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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弥生时代到律令时代:日本究竟从唐朝学去了什么

2019-6-17 11:27:4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美]威廉·韦恩·法里斯 著 刘俊池 译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从弥生时代到律令时代:日本究竟从唐朝学去了什么

  本书探讨的是645年至900年间日本的人口、疾病、土地开垦、农业技术以及农村居民区等问题。上述这些可变因素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大多数近代文化中的制度化生活和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因素还影响着个体生活;有史以来,家庭、食物和居住区几乎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头等重要之事。

  对于日本早期人口的分析,现代人口统计学方法是可行的。当时平均寿命有多长?哪些年龄段死亡风险最高?女性最有可能在多大年纪生儿育女?对于一千年前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虽然还无法回答,然而就日本而言,相对丰富的人口普查资料却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线索。

  在人口和疾病的研究中,对农业的考察自然必不可少。对此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大多将8世纪和9世纪描述为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时期,认为开垦新田与人口增长同步进行。近来,日本学者对这种同步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究竟有多少荒地被改造为稻田?开垦新田就一定意味着人口增长吗?

  如果不探究土地耕作方式,就无法完全理解土地开垦。稻农最初使用何种农具和农业技术?其他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何重要性?土地利用对土地所有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常常重新翻阅历史文献,以便了解日本后来时代的农业状况。近来,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645至900年间的农业状况比人们迄今为止所了解到的更多样、更原始。

  对于人口和农业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发展的探讨。7世纪末和8世纪初,日本人口和农业状况与采取中国式中央集权制政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唐朝(618—907)人口密度更大,农业也更发达;日本的状况与唐朝截然不同,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日本是否对中国制度进行了改造?若是如此,又进行了哪些改造?同时,这些改造又是如何助益日本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对中国制度的改造又揭示出日本朝廷怎样的动机?

  本书横跨了日本效法中国文明的两个半世纪,史称律令时代。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此后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了解。律令时代这种人口和农业状况延续了多长时间?这些状况是如何变化的,其变化原因又是什么?正确理解早期经济状况,对于建立一个近代时期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公元645年之前的人口与农业

  律令时代的农民生活是从弥生时代(前200—300)所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基础上演变而来。在弥生时代,有两项革新成果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首先,从亚洲引进青铜器和铁器;岛国居民们迅速学会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取代了此前的石制和木制工具。其次,定居农业,特别是水稻栽培农业,成为许多地区农民普遍采用的生活方式,取代和补充了之前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的改变促使人口激增,推动了社会阶级形成,加速了原始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

  通过比较弥生时代与此前石器时代[史称绳文时期(前10000年—前200)]人口数字,表明更先进的技术及收益更多的谋生手段对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考古学家山内清男对弥生时代文明到来前日本的总人口做了估算,认为当时人口总数为120000左右。芹沢长介则提出,当时人口总数约为150000至350000。到了弥生时代末期,日本人口总数介于1500000至4500000之间,相当于绳文时期日本人口总数的10倍。公元1世纪,人口增速最快;此后两个世纪,人口增速逐步放缓。弥生时代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人口分水岭,直到明治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另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虽然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采用新技术意味着巨大的进步,然而对于从亚洲大陆传入的新技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此反应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佐原诚和金关恕将弥生时代文明划分为五个地区(见地图二),其中,在二区(九州北部和本州西南部地区)和三区(畿内和濑户内海地区),人们的反应最为积极。在这两个地区,稻作农业历史悠久,是最先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的地区,而且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发掘出的人类遗骸表明,二区和三区的居民相似度很高,尽管其头颅标本显示出他们的身体构造存在着一定差异。在这些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社会等级分化和政治组织的迹象。

  其他分区对变革的接受较慢。四区(从名古屋到盛冈在内的本州地区)的居民抵制水稻农业的入侵。许多当地人仍然主要以捕鲑为生。甚至在水稻农业普及之后,人们仍然使用石制和木制工具。本区发掘出的人类遗骸,与绳文时代的人类遗骸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一区(九州南部地区)和五区(本州最北端和北海道地区)的居民几乎未受到弥生时代变革的任何影响,依旧发展着自身的独特文化。

  弥生时代农民所种植的水稻成为现代水稻(粳稻)的直接起源。然而,与现在水稻品种不同,弥生时代的水稻多芒刺。如今,菲律宾群岛居民,仍然种植多芒刺的水稻,其稻作技术与弥生时代所使用的技术非常相似。菲律宾所产的水稻广有美誉,具有抗病、耐旱、耐贫瘠的特点;该品种水稻的这类特性可能曾使登吕村的农民受益颇多。

  到了弥生时代末期,出现了两方面的进步:铁制农具和更先进的灌溉技术。与早先技术相比,铁制农具的使用或许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铁锄头和铁锹可以挖土更深,农民不必在沼泽洼地种植作物,而且对于加厚耕层、增加土壤肥力十分必要。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的农民可能就已经锻造出收割用的铁刃镰刀。九州北部以外地区的农民,很久以后才开始习惯使用铁制农具。直到5世纪末,畿内地区和关东地区的农民才学会制造金属制的收割工具或者带铁刃的锄和锹。

  此外,农民也开始建造更为先进的灌溉设施。对于这项新技术,日本最早的宫廷史书《日本书纪》是这样描述的:

  天皇诏告诸臣:“但见此片土地,荒原沼泽,绵延广远,田少而稀缺。更兼河水漫流,而致下游水流缓慢。若逢淫雨,海潮倒涌,惟乘舟船方可穿越村庄;官道亦为泥覆。故此,诸位臣公,应通盘审视,觅水流四溢之根源,凿渠通海,止浪之倒涌,护田舍。”

  ……开凿宫北平原,以令南来之水改道,汇入西海。故此,该河得名“堀江”。

  ……为止北河漫溢,兴建茨田坝。

  在《日本书纪》里,在关于4世纪和5世纪的其他章节中,不乏与此类似的描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些灌溉技术的了解很有限。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多为朝鲜后裔,他们为畿内地区和其他地方权贵们工作。在爱媛县松山市的古照村附近,在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4世纪时建造的一条堤坝,长度超过10米,由树枝和原木加固而成。在奈良县樱井市附近的缠向村,发现了一个由水渠、堤坝和水闸构成的复杂网状结构,修建时间可以追溯到4世纪或5世纪。历史学家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究竟是哪些人在耕种古照村或缠向村的田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地农民从这项新技术中尝到了甜头。

  在4世纪和5世纪时,日本人开始驯养牛马。起初,对农业生产而言,牲畜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此前,对于日本人而言,野猪、野鹿和鱼类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丰富而持久的蛋白质来源。当时,农民们既不会用犁,也不懂施肥。畜牧业尚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去势技术一无所知,无法大量饲养牲畜。最初,马和牛仅仅作为个别使用的役畜,来往于日本山区,用于驮运和骑乘。与铁制农具和新式灌溉技术的应用一样,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牲畜对于农业的贡献也慢慢显现出来。

  对于300年到645年间的人口发展趋势,目前尚不得而知。考古学家森浩一指出,在5世纪和6世纪,殡葬风俗发生了变化,这证明了当时人口激增的状况。5世纪时,墓葬数量虽少,可是形状巨大,譬如大阪地区的大墓。到500年,这类殡葬习俗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数量众多的小墓出现。森浩一认为,这些分布广泛的小型墓葬既表明了当时人口的大量增加,又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这两个世纪中,尽管人口数量或许略有增长,但仅有的考古学证据似乎无法证明森浩一所谓的人口急剧增长的断言。疾病和饥荒对于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了。

  时至7世纪中叶,在日本,人们的生存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农民们在沿用更原始的弥生时代的稻作农业方式的同时,也使用灌溉池塘和沟渠。此外,人们还采用其他农业生产方式,譬如,旱作农业或者刀耕火种的农业。尤其在北方和遥远的南方,很多人依然以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当645年律令时代开始之时,日本群岛的居民数量为3000000至5500000左右;与同期欧洲相比,这个数量相当巨大。

  东亚大变局

  7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帝国建立,其野心勃勃,势力不断扩张,这令日本朝廷忧心忡忡。平定国内叛乱后,新登基的天皇旋即将注意力转向确保中日边界的安宁。对他而言,尤为迫切的是制服好战的高句丽王国;此前,高句丽王朝击败了隋王朝(589—617)对高句丽的数次远征,间接造成了隋王朝的覆灭。日本统治者担心,倘若大唐军队征服了高句丽,日本的盟国——百济国——将会成为下一只待宰的羔羊。倘若百济国战败,日本的死敌、大唐的盟友——新罗国——将会接管朝鲜半岛;到那时,敌国大军压境,会致使日本险象环生。

  631年,大唐新继位的皇帝唐太宗,便开始发动战争,进攻高句丽。他派军远征辽东,收埋先前战殁将士的尸骨,命令唐军洗劫高句丽村镇。唐军的出现,致使朝鲜国内政治陷入空前的混乱。641年,朝鲜三国中最不稳定的百济国爆发宫廷政变,好战的义慈王独揽大权。642年,在唐军入侵高句丽前夕,军阀泉濭苏文屠杀了180多位贵族,攫取了义慈王的王位。百济国和高句丽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新罗和大唐,积极备战。

  从百济和高句丽流亡到日本的贵族,讲述了唐军入侵以及血腥政变的惨况。这些来自大陆地区的消息,加剧了日本人的恐惧感。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1—671在位)、轻皇子(后来的孝德天皇,645—654在位)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朝臣镰足,614—669),在惊慌失措的皇极天皇(642—645在位)面前,刺杀了朝廷大臣苏我入鹿。

  与百济国和高句丽国的状况一样,日本新上台的统治者首先考虑的也是备战。在宫廷政变之后不到两个月,朝廷的使臣便抵达关东;6世纪时,关东地区始终是日本天皇的军事基地。使臣们登记当地人口,将耕地备案;建立兵工厂,没收当地不可靠贵族的武器。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朝廷,新的当权派建立起一套官阶体系,并且在646年颁布的著名《大化改新诏书》中宣布,准备实行中国式课税制度、土地所有制以及地方行政制度。

  66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击败了百济军队。百济将军鬼室福信侥幸逃脱,率军继续抵抗唐军入侵,他坚信日本盟友会出兵援助。661年,中大兄皇子和齐明天皇(655—661在位,亦称皇极天皇)远赴九州,统领入朝援军。同年,日本朝廷释放了已被日本扣为人质长达30年之久的百济王室成员余丰璋,使其归国,加入百济军队,与鬼室福信联手。662年,日本朝廷派遣一支远征军援助鬼室福信;一年后,援军数量增至27000人。

  与此同时,唐朝统治者也拟定了战争计划。由于担心当时朝见唐朝皇帝的日本使臣会向日本朝廷泄露唐朝的军事战略,唐朝统治者便将日本使臣们软禁在唐都长安。对于大唐皇帝和日本使臣间发生的这一事件,《日本书纪》中有如下记载:

  ……皇帝诏令如下:“本朝定于来年对海东诸地实施行政措施,尔等倭[日本]使不得东归。”最终,日本使臣们被扣于长安。他们分置独居,门户紧闭,严禁会客,毫无行动自由。如是,使臣们挨过了凄苦的一年。

  663年,白村江之战打响,双方军队展开厮杀。《日本书纪》记载了这场灾难性战争所造成的全面影响:

  敌军将士,兵临州柔(前百济首都)城下,围困皇城。唐将统帅170艘战船,列阵于白村江。最初抵达的日本战舰与唐军激战,日舰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

  ……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余丰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日:“我等争之,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然,唐军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日将]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旋即战死沙场。此时,百济王余丰璋及诸将士乘船逃至高句丽。

  668年,高句丽被灭,朝鲜半岛统一,其统治权处于与日本朝廷敌对势力的掌控之下。

  东亚出现新的力量均势,使得日本全国陷入紧急状态。白村江之战失利后,天智天皇下诏,在对马岛、壹岐国及九州北部海岸线设立岗哨,修建烽火台,上述要地都是中国唐朝及朝鲜半岛军队入侵的必经之地。天智天皇迁都至琵琶湖畔的大津宫(现大津),这里距离濑户内海较远,不易遭受入侵之敌的攻击。在大和国(奈良县)和赞岐国(香川县)境内,修筑了城堡和瞭望塔。天智天皇常来巡视这些要塞,在这些地方,军事训练司空见惯。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工匠和教官都是朝鲜半岛难民。

  在朝鲜半岛的兵败,为日本朝廷提供了新的改革驱力,朝廷迫切需要扩充权力并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据《日本书纪》记载,在白村江惨败后的6个月内,天智天皇就出台了一套崭新的、更加系统化的国家行政体制。他颁布法令,限制势力强大的宗族首领的特权,限制其所豢养的家臣和奴隶数量。670年,天智天皇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以“镇压强盗和流匪”。井上光贞认为,670年的人口普查(甲午年籍),登记了当时天智天皇统治下所有阶层和地区的国民,并被用于确立民众姓氏。人口登记,为课税和征兵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其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天智天皇便驾崩了。在其逝世的671年,权力真空期出现,两位人物对王位展开争夺。大友皇子,不仅是天智天皇之子,而且是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然而,天智天皇弟弟——大海人皇子——也具有继承王位的合法资格,而且相比之下,他更具权术,更具智谋。大海人皇子假装出家为僧,隐居于今奈良县的吉野;暗地里招募支持者,以图再起。672年春,内战爆发;由于此前的精心谋划,大海人皇子迅速取得了几次大捷。不到6个月时间,大友皇子自缢身亡,大海人皇子旋即登基,史称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师法中国

  天智天皇不得人心,这反而使天武天皇从中受益。天智天皇由于施行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是限制贵族特权和施行人口普查制度,因而招致许多地方领主的怨愤。天智天皇的外交政策也带来灾难性后果,日本西部地区的许多贵族拒绝再次派兵参战。而天武天皇本身并不依靠地方或朝廷权贵赢得王位。其本人也并非具体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具体战事由一帮忠心耿耿的下级军官实施,而且,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近亲属关系。所以,对于那些可能反对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人,天武天皇几乎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亏欠,此外,他还拥有军权,对于不服管教的朝臣,可以用军队迫使他们屈服。

  天武天皇擅于汲取其所处时代的经验教训。天武天皇生于631年,当中大兄皇子及其追随者们刺杀苏我入鹿并且攫取政权时,他还年纪尚轻。当天智天皇远征九州指挥援军入朝作战时,年少的天武天皇留在朝廷监管国事。天智天皇归国后便狂热地忙于备战,准备抵御大唐和新罗军队的入侵,天武天皇密切观察着兄长的行动。通过对暂居于宫中朝鲜流亡贵族的了解,天武天皇认识到,大唐和新罗的军事力量占优只是造成日本战败、高句丽国和百济国最终覆灭的部分原因。他坚信,强军的关键乃是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必须由一整套律令来明确界定。676年,新罗国利用从唐朝学到的知识,将唐军逐出了朝鲜半岛,这个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天武天皇知道,必须像新罗那样,日本才不至于亡国。

  672年,取得王位之后,天武天皇立即着手实施大规模的改革,效法中国模式。登基仅三年后,他便发布一道诏书,废除了贵族经济私有制的基础,包括他们对农民及“高山、沼泽、岛屿、海湾、森林、平原和人工池塘”的控制权。许多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在削弱贵族私有权力方面,天武天皇所采取的措施比以往的统治者们要有效得多。消除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控制权,是确保对经济进行集权化管理和建立全国性官僚政治的至关重要一环。

  天武天皇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皇族专权,对地方行政机构产生了影响。据《隋史》记载,7世纪初,日本被划分为大约120个地区(国)。这些地区由地方贵族(国族)管理,在辖区内,他们拥有军事、政治和宗教上的绝对权力。大化政变之后,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也曾试图向地方派驻朝廷特使以监督地方事务,借此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常陆地名辞典》及其他文献资料记载表明,皇权已渗透进了地方管理,然而,那些朝廷派驻的特使往往最终形成一个新阶层——地方领主阶层。

  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天武天皇制服了地方豪族。首先,他剥夺了朝廷特使们先前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然后,他引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机制,刺激地方贵族为获取地方官职而相互争夺,并使得为朝廷尽忠成为为官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提拔新人为官,天武天皇分化了传统的职权范围,瓦解了旧势力的影响。同时,他还剥夺了地方豪族的军事和宗教权力,创设新官职来履行这些职责。7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其妻子——持统天皇(686—697在位)——统治期间,天武天皇的政策得以延续。到700年,整个日本地方行政区已达到555个,约为1个世纪前的5倍。

  依照更为专权的原则,天武天皇重组了朝廷的官僚机构(见图一)。与前辈天皇不同的是,在他那里,贵族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天皇可以绕过朝廷,向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一位官吏直接发布诏书,而且天皇的侍从也不受任何监管机构的管辖。仿效中国制度模式,天武天皇制定了一整套新的官僚官阶、任命和晋升制度。人们评价说,天武天皇的官制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并为后来诸省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天武天皇构想出了一部政治神话,声称:皇室一脉万古不易,而他自诩为神。

  天武天皇驾崩后,摆在其妻子持统天皇面前的国事可谓千头万绪。持统天皇在位期间,有三项成就引人瞩目。首先,在其监督下,日本首部系统性律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得以实施。这些律令体现了日本效法中国制度并使其本土化所做出的最初努力,而且正是在《飞鸟净御原律令》的基础上,直接催生出后来的《大宝律令》。其次,持统天皇在位期间,开创了全面人口普查、课税以及国家班田制度。这些制度相互关联,并具有双重目的:既要维系足量的戍边军队开支,又要供养一个有能力领导帝国的官府机构。第三项成就是,持统天皇下诏,在奈良正南方的藤原建造日本第一座中式国都,作为其权威的象征。

  律令制国家的建立

  701年,天武天皇之孙文武天皇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是日本努力效法中国模式的登峰造极之作。《大宝律令》中依法确立官制,包含了天武天皇创制的大多数官职,并对《飞鸟净御原律令》实施中出现的管辖权和地位方面的不妥之处做了一些修改(见图二)。最重要的修改之处便是,将皇室纳于由朝廷贵族组建的咨询机构——太政官——的管辖之下。此外,《大宝律令》还修改了天武天皇时期的官阶制度,改善并系统化了官吏选拔和晋升程序。《大宝律令》明确规定了官吏的津贴事宜,并规定,依照官阶和职位高低,每半年发一次俸禄。8世纪初期,京官总数为10000人左右。

  地方的行政机构,按照等级体系设立。最高一级是朝廷贵族,他们担任国司,任期6年。《大宝律令》恢复了国司所拥具的广泛权力,这些权力在7世纪70年代时曾被天武天皇所剥夺。对于国司,其新授权包括:课税、仓储、交通运输、每6年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定期人口普查以及管理诸国军务。通常,一国官吏的数量为600名左右,其中很多都是当地人。

  地方行政机构的第二级是郡司。这些被选拔出的官吏,均出自诸国地方豪族之家。《大宝律令》明确规定,郡司听命于国司,然而郡司也拥有一些其他官吏所不具备的特权。他们不但享有官位终身制,而且还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军权,并且世袭罔替。由于居于自己的辖区,他们对当地农民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而且在人口普查、班田和课税等政府活动方面,他们之间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最底层的地方行政机构是行政村(里)。《大宝律令》规定,每里50户,由里长负责。每里,以5户为一保,维护治安。《大宝律令》里规定的户,不应与核心家庭混淆,它乃是一个行政单位,其建立的宗旨是推动征兵和课税等事宜。8世纪初,每里的平均人口数为1000人左右。

  《大宝律令》构建起了复杂的行政机构,其目的在于控制农民;700年,农民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达99%以上。大多数成年男性每年缴纳各种赋税,譬如,为地方官府和朝廷服徭役,缴纳产品税和服兵役等。土地的拥有者也须缴纳3%的谷物税,所征租税通常贮存于附近的仓库之中,用于供给诸国财政。《大宝律令》规定,对于6岁及6岁以上国民,由国家班田,终身耕种。政府采取这种土地所有制,并非出于仁慈,而是要确保每位缴税者能够负担其相应的份额。定期人口普查和编制详尽的税收文书,对于保障朝廷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摘录自《早期日本的人口、疾病与土地》,[美]威廉·韦恩·法里斯 著,刘俊池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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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7日 11: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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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探讨的是645年至900年间日本的人口、疾病、土地开垦、农业技术以及农村居民区等问题。上述这些可变因素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大多数近代文化中的制度化生活和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因素还影响着个体生活;有史以来,家庭、食物和居住区几乎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头等重要之事。

  对于日本早期人口的分析,现代人口统计学方法是可行的。当时平均寿命有多长?哪些年龄段死亡风险最高?女性最有可能在多大年纪生儿育女?对于一千年前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虽然还无法回答,然而就日本而言,相对丰富的人口普查资料却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线索。

  在人口和疾病的研究中,对农业的考察自然必不可少。对此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大多将8世纪和9世纪描述为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时期,认为开垦新田与人口增长同步进行。近来,日本学者对这种同步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究竟有多少荒地被改造为稻田?开垦新田就一定意味着人口增长吗?

  如果不探究土地耕作方式,就无法完全理解土地开垦。稻农最初使用何种农具和农业技术?其他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何重要性?土地利用对土地所有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常常重新翻阅历史文献,以便了解日本后来时代的农业状况。近来,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645至900年间的农业状况比人们迄今为止所了解到的更多样、更原始。

  对于人口和农业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发展的探讨。7世纪末和8世纪初,日本人口和农业状况与采取中国式中央集权制政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唐朝(618—907)人口密度更大,农业也更发达;日本的状况与唐朝截然不同,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日本是否对中国制度进行了改造?若是如此,又进行了哪些改造?同时,这些改造又是如何助益日本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对中国制度的改造又揭示出日本朝廷怎样的动机?

  本书横跨了日本效法中国文明的两个半世纪,史称律令时代。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此后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了解。律令时代这种人口和农业状况延续了多长时间?这些状况是如何变化的,其变化原因又是什么?正确理解早期经济状况,对于建立一个近代时期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公元645年之前的人口与农业

  律令时代的农民生活是从弥生时代(前200—300)所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基础上演变而来。在弥生时代,有两项革新成果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首先,从亚洲引进青铜器和铁器;岛国居民们迅速学会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取代了此前的石制和木制工具。其次,定居农业,特别是水稻栽培农业,成为许多地区农民普遍采用的生活方式,取代和补充了之前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狩猎、捕鱼和采集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的改变促使人口激增,推动了社会阶级形成,加速了原始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

  通过比较弥生时代与此前石器时代[史称绳文时期(前10000年—前200)]人口数字,表明更先进的技术及收益更多的谋生手段对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考古学家山内清男对弥生时代文明到来前日本的总人口做了估算,认为当时人口总数为120000左右。芹沢长介则提出,当时人口总数约为150000至350000。到了弥生时代末期,日本人口总数介于1500000至4500000之间,相当于绳文时期日本人口总数的10倍。公元1世纪,人口增速最快;此后两个世纪,人口增速逐步放缓。弥生时代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人口分水岭,直到明治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另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虽然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采用新技术意味着巨大的进步,然而对于从亚洲大陆传入的新技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此反应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佐原诚和金关恕将弥生时代文明划分为五个地区(见地图二),其中,在二区(九州北部和本州西南部地区)和三区(畿内和濑户内海地区),人们的反应最为积极。在这两个地区,稻作农业历史悠久,是最先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的地区,而且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发掘出的人类遗骸表明,二区和三区的居民相似度很高,尽管其头颅标本显示出他们的身体构造存在着一定差异。在这些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社会等级分化和政治组织的迹象。

  其他分区对变革的接受较慢。四区(从名古屋到盛冈在内的本州地区)的居民抵制水稻农业的入侵。许多当地人仍然主要以捕鲑为生。甚至在水稻农业普及之后,人们仍然使用石制和木制工具。本区发掘出的人类遗骸,与绳文时代的人类遗骸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一区(九州南部地区)和五区(本州最北端和北海道地区)的居民几乎未受到弥生时代变革的任何影响,依旧发展着自身的独特文化。

  弥生时代农民所种植的水稻成为现代水稻(粳稻)的直接起源。然而,与现在水稻品种不同,弥生时代的水稻多芒刺。如今,菲律宾群岛居民,仍然种植多芒刺的水稻,其稻作技术与弥生时代所使用的技术非常相似。菲律宾所产的水稻广有美誉,具有抗病、耐旱、耐贫瘠的特点;该品种水稻的这类特性可能曾使登吕村的农民受益颇多。

  到了弥生时代末期,出现了两方面的进步:铁制农具和更先进的灌溉技术。与早先技术相比,铁制农具的使用或许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铁锄头和铁锹可以挖土更深,农民不必在沼泽洼地种植作物,而且对于加厚耕层、增加土壤肥力十分必要。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九州北部地区的农民可能就已经锻造出收割用的铁刃镰刀。九州北部以外地区的农民,很久以后才开始习惯使用铁制农具。直到5世纪末,畿内地区和关东地区的农民才学会制造金属制的收割工具或者带铁刃的锄和锹。

  此外,农民也开始建造更为先进的灌溉设施。对于这项新技术,日本最早的宫廷史书《日本书纪》是这样描述的:

  天皇诏告诸臣:“但见此片土地,荒原沼泽,绵延广远,田少而稀缺。更兼河水漫流,而致下游水流缓慢。若逢淫雨,海潮倒涌,惟乘舟船方可穿越村庄;官道亦为泥覆。故此,诸位臣公,应通盘审视,觅水流四溢之根源,凿渠通海,止浪之倒涌,护田舍。”

  ……开凿宫北平原,以令南来之水改道,汇入西海。故此,该河得名“堀江”。

  ……为止北河漫溢,兴建茨田坝。

  在《日本书纪》里,在关于4世纪和5世纪的其他章节中,不乏与此类似的描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些灌溉技术的了解很有限。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多为朝鲜后裔,他们为畿内地区和其他地方权贵们工作。在爱媛县松山市的古照村附近,在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4世纪时建造的一条堤坝,长度超过10米,由树枝和原木加固而成。在奈良县樱井市附近的缠向村,发现了一个由水渠、堤坝和水闸构成的复杂网状结构,修建时间可以追溯到4世纪或5世纪。历史学家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究竟是哪些人在耕种古照村或缠向村的田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地农民从这项新技术中尝到了甜头。

  在4世纪和5世纪时,日本人开始驯养牛马。起初,对农业生产而言,牲畜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此前,对于日本人而言,野猪、野鹿和鱼类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丰富而持久的蛋白质来源。当时,农民们既不会用犁,也不懂施肥。畜牧业尚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去势技术一无所知,无法大量饲养牲畜。最初,马和牛仅仅作为个别使用的役畜,来往于日本山区,用于驮运和骑乘。与铁制农具和新式灌溉技术的应用一样,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牲畜对于农业的贡献也慢慢显现出来。

  对于300年到645年间的人口发展趋势,目前尚不得而知。考古学家森浩一指出,在5世纪和6世纪,殡葬风俗发生了变化,这证明了当时人口激增的状况。5世纪时,墓葬数量虽少,可是形状巨大,譬如大阪地区的大墓。到500年,这类殡葬习俗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数量众多的小墓出现。森浩一认为,这些分布广泛的小型墓葬既表明了当时人口的大量增加,又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这两个世纪中,尽管人口数量或许略有增长,但仅有的考古学证据似乎无法证明森浩一所谓的人口急剧增长的断言。疾病和饥荒对于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了。

  时至7世纪中叶,在日本,人们的生存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农民们在沿用更原始的弥生时代的稻作农业方式的同时,也使用灌溉池塘和沟渠。此外,人们还采用其他农业生产方式,譬如,旱作农业或者刀耕火种的农业。尤其在北方和遥远的南方,很多人依然以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当645年律令时代开始之时,日本群岛的居民数量为3000000至5500000左右;与同期欧洲相比,这个数量相当巨大。

  东亚大变局

  7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帝国建立,其野心勃勃,势力不断扩张,这令日本朝廷忧心忡忡。平定国内叛乱后,新登基的天皇旋即将注意力转向确保中日边界的安宁。对他而言,尤为迫切的是制服好战的高句丽王国;此前,高句丽王朝击败了隋王朝(589—617)对高句丽的数次远征,间接造成了隋王朝的覆灭。日本统治者担心,倘若大唐军队征服了高句丽,日本的盟国——百济国——将会成为下一只待宰的羔羊。倘若百济国战败,日本的死敌、大唐的盟友——新罗国——将会接管朝鲜半岛;到那时,敌国大军压境,会致使日本险象环生。

  631年,大唐新继位的皇帝唐太宗,便开始发动战争,进攻高句丽。他派军远征辽东,收埋先前战殁将士的尸骨,命令唐军洗劫高句丽村镇。唐军的出现,致使朝鲜国内政治陷入空前的混乱。641年,朝鲜三国中最不稳定的百济国爆发宫廷政变,好战的义慈王独揽大权。642年,在唐军入侵高句丽前夕,军阀泉濭苏文屠杀了180多位贵族,攫取了义慈王的王位。百济国和高句丽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新罗和大唐,积极备战。

  从百济和高句丽流亡到日本的贵族,讲述了唐军入侵以及血腥政变的惨况。这些来自大陆地区的消息,加剧了日本人的恐惧感。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1—671在位)、轻皇子(后来的孝德天皇,645—654在位)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朝臣镰足,614—669),在惊慌失措的皇极天皇(642—645在位)面前,刺杀了朝廷大臣苏我入鹿。

  与百济国和高句丽国的状况一样,日本新上台的统治者首先考虑的也是备战。在宫廷政变之后不到两个月,朝廷的使臣便抵达关东;6世纪时,关东地区始终是日本天皇的军事基地。使臣们登记当地人口,将耕地备案;建立兵工厂,没收当地不可靠贵族的武器。据《日本书纪》记载,在朝廷,新的当权派建立起一套官阶体系,并且在646年颁布的著名《大化改新诏书》中宣布,准备实行中国式课税制度、土地所有制以及地方行政制度。

  66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击败了百济军队。百济将军鬼室福信侥幸逃脱,率军继续抵抗唐军入侵,他坚信日本盟友会出兵援助。661年,中大兄皇子和齐明天皇(655—661在位,亦称皇极天皇)远赴九州,统领入朝援军。同年,日本朝廷释放了已被日本扣为人质长达30年之久的百济王室成员余丰璋,使其归国,加入百济军队,与鬼室福信联手。662年,日本朝廷派遣一支远征军援助鬼室福信;一年后,援军数量增至27000人。

  与此同时,唐朝统治者也拟定了战争计划。由于担心当时朝见唐朝皇帝的日本使臣会向日本朝廷泄露唐朝的军事战略,唐朝统治者便将日本使臣们软禁在唐都长安。对于大唐皇帝和日本使臣间发生的这一事件,《日本书纪》中有如下记载:

  ……皇帝诏令如下:“本朝定于来年对海东诸地实施行政措施,尔等倭[日本]使不得东归。”最终,日本使臣们被扣于长安。他们分置独居,门户紧闭,严禁会客,毫无行动自由。如是,使臣们挨过了凄苦的一年。

  663年,白村江之战打响,双方军队展开厮杀。《日本书纪》记载了这场灾难性战争所造成的全面影响:

  敌军将士,兵临州柔(前百济首都)城下,围困皇城。唐将统帅170艘战船,列阵于白村江。最初抵达的日本战舰与唐军激战,日舰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

  ……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余丰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日:“我等争之,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然,唐军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日将]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旋即战死沙场。此时,百济王余丰璋及诸将士乘船逃至高句丽。

  668年,高句丽被灭,朝鲜半岛统一,其统治权处于与日本朝廷敌对势力的掌控之下。

  东亚出现新的力量均势,使得日本全国陷入紧急状态。白村江之战失利后,天智天皇下诏,在对马岛、壹岐国及九州北部海岸线设立岗哨,修建烽火台,上述要地都是中国唐朝及朝鲜半岛军队入侵的必经之地。天智天皇迁都至琵琶湖畔的大津宫(现大津),这里距离濑户内海较远,不易遭受入侵之敌的攻击。在大和国(奈良县)和赞岐国(香川县)境内,修筑了城堡和瞭望塔。天智天皇常来巡视这些要塞,在这些地方,军事训练司空见惯。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工匠和教官都是朝鲜半岛难民。

  在朝鲜半岛的兵败,为日本朝廷提供了新的改革驱力,朝廷迫切需要扩充权力并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据《日本书纪》记载,在白村江惨败后的6个月内,天智天皇就出台了一套崭新的、更加系统化的国家行政体制。他颁布法令,限制势力强大的宗族首领的特权,限制其所豢养的家臣和奴隶数量。670年,天智天皇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以“镇压强盗和流匪”。井上光贞认为,670年的人口普查(甲午年籍),登记了当时天智天皇统治下所有阶层和地区的国民,并被用于确立民众姓氏。人口登记,为课税和征兵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其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天智天皇便驾崩了。在其逝世的671年,权力真空期出现,两位人物对王位展开争夺。大友皇子,不仅是天智天皇之子,而且是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然而,天智天皇弟弟——大海人皇子——也具有继承王位的合法资格,而且相比之下,他更具权术,更具智谋。大海人皇子假装出家为僧,隐居于今奈良县的吉野;暗地里招募支持者,以图再起。672年春,内战爆发;由于此前的精心谋划,大海人皇子迅速取得了几次大捷。不到6个月时间,大友皇子自缢身亡,大海人皇子旋即登基,史称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师法中国

  天智天皇不得人心,这反而使天武天皇从中受益。天智天皇由于施行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是限制贵族特权和施行人口普查制度,因而招致许多地方领主的怨愤。天智天皇的外交政策也带来灾难性后果,日本西部地区的许多贵族拒绝再次派兵参战。而天武天皇本身并不依靠地方或朝廷权贵赢得王位。其本人也并非具体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具体战事由一帮忠心耿耿的下级军官实施,而且,在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近亲属关系。所以,对于那些可能反对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人,天武天皇几乎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亏欠,此外,他还拥有军权,对于不服管教的朝臣,可以用军队迫使他们屈服。

  天武天皇擅于汲取其所处时代的经验教训。天武天皇生于631年,当中大兄皇子及其追随者们刺杀苏我入鹿并且攫取政权时,他还年纪尚轻。当天智天皇远征九州指挥援军入朝作战时,年少的天武天皇留在朝廷监管国事。天智天皇归国后便狂热地忙于备战,准备抵御大唐和新罗军队的入侵,天武天皇密切观察着兄长的行动。通过对暂居于宫中朝鲜流亡贵族的了解,天武天皇认识到,大唐和新罗的军事力量占优只是造成日本战败、高句丽国和百济国最终覆灭的部分原因。他坚信,强军的关键乃是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必须由一整套律令来明确界定。676年,新罗国利用从唐朝学到的知识,将唐军逐出了朝鲜半岛,这个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天武天皇知道,必须像新罗那样,日本才不至于亡国。

  672年,取得王位之后,天武天皇立即着手实施大规模的改革,效法中国模式。登基仅三年后,他便发布一道诏书,废除了贵族经济私有制的基础,包括他们对农民及“高山、沼泽、岛屿、海湾、森林、平原和人工池塘”的控制权。许多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在削弱贵族私有权力方面,天武天皇所采取的措施比以往的统治者们要有效得多。消除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控制权,是确保对经济进行集权化管理和建立全国性官僚政治的至关重要一环。

  天武天皇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皇族专权,对地方行政机构产生了影响。据《隋史》记载,7世纪初,日本被划分为大约120个地区(国)。这些地区由地方贵族(国族)管理,在辖区内,他们拥有军事、政治和宗教上的绝对权力。大化政变之后,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也曾试图向地方派驻朝廷特使以监督地方事务,借此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常陆地名辞典》及其他文献资料记载表明,皇权已渗透进了地方管理,然而,那些朝廷派驻的特使往往最终形成一个新阶层——地方领主阶层。

  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天武天皇制服了地方豪族。首先,他剥夺了朝廷特使们先前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然后,他引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机制,刺激地方贵族为获取地方官职而相互争夺,并使得为朝廷尽忠成为为官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提拔新人为官,天武天皇分化了传统的职权范围,瓦解了旧势力的影响。同时,他还剥夺了地方豪族的军事和宗教权力,创设新官职来履行这些职责。7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其妻子——持统天皇(686—697在位)——统治期间,天武天皇的政策得以延续。到700年,整个日本地方行政区已达到555个,约为1个世纪前的5倍。

  依照更为专权的原则,天武天皇重组了朝廷的官僚机构(见图一)。与前辈天皇不同的是,在他那里,贵族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天皇可以绕过朝廷,向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一位官吏直接发布诏书,而且天皇的侍从也不受任何监管机构的管辖。仿效中国制度模式,天武天皇制定了一整套新的官僚官阶、任命和晋升制度。人们评价说,天武天皇的官制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并为后来诸省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天武天皇构想出了一部政治神话,声称:皇室一脉万古不易,而他自诩为神。

  天武天皇驾崩后,摆在其妻子持统天皇面前的国事可谓千头万绪。持统天皇在位期间,有三项成就引人瞩目。首先,在其监督下,日本首部系统性律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得以实施。这些律令体现了日本效法中国制度并使其本土化所做出的最初努力,而且正是在《飞鸟净御原律令》的基础上,直接催生出后来的《大宝律令》。其次,持统天皇在位期间,开创了全面人口普查、课税以及国家班田制度。这些制度相互关联,并具有双重目的:既要维系足量的戍边军队开支,又要供养一个有能力领导帝国的官府机构。第三项成就是,持统天皇下诏,在奈良正南方的藤原建造日本第一座中式国都,作为其权威的象征。

  律令制国家的建立

  701年,天武天皇之孙文武天皇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是日本努力效法中国模式的登峰造极之作。《大宝律令》中依法确立官制,包含了天武天皇创制的大多数官职,并对《飞鸟净御原律令》实施中出现的管辖权和地位方面的不妥之处做了一些修改(见图二)。最重要的修改之处便是,将皇室纳于由朝廷贵族组建的咨询机构——太政官——的管辖之下。此外,《大宝律令》还修改了天武天皇时期的官阶制度,改善并系统化了官吏选拔和晋升程序。《大宝律令》明确规定了官吏的津贴事宜,并规定,依照官阶和职位高低,每半年发一次俸禄。8世纪初期,京官总数为10000人左右。

  地方的行政机构,按照等级体系设立。最高一级是朝廷贵族,他们担任国司,任期6年。《大宝律令》恢复了国司所拥具的广泛权力,这些权力在7世纪70年代时曾被天武天皇所剥夺。对于国司,其新授权包括:课税、仓储、交通运输、每6年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定期人口普查以及管理诸国军务。通常,一国官吏的数量为600名左右,其中很多都是当地人。

  地方行政机构的第二级是郡司。这些被选拔出的官吏,均出自诸国地方豪族之家。《大宝律令》明确规定,郡司听命于国司,然而郡司也拥有一些其他官吏所不具备的特权。他们不但享有官位终身制,而且还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军权,并且世袭罔替。由于居于自己的辖区,他们对当地农民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而且在人口普查、班田和课税等政府活动方面,他们之间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最底层的地方行政机构是行政村(里)。《大宝律令》规定,每里50户,由里长负责。每里,以5户为一保,维护治安。《大宝律令》里规定的户,不应与核心家庭混淆,它乃是一个行政单位,其建立的宗旨是推动征兵和课税等事宜。8世纪初,每里的平均人口数为1000人左右。

  《大宝律令》构建起了复杂的行政机构,其目的在于控制农民;700年,农民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达99%以上。大多数成年男性每年缴纳各种赋税,譬如,为地方官府和朝廷服徭役,缴纳产品税和服兵役等。土地的拥有者也须缴纳3%的谷物税,所征租税通常贮存于附近的仓库之中,用于供给诸国财政。《大宝律令》规定,对于6岁及6岁以上国民,由国家班田,终身耕种。政府采取这种土地所有制,并非出于仁慈,而是要确保每位缴税者能够负担其相应的份额。定期人口普查和编制详尽的税收文书,对于保障朝廷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摘录自《早期日本的人口、疾病与土地》,[美]威廉·韦恩·法里斯 著,刘俊池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