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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2019-6-20 13:45:3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徐春伟 选稿:桑怡

  原标题: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近日,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上映。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澳门做叠码仔谋生,与三个男人发生的爱恨纠葛故事。想必有读者听说过一个说法,澳门葡文名Macau源于“妈阁”的音译。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早期西方人又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地区)取名的?这里面有没有规则呢?

  

  标有葡文地名Macau的千元澳门币

  妈港和刺桐:名物误当地名

  元末明初,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村落,起先称“蚝镜(境)澳”。澳门附近海域,明时以产蚝(牡蛎)而闻名;“澳”则指船只靠泊的地方。后来,文人们嫌弃“蚝(蠔)”字土,将“蠔”雅化为“濠”,继而出现了“濠镜澳”的雅称。澳门半岛有南台、北台(今日西望洋山和东望洋山),两山高耸相对如门,则是“门”的来历。这样,“澳门”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称谓。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蚝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即澳门也。”

  澳门葡文名Macau,距离澳门一词读音相差甚远。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是当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最早的地点是在澳门半岛西南部的妈阁庙(天妃庙)前。登陆后的葡萄牙人问当地人地名名称。当地人误以为是问这座庙的名字,便答道“妈阁”。葡人听到后,便以“妈阁”的读音,将其转写为Macau。

  这一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阁”是入声字,澳门是粤语区,粤语今音为[kok],尚有-k韵尾,何况是明代;而cau音节无-k入声韵尾。Macau是“妈阁”的音转,只是后人的臆断而已。认为Macau 是“马鲛(马角、马交)”的转写更是错得离谱,澳门马鲛石是在清代文献中才出现的;近年出来的Macau 是“泊口”(意为靠泊口岸)的说法则是错上加错。  

  澳门妈祖阁

  虽然澳门Macau不是“妈阁”的音转,但也与天妃有关,确实是一个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Macau(Macao)其实是Amagao(阿妈港)的缩写。由于时人将天妃(清朝升格为天后)称之为“阿妈”或“娘妈”的关系,澳门天妃庙附近的水域称之为“阿妈港(亚马港)”。郭棐《粤大记》的香山县图中,有濠镜澳的村子,右侧标有“番人房屋”的房屋图像,向右即“亚马港”。1952年,日本学者写的《长崎轶事》提到的澳门旧地名也是“妈港”。

  

  《粤大记》香山县图

  瑞典历史学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称:“澳门…远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湾而著名。因在娘妈角炮台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庙,所供奉的女神成为阿妈(Ama),所以外国作家称之为阿妈港(Amagao,Port of ama)。”

  最早来华的西方人之一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也曾明确指出Macau得名与阿妈港的关系:“他们(广东官员)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Amacao),在阿妈(Amae)湾内。”

  Amacao中的cao对应的其实是汉字“港”,此词本应写成做Amac o。葡萄牙语没有ng韵尾,在拼写ng尾汉字的读音时,只能用鼻化符号“~”表示。语言有趋简性,就像本名“阿妈港”很早变成“妈港”一样,Amac o也很快缩写成了Mac o。Amac o缩写成Mac o后,早期葡萄牙人地图也确实出现过将澳门拼写成Mac o的地名。葡萄牙语在拼写时经常省略“~”,如下图两个叫西芒的葡萄牙球员,其中一人球衣上的姓名就没有鼻化符号“~”。如此一来,Mac o就成了Macao。早期“妈港”的译名有Mac o、Macao、Macau等多种写法,后来被统一为Macau。Macau与Amac o略远,才造成了回译成汉字的混乱。

  受本地人影响,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不止澳门一例,“泉州”的拉丁文转写Zayton亦是如此。五代时晋江王留从效修建泉州城,环城种植刺桐,泉州因此被称作“刺桐城”。宋元时代,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口岸,“刺桐城”一名被阿拉伯人带到西方,从此有了Zartan或Zayton等转写。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就出现了Zayton。

  宁波省和广东府:颠倒政区级别

  葡萄牙人在澳门一带站稳脚跟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Macau(Macao、Mac o)一名也逐渐扩大为指代香山县的地名。远方的江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宁波的葡文转写Limpo扩大成了指代全省和江南的地名。

  Liampo应是拉丁文Niampo的音转,Niampo之名应该出现在1554年。是年,意大利学者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编辑出版了《航海与旅行丛书》,Niampo被标在中国东海岸的陆地内侧,指的是宁波城。Niampo应该是欧洲对宁波城的最早音译,而Liampo则还没出现在地图中,故这一地名的出现亦早于Liampo。

  

  《航海与旅行丛书》东亚地图

  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人曾一度被逐出广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不能放弃。他们遂越过广东,从马六甲直接前往福建和浙江。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在中国私商的协助下,定海(今镇海)县辖下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即当时亚洲最大的走私基地双屿港(Syongicam)。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Liampo是闽南语“宁波”的音读,是因为葡萄牙人先接触闽南人,而闽南语l、n混。然而,葡萄牙人接触的人物有限,以至于不能了解Liampo是个府名;他们不但将Liampo误当作省名,甚至还将南京应天府当作“宁波省”的一部分。

  Macau、Limpo这类早期西方地图出现的错误地名,往往不是名从主人,是西方走私者染指中国造成的。他们不了解地名的界限,也不会被允许去了解地名的界限,就造成了与实际相差极大的地名。广州则出现了与澳门、宁波相反的现象,它的西文地名Canton本意是省名“广东”。

  受最早来华的葡萄牙私商影响,清代之前的西方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南方只有两个省:其一是Liampo宁波省;其二就是Canton广东省。在《中国札记》和《早期澳门史》中,Canton原本都是指省名广东。Canton在其它领域的名词也是与省名有关,广东的主要河流珠江称为Canton River,珠江三角洲则是Canton Delta。1655年,意大利地理学家卫匡国出版了西方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广东分图也是省名、府名不混,拉丁文Qvangtvng指广东,Qvangchev指广州。然而,卫匡国的正确记录并未被西方后来者继承,由于未知的原因,Canton逐渐成了省城广州最为知名的外文名称。

  1906年春季,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转写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会上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1892年初版《华英字典》写法为依据;而闽粤的部分地名有习惯拼法的,可保留不变,如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这个错误的地名转写被官方机构大清海关确定后,就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邮政地图中,Kwangtung指广东,Canton指广州;但是两个拼音(西文转写)对应的汉字实际上都是“广东”。   

  汉语拼音成为国内外标准后,Canton等早期地名西文转写都被废止不用。然而,它们并未被完全忘却。在广州塔落成之前,就其英文名称,广州人对Canton Tower还是Guangzhou Tower曾产生过争论。最终,广州塔的正式英文名称还是使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称谓,即Canton Tower。  

  入乡亦随俗:京号误当地名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就像人有官职一样,地名也有职务。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受古代中国人影响,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但一直到民国,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并拥有京师的京号。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京号改称“南京”。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因留都为“南京”,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原旧都盛京改为留都。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如果按照方位,顺天府俗名应该为“南京”,奉天府为“北京”。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北京”开始与地域挂钩了,成了特指顺天府的地名,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北京”。

  那么,为何西方人将“北京”拼作了Peking呢?在我国最早的拼音著作之一、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里的“北”被记作pě,是当时官话读书音“北”的入声念法[pe ],略似现行汉语拼音be并念短促(收喉塞音)。虽然当时北方话实际口音中已无入声,但是读书音仍旧保留着入声。再是“京”读king[ki ]的由来,它发音如现行汉语拼音ging。《西儒耳目资》里的“京”的声母仍然是舌根音k(汉语拼音g)。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以“希”字为例,它本来读作hi,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读成了xi。相应地,king(ging)就变成了jing。即便如此,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在读书音方面,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于是,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在南方,明亡后,应天府失去了南京的头衔,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开始与地域挂钩了。这个民间俗名也影响到了西方人,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1737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即今天的杭州。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

  1638年,德国曾出现一幅凭想象描绘杭州城的铜版画《Xuntien alias Quinzay(Hangchow, China)》。原图的Xuntien即顺天,明朝京师的政区名“顺天”府,Quinzay为行在。图名直接翻译是“顺天别名行在”,这当然不妥当。这显然这是西方人曲解了Xuntien的意思,勿误为“京号”的译名,“Xuntien alias Quinzay”全句应译为“京号为行在”。

  我国早期地名西文转写大部分是西方人自说自话,画在了地图之上,写在了书籍之中。它们都没遵从名从主人的这一重要原则。这给今人寻找早期拼音对应的地名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挖掘历史真相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即便如此,除了对照地图中的地名位置外;了解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对于破获出不少有关地名的真相,也是大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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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2019年6月20日 13:45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近日,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上映。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澳门做叠码仔谋生,与三个男人发生的爱恨纠葛故事。想必有读者听说过一个说法,澳门葡文名Macau源于“妈阁”的音译。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早期西方人又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地区)取名的?这里面有没有规则呢?

  

  标有葡文地名Macau的千元澳门币

  妈港和刺桐:名物误当地名

  元末明初,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村落,起先称“蚝镜(境)澳”。澳门附近海域,明时以产蚝(牡蛎)而闻名;“澳”则指船只靠泊的地方。后来,文人们嫌弃“蚝(蠔)”字土,将“蠔”雅化为“濠”,继而出现了“濠镜澳”的雅称。澳门半岛有南台、北台(今日西望洋山和东望洋山),两山高耸相对如门,则是“门”的来历。这样,“澳门”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称谓。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蚝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即澳门也。”

  澳门葡文名Macau,距离澳门一词读音相差甚远。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是当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最早的地点是在澳门半岛西南部的妈阁庙(天妃庙)前。登陆后的葡萄牙人问当地人地名名称。当地人误以为是问这座庙的名字,便答道“妈阁”。葡人听到后,便以“妈阁”的读音,将其转写为Macau。

  这一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阁”是入声字,澳门是粤语区,粤语今音为[kok],尚有-k韵尾,何况是明代;而cau音节无-k入声韵尾。Macau是“妈阁”的音转,只是后人的臆断而已。认为Macau 是“马鲛(马角、马交)”的转写更是错得离谱,澳门马鲛石是在清代文献中才出现的;近年出来的Macau 是“泊口”(意为靠泊口岸)的说法则是错上加错。  

  澳门妈祖阁

  虽然澳门Macau不是“妈阁”的音转,但也与天妃有关,确实是一个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Macau(Macao)其实是Amagao(阿妈港)的缩写。由于时人将天妃(清朝升格为天后)称之为“阿妈”或“娘妈”的关系,澳门天妃庙附近的水域称之为“阿妈港(亚马港)”。郭棐《粤大记》的香山县图中,有濠镜澳的村子,右侧标有“番人房屋”的房屋图像,向右即“亚马港”。1952年,日本学者写的《长崎轶事》提到的澳门旧地名也是“妈港”。

  

  《粤大记》香山县图

  瑞典历史学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称:“澳门…远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湾而著名。因在娘妈角炮台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庙,所供奉的女神成为阿妈(Ama),所以外国作家称之为阿妈港(Amagao,Port of ama)。”

  最早来华的西方人之一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也曾明确指出Macau得名与阿妈港的关系:“他们(广东官员)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Amacao),在阿妈(Amae)湾内。”

  Amacao中的cao对应的其实是汉字“港”,此词本应写成做Amac o。葡萄牙语没有ng韵尾,在拼写ng尾汉字的读音时,只能用鼻化符号“~”表示。语言有趋简性,就像本名“阿妈港”很早变成“妈港”一样,Amac o也很快缩写成了Mac o。Amac o缩写成Mac o后,早期葡萄牙人地图也确实出现过将澳门拼写成Mac o的地名。葡萄牙语在拼写时经常省略“~”,如下图两个叫西芒的葡萄牙球员,其中一人球衣上的姓名就没有鼻化符号“~”。如此一来,Mac o就成了Macao。早期“妈港”的译名有Mac o、Macao、Macau等多种写法,后来被统一为Macau。Macau与Amac o略远,才造成了回译成汉字的混乱。

  受本地人影响,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不止澳门一例,“泉州”的拉丁文转写Zayton亦是如此。五代时晋江王留从效修建泉州城,环城种植刺桐,泉州因此被称作“刺桐城”。宋元时代,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口岸,“刺桐城”一名被阿拉伯人带到西方,从此有了Zartan或Zayton等转写。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就出现了Zayton。

  宁波省和广东府:颠倒政区级别

  葡萄牙人在澳门一带站稳脚跟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Macau(Macao、Mac o)一名也逐渐扩大为指代香山县的地名。远方的江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宁波的葡文转写Limpo扩大成了指代全省和江南的地名。

  Liampo应是拉丁文Niampo的音转,Niampo之名应该出现在1554年。是年,意大利学者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编辑出版了《航海与旅行丛书》,Niampo被标在中国东海岸的陆地内侧,指的是宁波城。Niampo应该是欧洲对宁波城的最早音译,而Liampo则还没出现在地图中,故这一地名的出现亦早于Liampo。

  

  《航海与旅行丛书》东亚地图

  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人曾一度被逐出广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不能放弃。他们遂越过广东,从马六甲直接前往福建和浙江。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在中国私商的协助下,定海(今镇海)县辖下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即当时亚洲最大的走私基地双屿港(Syongicam)。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Liampo是闽南语“宁波”的音读,是因为葡萄牙人先接触闽南人,而闽南语l、n混。然而,葡萄牙人接触的人物有限,以至于不能了解Liampo是个府名;他们不但将Liampo误当作省名,甚至还将南京应天府当作“宁波省”的一部分。

  Macau、Limpo这类早期西方地图出现的错误地名,往往不是名从主人,是西方走私者染指中国造成的。他们不了解地名的界限,也不会被允许去了解地名的界限,就造成了与实际相差极大的地名。广州则出现了与澳门、宁波相反的现象,它的西文地名Canton本意是省名“广东”。

  受最早来华的葡萄牙私商影响,清代之前的西方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南方只有两个省:其一是Liampo宁波省;其二就是Canton广东省。在《中国札记》和《早期澳门史》中,Canton原本都是指省名广东。Canton在其它领域的名词也是与省名有关,广东的主要河流珠江称为Canton River,珠江三角洲则是Canton Delta。1655年,意大利地理学家卫匡国出版了西方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广东分图也是省名、府名不混,拉丁文Qvangtvng指广东,Qvangchev指广州。然而,卫匡国的正确记录并未被西方后来者继承,由于未知的原因,Canton逐渐成了省城广州最为知名的外文名称。

  1906年春季,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转写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会上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1892年初版《华英字典》写法为依据;而闽粤的部分地名有习惯拼法的,可保留不变,如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这个错误的地名转写被官方机构大清海关确定后,就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邮政地图中,Kwangtung指广东,Canton指广州;但是两个拼音(西文转写)对应的汉字实际上都是“广东”。   

  汉语拼音成为国内外标准后,Canton等早期地名西文转写都被废止不用。然而,它们并未被完全忘却。在广州塔落成之前,就其英文名称,广州人对Canton Tower还是Guangzhou Tower曾产生过争论。最终,广州塔的正式英文名称还是使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称谓,即Canton Tower。  

  入乡亦随俗:京号误当地名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就像人有官职一样,地名也有职务。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受古代中国人影响,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但一直到民国,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并拥有京师的京号。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京号改称“南京”。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因留都为“南京”,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原旧都盛京改为留都。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如果按照方位,顺天府俗名应该为“南京”,奉天府为“北京”。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北京”开始与地域挂钩了,成了特指顺天府的地名,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北京”。

  那么,为何西方人将“北京”拼作了Peking呢?在我国最早的拼音著作之一、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里的“北”被记作pě,是当时官话读书音“北”的入声念法[pe ],略似现行汉语拼音be并念短促(收喉塞音)。虽然当时北方话实际口音中已无入声,但是读书音仍旧保留着入声。再是“京”读king[ki ]的由来,它发音如现行汉语拼音ging。《西儒耳目资》里的“京”的声母仍然是舌根音k(汉语拼音g)。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以“希”字为例,它本来读作hi,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读成了xi。相应地,king(ging)就变成了jing。即便如此,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在读书音方面,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于是,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在南方,明亡后,应天府失去了南京的头衔,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开始与地域挂钩了。这个民间俗名也影响到了西方人,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1737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即今天的杭州。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

  1638年,德国曾出现一幅凭想象描绘杭州城的铜版画《Xuntien alias Quinzay(Hangchow, China)》。原图的Xuntien即顺天,明朝京师的政区名“顺天”府,Quinzay为行在。图名直接翻译是“顺天别名行在”,这当然不妥当。这显然这是西方人曲解了Xuntien的意思,勿误为“京号”的译名,“Xuntien alias Quinzay”全句应译为“京号为行在”。

  我国早期地名西文转写大部分是西方人自说自话,画在了地图之上,写在了书籍之中。它们都没遵从名从主人的这一重要原则。这给今人寻找早期拼音对应的地名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挖掘历史真相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即便如此,除了对照地图中的地名位置外;了解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对于破获出不少有关地名的真相,也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