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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春秋︱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2019-6-12 08:53:0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黄沂海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档案春秋︱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南有钱庄,北有银号。上海开埠后,西方对华经济扩张加剧,进出口贸易日渐活跃,银钱业因资金融通之迫切需要而日渐繁盛。面临外资银行的入侵,中资银行的崛起,夹缝中求生存的钱庄虽然规模有限,设施简陋,经营方式陈旧,但“小有小的好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私营钱庄依然保持着灵活的竞争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

  上海天津路钱庄鳞次栉比

  潜伏:黄浦江畔的“红色地下金库”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华中抗日根据地设立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随之开张。华中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区域性银行,肩负着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历史任务。其时的苏皖边区,地理位置险要,经济百废待兴,如何打破重重封锁,筹措军需物资,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通汇线,成了当务之急。这时,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想起了一位社会关系“绝对可靠”的生意人,正是他多年前在桂林结识的书店老板、如今活跃在上海金融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

  1946年春节刚过,冰封的淮河开始消融,邓克生与许振东秘密会面,谋划一桩“大买卖”——创建一条驰援解放区的地下金融“交通线”。经往高邮一带实地考察,最终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由华中银行和许振东经营的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而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主理。告别时,许振东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愿望,但邓克生认为他暂时不宜入党,这样潜伏上海滩“放手放脚”为党工作更为有利。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许振东回到上海后,着手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橡三位同志协助工作。没过多久,鼎元钱庄在四川路滇池路口开门揖客,按照既定方案,做的头号生意是“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把国统区的货币成为“外币”),开拓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渠道,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达成苏北与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淮海战役打响后,上海与苏皖边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戛然而止,脑筋活络的许振东多谋善断,当即通知钱庄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存储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又设立了数家进出口商贸公司,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

  上海解放前夕的鼎元钱庄

  在鼎元钱庄泛黄的账簿上,记载着多笔重要业务的经营轨迹:注入20%的股金,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投资260两黄金,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拨出100两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全部运抵东北战场以解军队燃眉之急……到1948年底,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中共投资的本金悉数收回并有盈余。

  是资金“加油站”,是情报“气象站”,也是人员秘密往来的“枢纽站”,鼎元钱庄在兵戈扰攘的时局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许振东寓处经常有苏北根据地来客借宿,衣着打扮通常与大都市格格不入,容易引起猜疑,许振东夫妇就把自己的衣服改了让他们穿上。一次,许振东嘱夫人陪同解放区同志上街采购物资,进入一家绒线店时发觉有人盯梢,赶紧与同行者使了个眼色,加快脚步穿过几条弄堂,甩掉了“尾巴”。长期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危险环境中,许夫人变得十分机警:“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哪有男人逛绒线店的?!”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鼎元钱庄的特殊使命行将结束。依傍滔滔黄浦江水,邓克生和许振东的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他们之间交流,再也无需使用以往的联络暗语和商界行话了。

  上海解放初期私营钱庄银行组建联营集团时招牌

  脱胎:暗流涌动中的“金融整编”

  上海天亮了!掐指算到溃败结局的国民政府逃往海峡对岸,原本存放在滇池路74号大楼底下“远东第一金库”里的450万两黄金被搬运一空,留给人民政府的只是数目“听上去很美”的21万亿金圆券,其实早已沦为废纸一张。

  新政权建立后,最让人民政府挠头皮的事情,便是重新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申城经济。几乎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发布公告,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而此时此刻,沪上私营金融业虽然饱经战火侵扰和经济风潮,整体资金实力已江河日下,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勉强维持经营。

  钱庄业何去何从?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上海滩钱业巨子”秦润卿百感交集。秦润卿从1920年代开始,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在顺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从钱庄学徒、跑街到经理,秦润卿在程氏钱业旗下的福源钱庄摸爬滚打,一干就是32年,直至晋升为经理。当躺在病榻上的程氏钱业掌门人程觐岳弥留之际,做出惊人决定: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全部托付给秦润卿,并要求程氏子弟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无疑,秦润卿不仅成了程氏家族的“托孤之人”,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托孤之人”。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红色血统”的钱庄来说,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恐慌情绪的业主大有人在,金融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6月2日,上海解放不满一周,秦润卿受邀参加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会议宣传了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表达了对正当私营企业的保护之意,陈毅市长还请银钱业主要人士“摆龙门阵”,共同商讨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这令秦润卿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如何同新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接轨,使钱庄业务得以良性发展?秦润卿熟读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深谙其精要,“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1940年代中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人民政府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让经风经雨的秦润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此,福源钱庄积极配合政府的金融政策,在允许的市场空间内施展身手办理业务,为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经济恢复、市场稳定助力,交出了不俗的“盈利答卷”。

  当时的上海,局势并未随着解放而水静无波,市场投机之风肆虐,物价跌宕起伏,一些私营银行、钱庄的违法行为陆续被报章披露。1949年10月末,《解放日报》先后刊载《虚设账户,买卖金钞,谦泰钱庄永久停业》《进行投机违法营利,22家行庄手处分》《有部分暗账不依限呈报,增资股款套用业务资金,27家行庄受警告》等报道,私营金融机构信誉一落千丈,令奉公守法的钱庄也连带受到冲击。老百姓不愿把手头的余款存进钱庄,生怕打了水漂,私营工商企业亦不敢跟钱庄打交道,结果整个钱业存款锐减一半,普遍出现“日落西山三亿三(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的窘境,生存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秦润卿审时度势,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秦润卿麾下的福源钱庄会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宝丰钱庄以及数家私营银行,率先组成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众人拾柴火焰高”,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以充分偿付能力提增信用,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竭力向公营银行靠拢,业务状况一度“转危为安”。

  当然,旧金融业的“生意陋习”依然挥之难去,滋生出钱庄之间无序竞争的倾向。譬如为了招揽存款,不遵守利率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擅自抬高利息,用“业务津贴”、“奖金提成”为诱饵盲目激励职员兜揽存款,甚或以“特约营业员”名义拉拢外界人士,给以佣金作为吸收存款的酬劳……针对诸多经营过程中的“胡腔野调”,一方面由政府主管部门予以查处和制止,另一方面由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阐明恶意竞争的危害性,“希望各会员加强团结,向公营银行学习,配合政府政策,发挥所有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

  上海元昌钱庄股票

  重生:拨响“公私合营”第一声算盘

  与钱庄一道跨进新时代的秦润卿,从私营钱业的联营、联管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都表示出对新政策积极拥护的态度,以身作则,躬行践履,被人民政府评价为“上海钱业界的元老,极有威望”。1950年初,为解决新中国的财政困难,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还本付息的金额以当时若干种类和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市价加权平均折算,以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发行伊始,“共和国掌柜”陈云预判到重重障碍:“目前工商业尚未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可能会‘叫’的。”然而,秦润卿非但没“叫”,自家的福源钱庄率先认购了15000份,价值旧币2.5亿元,还动员沪上金融同业“运用集体的力量,量力分担,聚沙成塔”,超额完成206万份的认购任务,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赞不绝口,称其为“金融模范”。无独有偶,朝鲜战争爆发后,福源钱庄经理又自掏腰包,共同捐献1000万元,鼎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众人同心,其力断金。上海解放初期,私营棉纺业遇到资金困难“嗷嗷待哺”,而银钱业好似“夜行迷路”贷款缺失方向,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牵线搭桥之下,开展了两次以私营钱庄为“主力阵容”的联合放款业务,引导游资支援生产建设之急需,减少私营金融机构投资的盲目性:一次加盟的钱庄最多,共有存德、顺康、元盛、致祥、聚康兴、惠昌源等钱庄76家,筹措贷款10亿元;另一次放款金额最大,计有宝丰、福源、振泰、仁昶、信裕泰等钱庄28家,集聚资金100亿元。而后一次因有公营银行注入贷款,碰擦出“公私合营”的第一道火花。

  这个时期,私营钱庄在业务上得到政府一定的支持,如被准许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内汇业务,资金调拨上得到便利与优待;被准许在某些地区(外埠)设立分支机构;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一定数额的拆款等。而且,通过公股董事参加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促使劳资双方开诚协商,讨论精简节约和改善经营方式等问题,使劳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整合。

  穿新鞋,走新路,成为那个时期私营金融业主的行为自觉。自上海财经金融工会挂牌成立后,秦润卿执掌的福源钱庄也建立了基层工会,钱庄64名职员全部入会,“以主人翁的态度推动业务,摆脱过去的买办性、封建性、投机取巧作风,为人民服务,帮助社会发展和工业基础。”事实上,秦润卿一贯作风务实低调,为人谦和亲民,与职员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密”,他表示“希望每日晚上谈话,不分阶级,不拘礼教,坦白地交换意见”。工会的成立逐步取代了原先的董事会,钱庄职员坐进了本来只有董事、经理才能参加的业务会议会场,提高了职工在钱庄中的地位,当涉及公私关系的纠纷时,由劳资协商会议用“公私协商”的办法解决。钱庄每年还按职员工资比例,提取1.5%的文教经费,用于工余开设银行会计、合作经济、速记、俄文等课程的文化培训。

  上海私营金融业联营集团纪念手册

  秦润卿的生活,依然蛰居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咸宁里”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即便年事已高,德隆望尊,他仍每天坚持步行到钱庄视事,以至于其他经理也不得不放弃某些“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改变乘坐小汽车的习惯,或者解雇了原来给他们拉车的黄包车夫。有人劝秦润卿在家里多多休息,有事可以上门请教,他说:“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关怀照顾,我怎能无功受禄?”

  早于整个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2年,私营银钱业最先实现全行业改造,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破土而出,秦润卿被推选为副董事长,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同年7月1日,他把钱庄厚厚的账册移交给了黄浦区政府财贸办公室,还将自家的藏书楼“抹云楼”房产以及4万余册家藏图书捐赠国家。经过清产核资,程氏钱庄(包括福源、福康、顺康三家)净资产在上海钱业中稳居前三,程氏家属也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与程家同存共荣的秦润卿,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程觐岳的临终托付。

  从此,上海的钱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收进了金融词典。

  (本文摘自2019年第5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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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春秋︱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2019年6月12日 08:53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档案春秋︱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南有钱庄,北有银号。上海开埠后,西方对华经济扩张加剧,进出口贸易日渐活跃,银钱业因资金融通之迫切需要而日渐繁盛。面临外资银行的入侵,中资银行的崛起,夹缝中求生存的钱庄虽然规模有限,设施简陋,经营方式陈旧,但“小有小的好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私营钱庄依然保持着灵活的竞争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

  上海天津路钱庄鳞次栉比

  潜伏:黄浦江畔的“红色地下金库”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华中抗日根据地设立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随之开张。华中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区域性银行,肩负着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历史任务。其时的苏皖边区,地理位置险要,经济百废待兴,如何打破重重封锁,筹措军需物资,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通汇线,成了当务之急。这时,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想起了一位社会关系“绝对可靠”的生意人,正是他多年前在桂林结识的书店老板、如今活跃在上海金融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

  1946年春节刚过,冰封的淮河开始消融,邓克生与许振东秘密会面,谋划一桩“大买卖”——创建一条驰援解放区的地下金融“交通线”。经往高邮一带实地考察,最终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由华中银行和许振东经营的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而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主理。告别时,许振东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愿望,但邓克生认为他暂时不宜入党,这样潜伏上海滩“放手放脚”为党工作更为有利。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许振东回到上海后,着手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橡三位同志协助工作。没过多久,鼎元钱庄在四川路滇池路口开门揖客,按照既定方案,做的头号生意是“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把国统区的货币成为“外币”),开拓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渠道,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达成苏北与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淮海战役打响后,上海与苏皖边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戛然而止,脑筋活络的许振东多谋善断,当即通知钱庄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存储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又设立了数家进出口商贸公司,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

  上海解放前夕的鼎元钱庄

  在鼎元钱庄泛黄的账簿上,记载着多笔重要业务的经营轨迹:注入20%的股金,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投资260两黄金,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拨出100两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全部运抵东北战场以解军队燃眉之急……到1948年底,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中共投资的本金悉数收回并有盈余。

  是资金“加油站”,是情报“气象站”,也是人员秘密往来的“枢纽站”,鼎元钱庄在兵戈扰攘的时局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许振东寓处经常有苏北根据地来客借宿,衣着打扮通常与大都市格格不入,容易引起猜疑,许振东夫妇就把自己的衣服改了让他们穿上。一次,许振东嘱夫人陪同解放区同志上街采购物资,进入一家绒线店时发觉有人盯梢,赶紧与同行者使了个眼色,加快脚步穿过几条弄堂,甩掉了“尾巴”。长期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危险环境中,许夫人变得十分机警:“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哪有男人逛绒线店的?!”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鼎元钱庄的特殊使命行将结束。依傍滔滔黄浦江水,邓克生和许振东的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他们之间交流,再也无需使用以往的联络暗语和商界行话了。

  上海解放初期私营钱庄银行组建联营集团时招牌

  脱胎:暗流涌动中的“金融整编”

  上海天亮了!掐指算到溃败结局的国民政府逃往海峡对岸,原本存放在滇池路74号大楼底下“远东第一金库”里的450万两黄金被搬运一空,留给人民政府的只是数目“听上去很美”的21万亿金圆券,其实早已沦为废纸一张。

  新政权建立后,最让人民政府挠头皮的事情,便是重新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申城经济。几乎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发布公告,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而此时此刻,沪上私营金融业虽然饱经战火侵扰和经济风潮,整体资金实力已江河日下,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勉强维持经营。

  钱庄业何去何从?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上海滩钱业巨子”秦润卿百感交集。秦润卿从1920年代开始,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在顺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从钱庄学徒、跑街到经理,秦润卿在程氏钱业旗下的福源钱庄摸爬滚打,一干就是32年,直至晋升为经理。当躺在病榻上的程氏钱业掌门人程觐岳弥留之际,做出惊人决定: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全部托付给秦润卿,并要求程氏子弟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无疑,秦润卿不仅成了程氏家族的“托孤之人”,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托孤之人”。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红色血统”的钱庄来说,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恐慌情绪的业主大有人在,金融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6月2日,上海解放不满一周,秦润卿受邀参加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会议宣传了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表达了对正当私营企业的保护之意,陈毅市长还请银钱业主要人士“摆龙门阵”,共同商讨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这令秦润卿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如何同新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接轨,使钱庄业务得以良性发展?秦润卿熟读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深谙其精要,“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1940年代中后期的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人民政府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清明、廉洁和高效,让经风经雨的秦润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此,福源钱庄积极配合政府的金融政策,在允许的市场空间内施展身手办理业务,为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经济恢复、市场稳定助力,交出了不俗的“盈利答卷”。

  当时的上海,局势并未随着解放而水静无波,市场投机之风肆虐,物价跌宕起伏,一些私营银行、钱庄的违法行为陆续被报章披露。1949年10月末,《解放日报》先后刊载《虚设账户,买卖金钞,谦泰钱庄永久停业》《进行投机违法营利,22家行庄手处分》《有部分暗账不依限呈报,增资股款套用业务资金,27家行庄受警告》等报道,私营金融机构信誉一落千丈,令奉公守法的钱庄也连带受到冲击。老百姓不愿把手头的余款存进钱庄,生怕打了水漂,私营工商企业亦不敢跟钱庄打交道,结果整个钱业存款锐减一半,普遍出现“日落西山三亿三(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的窘境,生存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秦润卿审时度势,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秦润卿麾下的福源钱庄会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宝丰钱庄以及数家私营银行,率先组成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众人拾柴火焰高”,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以充分偿付能力提增信用,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竭力向公营银行靠拢,业务状况一度“转危为安”。

  当然,旧金融业的“生意陋习”依然挥之难去,滋生出钱庄之间无序竞争的倾向。譬如为了招揽存款,不遵守利率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擅自抬高利息,用“业务津贴”、“奖金提成”为诱饵盲目激励职员兜揽存款,甚或以“特约营业员”名义拉拢外界人士,给以佣金作为吸收存款的酬劳……针对诸多经营过程中的“胡腔野调”,一方面由政府主管部门予以查处和制止,另一方面由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阐明恶意竞争的危害性,“希望各会员加强团结,向公营银行学习,配合政府政策,发挥所有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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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拨响“公私合营”第一声算盘

  与钱庄一道跨进新时代的秦润卿,从私营钱业的联营、联管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都表示出对新政策积极拥护的态度,以身作则,躬行践履,被人民政府评价为“上海钱业界的元老,极有威望”。1950年初,为解决新中国的财政困难,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还本付息的金额以当时若干种类和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市价加权平均折算,以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发行伊始,“共和国掌柜”陈云预判到重重障碍:“目前工商业尚未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可能会‘叫’的。”然而,秦润卿非但没“叫”,自家的福源钱庄率先认购了15000份,价值旧币2.5亿元,还动员沪上金融同业“运用集体的力量,量力分担,聚沙成塔”,超额完成206万份的认购任务,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赞不绝口,称其为“金融模范”。无独有偶,朝鲜战争爆发后,福源钱庄经理又自掏腰包,共同捐献1000万元,鼎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众人同心,其力断金。上海解放初期,私营棉纺业遇到资金困难“嗷嗷待哺”,而银钱业好似“夜行迷路”贷款缺失方向,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牵线搭桥之下,开展了两次以私营钱庄为“主力阵容”的联合放款业务,引导游资支援生产建设之急需,减少私营金融机构投资的盲目性:一次加盟的钱庄最多,共有存德、顺康、元盛、致祥、聚康兴、惠昌源等钱庄76家,筹措贷款10亿元;另一次放款金额最大,计有宝丰、福源、振泰、仁昶、信裕泰等钱庄28家,集聚资金100亿元。而后一次因有公营银行注入贷款,碰擦出“公私合营”的第一道火花。

  这个时期,私营钱庄在业务上得到政府一定的支持,如被准许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内汇业务,资金调拨上得到便利与优待;被准许在某些地区(外埠)设立分支机构;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一定数额的拆款等。而且,通过公股董事参加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促使劳资双方开诚协商,讨论精简节约和改善经营方式等问题,使劳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整合。

  穿新鞋,走新路,成为那个时期私营金融业主的行为自觉。自上海财经金融工会挂牌成立后,秦润卿执掌的福源钱庄也建立了基层工会,钱庄64名职员全部入会,“以主人翁的态度推动业务,摆脱过去的买办性、封建性、投机取巧作风,为人民服务,帮助社会发展和工业基础。”事实上,秦润卿一贯作风务实低调,为人谦和亲民,与职员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密”,他表示“希望每日晚上谈话,不分阶级,不拘礼教,坦白地交换意见”。工会的成立逐步取代了原先的董事会,钱庄职员坐进了本来只有董事、经理才能参加的业务会议会场,提高了职工在钱庄中的地位,当涉及公私关系的纠纷时,由劳资协商会议用“公私协商”的办法解决。钱庄每年还按职员工资比例,提取1.5%的文教经费,用于工余开设银行会计、合作经济、速记、俄文等课程的文化培训。

  上海私营金融业联营集团纪念手册

  秦润卿的生活,依然蛰居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咸宁里”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即便年事已高,德隆望尊,他仍每天坚持步行到钱庄视事,以至于其他经理也不得不放弃某些“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改变乘坐小汽车的习惯,或者解雇了原来给他们拉车的黄包车夫。有人劝秦润卿在家里多多休息,有事可以上门请教,他说:“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关怀照顾,我怎能无功受禄?”

  早于整个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2年,私营银钱业最先实现全行业改造,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破土而出,秦润卿被推选为副董事长,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同年7月1日,他把钱庄厚厚的账册移交给了黄浦区政府财贸办公室,还将自家的藏书楼“抹云楼”房产以及4万余册家藏图书捐赠国家。经过清产核资,程氏钱庄(包括福源、福康、顺康三家)净资产在上海钱业中稳居前三,程氏家属也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与程家同存共荣的秦润卿,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程觐岳的临终托付。

  从此,上海的钱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收进了金融词典。

  (本文摘自2019年第5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