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 历史频道 >> 正文
我要投稿   新闻热线:021-60850333
黄道炫:“二八五团”与老干部的婚恋

2019-6-14 08:51:5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黄道炫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黄道炫:“二八五团”与老干部的婚恋

  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多知道,战争时期,中共曾有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二八五团”规定。所谓“二八五团”,即中共对干部和军人结婚条件所做限制的简称,这些限制包括: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等。因为中共中央没有做出统一规定,具体条件各地不完全一样,也有规定25岁、8年工作历史、团级干部的;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级别可以放宽到营连级。因此,各地简称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区称为“二五八团”、“二五八七团”等等。不过,就各地规定看,结婚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年龄、工作历史或党龄、级别——则是一致的。

  对干部婚恋予以限制,在中共滚滚行进的历史车轮中,不能算是大事,不过,由于这一规定关系到一大批干部的切身利益,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干部由于没有达到条件无法结婚,关于这些干部的困恼与自我克服,笔者已经专文做过论述(详见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其实,在婚恋管控下,达到结婚条件的老干部和相对不受限制的女性干部也不是没有苦恼。透视婚姻限制下中共干部的众生相,颇具意味。

  影视剧《亮剑》李云龙结婚

  老干部的婚姻

  “二八五团”限制下,一些达到条件的老干部在婚姻方面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成为许多达不到条件的新干部眼热的对象。时在平西根据地的八路军干部刘荣日记中写道:“在下级干部中关于婚姻问题有……痛感,有时充满胸怀。”这种不满情绪甚至会以一种讲怪话的方式反映出来,任职于129师政治部的张南生日记中记载,精兵简政期间,面对可能被精简的威胁,就有干部在发言中提出:“建议首长艰苦奋斗,也不要结婚,渡过两年苦难,因结婚是一种浪费。”

  结婚条件的限制规定,对女性条件的限制比男性宽松许多。除了要求政治上没问题外,只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各地规定不一,多从18岁到21岁),看似一律平等的要求,实际对女性留了一个活口。问题是,由于同龄男性普遍受限于资格限制,女性往往很难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结果就是:“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又不是长期在斗争中了解,这些干部大半都是中下级。在环境上讲今天又是游击战争时期,极端分散,没有很多选择余地,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

  的确,在不少人眼中,老干部确实无法满足知识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而现实又是能够结婚的只有老干部,由此形成的冲突,当时不少人的日记中都讲到了。刘荣在日记中说:“谈到这里大家公认,许多老干部便不懂得这一点,女方感到结婚后不愉快,因此发出‘和老干部结婚没有意思’。”冀中作家王林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嫁给老干部的女性的表现:“她旧历年节刚同何明结了婚,我问她何政委什么地方人,她说是陕西的,山西的?闹不甚清。我问她说‘我’字是念什么音时,她一苦笑似的直白地说:谁知道呢,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如果说刘荣和王林因属于被限制结婚的一方,多少可能会有些情绪化的先入为主,茅盾的女儿沈霞作为女性一方,观察应该更为客观,她在延安也发现:“小文结婚了,就在今天,当早上汪清来告诉我们时,我是很惊异的。可是另方面,又想起了在她那样的地位必然会是这种情况时,我又觉得很平凡。听说她的爱人比她大八九岁,是总司令的军事秘书,一个参谋。由这,我又想起了李宁、汝芳的同样的道路,她们也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想起自己曾赤心地爱过一个人,而且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终究还是爱着我的时候;我就很难受。我为我曾那么追求过的幸福,为我曾享受过几分之几的幸福难过。”可见,在沈霞的心目中,要得到真正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她当时正和青年记者萧逸相爱,她就担忧:“萧逸他不是干部,没有条件可以结婚,我很快就回队上去了,结了不是反而不痛快吗?这也是令我不痛快的事。怪不得女同志要找干部,的确是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如此。”

  对于老干部和年轻女性婚姻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身在延安的女作家陈学昭有比较清醒的观察。她认为,红军老干部“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什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这些伟大而质朴的人们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在刘荣的笔下就是:

  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阴沉沉的天气,似乎要落雪花——我把她送到大门外,很是恋恋不舍,要叫她吃了夜餐再走,她不肯,她又硬要叫我到馆子里吃东西,我想了想终于顺从了她的意思。

  她同一个老头子结婚了。她脆弱,她后悔,她难过,她哭,她多次向我解说。我原谅她,安慰她,仍然爱她。她最喜欢吃桃子,我就预支几个月津贴买给她,远远地一直把她送出村!

  她从此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如同老年人一样了!

  这是在唐河畔上葛公村的事!

  她!在去年北岳区残酷的反扫荡中死于敌人——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也没有给她开追悼会,也没有见到她的悼文!

  当然,囿于各人的观察角度,老干部的爱多少有点被类型化了,其实,老干部也有老干部的想法:“新干部知识分子都有老婆了,就是自己没有。南征北战的结果是寡人一名,家庭被国民党杀光了,革命一辈子将要断种。为革命已流了血,还有一滴要保留着。在问题解决上觉得困难:自己是军人危险性大,自己又粗鲁,女同志不喜欢,乡下人党又不批准,这是绝路了。”晋察冀8分区20团团长窦尚初在延安反省时直言:“进步的女同志也不找你,如果找你,那也是不进步的。盲人骑瞎马,乱撞。过去想退伍,找两间房子,位于果木树之间,钓鱼,找一个歪屁股老婆,快乐逍遥—下去!”

  这里面透出很多老干部的无奈。而且,老干部中也有许多收获了真实美好的爱情,比如彭雪枫和林颖、粟裕和楚青,都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王恩茂的恋情则提供了老干部和知识女性恋爱的一个有趣的样本。

  王恩茂和骆岚

  王恩茂红军时期入党,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有一定文化的老干部,一直没有女友。按照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说法:“我的年龄到1940年已经28岁了,开始到了我不得不去想我从来没有想的事情。1940年4月底5月初,我从晋西北师政治部参加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回来,回忆师部不少的女同志都已有了爱人,又看到了由延安来的女大工作团的不少女同志,兴起了我恋爱活动的思想。”当然,之所以到了28岁终于着手恋爱结婚,不一定是之前不想,而是按照纪律不允许。

  最初,王恩茂感兴趣的似乎另有其人,日记中写道:“抗大参观团今天回延安去,旅长也和他们一路去,早晨欢送了他们。副旅长告诉我:‘原来准备留XX同志在这里工作,可是她不愿意,前天哭了一次,昨天又到旅长面前哭了一次,故没有办法留。’如果这个同志留在这里,可能给我生活上精神上许多帮助。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落空了,影响到情绪的不安,不三不四的想些从前没有想过的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359旅的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了王恩茂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努力,但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大多数时候,在婚恋这样的问题上,对方的意愿还是要得到尊重,其间固然存在“组织谈话”这样的压力,但这毕竟还在制度的弹性之内。

  约1个多月后,骆岚出现在王恩茂的日记中。6月26日,王恩茂“晚上写了一个信给骆岚”。这封信当天没有发出,28日,王恩茂亲自“送给了骆岚同志,并与她正式提出了问题,她答应了‘七一’下午要我去拿她的回信”。这应该是希望确定关系的信件。几天后,骆岚给出答复,并不圆满,日记说:“看到了她给我的信,给我的回答并不圆满,如果她接近我的态度不亲密的话,则将无以告慰我的。”7月17日,是双方这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深谈,“她谈的有许多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话,引起了我的热烈与冷淡矛盾的情绪,但是我应坚决为克服不可能与冷淡情绪而斗争。”对这段经历,两人结婚后,王恩茂在日记中回忆道:“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是比较好的,但以后不好了。为了这个,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始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只是在她的信上看到一个强调‘生活习惯’的原因,故我没有真正明了她为什么这样,所以我是很不痛快的。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痛恨她,并不责怪她,并不说我不爱她,以至说她的坏话。”

  双方关系的一个插曲是几个月不联系后,骆岚突然和人一起来找王恩茂,“介绍XX给我做爱人,并企图急于介绍成功。我是不轻易爱一个人的。是故,仅能感谢她们的好意,而不能接受她们的介绍。经过她们反复地劝我,但我始终没有同意她们的意见。她们愤怒了,竟写了一封不能令人卒读的信给我,说她们不愿与老干部结婚,尤其是军队中的老干部,我如果不要这位同志做爱人,将会真的做革命的和尚的……”应该说,骆岚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王恩茂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写道:“昨天回给了人家一封信,反对那种侮辱、轻视老干部的观点。今天接到了她们的回信,接受了错误,并到这里来会见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封接受错误的回信,我真是要骂她一顿。”

  仔细思量,骆岚此时或许已经对婉拒王恩茂不无后悔,主动牵线帮王恩茂介绍恋人可以理解为一种试探,王越是不同意,越是起劲,乃至要求王一定要同意她推荐的人,已经比较明显体现出其潜意识里对王恩茂的支配欲,只是出于年轻女性的敏感和害羞,实际做出的举动则是把对方往越来越远的方向推。这种女性的微妙心理,当时王恩茂当然无法了解,就连骆岚本人,对自己的内心和举措大概也会莫名其妙。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她会向对方说出如果不娶XX,就会“做革命的和尚”之类的话,这种反常的表达,恰恰暴露了骆岚内心的不平静。正因如此,当他们同在延安学习时,骆岚主动给王恩茂写信,双方恢复联系并由此顺利结合。

  作为一个老干部,王恩茂在与骆岚交往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证明老干部的婚恋不都像被讲述的那样缺乏真实的爱情。王恩茂没有因为遭到拒绝就意图报复,而是保持正常来往,甚至当骆岚语涉侵犯时,也只是严正批评,没有任何滥权行为。或许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王恩茂的个人品质,但也不能低估中共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官兵平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作用。应该说,在男多女少又必须尽可能照顾团级以上干部成家需要时,很多女性不可能不感觉到组织的压力,事实上,王恩茂接近骆岚也是经过组织出面的,但是,这种压力的程度也不可过于夸大。从王恩茂和骆岚的事例中可以看到,选择的自由并没有被封闭,如果说女性选择老干部不一定完全出于自愿,起码不能否认这种选择首先还是女性自己本身做出,尽管其中包含着种种的压力和考量,包括女性本身利益的考量。

  《战火中的青春》剧照

  婚姻中的女性

  中共革命予女性地位以很大的提高,女性可以独立工作,结婚也并不就是女性的坟墓。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林颖新婚几天后,林颖就主动离开新四军四师的师部,到淮宝地区独立工作,而彭雪枫也尽力支持:“亲爱的颖,党的同志!请你加强‘信心’吧!我绝对不会主动的调你到师部来……只有一种希望,每月见一次面而已。这样会使我们更了解,话会谈得更多些呀。你的学习计划以及你的愿望,我十二分赞同,并愿尽一切力量协助你!‘坚强而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伴侣’!永远的亲密的伴侣!祝你胜利。祝你健康,祝你我幸福!一切为着党的事业!”结婚三个月,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到一周。

  当然,不能不承认,像彭雪枫、林颖这样的夫妻毕竟还是少数,由于生理、教育、社会认可等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女性常常无法摆脱弱势的处境,当许多男性干部为结婚限制而苦恼时,女性干部更多表现的是对结婚的恐惧。中共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予女性以强烈的自我实现要求,革命阵营中特别强调的“进步”观念又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生出争先恐后的强烈追求。问题是,由于历史、现实及女性生理本身的特点,女性仍然面对许多或明或暗的束缚,特别是需要在生育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面对婚姻,女性多会生出一种“怕”的情绪,这种“怕”不完全是针对婚姻生活本身,更多是缘于婚后有可能的不进步。

  后来成为王林夫人的刘燕瑾在与王林谈婚论嫁时,不期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结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没有半点的成就,结了婚以后又怎么办呢?不久再怀上孩子又怎么办呢?”李锐的夫人范元甄婚后感叹:“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头……带孩子,妨害自己。”

  对此,沈霞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写尽了她们内心的曲折和挣扎:

  现在大众目光中,一个年青女孩子的结婚代表着什么?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会堕落,会没出息而满足!我不能肯定说我自己有把握结婚后仍可以飞快地进步,不能,像我这种感情重的、常常太热情而又眼光不够远大的女子,结婚会引起可怕的结果的。而逸,他能给我什么帮助呢?不能,他连自己也把握不住,他自己的前途也还只是悬在深崖边上的。我不结婚,那么可以不去理会感情,作为必须尽的义务,我可以专心学习,而且获得旁人帮助。

  但是,我已说过了,只要他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多么痛苦的“答应”啊?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似乎预见到我的前途在这个“答应”下幻灭了,我对于我们将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时常想到争吵、发腻、无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这些我害怕,闭着眼睛看到这些影像我就战栗,心都收缩起来了……

  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础,我决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完了”。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由于作为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我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辜负父母的培养,辜负党的培养。

  女性的期冀、无奈,在这里真是一览无余。

  女性面对婚姻的困惑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革命阵营男女性比例的失调,以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常常会有意无意中成为资源分配的筹码。年龄和资历限制,造成这样的结果:“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沈霞说道:“我不愿意去找一个干部,为那些急需一个老婆和一个侍候者的所谓干部做生殖机器,我要自己的前途,我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屋子中,我要能和自己爱人享受一切的平权,真实的爱情,而不仅是肉体的满足。而这一切我是能有的,充分地有着。”沈霞的说法固然不无片面之处,却从侧面点出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中,背后真正的动机。

  历史和现实中,两性关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难题。战时中共的婚姻管控,尽管对当事者难免不构成精神和生活上的痛苦,却又有其逻辑上的根据。而且,从这一规制的造成和运行中,有心人还不难发现一些人性中的光辉。人类走到现在,一直背负着很多很多,在这种背负中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群己权界和超脱自我,像两级阶梯,或许,可以拾级而上,或许,登上最初的阶梯就已经很难很难。

推荐阅读

上一篇稿件

下一篇稿件

黄道炫:“二八五团”与老干部的婚恋

2019年6月14日 08:51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黄道炫:“二八五团”与老干部的婚恋

  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多知道,战争时期,中共曾有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二八五团”规定。所谓“二八五团”,即中共对干部和军人结婚条件所做限制的简称,这些限制包括: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等。因为中共中央没有做出统一规定,具体条件各地不完全一样,也有规定25岁、8年工作历史、团级干部的;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级别可以放宽到营连级。因此,各地简称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区称为“二五八团”、“二五八七团”等等。不过,就各地规定看,结婚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年龄、工作历史或党龄、级别——则是一致的。

  对干部婚恋予以限制,在中共滚滚行进的历史车轮中,不能算是大事,不过,由于这一规定关系到一大批干部的切身利益,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干部由于没有达到条件无法结婚,关于这些干部的困恼与自我克服,笔者已经专文做过论述(详见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其实,在婚恋管控下,达到结婚条件的老干部和相对不受限制的女性干部也不是没有苦恼。透视婚姻限制下中共干部的众生相,颇具意味。

  影视剧《亮剑》李云龙结婚

  老干部的婚姻

  “二八五团”限制下,一些达到条件的老干部在婚姻方面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成为许多达不到条件的新干部眼热的对象。时在平西根据地的八路军干部刘荣日记中写道:“在下级干部中关于婚姻问题有……痛感,有时充满胸怀。”这种不满情绪甚至会以一种讲怪话的方式反映出来,任职于129师政治部的张南生日记中记载,精兵简政期间,面对可能被精简的威胁,就有干部在发言中提出:“建议首长艰苦奋斗,也不要结婚,渡过两年苦难,因结婚是一种浪费。”

  结婚条件的限制规定,对女性条件的限制比男性宽松许多。除了要求政治上没问题外,只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各地规定不一,多从18岁到21岁),看似一律平等的要求,实际对女性留了一个活口。问题是,由于同龄男性普遍受限于资格限制,女性往往很难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结果就是:“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又不是长期在斗争中了解,这些干部大半都是中下级。在环境上讲今天又是游击战争时期,极端分散,没有很多选择余地,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

  的确,在不少人眼中,老干部确实无法满足知识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而现实又是能够结婚的只有老干部,由此形成的冲突,当时不少人的日记中都讲到了。刘荣在日记中说:“谈到这里大家公认,许多老干部便不懂得这一点,女方感到结婚后不愉快,因此发出‘和老干部结婚没有意思’。”冀中作家王林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个嫁给老干部的女性的表现:“她旧历年节刚同何明结了婚,我问她何政委什么地方人,她说是陕西的,山西的?闹不甚清。我问她说‘我’字是念什么音时,她一苦笑似的直白地说:谁知道呢,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如果说刘荣和王林因属于被限制结婚的一方,多少可能会有些情绪化的先入为主,茅盾的女儿沈霞作为女性一方,观察应该更为客观,她在延安也发现:“小文结婚了,就在今天,当早上汪清来告诉我们时,我是很惊异的。可是另方面,又想起了在她那样的地位必然会是这种情况时,我又觉得很平凡。听说她的爱人比她大八九岁,是总司令的军事秘书,一个参谋。由这,我又想起了李宁、汝芳的同样的道路,她们也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想起自己曾赤心地爱过一个人,而且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终究还是爱着我的时候;我就很难受。我为我曾那么追求过的幸福,为我曾享受过几分之几的幸福难过。”可见,在沈霞的心目中,要得到真正的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她当时正和青年记者萧逸相爱,她就担忧:“萧逸他不是干部,没有条件可以结婚,我很快就回队上去了,结了不是反而不痛快吗?这也是令我不痛快的事。怪不得女同志要找干部,的确是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如此。”

  对于老干部和年轻女性婚姻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身在延安的女作家陈学昭有比较清醒的观察。她认为,红军老干部“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什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这些伟大而质朴的人们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在刘荣的笔下就是:

  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阴沉沉的天气,似乎要落雪花——我把她送到大门外,很是恋恋不舍,要叫她吃了夜餐再走,她不肯,她又硬要叫我到馆子里吃东西,我想了想终于顺从了她的意思。

  她同一个老头子结婚了。她脆弱,她后悔,她难过,她哭,她多次向我解说。我原谅她,安慰她,仍然爱她。她最喜欢吃桃子,我就预支几个月津贴买给她,远远地一直把她送出村!

  她从此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如同老年人一样了!

  这是在唐河畔上葛公村的事!

  她!在去年北岳区残酷的反扫荡中死于敌人——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也没有给她开追悼会,也没有见到她的悼文!

  当然,囿于各人的观察角度,老干部的爱多少有点被类型化了,其实,老干部也有老干部的想法:“新干部知识分子都有老婆了,就是自己没有。南征北战的结果是寡人一名,家庭被国民党杀光了,革命一辈子将要断种。为革命已流了血,还有一滴要保留着。在问题解决上觉得困难:自己是军人危险性大,自己又粗鲁,女同志不喜欢,乡下人党又不批准,这是绝路了。”晋察冀8分区20团团长窦尚初在延安反省时直言:“进步的女同志也不找你,如果找你,那也是不进步的。盲人骑瞎马,乱撞。过去想退伍,找两间房子,位于果木树之间,钓鱼,找一个歪屁股老婆,快乐逍遥—下去!”

  这里面透出很多老干部的无奈。而且,老干部中也有许多收获了真实美好的爱情,比如彭雪枫和林颖、粟裕和楚青,都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王恩茂的恋情则提供了老干部和知识女性恋爱的一个有趣的样本。

  王恩茂和骆岚

  王恩茂红军时期入党,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有一定文化的老干部,一直没有女友。按照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说法:“我的年龄到1940年已经28岁了,开始到了我不得不去想我从来没有想的事情。1940年4月底5月初,我从晋西北师政治部参加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回来,回忆师部不少的女同志都已有了爱人,又看到了由延安来的女大工作团的不少女同志,兴起了我恋爱活动的思想。”当然,之所以到了28岁终于着手恋爱结婚,不一定是之前不想,而是按照纪律不允许。

  最初,王恩茂感兴趣的似乎另有其人,日记中写道:“抗大参观团今天回延安去,旅长也和他们一路去,早晨欢送了他们。副旅长告诉我:‘原来准备留XX同志在这里工作,可是她不愿意,前天哭了一次,昨天又到旅长面前哭了一次,故没有办法留。’如果这个同志留在这里,可能给我生活上精神上许多帮助。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落空了,影响到情绪的不安,不三不四的想些从前没有想过的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359旅的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了王恩茂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努力,但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大多数时候,在婚恋这样的问题上,对方的意愿还是要得到尊重,其间固然存在“组织谈话”这样的压力,但这毕竟还在制度的弹性之内。

  约1个多月后,骆岚出现在王恩茂的日记中。6月26日,王恩茂“晚上写了一个信给骆岚”。这封信当天没有发出,28日,王恩茂亲自“送给了骆岚同志,并与她正式提出了问题,她答应了‘七一’下午要我去拿她的回信”。这应该是希望确定关系的信件。几天后,骆岚给出答复,并不圆满,日记说:“看到了她给我的信,给我的回答并不圆满,如果她接近我的态度不亲密的话,则将无以告慰我的。”7月17日,是双方这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深谈,“她谈的有许多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话,引起了我的热烈与冷淡矛盾的情绪,但是我应坚决为克服不可能与冷淡情绪而斗争。”对这段经历,两人结婚后,王恩茂在日记中回忆道:“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是比较好的,但以后不好了。为了这个,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始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只是在她的信上看到一个强调‘生活习惯’的原因,故我没有真正明了她为什么这样,所以我是很不痛快的。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痛恨她,并不责怪她,并不说我不爱她,以至说她的坏话。”

  双方关系的一个插曲是几个月不联系后,骆岚突然和人一起来找王恩茂,“介绍XX给我做爱人,并企图急于介绍成功。我是不轻易爱一个人的。是故,仅能感谢她们的好意,而不能接受她们的介绍。经过她们反复地劝我,但我始终没有同意她们的意见。她们愤怒了,竟写了一封不能令人卒读的信给我,说她们不愿与老干部结婚,尤其是军队中的老干部,我如果不要这位同志做爱人,将会真的做革命的和尚的……”应该说,骆岚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王恩茂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写道:“昨天回给了人家一封信,反对那种侮辱、轻视老干部的观点。今天接到了她们的回信,接受了错误,并到这里来会见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封接受错误的回信,我真是要骂她一顿。”

  仔细思量,骆岚此时或许已经对婉拒王恩茂不无后悔,主动牵线帮王恩茂介绍恋人可以理解为一种试探,王越是不同意,越是起劲,乃至要求王一定要同意她推荐的人,已经比较明显体现出其潜意识里对王恩茂的支配欲,只是出于年轻女性的敏感和害羞,实际做出的举动则是把对方往越来越远的方向推。这种女性的微妙心理,当时王恩茂当然无法了解,就连骆岚本人,对自己的内心和举措大概也会莫名其妙。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她会向对方说出如果不娶XX,就会“做革命的和尚”之类的话,这种反常的表达,恰恰暴露了骆岚内心的不平静。正因如此,当他们同在延安学习时,骆岚主动给王恩茂写信,双方恢复联系并由此顺利结合。

  作为一个老干部,王恩茂在与骆岚交往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证明老干部的婚恋不都像被讲述的那样缺乏真实的爱情。王恩茂没有因为遭到拒绝就意图报复,而是保持正常来往,甚至当骆岚语涉侵犯时,也只是严正批评,没有任何滥权行为。或许我们可以将此归结为王恩茂的个人品质,但也不能低估中共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官兵平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作用。应该说,在男多女少又必须尽可能照顾团级以上干部成家需要时,很多女性不可能不感觉到组织的压力,事实上,王恩茂接近骆岚也是经过组织出面的,但是,这种压力的程度也不可过于夸大。从王恩茂和骆岚的事例中可以看到,选择的自由并没有被封闭,如果说女性选择老干部不一定完全出于自愿,起码不能否认这种选择首先还是女性自己本身做出,尽管其中包含着种种的压力和考量,包括女性本身利益的考量。

  《战火中的青春》剧照

  婚姻中的女性

  中共革命予女性地位以很大的提高,女性可以独立工作,结婚也并不就是女性的坟墓。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林颖新婚几天后,林颖就主动离开新四军四师的师部,到淮宝地区独立工作,而彭雪枫也尽力支持:“亲爱的颖,党的同志!请你加强‘信心’吧!我绝对不会主动的调你到师部来……只有一种希望,每月见一次面而已。这样会使我们更了解,话会谈得更多些呀。你的学习计划以及你的愿望,我十二分赞同,并愿尽一切力量协助你!‘坚强而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伴侣’!永远的亲密的伴侣!祝你胜利。祝你健康,祝你我幸福!一切为着党的事业!”结婚三个月,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到一周。

  当然,不能不承认,像彭雪枫、林颖这样的夫妻毕竟还是少数,由于生理、教育、社会认可等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女性常常无法摆脱弱势的处境,当许多男性干部为结婚限制而苦恼时,女性干部更多表现的是对结婚的恐惧。中共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予女性以强烈的自我实现要求,革命阵营中特别强调的“进步”观念又让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生出争先恐后的强烈追求。问题是,由于历史、现实及女性生理本身的特点,女性仍然面对许多或明或暗的束缚,特别是需要在生育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面对婚姻,女性多会生出一种“怕”的情绪,这种“怕”不完全是针对婚姻生活本身,更多是缘于婚后有可能的不进步。

  后来成为王林夫人的刘燕瑾在与王林谈婚论嫁时,不期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结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没有半点的成就,结了婚以后又怎么办呢?不久再怀上孩子又怎么办呢?”李锐的夫人范元甄婚后感叹:“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头……带孩子,妨害自己。”

  对此,沈霞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写尽了她们内心的曲折和挣扎:

  现在大众目光中,一个年青女孩子的结婚代表着什么?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会堕落,会没出息而满足!我不能肯定说我自己有把握结婚后仍可以飞快地进步,不能,像我这种感情重的、常常太热情而又眼光不够远大的女子,结婚会引起可怕的结果的。而逸,他能给我什么帮助呢?不能,他连自己也把握不住,他自己的前途也还只是悬在深崖边上的。我不结婚,那么可以不去理会感情,作为必须尽的义务,我可以专心学习,而且获得旁人帮助。

  但是,我已说过了,只要他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多么痛苦的“答应”啊?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似乎预见到我的前途在这个“答应”下幻灭了,我对于我们将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时常想到争吵、发腻、无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这些我害怕,闭着眼睛看到这些影像我就战栗,心都收缩起来了……

  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础,我决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完了”。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由于作为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我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辜负父母的培养,辜负党的培养。

  女性的期冀、无奈,在这里真是一览无余。

  女性面对婚姻的困惑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革命阵营男女性比例的失调,以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常常会有意无意中成为资源分配的筹码。年龄和资历限制,造成这样的结果:“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沈霞说道:“我不愿意去找一个干部,为那些急需一个老婆和一个侍候者的所谓干部做生殖机器,我要自己的前途,我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屋子中,我要能和自己爱人享受一切的平权,真实的爱情,而不仅是肉体的满足。而这一切我是能有的,充分地有着。”沈霞的说法固然不无片面之处,却从侧面点出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中,背后真正的动机。

  历史和现实中,两性关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难题。战时中共的婚姻管控,尽管对当事者难免不构成精神和生活上的痛苦,却又有其逻辑上的根据。而且,从这一规制的造成和运行中,有心人还不难发现一些人性中的光辉。人类走到现在,一直背负着很多很多,在这种背负中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群己权界和超脱自我,像两级阶梯,或许,可以拾级而上,或许,登上最初的阶梯就已经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