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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城人为什么说柳州话?

2019-6-6 09:07:0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扈智超 选稿:郁婷苈

原标题:赣州城人为什么说柳州话?

  在明代,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虽然世代驻守在地方,但所操的方言却远在千里之外,被后人统称为军话。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特殊的汉语方言,主要散布于闽、浙、粤、琼、桂等省。明朝政府把大量官兵派往国家边陲、海防前线或重要地点驻防,因而在驻扎地成家立业,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驻守移民。由于卫所军人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在当地形成孤岛型的小社会,方言岛也随之产生。

  明代卫所军籍制——方言岛的源头

  明代的卫所兵制,乃是吸取中国历代屯田经验,参照北朝府兵制创建,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太祖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都司卫所制度还拥有所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作为一种与驻扎地域紧密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出现了特殊的户籍——军籍。

  明朝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而军籍不单单指男丁,也有家属。世守一地、家属同守与寓兵于农是卫所制与驻地联系紧密的三大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卫所的驻地从设置伊始便固定了下来。都司卫所不仅统辖军士和军余,还要管理数目更为巨大的家属群。从最初设立卫所,军士便是携带家属同赴守地的。以云南都司广南卫为例,该卫初设于洪武二十八年,发展到正统七年时已达“男妇六万余口”,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明代布政司与都司卫所统辖结构比较图 ,某种意义上说,都司可以看作布政司(省),卫、所则分别相当于府和县

  军籍制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朝廷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几乎不能脱籍。这样,卫所城内往往形成了与周围居民迥异的军户群体,其特殊性决定了民户不敢与军户往来,军户亦少与民户接触,军、民既不杂处,亦少通婚。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军政系统管理,卫所城分割地域空间,这两种群体被安置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空间内,保证了军户带来的方言只在军户后代中流传,形成了方言岛。

  这种特殊的户籍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弊端,由于军人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落,逃兵甚多,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此外,世兵制还造成军户与地方不通婚姻、与地方不通方言,使他们与地方产生心理隔阂,没有保家卫国的动力。彼时,边患日趋严重,朝庭急需兵力,不得不改采募兵制。龙山之战是戚继光来浙后的第一场战斗,它暴露出原卫所守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使戚继光下决心重整军备,也为后来招募义乌兵组建戚家军埋下了伏笔。

  明初形成的方言岛——慈溪观海卫“燕话”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浙江西部和南部山区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方言岛。而慈溪市观海卫处于交通便捷的宁绍平原,镇区西北角却产生了不同于周围的方言“燕话”。这个奇特现象便是明代建立的观海卫所造成的。

  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

  明洪武十九年,因“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之故,奏请在慈溪县北部建卫,隶属于浙江都司。次年,信国公汤和亲自督率,在此筑城凿池,并因“海之大观在卫”为由,命名为观海卫。卫下辖龙山一所。龙山之战便是观海卫防区内。《明朝那些事儿》有一错误,龙山在民政上不属于慈溪县,而是属当时的定海县(今镇海)。明朝军事建制和政区不重合是常有的现象。

  浙江都司辖区及卫所图

  置卫之初,驻军来自邻县余姚。余姚同慈溪太近,很多士兵常私自逃回家。朝廷便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此为难题。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度两寨间建城池,置观海卫,兑调福宁卫旗军戍守。”又按《观海卫志》“初以余姚居民戍守其地,县去卫不远,戍者多私归。廷命江夏侯(周德兴)更调福建福宁卫(在今福建霞浦)旗军戍之。”明代宁波府境内有3个卫,分别是宁波卫(位于府城,即今海曙城区)、定海卫(位于定海县城,即今镇海城区)和观海卫。前两者由于建城久远,军户来之前城里就有大量原住民,因而无法形成方言岛;而观海卫则不同,完全是新建的城池,城内居民都是移民,便导致了方言岛的产生。“燕话”就是来源于观海卫建卫时,来自福宁卫的军人移民;当地人传言由戚继光带来,并非史实。龙山之战中,戚继光所带领的观海卫及其下属的龙山所守军,应该便是操此方言。

  观海卫戚继光铜像

  “燕话”之名的确切来源及含义至今未明。有语言学学者专门对“燕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在观城吴语里,“燕”与“暗”是同音的,因而这个闽语方言岛的方言便有了“燕话”这一名称。移民后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会说燕话的较多,主要居住在卫城西北。南门多已不用燕话。中青年会不会讲主要与家长会不会讲相关。不过,会讲“燕话”的中青年有的也讲得不很纯正了。而他们的孙辈大多只会说几个常用的词汇。有的家庭儿子、女儿会讲,但媳妇如果是从十里以外娶来的,就不会讲。双语现象在城里是很普遍的,除了不出门的老太太以外,当时的情况是街面上使用吴语,除了老年人相遇寒暄外,燕话只是在家庭内部使用。总而言之,观城话是在全镇及附近地区通用的方言,燕话的使用范围则限于部分家庭或部分居民。显然,在观海卫镇,观城话是优势方言,而燕话是劣势方言。如今,观海卫一带会讲燕话的只有寥寥几百人,更是加深了它的神秘感,民间还发明了各类传言。如虞洽卿在旧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用把燕话作为交易时使用的暗语;抗战时期,三五支队用燕话情报传递等等。

  燕话的闽东语性质

  闽语方言地图

  明中叶形成的方言岛——赣州西南官话

  与大部分明初形成的“燕话”等方言岛相比,赣州西南官话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很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江西南部的赣州市,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在这里的700多万客家人使用的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令人诧异的是,赣州城内却是通行千里之外的西南官话桂柳片,成为赣南客家大本营中的一块方言岛。

  赣南方言图

  西南官话通行区域为章贡区老城区和信丰县城,使用人口约有30万。

  为何在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话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在相隔不远的赣州城区以及信丰县城存在着两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岛,这可能和军户移民“填水成岛”有关。元明更迭时期,战乱波及到赣南地区,社会动荡之下,人口锐减,四去其三。而在明代中期,明朝廷日益腐败衰微,赣南地区匪患非常严重,社会、经济萧条,更是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而作为赣南地区中心的赣州城,以及信丰县城嘉定镇,同样也是如此。人口大大减少带来的后果,便是使用本土语言的人数的减少,这就为一种新的语言的入驻提供了可趁之机。

  赣州及信丰县历朝户口数

  正德年间,赣州卫所也开始废弛,战斗力低下。据《赣州府志》记载:“武宗正德三年二月,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陈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兵督副使王秩等击之。”明朝在赣南设有一卫,下设信丰和会昌两个千户所,其驻地分别在赣州府治赣州城以及信丰、会昌两县的县城。据《府志》记载:“江西凡三卫,而赣州居其一。卫所之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二十八人。”由此可见,赣州的卫所规模并不小,而如此大的规模所带来的便是大量的狼兵。由于卫所军士基本都是外地抽调,可以想见这些以当兵为职业的柳州狼兵们进入赣南之后,不断地充入当地的卫所军籍,或从家乡迁来家属,或在当地娶妻繁衍,就地屯垦,卫戍地方。即使妻子是当地人,因旧社会男子在家庭拥有绝对地位,他所持有的柳州官话自然同化了女方原持有的当地客家话。

  江西都司辖区及卫所图

  方言岛形成还可能与王阳明有关。正德年间,正是大儒王阳明巡抚南赣之际,赣州成了他推行心学的试验场。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它讲究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无,所以当时的他提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之观念。在军事平乱的同时,在城内采取“十户联保”保甲制,强行推西南官话等手段肃清奸细,让百姓知道当盗贼、不服从朝廷没好下场,以达到他的从心中不愿做盗贼的目的。而信丰所也仿王阳明在赣州城的做法,强制推行西南官话,以致信丰县城也出现了与赣州城类似的方言岛现象。

  明南赣巡抚辖区图

  会昌县城没有形成方言岛,因清初毁城有关,“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逆命,城罹兵燹”。这种情况下,原先城里的居民不是被杀了,便是逃散了,明代军话也随之消失。顺治七年,新任知县王公洵赴任后,重建县城并召唤本地的乡民入城。这就是会昌因军事之所而有过的西南官话最终却消失了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两个知名度较大的卫所军话方言岛外,还有安徽祁门军话、浙江象山爵溪“所里话”、浙江苍南金乡话、福建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广东深圳大鹏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等方言岛。由于卫所军户,明代就已经开始逃亡;清朝又废除卫所,方言保留至今已属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军话基本已处于濒危的状态之中,使用人口大部分在2万以下,许多地区的军话已沦为家庭用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方言会逐渐磨损自身的特点,向强势方言趋同,或者干脆放弃自身的方言,转而使用强势方言。曹志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岛都属于弱势方言,只要假以时日,它们的消没于强势方言之中,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幸的是,军话作为典型的濒危汉语方言,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调查和研究。

  参考资料:

  游汝杰、徐波: 《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

  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

  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刘蕾:《城里城外话不同——论赣州地区西南官话方言岛的形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10月

  钟永超:《赣南官话语音及其系属考察》,南昌大学,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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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城人为什么说柳州话?

2019年6月6日 09:07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赣州城人为什么说柳州话?

  在明代,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虽然世代驻守在地方,但所操的方言却远在千里之外,被后人统称为军话。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特殊的汉语方言,主要散布于闽、浙、粤、琼、桂等省。明朝政府把大量官兵派往国家边陲、海防前线或重要地点驻防,因而在驻扎地成家立业,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驻守移民。由于卫所军人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很容易在当地形成孤岛型的小社会,方言岛也随之产生。

  明代卫所军籍制——方言岛的源头

  明代的卫所兵制,乃是吸取中国历代屯田经验,参照北朝府兵制创建,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明太祖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都司卫所制度还拥有所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作为一种与驻扎地域紧密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出现了特殊的户籍——军籍。

  明朝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而军籍不单单指男丁,也有家属。世守一地、家属同守与寓兵于农是卫所制与驻地联系紧密的三大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卫所的驻地从设置伊始便固定了下来。都司卫所不仅统辖军士和军余,还要管理数目更为巨大的家属群。从最初设立卫所,军士便是携带家属同赴守地的。以云南都司广南卫为例,该卫初设于洪武二十八年,发展到正统七年时已达“男妇六万余口”,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明代布政司与都司卫所统辖结构比较图 ,某种意义上说,都司可以看作布政司(省),卫、所则分别相当于府和县

  军籍制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朝廷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几乎不能脱籍。这样,卫所城内往往形成了与周围居民迥异的军户群体,其特殊性决定了民户不敢与军户往来,军户亦少与民户接触,军、民既不杂处,亦少通婚。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军政系统管理,卫所城分割地域空间,这两种群体被安置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空间内,保证了军户带来的方言只在军户后代中流传,形成了方言岛。

  这种特殊的户籍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弊端,由于军人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落,逃兵甚多,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此外,世兵制还造成军户与地方不通婚姻、与地方不通方言,使他们与地方产生心理隔阂,没有保家卫国的动力。彼时,边患日趋严重,朝庭急需兵力,不得不改采募兵制。龙山之战是戚继光来浙后的第一场战斗,它暴露出原卫所守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使戚继光下决心重整军备,也为后来招募义乌兵组建戚家军埋下了伏笔。

  明初形成的方言岛——慈溪观海卫“燕话”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区内方言悬殊的地区是适于方言岛生存的土壤。浙江西部和南部山区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方言岛。而慈溪市观海卫处于交通便捷的宁绍平原,镇区西北角却产生了不同于周围的方言“燕话”。这个奇特现象便是明代建立的观海卫所造成的。

  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

  明洪武十九年,因“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之故,奏请在慈溪县北部建卫,隶属于浙江都司。次年,信国公汤和亲自督率,在此筑城凿池,并因“海之大观在卫”为由,命名为观海卫。卫下辖龙山一所。龙山之战便是观海卫防区内。《明朝那些事儿》有一错误,龙山在民政上不属于慈溪县,而是属当时的定海县(今镇海)。明朝军事建制和政区不重合是常有的现象。

  浙江都司辖区及卫所图

  置卫之初,驻军来自邻县余姚。余姚同慈溪太近,很多士兵常私自逃回家。朝廷便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此为难题。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度两寨间建城池,置观海卫,兑调福宁卫旗军戍守。”又按《观海卫志》“初以余姚居民戍守其地,县去卫不远,戍者多私归。廷命江夏侯(周德兴)更调福建福宁卫(在今福建霞浦)旗军戍之。”明代宁波府境内有3个卫,分别是宁波卫(位于府城,即今海曙城区)、定海卫(位于定海县城,即今镇海城区)和观海卫。前两者由于建城久远,军户来之前城里就有大量原住民,因而无法形成方言岛;而观海卫则不同,完全是新建的城池,城内居民都是移民,便导致了方言岛的产生。“燕话”就是来源于观海卫建卫时,来自福宁卫的军人移民;当地人传言由戚继光带来,并非史实。龙山之战中,戚继光所带领的观海卫及其下属的龙山所守军,应该便是操此方言。

  观海卫戚继光铜像

  “燕话”之名的确切来源及含义至今未明。有语言学学者专门对“燕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在观城吴语里,“燕”与“暗”是同音的,因而这个闽语方言岛的方言便有了“燕话”这一名称。移民后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会说燕话的较多,主要居住在卫城西北。南门多已不用燕话。中青年会不会讲主要与家长会不会讲相关。不过,会讲“燕话”的中青年有的也讲得不很纯正了。而他们的孙辈大多只会说几个常用的词汇。有的家庭儿子、女儿会讲,但媳妇如果是从十里以外娶来的,就不会讲。双语现象在城里是很普遍的,除了不出门的老太太以外,当时的情况是街面上使用吴语,除了老年人相遇寒暄外,燕话只是在家庭内部使用。总而言之,观城话是在全镇及附近地区通用的方言,燕话的使用范围则限于部分家庭或部分居民。显然,在观海卫镇,观城话是优势方言,而燕话是劣势方言。如今,观海卫一带会讲燕话的只有寥寥几百人,更是加深了它的神秘感,民间还发明了各类传言。如虞洽卿在旧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用把燕话作为交易时使用的暗语;抗战时期,三五支队用燕话情报传递等等。

  燕话的闽东语性质

  闽语方言地图

  明中叶形成的方言岛——赣州西南官话

  与大部分明初形成的“燕话”等方言岛相比,赣州西南官话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很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江西南部的赣州市,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在这里的700多万客家人使用的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话。令人诧异的是,赣州城内却是通行千里之外的西南官话桂柳片,成为赣南客家大本营中的一块方言岛。

  赣南方言图

  西南官话通行区域为章贡区老城区和信丰县城,使用人口约有30万。

  为何在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话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在相隔不远的赣州城区以及信丰县城存在着两个西南官话的方言岛,这可能和军户移民“填水成岛”有关。元明更迭时期,战乱波及到赣南地区,社会动荡之下,人口锐减,四去其三。而在明代中期,明朝廷日益腐败衰微,赣南地区匪患非常严重,社会、经济萧条,更是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而作为赣南地区中心的赣州城,以及信丰县城嘉定镇,同样也是如此。人口大大减少带来的后果,便是使用本土语言的人数的减少,这就为一种新的语言的入驻提供了可趁之机。

  赣州及信丰县历朝户口数

  正德年间,赣州卫所也开始废弛,战斗力低下。据《赣州府志》记载:“武宗正德三年二月,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陈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兵督副使王秩等击之。”明朝在赣南设有一卫,下设信丰和会昌两个千户所,其驻地分别在赣州府治赣州城以及信丰、会昌两县的县城。据《府志》记载:“江西凡三卫,而赣州居其一。卫所之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二十八人。”由此可见,赣州的卫所规模并不小,而如此大的规模所带来的便是大量的狼兵。由于卫所军士基本都是外地抽调,可以想见这些以当兵为职业的柳州狼兵们进入赣南之后,不断地充入当地的卫所军籍,或从家乡迁来家属,或在当地娶妻繁衍,就地屯垦,卫戍地方。即使妻子是当地人,因旧社会男子在家庭拥有绝对地位,他所持有的柳州官话自然同化了女方原持有的当地客家话。

  江西都司辖区及卫所图

  方言岛形成还可能与王阳明有关。正德年间,正是大儒王阳明巡抚南赣之际,赣州成了他推行心学的试验场。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它讲究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无,所以当时的他提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之观念。在军事平乱的同时,在城内采取“十户联保”保甲制,强行推西南官话等手段肃清奸细,让百姓知道当盗贼、不服从朝廷没好下场,以达到他的从心中不愿做盗贼的目的。而信丰所也仿王阳明在赣州城的做法,强制推行西南官话,以致信丰县城也出现了与赣州城类似的方言岛现象。

  明南赣巡抚辖区图

  会昌县城没有形成方言岛,因清初毁城有关,“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逆命,城罹兵燹”。这种情况下,原先城里的居民不是被杀了,便是逃散了,明代军话也随之消失。顺治七年,新任知县王公洵赴任后,重建县城并召唤本地的乡民入城。这就是会昌因军事之所而有过的西南官话最终却消失了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两个知名度较大的卫所军话方言岛外,还有安徽祁门军话、浙江象山爵溪“所里话”、浙江苍南金乡话、福建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广东深圳大鹏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等方言岛。由于卫所军户,明代就已经开始逃亡;清朝又废除卫所,方言保留至今已属不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军话基本已处于濒危的状态之中,使用人口大部分在2万以下,许多地区的军话已沦为家庭用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方言会逐渐磨损自身的特点,向强势方言趋同,或者干脆放弃自身的方言,转而使用强势方言。曹志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岛都属于弱势方言,只要假以时日,它们的消没于强势方言之中,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幸的是,军话作为典型的濒危汉语方言,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调查和研究。

  参考资料:

  游汝杰、徐波: 《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

  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

  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

  刘蕾:《城里城外话不同——论赣州地区西南官话方言岛的形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10月

  钟永超:《赣南官话语音及其系属考察》,南昌大学,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