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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华夏新生——重思殷周之变

2019-5-22 11:52:00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硕 选稿:桑怡

  原标题:李硕:华夏新生——重思殷周之变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莽荒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蕞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殷。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黄土掩埋着商王朝最后的都城废墟:殷墟。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着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17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15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古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殷都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噩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今山西、陕西地区),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部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数千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近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

  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周方伯”甲骨拓片(“贞王其又大甲,周方伯,,卤正,不左,于受有佑。”)(周原甲骨H11:84)

  这是一片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拓片,上面卜辞的大致内容是:商王向先王太甲献祭,询问是否适合“册周方伯”(册封周人首领为方伯);“伯”字后面那个较复杂的字形,是手抓着一个女子,下面放着一个接血的盆子,这是占卜时献祭的方式;占卜结果显示一切吉利。然后,应当是商朝使者带着这片甲骨去册封周方伯,它就是商王朝的任命文书。至于发布这个册命的商王是哪一位,受封的周方伯又是哪一代(古公、季历或文王),就不好判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片甲骨的出土地就是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到的周原地区;这片甲骨和其他西周前半期的甲骨存放在一起,可能于西周中期被掩埋。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有“用羌”内容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

  

  甲骨文拓片(“贞用羌于祖乙正”)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烧灼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文王周昌到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使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在黄河以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殷都,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

  (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很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渠道传向殷都,而商朝占

  卜官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殷都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

  文王诸子这次去殷都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殷都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殷都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殷都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正常不过。

  

  “卯五羌”甲骨文拓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殷都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至少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殷都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还有些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鄂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曾表示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永远无法获知。

  


  “羌二方白(伯)其用”甲骨文拓片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决心。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殷都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癫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异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独占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开心,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献祭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身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殷都,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殷都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殷都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殷都。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检查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殷都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殷都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甚至吃过了伯邑考的肉酱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殷都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要么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要么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本文摘录自《孔子大历史》,李硕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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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2日 11:5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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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古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殷都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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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部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数千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近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

  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周方伯”甲骨拓片(“贞王其又大甲,周方伯,,卤正,不左,于受有佑。”)(周原甲骨H11:84)

  这是一片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拓片,上面卜辞的大致内容是:商王向先王太甲献祭,询问是否适合“册周方伯”(册封周人首领为方伯);“伯”字后面那个较复杂的字形,是手抓着一个女子,下面放着一个接血的盆子,这是占卜时献祭的方式;占卜结果显示一切吉利。然后,应当是商朝使者带着这片甲骨去册封周方伯,它就是商王朝的任命文书。至于发布这个册命的商王是哪一位,受封的周方伯又是哪一代(古公、季历或文王),就不好判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片甲骨的出土地就是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到的周原地区;这片甲骨和其他西周前半期的甲骨存放在一起,可能于西周中期被掩埋。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迎娶姜姓的夫人,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有“用羌”内容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

  

  甲骨文拓片(“贞用羌于祖乙正”)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烧灼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文王周昌到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使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在黄河以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殷都,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

  (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很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渠道传向殷都,而商朝占

  卜官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殷都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

  文王诸子这次去殷都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殷都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殷都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殷都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正常不过。

  

  “卯五羌”甲骨文拓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殷都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至少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殷都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还有些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鄂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希伯来圣经》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曾表示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永远无法获知。

  


  “羌二方白(伯)其用”甲骨文拓片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决心。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殷都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癫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异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独占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开心,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献祭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身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殷都,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殷都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殷都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殷都。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检查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殷都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殷都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甚至吃过了伯邑考的肉酱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殷都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要么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要么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本文摘录自《孔子大历史》,李硕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