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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丘逢甲、林仔肩与同文学堂族群冲突

2019-6-10 09:05:3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陈晓平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陈晓平:丘逢甲、林仔肩与同文学堂族群冲突

  1903年底丘逢甲在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与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次年以两人退出学堂宣告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史学者将丘逢甲的对手林仔肩贬称为“守旧势力”,大误,林仔肩实际是比丘逢甲更加激进的维新人士。本文将证明,同文学堂事件纯粹是族群冲突,与维新、守旧无关。

  抗日保台英雄丘逢甲

  林仔肩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祖籍广东镇平的台湾进士丘逢甲领导义军抗日保台,失败后内渡,清廷安排他在海阳(潮州潮安)入籍。作为抗日英雄、著名诗人,丘逢甲为文学史学者所追捧,对丘逢甲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所谓“丘逢甲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这个结论则是错误的。错误的形成,跟丘逢甲的“自我封圣”有关。他离开汕头同文学堂是与林仔肩冲突所导致的,在后来的文字里面绝口不提林仔肩的首创之功,有意地把自己放在创始人位置上。21世纪以来,学者夏晓虹、陈荆淮、钟佳华等学者已作出有力考证,否定了丘逢甲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说法,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错误仍在继续流传。

  1899年底杨鲁、丘逢甲等创办潮州岭东同文学堂,不久停办;几乎同时,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1901年5月邀请丘逢甲出任监督(校长),学堂在他主持之下大有起色,1902年改称“汕头岭东同文学堂”。1899年底潮州、汕头同时存在着两家“同文学堂”,丘逢甲是在两年后才加盟汕头学堂的。

  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旧址

  杨鲁(1875-1936),字守愚,广东澄海县冠山乡人,监生,受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的推动,1899年底联合丘逢甲、何寿朋等在潮州府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因招生情况不理想而迅速停办。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文会会员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潮州学堂停办后,杨鲁也转战汕头学堂。1904年春,杨鲁因考中举人而离开,进入官场,清末曾署黑龙江省巴彦州知州,入民国后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

  1899年冬,丘逢甲在给惠潮嘉道沈守廉的信中说:“汕埠闻亦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丘逢甲集》第810页)。这是丘逢甲没有参与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最有力证据。如果是他实际领导创办,怎么也不会用一个“闻”字。

  潮州、汕头两家同文学堂之创生,都受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推动。“同文学堂”这个校名并非平地起惊雷,不过模仿“同文会”在广州创办的“同文书院”,“同文书院”也是从所谓中日“同文同种”的套话脱胎而来。“同文学堂”当时也写成“东文学堂”,所谓“东文”,指的是日文。汕头同文学堂先后两个日文教习山下稻三郎、熊泽纯之助,都是同文会会员。(桑兵:《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2001年,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广泛征引日本东亚同文会文献,作了如下准确表述:

  久游中国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先于省城广州设立广东东亚同文书院,自任院长……又遣杨守愚往潮州,商议潮汕办学事。虽因东文学堂最终定于潮州开办,而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澄海人林梁任等,仍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这就是丘逢甲与人书中所说:“汕埠闻亦创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东亚同文会报告》,也因此刊出《汕头同文学堂、广东同文书院及潮州东文书院(学堂)》三校并列的报道。……潮州东文学堂虽中途天折,广东同文书院也因高桥谦1900年的回国与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的撤消而解体,幸有汕头同文学堂仍在艰苦维持,一枝独秀……东亚同文会得自会员的报告也称:“该学堂首倡者为林梁任、丘逢甲、李毓藩等。”初办时,学生总数有35名。不过,因1900年8月唐才常等策划的自立军勤王事被清廷侦破,实际主持学堂事务的林梁任……遭告发,有流亡之意。牵连到学堂,学生不能安心受业,在学人数也骤减到四五名。(夏晓虹:《心关国粹某兴学》,《潮学研究》第8辑,第55-57页)

  林梁任(1865-1936),号仔肩(梓坚),广东澄海县南砂乡人,11岁入村塾,24岁时考入潮州金山书院,为高材生。1895年,汕头发生鼠疫,林仔肩与吴创志等重振同济善堂,发起募捐施药,声名大著。康梁鼓吹维新变法,林仔肩深受影响,倾向新学。林仔肩担任同济善堂司理,故能利用外马路129号善堂前座东西斋创办汕头同文学堂。丘逢甲“挂名董事,但没有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借用同济善堂无疑即林仔肩之力”(陈荆淮:《文献资料所见之岭东同文学堂创办前期史实》)。同文会会员报告虽列出三个首倡者,但还是把林仔肩摆在第一位。

  同文学堂创始人林仔肩

  1901年春,丘逢甲屈就潮阳东山书院,正在谋求更好位置,曾有意去广州时敏学堂,但“探悉时敏局面不如汕学,又中间消息参差,故辞彼就此,亦以就远不如就近,就生不如就熟也”(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四)。他接受同文学堂聘请,放弃去时敏学堂的机会,主要是跟杨鲁本来很熟,与林仔肩也有交往。

  林仔肩与丘逢甲一样,属于康、梁维新阵营,而论思想之激进、言论之大胆,林仔肩则远在丘逢甲之上。1899-1900年,林仔肩发表致知新报馆书、《祭六君子文》、《上十八省总督书》,公开祭奠为戊戌变法而死的六君子,谴责慈禧囚禁光绪帝,号召各省总督团结起来废黜慈禧、恢复光绪帝权力,与康有为、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相呼应。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是一些丘氏拥趸有意抹黑。

  林仔肩《祭六君子文》

  主持学堂事务的林仔肩因被人告发,学堂原有教员各自回乡,只剩林仔肩一人在苦苦撑持。或许是当时的地方官网开一面,林仔肩有惊无险,继续维持学堂。1900年初,丘逢甲曾代表林仔肩等人写过一份禀帖给道台,申请给学堂立案,接着受命到南洋宣慰华侨,回国后遭丧子之痛回镇平老家闲居,次年初到潮阳东山书任教。1901年5月13日,山下稻三郎回到汕头学堂,向林仔肩建议请丘逢甲出山,重振学堂。5月19日,林仔肩前往潮阳,说动丘逢甲加盟,学堂很快恢复了元气。8月29日,朝廷宣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汕头同文学堂因废八股后,来报名者甚众”(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三),形势对新式学堂十分有利,因之英才聚于一堂,学生达到100名之多。为满足教学需要,这一年冬天同济善堂迁往新马路,将全座建筑让给同文学堂。(杨勉:《汕头同文学堂始末》)

  冲突缘起

  1903-04年,学堂总理丘逢甲、值理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事件的触发点,是聘请下一年度分教习上的分歧。当时的同文学堂组织上有三个层次:董事会由地方绅商组成,大都是六邑会馆与同济善堂绅董,平时主要负责筹款;总理、值理组成的团队负责庶务、稽查;监督、总教习等组成教务团队。除日本教习、外省教习、蒙学教习不计外,原有本省教习8人,杨鲁(澄海)、姚梓芳(揭阳)、朱乃霖(澄海)3人为潮籍;监督兼总理丘逢甲(镇平)、总教习何寿朋(大埔),教习刘家驹(大埔)、罗仙俦(大埔)、温丹铭(大埔),皆为客籍,客籍、潮籍比例为5:3,其中掌握实权的监督、总教习皆属客籍。

  分教习杨鲁,因本年考中举人,确定次年春进京参加会试,已经辞任;同时,出于不明原因,另一教习姚梓芳亦提出辞职,董事蔡古愚、陈步銮希望丘逢甲加以挽留,而丘逢甲没有答应。如此一来,同文学堂教习中只剩下1个潮籍人士。火上加油的是,丘逢甲又已决定增聘大埔杨姓出任英文教习,再加上拟议中的王姓学人(疑为丘氏好友王恩翔,梅县人),那么,客籍、潮籍比例将达到7:1。

  学堂董事陈步銮即陈慈黉

  1903-04年潮客冲突的背景,即在如此背景下展开:林仔肩、同济善堂绅董认为学堂是他们创办,使用同济善堂建筑作课室校舍,单建筑费已达1万元,另外潮商捐款近2000元;1901年夏天起丘逢甲担任监督,前后从客籍商人中筹募到5000多元捐款注入学堂,认为客籍人士贡献为多,在聘请教习上偏向客籍人士;学堂招生也偏向客籍,占80%。(1904年4月21日《岭东日报》。)

  汕头一直属于潮州府澄海县管辖,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厅才与澄海分治。同文学堂使用的是潮商建设的同济善堂建筑,善堂又归属六邑会馆管理。所谓“六邑”,指海阳(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揭阳、普宁6县。在以潮籍人为主体的汕头地面,丘逢甲对客籍师生过度倾斜,引起创始人林仔肩不满。

  查办与抗议

  1903年12月29日,《岭东日报》突然刊登丘逢甲《答林梓坚书》,指“学堂冲突,足下实阴为主动,……若必助外人以抗总理之聘教习,反起内讧,则仆诚不知命意之为何矣。……足下之始事共劳,仆何尝不念之?……试问延聘教习,非总理之权乎?且足下负学堂司事之名,一年来所负之义务安在?不过借创办学堂为包揽词讼、嚇诈乡里之举。……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

  丘逢甲自己承认,学堂为林仔肩所创办,学堂冲突起因于增聘教习的不同意见。林仔肩考虑到潮客比例不平衡,向丘逢甲建议聘请普宁人郑国藩,遭丘逢甲反对,丘氏并提议增聘梅县人王恩翔。郑国藩、王恩翔都是拔贡出身,均属于选入北京国子监的优等生。作为学堂总理兼监督,丘逢甲有聘请教习的决定之权,但为学校长期发展起见,必须考虑平衡问题。丘氏虑不及此,而仅仅考虑引用意气相投之人,有其处理不当之处。丘逢甲走后,温仲和继任监督,聘请郑国藩当教习,事实证明他是十分优秀的教员,后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教席30年,声誉卓著。

  双方冲突不断发酵,闹到惠潮嘉道都无法处理的地步,不得不提请两广总督派员查办。总督派出两广学务处学务委员陈开炽、刘士骥到汕头,很快勒令林仔肩退出学堂听候查办。他们在向潮籍学生进行调查时,突发奇想当场出题考试,认为成绩不理想,把考试结果公开张贴于学堂。

  查办委员刘士骥

  丘逢甲自信满满,以为“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不料事情的发展却不幸而言中。1904年4月21日,六邑会馆、同济善堂、保商局、32名士绅及46行商人,几乎囊括了潮籍精英名流,向两广总督发出《潮人三不平》电报,抗议学务处两个委员处置不公。

  电报指出:查办事件的两位委员,不是向潮籍学生了解情况,而是突然出题考问,学生匆促之间回答自然不理想,委员认为学生程度不足,张贴考试结果“讪辱”学生;学堂宿舍仅容80人,客籍学生已占去八成,很多潮籍学生因之不能入读;林、丘交哄,委员已下令查办林仔肩,那么对丘逢甲则“不能概予免议”。潮籍绅商集体在电禀中提出“强合难免后患,不如分办已定人心”,表示希望学堂拆伙。

  《潮人三不平》电报

  最终,学务处委员、澄海知县考虑到办学不易,决定维持学堂,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让丘逢甲自己辞职,对林仔肩继续“查办”,把造成冲突的两个主角调离,任命温仲和为新的学堂监督。温仲和虽也属客籍人,因长期执掌潮州金山书院,资望足以服众。温仲和上任后,立刻调整政策,在教师聘用、招生两方面注意潮、客平衡。汕头同文学堂终于逃脱拆伙的命运。

  1904年7月5日,丘逢甲所委任的同文学堂账房陈伯澄在各方压力下自杀(7月7日《岭东日报》),为这一冲突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据《岭东日报》披露的零星资料,林仔肩曾攻讦丘逢甲账目不清,丘逢甲勒令陈伯澄迅速将进支数目、账簿呈缴,陈则似有难言之隐,接着发生丘逢甲命人殴打陈伯澄之事,并将他扭送到澄海县巡捕厅关押。陈伯澄自杀直接原因虽未能查清,但相信与丘逢甲有一定关系。

  事件实质是族群冲突

  同文学堂事件是一次族群冲突。在此之前,潮客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多在乡间,能量有限。同文学堂潮客冲突则具有更多新时代的特征:双方杂居于同一城市,难以作空间上的区隔;双方都利用报纸、电报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表达诉求;动员的规模属于空前,客家阵营利用报纸制造舆论,潮方则更多利用会馆、善堂这些本地网络,形成全城总动员,并以电报形式直接向总督表达诉求。

  汕头潮人精英全体出动,直接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也与汕头的商人自治传统密切相关。汕头开埠至此40多年,只有一个鮀浦巡检负责治安,没有正式的地方官在市内直接管治,澄海知县、潮州知府、惠潮嘉道、潮州总兵各有权限,多头管理,六邑会馆商人利用这些官员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一定的自治权。

  同文学堂冲突事件发生时,正好碰上两广总督岑春煊勒令汕头商人“报效”。报效本应自愿,非自愿的“报效”实际就是勒索。商人团体利用同文学堂事件发声,向总督显示潮商集体力量,力争减免“报效”。丘逢甲被迫出走,与潮商集体抗争的背景分不开。(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2期)

  族群冲突大多基于利益冲突,对族群冲突的研究应避免过多道德评价。改革开放前期,对丘逢甲的研究呈现一边倒唱赞歌的状况,为塑造其完美形象,直接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掩盖了同文学堂事件的族群冲突实质。冲突事件中,双方所用手段在如今看来都不太体面。应该看到,林仔肩、丘逢甲在办理汕头同文学堂过程中都有贡献,也有过失。白璧无瑕的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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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丘逢甲、林仔肩与同文学堂族群冲突

2019年6月10日 09:05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陈晓平:丘逢甲、林仔肩与同文学堂族群冲突

  1903年底丘逢甲在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与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次年以两人退出学堂宣告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史学者将丘逢甲的对手林仔肩贬称为“守旧势力”,大误,林仔肩实际是比丘逢甲更加激进的维新人士。本文将证明,同文学堂事件纯粹是族群冲突,与维新、守旧无关。

  抗日保台英雄丘逢甲

  林仔肩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祖籍广东镇平的台湾进士丘逢甲领导义军抗日保台,失败后内渡,清廷安排他在海阳(潮州潮安)入籍。作为抗日英雄、著名诗人,丘逢甲为文学史学者所追捧,对丘逢甲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所谓“丘逢甲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这个结论则是错误的。错误的形成,跟丘逢甲的“自我封圣”有关。他离开汕头同文学堂是与林仔肩冲突所导致的,在后来的文字里面绝口不提林仔肩的首创之功,有意地把自己放在创始人位置上。21世纪以来,学者夏晓虹、陈荆淮、钟佳华等学者已作出有力考证,否定了丘逢甲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说法,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错误仍在继续流传。

  1899年底杨鲁、丘逢甲等创办潮州岭东同文学堂,不久停办;几乎同时,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1901年5月邀请丘逢甲出任监督(校长),学堂在他主持之下大有起色,1902年改称“汕头岭东同文学堂”。1899年底潮州、汕头同时存在着两家“同文学堂”,丘逢甲是在两年后才加盟汕头学堂的。

  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旧址

  杨鲁(1875-1936),字守愚,广东澄海县冠山乡人,监生,受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的推动,1899年底联合丘逢甲、何寿朋等在潮州府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因招生情况不理想而迅速停办。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文会会员林仔肩创办汕头同文学堂。潮州学堂停办后,杨鲁也转战汕头学堂。1904年春,杨鲁因考中举人而离开,进入官场,清末曾署黑龙江省巴彦州知州,入民国后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

  1899年冬,丘逢甲在给惠潮嘉道沈守廉的信中说:“汕埠闻亦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丘逢甲集》第810页)。这是丘逢甲没有参与创办汕头同文学堂的最有力证据。如果是他实际领导创办,怎么也不会用一个“闻”字。

  潮州、汕头两家同文学堂之创生,都受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推动。“同文学堂”这个校名并非平地起惊雷,不过模仿“同文会”在广州创办的“同文书院”,“同文书院”也是从所谓中日“同文同种”的套话脱胎而来。“同文学堂”当时也写成“东文学堂”,所谓“东文”,指的是日文。汕头同文学堂先后两个日文教习山下稻三郎、熊泽纯之助,都是同文会会员。(桑兵:《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2001年,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广泛征引日本东亚同文会文献,作了如下准确表述:

  久游中国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会长高桥谦……先于省城广州设立广东东亚同文书院,自任院长……又遣杨守愚往潮州,商议潮汕办学事。虽因东文学堂最终定于潮州开办,而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澄海人林梁任等,仍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这就是丘逢甲与人书中所说:“汕埠闻亦创设东文学堂,与郡城乃一时并举,此亦风气渐开之兆也。”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东亚同文会报告》,也因此刊出《汕头同文学堂、广东同文书院及潮州东文书院(学堂)》三校并列的报道。……潮州东文学堂虽中途天折,广东同文书院也因高桥谦1900年的回国与东亚同文会广东分会的撤消而解体,幸有汕头同文学堂仍在艰苦维持,一枝独秀……东亚同文会得自会员的报告也称:“该学堂首倡者为林梁任、丘逢甲、李毓藩等。”初办时,学生总数有35名。不过,因1900年8月唐才常等策划的自立军勤王事被清廷侦破,实际主持学堂事务的林梁任……遭告发,有流亡之意。牵连到学堂,学生不能安心受业,在学人数也骤减到四五名。(夏晓虹:《心关国粹某兴学》,《潮学研究》第8辑,第55-57页)

  林梁任(1865-1936),号仔肩(梓坚),广东澄海县南砂乡人,11岁入村塾,24岁时考入潮州金山书院,为高材生。1895年,汕头发生鼠疫,林仔肩与吴创志等重振同济善堂,发起募捐施药,声名大著。康梁鼓吹维新变法,林仔肩深受影响,倾向新学。林仔肩担任同济善堂司理,故能利用外马路129号善堂前座东西斋创办汕头同文学堂。丘逢甲“挂名董事,但没有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借用同济善堂无疑即林仔肩之力”(陈荆淮:《文献资料所见之岭东同文学堂创办前期史实》)。同文会会员报告虽列出三个首倡者,但还是把林仔肩摆在第一位。

  同文学堂创始人林仔肩

  1901年春,丘逢甲屈就潮阳东山书院,正在谋求更好位置,曾有意去广州时敏学堂,但“探悉时敏局面不如汕学,又中间消息参差,故辞彼就此,亦以就远不如就近,就生不如就熟也”(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四)。他接受同文学堂聘请,放弃去时敏学堂的机会,主要是跟杨鲁本来很熟,与林仔肩也有交往。

  林仔肩与丘逢甲一样,属于康、梁维新阵营,而论思想之激进、言论之大胆,林仔肩则远在丘逢甲之上。1899-1900年,林仔肩发表致知新报馆书、《祭六君子文》、《上十八省总督书》,公开祭奠为戊戌变法而死的六君子,谴责慈禧囚禁光绪帝,号召各省总督团结起来废黜慈禧、恢复光绪帝权力,与康有为、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相呼应。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是一些丘氏拥趸有意抹黑。

  林仔肩《祭六君子文》

  主持学堂事务的林仔肩因被人告发,学堂原有教员各自回乡,只剩林仔肩一人在苦苦撑持。或许是当时的地方官网开一面,林仔肩有惊无险,继续维持学堂。1900年初,丘逢甲曾代表林仔肩等人写过一份禀帖给道台,申请给学堂立案,接着受命到南洋宣慰华侨,回国后遭丧子之痛回镇平老家闲居,次年初到潮阳东山书任教。1901年5月13日,山下稻三郎回到汕头学堂,向林仔肩建议请丘逢甲出山,重振学堂。5月19日,林仔肩前往潮阳,说动丘逢甲加盟,学堂很快恢复了元气。8月29日,朝廷宣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汕头同文学堂因废八股后,来报名者甚众”(温仲和:《求在我斋集》卷五,叶二十三),形势对新式学堂十分有利,因之英才聚于一堂,学生达到100名之多。为满足教学需要,这一年冬天同济善堂迁往新马路,将全座建筑让给同文学堂。(杨勉:《汕头同文学堂始末》)

  冲突缘起

  1903-04年,学堂总理丘逢甲、值理林仔肩发生激烈冲突。事件的触发点,是聘请下一年度分教习上的分歧。当时的同文学堂组织上有三个层次:董事会由地方绅商组成,大都是六邑会馆与同济善堂绅董,平时主要负责筹款;总理、值理组成的团队负责庶务、稽查;监督、总教习等组成教务团队。除日本教习、外省教习、蒙学教习不计外,原有本省教习8人,杨鲁(澄海)、姚梓芳(揭阳)、朱乃霖(澄海)3人为潮籍;监督兼总理丘逢甲(镇平)、总教习何寿朋(大埔),教习刘家驹(大埔)、罗仙俦(大埔)、温丹铭(大埔),皆为客籍,客籍、潮籍比例为5:3,其中掌握实权的监督、总教习皆属客籍。

  分教习杨鲁,因本年考中举人,确定次年春进京参加会试,已经辞任;同时,出于不明原因,另一教习姚梓芳亦提出辞职,董事蔡古愚、陈步銮希望丘逢甲加以挽留,而丘逢甲没有答应。如此一来,同文学堂教习中只剩下1个潮籍人士。火上加油的是,丘逢甲又已决定增聘大埔杨姓出任英文教习,再加上拟议中的王姓学人(疑为丘氏好友王恩翔,梅县人),那么,客籍、潮籍比例将达到7:1。

  学堂董事陈步銮即陈慈黉

  1903-04年潮客冲突的背景,即在如此背景下展开:林仔肩、同济善堂绅董认为学堂是他们创办,使用同济善堂建筑作课室校舍,单建筑费已达1万元,另外潮商捐款近2000元;1901年夏天起丘逢甲担任监督,前后从客籍商人中筹募到5000多元捐款注入学堂,认为客籍人士贡献为多,在聘请教习上偏向客籍人士;学堂招生也偏向客籍,占80%。(1904年4月21日《岭东日报》。)

  汕头一直属于潮州府澄海县管辖,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厅才与澄海分治。同文学堂使用的是潮商建设的同济善堂建筑,善堂又归属六邑会馆管理。所谓“六邑”,指海阳(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揭阳、普宁6县。在以潮籍人为主体的汕头地面,丘逢甲对客籍师生过度倾斜,引起创始人林仔肩不满。

  查办与抗议

  1903年12月29日,《岭东日报》突然刊登丘逢甲《答林梓坚书》,指“学堂冲突,足下实阴为主动,……若必助外人以抗总理之聘教习,反起内讧,则仆诚不知命意之为何矣。……足下之始事共劳,仆何尝不念之?……试问延聘教习,非总理之权乎?且足下负学堂司事之名,一年来所负之义务安在?不过借创办学堂为包揽词讼、嚇诈乡里之举。……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

  丘逢甲自己承认,学堂为林仔肩所创办,学堂冲突起因于增聘教习的不同意见。林仔肩考虑到潮客比例不平衡,向丘逢甲建议聘请普宁人郑国藩,遭丘逢甲反对,丘氏并提议增聘梅县人王恩翔。郑国藩、王恩翔都是拔贡出身,均属于选入北京国子监的优等生。作为学堂总理兼监督,丘逢甲有聘请教习的决定之权,但为学校长期发展起见,必须考虑平衡问题。丘氏虑不及此,而仅仅考虑引用意气相投之人,有其处理不当之处。丘逢甲走后,温仲和继任监督,聘请郑国藩当教习,事实证明他是十分优秀的教员,后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教席30年,声誉卓著。

  双方冲突不断发酵,闹到惠潮嘉道都无法处理的地步,不得不提请两广总督派员查办。总督派出两广学务处学务委员陈开炽、刘士骥到汕头,很快勒令林仔肩退出学堂听候查办。他们在向潮籍学生进行调查时,突发奇想当场出题考试,认为成绩不理想,把考试结果公开张贴于学堂。

  查办委员刘士骥

  丘逢甲自信满满,以为“汕中绅商岂尽受足下之愚耶”,不料事情的发展却不幸而言中。1904年4月21日,六邑会馆、同济善堂、保商局、32名士绅及46行商人,几乎囊括了潮籍精英名流,向两广总督发出《潮人三不平》电报,抗议学务处两个委员处置不公。

  电报指出:查办事件的两位委员,不是向潮籍学生了解情况,而是突然出题考问,学生匆促之间回答自然不理想,委员认为学生程度不足,张贴考试结果“讪辱”学生;学堂宿舍仅容80人,客籍学生已占去八成,很多潮籍学生因之不能入读;林、丘交哄,委员已下令查办林仔肩,那么对丘逢甲则“不能概予免议”。潮籍绅商集体在电禀中提出“强合难免后患,不如分办已定人心”,表示希望学堂拆伙。

  《潮人三不平》电报

  最终,学务处委员、澄海知县考虑到办学不易,决定维持学堂,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让丘逢甲自己辞职,对林仔肩继续“查办”,把造成冲突的两个主角调离,任命温仲和为新的学堂监督。温仲和虽也属客籍人,因长期执掌潮州金山书院,资望足以服众。温仲和上任后,立刻调整政策,在教师聘用、招生两方面注意潮、客平衡。汕头同文学堂终于逃脱拆伙的命运。

  1904年7月5日,丘逢甲所委任的同文学堂账房陈伯澄在各方压力下自杀(7月7日《岭东日报》),为这一冲突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据《岭东日报》披露的零星资料,林仔肩曾攻讦丘逢甲账目不清,丘逢甲勒令陈伯澄迅速将进支数目、账簿呈缴,陈则似有难言之隐,接着发生丘逢甲命人殴打陈伯澄之事,并将他扭送到澄海县巡捕厅关押。陈伯澄自杀直接原因虽未能查清,但相信与丘逢甲有一定关系。

  事件实质是族群冲突

  同文学堂事件是一次族群冲突。在此之前,潮客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多在乡间,能量有限。同文学堂潮客冲突则具有更多新时代的特征:双方杂居于同一城市,难以作空间上的区隔;双方都利用报纸、电报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表达诉求;动员的规模属于空前,客家阵营利用报纸制造舆论,潮方则更多利用会馆、善堂这些本地网络,形成全城总动员,并以电报形式直接向总督表达诉求。

  汕头潮人精英全体出动,直接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也与汕头的商人自治传统密切相关。汕头开埠至此40多年,只有一个鮀浦巡检负责治安,没有正式的地方官在市内直接管治,澄海知县、潮州知府、惠潮嘉道、潮州总兵各有权限,多头管理,六邑会馆商人利用这些官员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一定的自治权。

  同文学堂冲突事件发生时,正好碰上两广总督岑春煊勒令汕头商人“报效”。报效本应自愿,非自愿的“报效”实际就是勒索。商人团体利用同文学堂事件发声,向总督显示潮商集体力量,力争减免“报效”。丘逢甲被迫出走,与潮商集体抗争的背景分不开。(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2期)

  族群冲突大多基于利益冲突,对族群冲突的研究应避免过多道德评价。改革开放前期,对丘逢甲的研究呈现一边倒唱赞歌的状况,为塑造其完美形象,直接把林仔肩贴上“守旧势力”标签,掩盖了同文学堂事件的族群冲突实质。冲突事件中,双方所用手段在如今看来都不太体面。应该看到,林仔肩、丘逢甲在办理汕头同文学堂过程中都有贡献,也有过失。白璧无瑕的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