军事情况趋于紧张,城内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炮声不绝,著名报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时情形为“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当年更是爆发了“三·一八”惨案,这对知识阶层内心之震慑力可想而知。

  据时在北大执教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穷则思变,所谓“逃荒”,实另谋高就之意。恰好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摩拳擦掌,欲招兵买马。已从北大调往厦大任教的林语堂,以文科学长的职务,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无着、提心吊胆北大国学门老同事们抛出橄榄枝。林经过广泛联络,且其开出的待遇也足够诱人,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人集体南下,鲁迅也跟随其中。

  广东中山大学亦从这股学人南下潮流中获益匪浅。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学科教授名单,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人赫然在列。

  1928年夏,国民政府筹建武汉大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八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王、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

  教师们纷纷南下谋生,青年学子们也大批负笈求学。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这份报纸还专门刊出一幅题为“孔雀东南飞”的插画,生动描绘居京知识群体的浩浩荡荡之南下盛况。众人先后逃离后的结果,自然是北平知识界的寥落不堪,“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走不开的许多教授,也大多考虑如何应变,另谋出路;或者转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呈现一片零落景象。”

  这一批学术候鸟们集体向南迁徙,势必带动了南方学术之发展,遂扭转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大为提升。然而北平古都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成熟的学术环境,依旧令“候鸟们”内心无比眷恋。诚如顾颉刚所想,其学术人生规划中,南下仅是迫于生计之暂时选择,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伴随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平局势渐趋稳定,许多南下学人展翅北上,掀起又一波迁徙大潮。这股潮流甚至裹挟着周边高校学者一同进京,如当时任职南开的何廉惋惜道:“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可见,一个政局平稳的北平,对于民国学者之诱惑力实在太大。

  南下教授们回归后数年内,北大中兴,清华改制,燕大与辅仁崛起,于是北平“四大高校”并峙之局面形成。

  看来,但凡北平无战事,政府少干预,学术气候便趋于适宜,候鸟们也就归巢雁栖,选择不再飞。

  (本文摘自王学斌著《弦断有谁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秀威资讯,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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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教授流动: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2019年6月24日 09:02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民国时期的教授流动: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高校如何“挖”教授

  1929年夏天,时任职南开的何廉对于身边同事纷纷跳槽深感伤心,不禁惋惜道:“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高校间人才循环流动,学者们自谋发展天地,本是再自然不过之事。然虽皆是另攀新枝,每位教授之隐衷又各不相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泪存其心中。故针对境遇迥异之教授,高校挖人手段可谓花样迭出。

  不妨还是从何廉的二位同事蒋廷黻与萧公权讲起。蒋氏29岁赴南开任教,六年内发表的诸如《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统一方法的讨论》等论文,在学界反响颇大,实属冉冉升起之明星。当时罗家伦执掌清华,准备打造一支文科航母与北大相颉颃。所谓“航母”,无非广揽名角,形成规模优势,而带头人则显得愈发重要。放眼国内,罗氏认定年仅35岁的蒋廷黻独堪此任。于是其亲赴南开挖墙脚,来到蒋宅,劝其改投清华。蒋本来在南开干得好好的,不想离开天津。无奈罗施展软磨硬泡的功夫,“赖功”一流,坐着不走,整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究拗不过罗家伦,答应赴清华任教。

  蒋廷黻

  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若蒋廷黻算被罗家伦“生拉硬拽”到清华的话,那么萧公权调任东北大学则属于“两厢情愿”型。初来南开,萧氏颇感惬意,享读书快乐之余,还深受友朋之乐。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萧公权

  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用萧的原话描述,“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有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萧氏在东北期间,曾遇到一段趣事。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在那里教书。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乃少帅张学良。张见到林徽因这位女教授,顿时倾倒不已,嘱咐手下向她致意,并请其做家庭教师。二人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奉系“少帅”自然非民国“女神”的菜,林婉辞谢绝。等到学期结束,林立即同丈夫离开东北,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挖走。这也算是“退避三舍”型了吧?

  高校聘教授,自然是为了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但高校亦是江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故有时领导挖人又难免带有几分平衡校内势力的考虑。民国学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显例。

  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时。为彻底打击此势力,北大校长何燏时从教育部将朱希祖挖来。其后朱利用同门情谊,陆续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诸人聘至北大,章门弟子齐聚首,将桐城诸老之影响一扫而空。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风骚三五年,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渐成规模,至30年代已呈取章门而代之势头。此时朱希祖之处境便异常尴尬。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出现要求朱辞职的风潮。迫于无奈,朱只得请辞。

  朱希祖

  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

  据朱希祖儿子回忆,“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学阀们相处得不大好,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学棍的排挤,把他调离了北京大学,这学年甚至没有能够开课,所以心境十分不佳。”直到1932年10月,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教授。至此,朱方走出学术低谷。

  其实,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流动实属平常,但落到个人身上,却往往不平常,其间的缘由并非皆足与人道。是故,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呐!

  那些选择跳槽的教授们

  1920年秋季开学之际,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不无沮丧地向全校师生宣布,学校近来出现颇为严重之经费困难。由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拨款迟迟不到位,北大日常运营所需居然要靠四处赊账,倘若“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蒋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债。堂堂一校之长,竟落得如此狼狈,这在时人看来,殊堪发笑。

  然而随着时局之日益恶化,政治动荡、军费激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非但北大,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经济状况可谓俱跌至谷底,情形已绝非一个“笑话”可轻松带过。1921年4月,因索薪无果,北京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教职员宣布辞职,后酿成“六三事件”。次年秋天,北京国立八所大学校长更是集体辞职,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

  无论请愿,抑或辞职,皆改变不了时局激变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至1926年,各高校教授们已至忍耐之极限,据《申报》载:“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

  鲁迅1920年时年薪被拖欠3个月,次年被拖欠半年,到了26年,他已干脆不于日记里细算这笔糊涂账。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后起之秀顾颉刚此时之窘境谈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年初,北大仍无法按时发薪,顾兼职的孔德学校也“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得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由于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来,顾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妻子时常面露“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其郁闷之极。到了6月份,实在无计可施,顾向恩师求援,“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然胡适亦不是印钞机,其生活水准也随局势恶化而风光不再。穷困到无计可施,向来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不得不“卖稿”,用其言讲,即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如果当时有买血收肾的生意,估计不少大牌教授会舍命前往。

  顾颉刚

  况且,1926年之北京上空,还笼罩着厚厚一层恐怖阴霾。由于北方军事情况趋于紧张,城内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炮声不绝,著名报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时情形为“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当年更是爆发了“三·一八”惨案,这对知识阶层内心之震慑力可想而知。

  据时在北大执教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穷则思变,所谓“逃荒”,实另谋高就之意。恰好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摩拳擦掌,欲招兵买马。已从北大调往厦大任教的林语堂,以文科学长的职务,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无着、提心吊胆北大国学门老同事们抛出橄榄枝。林经过广泛联络,且其开出的待遇也足够诱人,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人集体南下,鲁迅也跟随其中。

  广东中山大学亦从这股学人南下潮流中获益匪浅。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学科教授名单,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人赫然在列。

  1928年夏,国民政府筹建武汉大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八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王、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

  教师们纷纷南下谋生,青年学子们也大批负笈求学。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这份报纸还专门刊出一幅题为“孔雀东南飞”的插画,生动描绘居京知识群体的浩浩荡荡之南下盛况。众人先后逃离后的结果,自然是北平知识界的寥落不堪,“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走不开的许多教授,也大多考虑如何应变,另谋出路;或者转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呈现一片零落景象。”

  这一批学术候鸟们集体向南迁徙,势必带动了南方学术之发展,遂扭转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大为提升。然而北平古都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成熟的学术环境,依旧令“候鸟们”内心无比眷恋。诚如顾颉刚所想,其学术人生规划中,南下仅是迫于生计之暂时选择,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伴随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平局势渐趋稳定,许多南下学人展翅北上,掀起又一波迁徙大潮。这股潮流甚至裹挟着周边高校学者一同进京,如当时任职南开的何廉惋惜道:“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可见,一个政局平稳的北平,对于民国学者之诱惑力实在太大。

  南下教授们回归后数年内,北大中兴,清华改制,燕大与辅仁崛起,于是北平“四大高校”并峙之局面形成。

  看来,但凡北平无战事,政府少干预,学术气候便趋于适宜,候鸟们也就归巢雁栖,选择不再飞。

  (本文摘自王学斌著《弦断有谁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秀威资讯,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